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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飞机到天镇轰炸扫射。９月初，日本关东军东条纵队本间旅团和铃木旅团沿平绥路西犯，进入天镇县境内。９月６日，晋绥军战略防线主要阵地盘山（位于城东南８里处）被攻占，天镇县城失去屏障，危在旦夕。在之后几天，日军不断炮击天镇城，每天都听到枪炮声，有时也有飞机在城周围低空盘旋，机翼几乎擦着房顶。面对这种情形，有少数居民家将妇女、老、弱者向山区亲戚家疏散。大部分居民以为有晋绥军守城，日军不可能进城。更有一些富户则是为守财产，不愿离开家。到了１１日下午，形势愈加紧张，白天有日军飞机轰炸，黑夜有大炮袭击，人们惶惶不可终日，有许多人躲藏在自家的防空地窖里，胆战心惊。晚间，担负守城的晋绥军第六十一军二○○旅三九九团，趁着夜色从城西悄悄撤出，天镇城成了一座没有军队防守的危城。
９月１２早晨６时左右，日军从大炮轰坍的城墙东北角豁口爬上城墙。住东北街的刘全义，因为门板被晋军搬上城墙作掩体，清晨上城墙撤自家门板被日军第一个发现，登上城墙的日军一刀将他的头砍落城下。
日军进入城内后，先闯入东北角居民院内群众家里，不分老少，逢人就杀，许多人刚刚起床，还来不及躲藏，就被杀害。仅这一处，日军就屠杀群众百余人。
进入城内的日军兵分三股开始屠杀：一股沿东城墙向南，一股顺北城墙往西，另一股直入城内街巷。他们边走边射击，城内居民死伤无数。后来由于部分群众急于出城抢收庄稼，搬开了堵塞城门的麻袋。这时日军开着坦克、汽车涌进城来。大批日军尾随而入。这些侵略者入城后横冲直撞，杀人成性，先将这２００余名搬完麻袋的居民用枪驱赶着囚入北瓮城奶奶庙中，对这些无辜同胞用刺刀追杀，一时人群乱作一团，哭喊声、惨叫声响成一片。人们挣扎着，呼喊着，向庙门口冲去。日军见状就向人群密集射击，２００余名徒手民众一个个、一群群地倒了下去，就连守庙的一名和尚也未能幸免。
上午９时许，日军在城内四处鸣枪，搜杀逃散在街巷中的难民。西北街贺贤等１４人被日本兵逼到一个院里残忍杀戮，贺贤抱头躲闪，身中９枪，因未伤致命处，死里逃生。对于日军的暴行，贺贤永远不能忘记。回忆起那悲惨的一幕，他泣不成声，痛苦地说：“八月初八那天约是清晨五时半左右，听到城东北方向炮声四起，一阵紧似一阵，后来炮声不响了，只听见枪声和哭叫声。胆大的出街一打听，才知日军已从轰坍的城东北角进来了，时间约早晨六时许（平时人们做早饭的时候），后来听见街上有汽车、坦克声，知道大部分日军从北城门进来了。上午９时许，我听见附近各家有日军砸门声，我刚想躲藏起来，谁知已来不及了，我的腿还未迈出家门，大门已被打开了，日军比划着把我叫出去，又连着走了几个院户，连我在内一共叫出１４个人后，由７名日本兵把我们逼到紧靠我家的高明院内，让我们站成一排，７个日本兵七条枪同时开火，我当时也不知是害怕还是怎么的，下意识地抱着头躲闪，身中数枪，昏倒在地。后来我母亲等人将我抬回家后，我才醒过来，经家人检查，我身上有９处伤：左胳膊６处，头部、右手中指、背肩胛部各１处，养了好长时间才幸存下来。至今，我的背肩胛部仍留有明显的伤疤。被日军打死在家里、院内的人到处可见，仅我知道的就有隔壁王三和吴三的儿子。”
同街姓马的一个大院里十几口人，除一名８岁幼女受枪声惊吓昏倒在同院一位７０多岁的老奶奶死尸旁幸存外，其余皆惨遭枪杀。街上一位年轻的母亲，正坐在炕沿边给孩子喂奶，被日寇一枪打死，倒在地上，天真、可怜的婴儿竟爬在血泊中的母亲身上含着奶头吮吸，因吸不出奶汁哭叫，母亲的鲜血染红了不懂事的孩子，其状目不忍睹。
