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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呼而触动真情者乎？在迎春意中，甚至以为“只有嬷嬷说（教训）我的，
没有我说嬷嬷的”。以致邢夫人批曰“胡说”（谓嬷嬷有不是，小姐应以主
教仆。见第七十三回）。由这些例证，清楚表明芹书所写悉为满俗，这在汉
人家里，是大不相同，没有这么样对下的。
再如，书中有黑山村庄头乌进孝。此亦满制。庄头是凶恶的二地主，权
力极大，每年给主家多少东西，全凭他“赏”；莫可奈何，据说有极可讶的：
一大片果木林，年终只“进上”四个大苹果了事！（我闻东北满族旧家一老
太太亲述如此）。有些“评红者”，大讲乌庄头的“被剥削”、“受害者”，
让人看了真是啼笑皆非。汉俗并无庄头之名。
生长南土的，有的虽然当了洋教授，却不大明白清史北事，硬说芹书写
的都是南方生活习俗。幸有金启孮先生写过一篇《红楼梦中的北俗》，从多
个方面论证了书中所写，悉为满俗。名篇在上，铁案如山，我此处就可以不
再絮絮而列了。
雪芹笔下，有一句话点醒：“当年太祖皇帝仿舜巡。”这是暗指康熙大
帝的六次南巡的盛举。为什么要说仿舜？盖此乃尊满之词义，因满族被宋明
时代汉人呼为东夷，加以歧视轻视。清代满族皇帝极不愿人使用“夷”字，
严防引起民族隔阂纠纷（所以荷兰的“红夷大炮”也得改书为“红衣大炮”
了！）①，而雪芹却为“东夷”找着了一个最光辉的大舜。故在雪芹意中，华
夏之文教，自古亦苞系满洲在内。因此巧妙地（而又隐避地）用他的生花之
笔大写满俗，却又不让人感到任何突兀特异，真是一位绝世的奇才——他原
是“八斗”之才的曹氏的真后代。
以上说的是显而易见的迹象。迹象的深处，实在还有更要紧的质素。姑
就浅陋之见，略一敷陈。
芹书的全部大旨，是“谈情”。此情并非男女恋情之狭义，而是最博大
的仁爱之襟抱——此义我屡论之，凡拙著中皆涉此要点，兹不复云。借此伟
大情怀，欲为历史妇女一吐幽愤之气，雪芹发奇论，惊俗骇世，胆敢贬男褒
女，一反往常。此意由何而生？论者往往援引古作，寻找重女的文词典故，
而依我愚见，雪芹之极重女性，正从满族一大特殊观念而来——尊女。
对于这一点，宜作出较为全面和深入的论述，满学方面的文献，并非全
无记载与讨论，惜我目坏太甚，已不及广引详征，只能申其大意。所谓尊女，
原是个复杂的历史社会问题，非本篇故事文所可胜任，但就个人的感受而言，
至少可以肯定一点：满族之尊女，远过于汉人。
在中华文化上，对待女性的态度这一个重大课题早应有专著论述发明。
论古史话，伏羲与女娲并列，女娲的代表意义（创造、功绩）较之伏羲还要
重要，也许远古“知有母，不知有父”的母系社会是个尊女的源头。但是传
说中神农教民稼穑，嫘祖始创蚕桑之道，这就是“男耕女织”的中华生产和
生活制度结构的“纲常”，决定着一切派生的道理与观念，到《诗经》时代，
“后妃”作为“代表”，占了重要地位，还有很多抒写妇女情怀的篇什，不
妨拿汤显祖的一支曲来“概括”一下，倒是方便法门——
论六论，诗经最葩：不嫉妒，后妃贤达。更有那咏鸡鸣、伤燕羽，泣江
皋、思汉广，洗净铅华。没多些，只这无邪二字，付与儿家。（《牡丹亭》，
陈最良为杜丽娘讲授“诗教”）
这都是“好样的”，表现了尊女崇德的态度。另一条文学源流，如《楚
辞》一系（后衍化为辞赋），则出现“美人香草”、“朝云暮雨”的诗境化
了（超越现实）的女性观念，从此逐步衍变为“佳人才子”这一类型的文学
内容。其结果，“佳人”最多不过是为“才子”增添幸福的享受品，或者“名
花美人”，都是高级的欣赏对象罢了，女性的“本体性”很少得到理解和表
① 曹寅《楝亭别集》中，连“鸱夷子”也改书为“鸱彝子”。其例可参。
