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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他就走正道了吗？”
“啊，那谁知道。他看上去挺老实，对上司们言听计从，但他的确跟朋友们一起染指过几笔不清不楚的交易。他是问题青年，还比较小心。”
“那么还有哪种可能呢？”
“也许是某个狐朋狗友干的。一旦你加入了一个流氓团伙，你若让他们失望了，保不准就有人拿着刀子向你逼来。”
“别的呢？”
“嗯，他在银行的账户有许多钱。人家付的是现钞，没有丝毫线索表明是谁给他的。这本身就值得怀疑。”
“也许是从富勒顿、哈里森和利德贝特律师事务所偷的？”波洛提示道。
“他们说没有。他们有一位特许会计师负责账目并进行监督。”
“而警方也不清楚还有可能是从哪里弄来的吗？”
“对。”
“这个，”波洛说，“也不像乔伊斯目睹的谋杀。”
他念了最后一个名字：“珍妮特·怀特。”
“发现被扼死在从校舍到她的宿舍的一条捷径上。她和另一位教师诺拉·安布罗斯合住一套房子。据诺拉·安布罗斯说，珍妮特·怀特常常感到十分紧张，不时告诉她一年前被她甩掉的某个男人总给她寄恐吓信。关于那个人什么也没查出来。诺拉·安布罗斯不知他的名字，也不知道他具体住在什么地方。”
“啊，”波洛说，“这倒有点像。”
他在珍妮特·怀特的名字旁重重地打了个勾。
“为什么？”斯彭斯问。
“这更像是一个乔伊斯那么大的女孩子可能目睹的谋杀案。她可能认出了受害者是自己学校的老师，兴许还教过她。可能她不认识凶手。兴许她看见两人在搏斗，听到了一个她熟悉的女人同一个陌生的男人之间的争吵。但当时她没有多想。珍妮特·怀特是什么时候被害的？”
“两年半以前。”
“对啦，”波洛说，“时间也符合。主要是没有意识到把两只手放在珍妮特·怀特的脖子上除了爱抚她之外还有可能是要掐死她。但当她慢慢长大时，就渐渐找到了正确答案。”
他看了一眼埃尔斯佩思。“你同意我的推理吗？”
“我明白你的意思。”埃尔斯佩思回答说，“但你这不是绕冤枉路吗？不找三天前在伍德利新村杀害孩子的凶手而找什么几年前的凶手？”
“我们从过去一直追查至未来，”波洛回答说，“也就是说，从两年半以前查到三天前。因此，我们得考虑——毫无疑问，你们已经反复考虑过——在本村参加晚会的人中究竟是谁与一桩旧案有牵连？”
“那么现在我们的目标范围可以缩小一些啦，”斯彭斯说，“要是我们没有弄错，乔伊斯之死的确与那天早些时候她声称目睹过一场谋杀案有关的话。
她是在准备晚会的过程中说那番话的。注意，我们把这当做作案动机有可能是错误的。但我不认为我们弄错了。因此我们可以说，她当时声称亲眼目睹过一桩谋杀案，而那天下午帮忙准备晚会的人当中某个人听见啦，并且一有机会就下了毒手。”
“在场的都有谁呢？”波洛问。
“喏，我给你列了个名单。”
“你已经反复核查过了？”
“对，我检查过好几遍，但是挺难的。列了十八个人。”
万圣节前夜晚会准备期间在场人员名单：德雷克夫人（主人）。巴特勒夫人。奥列弗夫人。惠特克小姐（小学教师）。查尔斯·科特雷尔牧师（教区牧师）。西蒙·兰普顷（副牧师）。李小姐（弗格森大夫的药剂师）。安·雷诺兹。乔伊斯·雷诺兹。利奥波德·雷诺兹。尼克拉斯·兰森。德斯蒙德·霍兰。比阿特丽斯·阿德利。卡西·格兰特。戴安娜·布伦特。加尔顿夫人（帮厨）。明登夫人（清洁工）。古德博夫人（帮工）。
“你确信就这些吗？”
“不，”斯彭斯说，“不敢打包票，没法真正弄清楚。谁能弄明白呢。要知道，不时有人送东西来。有人送了些彩灯，又有人送来一些镜子。还有端着盘子来的。有个人借给他们一只塑料桶。这些人把东西送过来，寒暄几句就走啦，没有留下来帮忙。因而可能会忽视掉其中的某个人，忘了他也在场。而那个人，即使只把桶搁在大厅里的那一会儿功夫，也有可能听见乔伊斯在起居室里说话。你知道吗，她是在大叫着。我们不能仅仅局限于这个名单，但我们也只能如此啦。给你。看看吧，名字旁边我都作了简要说明。”