南街慈光楼和北街实业银行等古建筑被烧毁。西街“积厚成”、“庆福元”、“德庆隆”、“义和成”、“天德公”等商号，店门大开，货架狼藉，货物被抢掠一空，不值钱的货物弃掷满街。抢劫后，日军又将这２０余间店铺浇上汽油点燃，顿时，火光四起，浓烟滚滚。
大批日军进入城内中心后，便三五成群，挨门逐户勒令开门，如应声稍迟或探头张望者，即遭枪杀。日军闯入民宅，肆意抢掠奸淫。东南街一位姓马的老翁，因与日军争夺一件新皮袄而惨遭杀害。
日军每到一家，对男人都要搜身，其用意一是怕暗藏武器，二是要白洋。
东南街王炽和被一名日军挑开衣扣，浑身上下搜了个遍，因未搜出白洋被打得死去活来。同街一位姓阎的姑娘，出嫁吉日已临近，被几名日军轮奸后扔入水坑。更有甚者，一些日军在光天化日之下，公然强奸妇女，一位年仅十五六岁的张姓少女，被７名日军轮奸后，揪住双腿，活活分尸。西南街郭举子被日军逼着撕掉西街马王庙墙上的抗日标语后，也遭杀害，郭的儿子见状爬在父亲尸体上边哭边怒骂日军，也被杀头。东北街一位老人眼见日军逼来，无处躲藏，慌忙中从炕上拿起一把剪刀自杀。王面匠一家３口人，在日军的屠刀下，为保全尸，先后投井自尽。
第三部分 晋北血案：天镇城惨案第9节 集体屠杀
从上午１０时许，日军分别在四条街道沿门逐户地将难民驱出，分别押往南街马王庙、西城门云金店前、北城门外摄神庙三处，展开了一场骇人听闻的集体屠杀，使一座古县城顿时变成了人间地狱。
日军在南街逐户撵出５００余名男女老幼，全部赶到南街路东侧马王庙前，男、女分别被押在马路东、西两侧跪着。南、北、西三面架着机枪，四面有日军把守，阴森恐怖。马王庙分里外两院，里院有一个长２丈５尺、宽深各１丈５尺左右的大坑子（晋绥军留下来的防空掩体）。日军比划着先让阎毅、张凤祥等五名地方绅士进庙，当即被刺杀在坑内。随后又有几批被撵进庙院，人们只见有进去的，没有出来的，不知鬼子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后来有人间或听到几声惨叫声，方知鬼子在下毒手。有几个胆大的青年想偷偷溜走，当即被看管的日军拦回。杀人成性的日寇在里院坑后站成一排，端着刺刀，在指挥官的指挥下，一齐动手，刺刀从人们的背部穿至胸前，再一使劲，便把尸体挑入坑内。
刽子手们杀累了，就吃喝一气。后来嫌群众穿着衣服不好刺，就强令人们进庙前脱掉衣服，有的人被连捅十几刀，最多的被捅了３２刀，大坑堆满了尸体，用棉被盖实，上边压上大石块。
余下的尸体，又逼迫活着的人将其堆在房里，然后再杀，直到死尸堆满了三间房子。
马王庙里有一个山药窑，一些急于逃命的人想跳进去躲藏，被日军发觉后，一阵刺刀猛刺，挑入窑内，直至尸体堆满。日军犹恐有活人逃出，又把窑边一堵土墙推倒，将窑口盖住。日军从上午１０时一直杀到下午１时许，除路西侧跪着的妇女、小孩被放回外，３００多名男子几乎被杀尽（内中有跟随大人的十几名儿童），只有极少数人死里逃生。于进海身负七处伤，待晚上无人看守时，从死人顶层爬出，解下死人的裤带作绷带，包住伤口逃回家里。教员任定国身中１１刀，幸存下来。孙天仁的右肋、左颈、右手腕被刀刺伤，跌进死人堆里，至晚上才逃出。西南街瓒和两个儿子、一个孙子，一家三代四口，均被惨杀。孙子高辅，年仅１３岁，被刺杀在炕沿。第二天他苏醒过来后，口渴难忍，挣扎着爬进北屋，在被日军砸烂的半截水缸前喝了几口残留的脏水后，因流血过多死亡。