达，的的确确是一种“附属品”了。等而下者，就有了“美人祸水”、“淫
乱污秽的贬女、辱女、弄女的”作品，而以小说为主要体裁和宣传阵地。我
之愚意：在真正的男耕女织的社会本体中，女子的地位与尊重度，并不如此
低下，恐怕正是工商资本经济的发达而逐渐以女子为“玩物”的风气与观念
开始泛滥，明代的淫秽小说、俗曲的兴盛，是其结果，也反过来促进、加剧
了重男轻女的社会意识。而僻处东北、生产经济落后的满族，则与此不同，
妇女的体质、教养、参与生产的方式与作用，都与汉族妇女越来越显得不一
样了，还保持着古朴醇厚之风。在家庭中，未出嫁的少女姑娘，地位尤其特
别，受到格外的尊重与礼让①。她们都很有才干，喜欢男装打扮，与男子争胜。
她们不是“玩物”或“欣赏对象”，没有汉族女人的自卑感，至少不那么沉
重剧烈，这一切，使早已满化了的曹氏家庭，对妇女的观念便与中原和江南
的汉人有异，而雪芹正是在他一身承受满汉两大文化的冲突和融合的强烈激
荡和反省，感到了妇女处境与命运的巨大问题，因此立意要写一部以传写“闺
友闺情”的弘篇伟著。他有意贬男赞女的思想原因很多，但是满族文化中的
妇女地位与作用，特色与美德，肯定是众多原因中的重要一个。
从这一角度和层次来看《红楼梦》，便可以更为清楚地觉察它具备满族
文学的资格，而不是我个人的强行“移汉就满”的臆说。
再如，有一个很大而突出的矛盾，“评红”家们都回避了：既然说《红》
书是“反封建”的伟大作品，如何其中特别注重礼节礼教呢？——都是浓笔
重彩，详细交代座次、辈份、亲疏、内外。。的一切礼仪，有条不紊。为什
么？从古以来，哪部文艺作品中对此这样地重视与欣赏过？要解答这个问
号，我意仍须从满族文化去寻找真源。满人最重礼，这种礼，由于来自古老
社会中，带着显著的封建性，但是同时又表现着满族的一种美德，即重人而
克己，谦虚而诚敬。这一内涵，是不能因为“封建性”而整体打倒消灭的。
无礼，不知礼，不讲礼，不以昧礼为可耻，是一个民族素质堕落的可悲现象，
并非“小事一段”、“末节细故”。自古号称的文明之邦，倘抽掉了礼，则
“文明”不知是何“形象”了！
由这一层来说，雪芹之书与历来的汉族文学就不尽同科，他突出这个礼
的程度与热情，不是一般的偶然的现象。这就也是满族文化的一大反映。在
《红楼梦》书中所显示的，子女的教养，并不是由生母直接掌管。简单的（低
品级的），即由乳母负责；有条件的（高级次的），则另有专职，即所谓“教
引嬷嬷”，她不是管喂奶的，专管抚养教导（礼法，做人，处事）。教引嬷
嬷，多的还不止一个，贾府的哥儿和姑娘，都有两三个“嫫嫫”——这和通
常与“女仆”混义的“老妈子”并非一回事。“嫫嫫”记音最确，“嬷嬷”
已较易与“妈妈”淆混了，而满语是meme，而非mama。应注意，《戚本》概
书嫫字。此为满语满制，汉人焉见有此？高到皇太子，则有“八母”，即四
奶母，四教母，——而雪芹之曾祖母孙夫人，正即康熙幼时的保姆嫫嫫之一
（重要的）。雪芹笔下巧用“八公”一词，混人耳目，其实质不过是指康熙
① 在这一方面，《红楼梦》表现得同样清楚。金启■先生纪述满族军营家族，每晨起，兄之遇妹，必致问
候，亲切而尊敬，几乎是对客待客的词气。后人的解释，说是因为满洲少女有入选进宫、一直到升级为后
妃的可能，故而不敢不为特别礼遇云。我自然不敢说并非如此，但觉得这至少是后来加上去的原因之一罢
了。真正的伦理、社会因由，宜作更深入的（科学的）探讨与阐发才是。雪芹开卷举女娲，已含深意，全
书所写，主眼是女中才俊，即年尊的贾母也是一例。这些，悉涵满俗内容，并非一般笔墨。
大帝的八姓乳保之内务府家世。
以上都说明一个事实：芹书内涵，满族文化居主，汉俗次之。这种事实，
只能靠真红学来考辨证实——真红学其实就是中华民族文化学的一个专门分