“非常感谢。再问你一个问题，你肯定询问过名单上的某些人，他们也许也出席了晚会。有没有谁提起过乔伊斯说起目击谋杀案的事？”
“我觉得没有。没有正式记录。你告诉我时我才第一次听说。”
“有意思，”波洛说；“也可以说真是妙绝。”
“显然没有人当真。”斯彭斯说。
波洛若有所思地点点头。
“我得去和弗格森大夫会面啦。他想必手术已做完了。”他说。
他折好斯彭斯列给他的名单装进口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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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弗格森大夫六十上下。具有苏格兰血统，性情鲁莽。他又粗又密的眉毛下面一双机敏的眼睛打量着波洛。他说：“啊，有何贵干？请坐。留神椅子腿，轮子有点松了。”
“我也许应该事先说明一下，”弗格森大夫说，“像这样一个地方任何一点小事也会马上传开啦。带您来这儿的女作家简直把您当成天底下最杰出的侦探来吓唬这里的警官们。这多少也对，是吗？”
波洛回答说：“我一半是来拜访一位老朋友，前警监斯彭斯，他跟他妹妹一起住在这里。”
“斯彭斯？嗯，好样的，斯彭斯。虎背熊腰，有胆识。老式的优秀警官，不贪财，不用暴力，也不笨。绝对可靠。”
“您表扬得恰如其分。”
“啊，”弗格森大夫说，“您跟他说了什么，他又怎么跟您说的呢？”
“他跟警督拉格伦对我一直都不错。我希望您也能如此。”
“我能有什么好不好的呢，”弗格森说。“我对案情一无所知。晚会还在进行，就有一个孩子让人把头摁在水桶中淹死了。好狠毒。不过跟您说，如今杀死孩子的事已是屡见不鲜啦。过去这七到十年中，我已经有多次被叫去看被谋杀的孩子啦，次数太多啦。许多本该严加看管的精神病人都没有人管。疯人院都爆满啦。他们出来啦。说话、行为举止看不出有什么异样，却在寻找着猎物，自得其乐。不过一般不在晚会上作案。我觉得他们下手的机会太多啦，不过即使精神分裂的杀人犯也会爱新鲜。”
“是谁杀死她的，您是否有见解？”
“您真认为我能回答这样一个问题？我总得有证据才行吧？没弄明白哪有发言权。”
“您可以猜测一下。”波洛说。
“谁都可以猜测。要是请我看病，我得猜测此人是否会得麻疹，或者看是吃牡蛎中毒呢还是睡羽毛枕头过敏。我得问些问题，弄清他们吃什么啦，喝什么啦，枕了什么样的枕头，跟哪些孩子们一块玩过。看他们是不是在拥挤不堪的车上和史密斯夫人或者罗宾逊夫人的孩子们站在一起，这几个孩子都得了麻疹；如此等等。然后我说大概是怎么回事，当然只是一种可能性。跟您说吧，看病就是这么看的，不能操之过急，得搞清楚了才行。”
“您认识这个孩子吗？”
“当然认识，她是我的病人。这里有两个大夫；我自己，还有莫拉尔。恰好我是雷诺兹家的家庭医生。乔伊斯嘛，是个很健康的孩子，得过孩子们常得的小病，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吃得太多，也说得太多啦。话多对她没什么危害。吃得太多使她患上以前称为胆汁病的一种病，偶尔发作。她得过腮腺炎和水痘。别的就没有了。”
“您说过她有这种嗜好，兴许在某个场合她又多嘴啦？”
“您就是为这个而来的？我听人说起过，您的意思是她多嘴招来了杀身之祸？”
“可以成为一种动机，一种理由。”