与马王庙惨杀几乎同时进行的还有城西门南侧的大屠杀。城西门附近路南云金店前有一片空地，东、北、西三面皆是民房。日军将从西南街、西北街赶出的３００余名成年男子集中到此。日军在店前高台阶上用一挺机枪对着人群，然后分１０人一批，用机枪狂扫，顿时积尸成垒，尸堆下流出来的血，殷红了土地。住在附近的侯二，虽双目失明也被拉出残杀。张月鲜家在西城门南侧住，全家死了９口。张进恩在逃跑时被日军追上用东洋刀砍断腿，张怒视着敌人高喊：“给爷爷一个痛快吧！”被枪击而死。魏科子的头被刀劈为四瓣而死。住在西门附近马路南侧的张风有，在大屠杀前出来担水，两个儿子不放心跟随在后，被忽然从东面大街上过来的一伙日军撞见，一名日本兵端起机枪扫了一梭子，父子３人倒在血泊之中。加上云金店前大屠杀，张家共有９口人丧生。与张风有隔路在对面开车铺的吴唐（张女婿），眼看亲人被杀，在敌人向他逼近时，他不畏强暴，以车锛为武器，利用车铺中堆放的杂物作掩蔽，与敌周旋，接连砍死４名日军后壮烈牺牲。
同日上午１１时左右，一股日军将从东南街周牌楼巷一带搜查出的４０余名男人赶进西城门瓮圈城墙洞里，周炬、吴正德抗拒入洞，被当即枪杀。接着敌人用机枪封锁住洞口，向洞内难民接连扫了三梭子子弹后，又扔进去一枚手榴弹。因洞正中间设有一厚实木门框掩蔽，有１０余人死里逃生。周炳是其中的幸存者之一，回忆日军进村后的残忍和逃生经过，他说：“日军一进院就照着我脸上甩了一记耳光，我家一只狗因吠叫也被日军当下用刺刀刺死。一名日本兵将我浑身上下摸了个遍，未搜出什么东西，另一名模样像军官的用手枪戳着我的脑袋，让我跟他们走，就这样沿门逐户地搜查了半上午，共赶出了４０多名成年男人，由七八名日军押着向西城门走去。走到西街上，我看到街面上的几家店铺门窗洞开，货架空空，脚底马路上纸片乱飞，花花绿绿的小百货商品被弃掷满街，间或看到有几名日本兵怀里抱着抢到的东西。当我们一过离西城门不远的石头桥，就看见云金店南面一片死尸，血流遍地，目不忍睹。我的心一下子紧缩起来，心想：在这里崩我们呀！谁知敌人并没有让我们停下，而是把我们一直带到城门南面的一个城墙洞口前，用枪比划着让人们进洞，走在最后边的周炬（我本家兄长）和吴正德抗拒入洞，被日军用枪当即打死在洞外，然后，日本人把轻机枪稳在洞口瞄着人们，洞里的人一个个十分害怕，只顾往里缩。洞中有一厚实的木质门框，我刚好被挤到门框里边，利用门框刚好遮住半个身子，我当时抱着活不成的念头，蹲着用双手捂着耳朵，敌人接连向洞里射了三排子弹，在射第三排子弹时，我右胳膊中了一弹，弹头直穿进我贴身穿着的棉背心棉絮里（当时未察觉，是以后跑到薛辛窑歇息时抖落出来的），因是废弹头，未伤着肌骨，只擦伤前胸皮肤。未挤进门框里边的人几乎全倒在血泊中。临走时敌人又扔进一枚手榴弹，在爆炸声中，又有不少人倒下，除十余人侥幸活下来外，余皆被射死或炸死。后来我一直在洞里呆到后半夜，听见城外敌人巡逻坦克开进城后，我才偷偷地从城墙上滑下溜出城去，连夜跑到离城六十余里的崔家山，又辗转到东沙河亲戚家躲避，幸存下来。”
１２日上午，东街、北街的成年男人也被日军从家里赶出来，分别集中在东街大奎阁前和县政府大照壁后两处。在大照壁处，日军当众将张模老两口的头砍下，血淋淋地掷在桌子上，一名日本军官“叽里咕嘟”地喊叫着，威胁民众。后来两处难民共５００余人，全部被反捆双手押到城北洋河北岸狐神庙的一段水壕边。水壕开口约五六尺，水深三尺余。在大屠杀前，人群中有一位叫张四如的老汉料到凶多吉少，就向大家高喊：“哥哥兄弟们，日本人要杀人了呀，能跑就赶快跑吧！”话音未落，即被日军开枪打死。日军仍沿用马王庙大屠杀的方法，将难民分批用刺刀扎入壕内。有几名未被刺死，发出呻吟或惨叫声，鬼子听见后就用刺刀尖朝下乱捅一气。任宏被刺时，顺势倒在死尸上，装成死人的样子才得以逃生。
西北街贺巨恒被连刺五刀，后从昏迷中清醒过来又活了下来，贺巨恒的儿子贺贤在回忆他父亲死里逃生的经过时，十分痛苦地说：“在我被捉之前，日寇喊叫院门时，我父亲贺巨恒前去开门，日寇一进门就把他裤带解下来，将他背绑起来，拖着脱到膝下的裤子，赶到东街旧警察局院内。鬼子在这里集中了老百姓四五百人，又全部驱赶到县城北门外狐神庙前，用刺刀逐一刺杀在一个大水坑内，上面又盖了一层土。我父亲被刺五刀，推倒在坑内的上层，后醒过来，顶破薄土层爬出来。不敢进城回家，就跑到新平村我姨姨家躲藏养了三四个月，保住了性命。据说那次狐神庙前还有几个活下来的。其余四五百人都惨死在坑内。……被日寇打死在家里、院内的人也到处可见。我家隔壁的王三、吴三的小子就是被日寇打死在院内的。”