科。许多人不识此义，误以为红学只是一种小说文艺学。再“进”一步，还
把真红学当作“误入歧途”、“不懂文学”的“错误方法”与“立场观点”。
这就把一门严肃的艺术，搅得稀烂，是非颠倒，真伪莫辨。其流弊不可胜言。
本文十分粗浅，但旨在揭明：红学是建筑在史学、民族学上的一门重要
文化学，而非一般文艺论。从红学史来看，事情饶有意味而大多数“红学专
家”所不知着眼的，正是满学与红学的关系。《红楼梦》本来不是一般的小
说故事，它具有极大的特殊性，最初的赏音题咏者，绝大多数是满人，正因
为他们一见“如故”，十分亲切，以致后来竟出现了“无非糟蹋我满人”而
恨之入骨的论调，这除了误解芹旨而外，恰好“歪打正着”，说出了那书是
写满俗的真相至理。直到清末，慈禧酷喜此书，并自比贾太君，其理亦同—
—满族有才干的老太太的“互赏”于异代。近年新睿亲王后裔金寄水著《王
府生活实录》，荣郡王后裔金启孮著《北京郊区的满族》，二书都大量引录
《红楼梦》书文以相印证，再次表明了我之愚意不是妄揣。清代早期“红学
萌芽”，实以乾隆帝之“明珠说”为滥觞（意在掩饰真内容）。以后发展为
“索隐”一大流派。此派演化到辛亥革命先后之际，便又出来“排满”之说，
“反对满人”与“糟蹋满人”先后对映，可谓“奇致”！但正在此处，显示
了欲研红学绝不能抽掉其中的满学内涵。
胡适先生创立了所谓“新红学”，厥功甚伟。他从考证作者和版本下手，
可谓探骊得珠。但他的红学见解又实甚浅薄（只看见曹氏文学艺术的家庭环
境，与“坐吃山空”的败落“原因”），而且，二十五年间，并无多大进展。
其故安在？恰在于他不懂也不肯深研满学，所以再也深入不下去，陷于（满
足）停顿。
以后的专门以西方文艺理论来对待红学的，连胡氏的那样初步的研索也
强烈反对，加之批判，当然更谈不到红学须与满学密切联系结合的认识。因
此，多年以来，红学的进境并不是像所想像的那样收获丰硕。真正的——即
真正科学的红学，必须是史学、民族（交流关系）学、文艺学、哲学、文化
学的有机综合的高层次的学科，而不是任何单一肤浅的几条知识概念所能代
替冒充的把戏（做做文章）。
红学中的每一支分科，如曹学、脂学、版本学、探佚学、结构学，都离
不得满学。满学的发展与深入，必能带来红学的迈进或者突破。
＇补记＇
我主张《红楼梦》应当从满族文学的角度去看待与研究，是强调文学艺
术的个性与特殊质素，这并不等于“缩小”了它的意义的广度。《红楼梦》
不但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瑰宝，而且早已属于全世界了，它的价值并不因为研
究的角度、层次而有所“窄化”，故无须多虑，正如莎剧，谁都承认是全人
类的精神财富，可是谁也不会认为“莎学”只要研究文学的“共性”和一般
性，而不要深入探讨它的民族文化方面的特征特色，明代通俗文学，能产生
《金瓶梅》，而产生不出《红楼梦》。此二者的巨大差异（思想、感情、风
格、境界、气味）又因何而生？这就得从三百年的清代历史——满汉融会而
寻其根源脉络，浑沦、笼统的评论，是隔靴搔痒，掠影浮光的。文康的《儿
女英雄传》该是满族文学了吧？而它是《红楼梦》的“直系后裔”，又怎么
否认后者的“族属”呢？
辛未四月初旬写记于红庙
中国文化思想——“三才主义”
一命题的提出
三才，华夏古词；主义，西方今语。如今组而合之，倘能见容于时尚乎？
《易·说卦》：
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
——兼三才而两之，故《易》六画以成卦。
三才的观念，见于文字，似当以此为最早。
古人不会说“主义”，晚近出现了这个新名词。“望文”而测之，大约
是主张、宗旨、理论、设想。。等等意思。我借用它，以便说明一种拙见，