“哦。是啊，就算对吧。可是还有不少别的理由。如今一般都把神经受刺激作为答案。怎么说呢，法庭上往往这么宣布。她死了谁又能得到什么呢，也没有人恨她。不过我觉得如今您用不着在孩子本人身上找原因，原因在别的地方，原因在凶手的心中。在于他的精神错乱，或者生性歹毒，或者孤僻乖张，怎么说都行。我不是精神病医生，有时候我都听腻了这句话：‘要求出具精神病医生的报告。’一个小伙子偷偷溜进某个地方，打碎了玻璃、偷威士忌或者银器、把老妇人头部击伤等等，都会有人提出这一要求。如今事实是什么样的已不重要啦，就是要求精神病医生出具证明。”
“但在这桩案件中，您觉得谁有可能需要精神病医生出具报告呢？”
“您是指那天晚上作案时在屋里的人中？”
“对。”
“凶手一定在场。是吧？要不也不会出谋杀案，对吧？他在客人当中，在帮忙的人之中，或者事先已起了歹心从窗户钻进去的。说不定以前去过那里，四处探察过一番，兴许把那屋里的门栓的情况摸熟了。好好看看你的孩子，他想杀人，司空见惯啦。在曼彻斯特就有一起，六七年之后才真相大白。那男孩子才十三岁，想要杀人，他就杀了个九岁的孩子，偷了辆车开到七八英里外的一片小树林中，把她的尸体烧掉，然后溜掉啦。据我们所知，从那以后到他年满二十一岁他没有再干过坏事。告诉您吧，我们只是听他自己这么说，说不定还继续干过这类事呢，很可能干过，说不定他就是有杀人的癖好。也别以为他已经杀了许多人，或者有警察已经找过他啦，但是不时他就涌起这种冲动。精神病医生的报告说是精神错乱期间犯的谋杀罪，我是想要说明这桩案件就是其中一例。反正就是这种事。谢天谢地我不是精神病大夫，我有一些朋友是精神病大夫，他们中有些还挺理智；有一些呢——我不客气地说，他们自己都该找个精神病大夫诊断诊断啦。杀害乔伊斯的家伙很可能出身于体面人家、举止文雅、相貌堂堂。人们做梦也想像不到他会有什么问题。抓起一个又甜汁又多的红苹果，一口咬到核，突然邪恶之心骤起，宛如一只猛兽向你摇头摆尾而来？许多人都有这种倾向。应该说如今这种人比过去多多啦。”
“而您没有怀疑对象？”
“我总不能伸长了脖子，没有证据随随便便就认定谁是凶手。”
“不过，您还是承认肯定是参加晚会的某个人下的手。没有凶手哪来什么谋杀案呢。”
“有一些侦探小说中当然比比皆是。兴许您那位可爱的作家女士就是这么描写的。而在本案中我承认，凶手一定去过现场。可能是某位客人，某位帮忙的人，或者从窗户跳进去的什么人。只要事先细细研究过窗户有没有栓上就很容易办到。说不定哪位疯子突然觉得在万圣节前夜的晚会上杀个人挺新鲜挺来劲儿呢。您得从这儿入手是吧？看看参加晚会的都有谁。”
浓密的眉毛下一双眼睛对准波洛不停地眨着。
“我本人当时也在，”他说，“去晚了一步，只是随便瞧瞧。”他使劲地一点头。
“这是个问题，是吗？就跟报纸上的公告似的：‘在场的人之中——有一位是凶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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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波洛抬头看着榆树小学，禁不住心中连声称赞。他估计请他进门并把他带进校长的书房的可能是位秘书。校长埃姆林小姐从桌旁站起来欢迎他。
“久仰大名，波洛先生。见到您真高兴。”
“您太客气啦。”波洛说。
“我从一位老朋友布尔斯特罗德小姐那里听说过您。她是草坪坝中学的前任校长。也许您还记得布尔斯特罗德小姐吧？”
“谁会忘了她呢。真是个了不起的人物。”
“对，”埃姆林小姐说。“是她使草坪坝中学名声大振。”她微微叹了口气说，“如今学校稍微有些改变。宗旨不同，方法也不同啦，不过还是一个很有特色，既在不断进步又保持了传统的学校。哦，对啦，别老提这些陈年往事吧。不用说，您是为乔伊斯·雷诺兹之死来找我的。我不知您是否对此案有什么特殊兴趣。我觉得您平时好像不大负责这类事情。您大概是认识她或者她家的人吧？”