王振文也在狐神庙屠杀中幸免于难，回忆逃生经过，当时情形如同噩梦，他说：“我家两代４口人都在一批被刺杀的，我被扎了３刀（是后来才知道的），最初一刀是扎在左肩胛骨处，当时只觉得刀尖凉凉的，后来右肋下又被扎了两刀，由于我在中了第一刀后已昏迷过去，所以对身边跪着的二伯、四叔、堂弟是怎么被扎死的情景，就记不清楚了。不知什么时候，我感到脸上像针扎一样的疼，剧烈的疼痛使我逐渐苏醒过来，张开嘴，觉得有水珠掉进口里，等我睁开眼，才知道天正下着雨。看天色，约摸是黄昏时分。我用手一摸，身上有泥土，在我脸边有几株蒲草棒（被日军埋土时连根挖出的）摇曳，不时地抽打着我带血的脸，我这才弄清了刚才疼痛的原因。我用双手撑着下边的尸体试着想爬出来，可是由于腰部伤重，几次都失败了。就在这时候，我身下的尸体竟蠕动起来，还发出哼叫声，他让我往开掀一掀，我身子动不了，只好用手搬他的头，使他头先钻出来。他钻出来后，又往外拉我，我说：‘我在顶层一时死不了，你拉出我也站不起来，还是你先逃命吧！’他向北逃走后，我又昏过去了。后来在模糊中觉得有人在剥我的上衣，我睁开眼一看，原来是东街的王君，他是刚从死人堆里爬出来，因赤着上身，想从死人身上剥件衣服，竟把我当成死人了。后来他硬是将我抱出来，又扶我站起来，在他的搀扶下，我强忍着剧疼，摸黑向东面鲍家屯方向逃去，走到袁才庄的附近，我不慎从崖头掉到河沟里，当时我渴极了，趁机喝了不少河水。王君把我扶上岸后，我们相扶着继续走，走到半夜摸进一间房里，进去后才知道是走错了方向，竟朝南走到了城南门外一处烧瓦盆窑里，在那里我们找了些水喝。王君身受六处伤，下巴底下左右两处均被刺通，喝水还往外漏呢。因离城近，我俩在天亮前就又忍着饥饿和疼痛向南逃去。走到三里屯河湾，我们看到河滩上到处扔着晋绥军弃掷的枪、药包、饼干、衣服等物品，我还拣了些药布和一件布衫。在唐八里村一块西瓜地里，饿极、渴极了的我俩饱吃了一顿西瓜，这时我才发现鞋里已盛满了从身上淌下来的血。就这样，我和王君相依为命，带伤奔走，投亲找友，在外面藏了好长时间，直到伤势稍有好转，城里较为安定时才回到家。”
据几天后去收尸的目击者回忆：大约长３０余丈的一段壕内，几乎填满了横七竖八的尸体，以上事实证明，狐神庙大屠杀遇难者足有５００余人。
１３日上午，日军又接连制造了大操场惨案。实际上，日军在第一天就做好了继续大屠杀的准备工作。屠杀了整整一天的刽子手们，将来不及残杀的难民们，囚控在北城门瓮圈中过夜。
在押送时，为防止人们逃跑，日军将难民们的裤带解下，一个个被反捆手臂，排成一行，因失去裤带，难民们的裤子均掉到膝下，（当地成年人习惯扎裤脚），下身裸露，受尽了屈辱。
更有一些人因迈不开腿走得慢，跟不上队，不时地遭到鬼子的抽打。更可恨的是，日军竟将被他们强迫着担水灭完火的青壮年们也一同囚进了露天的瓮圈中，外面派日军严密把守。可怜的５００余名难民冻饿了一整夜后，等待他们的不是温饱，而是死亡。第二天一早，敌人先从难民中挑出袁美等４０人，每人佩带有“苦力”字样的白布袖章，清理街道上的尸体，也有一部分人被分配到城外拉水，以供日军食用（因城内４０余口水井均有死尸），其余全部被押往东北街大操场附近一个院里。操场中有原先晋绥军挖好的三条大壕，壕深约３米，东西长１１米，南北宽２米，三条壕互相沟通，原用于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