即：我以为我们中华文化思想之纲，就可用“三才主义”来表述它。
二浅释数端
古语，字省句短而每协韵，先秦之书其例甚多。此处曰阴与阳，曰柔与
刚，正复如然，而曰仁与义不谐，故疑本当作“曰仁与方”，而后世儒士改
易之。盖方即正，正即义，而“义方”亦连文也。
人人皆知，讲《易》，曰乾阳为天，乾性属刚；坤阴为地，地性属柔。
乃《说卦》之文却言天之道曰阴阳，地之道曰柔刚，这不全“乱”了吗？于
是有悟：——
我中华之人，自古没有机械论，早懂辩证法。盖天之与地，乾之与坤，
对待而言之，则彼阴此阳，彼柔此刚；然其自身本体，又各自具有阴阳柔刚
也。否则，若天只阳，安有秋冬？若地仅柔，讵来山石？讲之难通矣。
由此可推：虽曰人道仁义，亦只对待以言之之理耳，天之与地，又各自
具有其仁义也。《老子》云“天地不仁”，反语也，故天地本具仁心，始有
好生之德。人有屈枉，必呼天以求其直，廉正之官，民皆以“青天”称之，
是天有义方之证也。
三何以必三？
既曰阴阳二气，既曰乾坤两仪了，如何又生出一个“三”来？回答此问，
可借重南朝齐梁间大师刘彦龢的话来帮助，最为简要，他说（《原道》）：
。。仰观吐曜，俯察舍章，高卑定位，故两仪既生矣，惟人参之，——
性灵所钟，是谓三才。为五行之秀，实天地之心。。。
这“参”，是表“三”的动词，意谓“加上去，共成为三”，略如“骖”
字为三驾也。由此可知：
人之所以独有配天地而三之的资格，全在他生来具有性灵。大英雄唐太
宗的文章：“盖闻二仪有像，显覆载以含生；四时无形，潜寒暑以化物。”
这“万品”的“生”与“物”皆不具此性灵，是以总难入列。
一个“灵”，一个“秀”，是人的最大特点，即所以与万品区分的唯一
标准。
然而，这灵这秀，又非人所独专，它不过是二仪的“心”的代表者罢了。
由此又可知，人并非天地之外的一个独立之物，他是天地的一个“部分”，
离开天地，他也就无所谓灵心秀气，也就构不成“三才”了。
这是中华文化思想的第一条根本要义。钱穆先生的最后一篇总结性的论
文有云：
中国文化过去最伟大的贡献，在于对“天”、“人”关系的研究。中国
人喜欢把“天”与“人”配合着讲。我曾说“天人合一”论，是中国文化对
人类最大的贡献。
这是一位大师一生治学的总结论。我因此想，“三才”的命题，也正是
“天人合一论”的一个最早的表述方式。
四才是什么？
依据我国古代近代大学者在文字训诂学上的公认意见，“才”的造字取
象是“草木之初”。草木的“初”，还未长成全形，但它蕴涵着全部的生机
——生命之力，它会从那一初级形态逐步发育成长为枝柯扶疏、花叶茂美的
滋荣旺盛的境界。因之，“才”所表所含的意义是生的能力、质性、品貌、
风采。
后世之人，尤其今日之人，一闻“才”字，大约首先（或仅只）想的是
文才了；但古代的“才”字用法，并不如此狭隘，它的涵量很是广大。比如，
“才具”这一词语，现代少用了，故多不懂为何谓了；而在清代官制上，上
司给属员下个“考语”，说某员“才具平平”，这句话还是习用之词，译为
白话，大致是“才干平庸”，“办事的能力不怎么样”。
在这方面，还有“四才”之目，即：身、言、书、判四项，是做吏够格
的必要标准。我们这一代人，小时候过新年，要玩“升官图”（一种家庭文
娱形式），用一个小小四棱木陀螺，拈转它，俟其转毕“坐”定，其朝上的
面所书何字，便定升迁黜降——那四个字就是：德、才、功、藏。这才，便
指“才具”了。
如再打比喻，“四才”之外，还有“五才”之目。这五才与做官无涉了，
它指的就是五行：金、木、水、火、土。
你看，学例到此，“才”的涵量，包括着性能与表现，蕴涵与施展，灵
智与风貌。。假使让古人来讲“铀有放射性”，那么就会是“铀之才也放射”
焉。
五天地的心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