“不，”波洛回答说，“我是应一位老朋友阿里阿德理·奥列弗夫人之邀请来的。她在这里小住了几日，参加了那天的晚会。”
“她的书娱乐性很强。”埃姆林小姐说，“我也碰见过她一两次。哦，如此说来，讨论起来就简单多啦。既然没有个人感情的因素在里面，我们就开门见山吧。发生这种事实在可怕极了。照说发生这种事简直不可能，相关的孩子们都半大不小的，没法归入哪个特别的类型。说明跟凶手的心理状态有关。您说呢？”
“不，”波洛回答说，“我觉得是一场谋杀，跟一般谋杀案没什么两样。
有作案动机，也许动机还很卑鄙。”
“的确如此。那么是为什么呢？”
“因为乔伊斯的话。我听说她不是在晚会上说的，而是那天早些时候一些大孩子和帮忙者帮着做准备的时候说的。她大声宣告她曾经目击过一场谋杀。”
“有人相信她吗？”
“总的来说，没有人相信。”
“八成是这样的。乔伊斯——坦白地跟您讲吧，波洛先生，我们也不想让不必要的感伤混淆视听——她是个非常一般的孩子。既不太笨也不怎么聪明。
坦率地说，她完全控制不住自己，老撒谎。我并不是说她特别狡诈、不诚实。
她并没有故意避免报复，也不管别人看不看得出来。她只是吹牛，胡诌些从未发生过的事，借此镇住那些听她吹牛的朋友们。结果呢，他们当然渐渐都不相信她那些离奇的故事啦。”
“您是说她吹牛说目睹过一场谋杀案，想借此显得很了不起，来引起某个人的兴趣？”
“没错。而且无疑她想引起阿里阿德理·奥列弗的注意……”
“看来您觉得乔伊斯根本没有目睹过什么谋杀案？”
“我非常怀疑。”
“您的意思是全是她瞎编的？”
“也不是。也可能她真的目击过一场车祸，或者有人在高尔夫球场上被球击伤了——她可以添油加醋地把它加工成一个很令人震惊的事件，一桩早有预谋的谋杀案。”
“因此我们惟一能肯定的是凶手参加了万圣节前夜的晚会。”
“那当然，”埃姆林小姐镇定自若地说，“那当然。从逻辑上讲，理当如此，您说呢？”
“您觉得谁会是凶手呢？”
“这是个十分敏感的问题，”埃姆林小姐回答说，“怎么说呢，参加晚会的孩子们大多数在九至十五岁之间，我想他们都是或者曾经是我校的学生。对他们我应该有所了解。同样，对他们的家庭背景也有所了解。”
“我听说贵校有位教师一两年前被掐死了。凶手没有找到。”
“您是指珍妮特·怀特吗？大约二十四岁，是个多愁善感的姑娘。据我所知，她独自出门，也许是安排好了跟某个年轻人约会。她挺有魅力，追求她的男人不少。凶手没有查出来。警方询问了许多年轻人，采取了各种办法调查，却找不到任何证据起诉其中的任何一个人。从他们的角度讲很不满意。应该说，从我的角度讲也是的。”
“您同我的原则一致。我们都对谋杀持坚决反对意见。”
埃姆林小姐盯着波洛看了半晌。她的表情没有半点变化，但波洛觉得她在仔细打量他，心中在掂量着什么。
“您的话正合我意，”她说，“从报纸上看到的也好。听说的也好，似乎谋杀已经渐渐地确确实实地被一大部分人默认。”
她沉默半晌，波洛也没有说话。他想，她是在考虑下一步该怎么办。她站起身按了按铃。
“我想，”她说，“您最好跟惠特克小姐谈谈。”
埃姆林小姐出去大约五分钟之后门打开了，一位四十上下的妇女走进来。
她赤褐色的头发剪得短短的，走起路来大步流星。
“波洛先生吗？”她说，“我能帮助您吗？埃姆林小姐似乎觉得我能够。”
“要是埃姆林小姐认为如此，那无疑您就能帮我。她的话我完全相信。”
“您跟她很熟吗？”
“我今天下午才第一次见到她。”
“可您对她一见如故，马上就完全信赖她啦。”
“我希望您会说我眼力不错。”
伊丽莎白·惠特克轻轻叹了口气。“嗯。是的。您真的没看错人。我猜大概是有关乔伊斯·雷诺兹之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