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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戒形象很相似。八戒在保护唐僧西天取经的路上，也是常常打退堂，并没有为事业献身的恒心。八戒刚拜过师父，还没出门就先留条后路，“只怕我们取不成经时，好来还俗”，因此常常经不住考验，只要遇到困难，他就耍分行李“先卖了马，典了行囊，买棺木送终散火”。但八戒散伙回家主要还是怕苦怕累，而桑丘则主要是感到受苦受累之后，没有实际利益。八戒虽也贪财，但不象桑丘那样贪财确实为了全家的生存，这大概是一个毕竟是神而另一个的确是人的区别吧。桑丘跟堂·吉诃德游侠，眼界不断扩大，性格也在发展变化。尽管他几次想甩手不干，但感念主人的慷慨忠厚，他还是没有抛弃堂·吉诃德，他“爱他爱得象爱自己心儿肝儿一样，随他多么疯傻也舍不得和他分手”。桑丘虽然不懂得舍己为人的抽象理想，但他懂得为主人服务应当吃苦耐劳，应当尽忠尽诚，因而他不愧为讲求实际的最忠诚纯朴的侍从。
桑丘的自私利己在第一部中表现得十分突出。比如，第二十三章中，堂·吉诃德将路上捡到的钱赏给他，他便喜笑颜开，“吻了堂吉诃德的双手谢赏”。他把钱箱的每一个角落都搜遍，把鞍垫的“每一条缝都拆开，每一撮羊毛都理过，生怕忙中有错”，他找到一百多个金艾斯古多，感到“跟了这位好主人受到种种饥寒劳累，都不冤枉了”。当他看到主人煞费苦心地找失主，就很不乐意，嘟哝着“还是别白费力气，让我保留了那笔钱吧。原主将来自会出现，不用钻头觅缝地找。到那时候，大概钱也花光了”，真是既狡黠又纯朴。为了当上总督，桑丘怂恿堂·吉诃德抛弃心上人杜尔西内娅，改同“米戈米公娜公主”结婚。他听主人说不愿结婚时，非常生气，觉得太不象话了，他大声喊：“您结婚吧！赶快结婚！但愿魔鬼也作成您这件事。现成落在您手里的王国，您就拿下吧……以后怎样，管他妈！”在他看来，堂·吉诃德做了国王，他自然而然可以做个伯爵或总督，这是极端利己主义的表现。当他被堂·吉诃德狠揍一顿之后，依然痴心不改，还冒着危险“入情入理”地做堂·吉诃德的“思想工作”，“您不管怎样且跟她结婚，以后还可以回去找咱们的杜尔西内娅小姐；有几个妃子的国王，这世界上多的是啊。至于美貌，我并不在乎。”真是令人又好气又好笑，难怪堂·吉诃德怒斥他是“胡说八道的小人” （第一部三十章）。桑丘不仅自私，而且贪吃贪睡。自从得到准许随时可以吃喝之日起，桑丘经常骑在驴背上，“把褡裢袋里的东西取出来，慢慢儿跟在主人后面一边走一边吃，还频频抱起酒袋来喝酒，喝得津津有味，玛拉咖最享口福的酒馆主人见了都会羡慕。” （第一部第八章）一看到财主卡麻丘婚宴上的山珍海味，桑丘口水直流，接过厨子送给他的鸡鸭，马上“狼吞虎咽”，好象从未吃过东西似的。所以，堂·吉诃德称他是“天下第一馋坯”。一旦酒足饭饱，桑丘倒头便睡，无论寒冬盛夏，也不管室内野外，他睡得安安稳稳，又甜又香。但是桑丘跟着他的好主人不断受其影响，现实的磨炼使他乐善好施、纯朴善良的特性逐渐发展，后来也不那么贪财了。尽管在游侠过程中，他经常挨饿，可还是拿出面包、干酪送给无依无靠的牧童；当他看到一位老囚徒哭得很可怜时，忙“从怀里掏出一个当四的银瑞尔来周济他。”他的同乡摩尔人李果德要他一起回村，把埋藏的财宝挖出，并答应给他二百个金艾斯古多，桑丘说：“我可以帮你干这件事，可惜我不贪财了……即使当场给我四百，我也不去。”并引用俗语说，“保住应得之利，谈何容易；贪求非分之财，自己招灾。” （第二部五十四章）
桑丘虽然也胆小怕事，但并不缺少勇夫气质，这种两重矛盾的性格都统一于他注重实际的特性之中。他的胆小逃避，往往是由于主人所从事的是不顾客观实际、满脑子幻想的疯狂冒险。堂·吉诃德居然疯狂地要同雄狮决斗，桑丘劝阻无效，只好“不停手地打着他的灰驴往远跑”；堂·吉诃德与众多的囚犯大战，他就“躲在驴子后面”，逃避袭击；堂·吉诃德放走了苦役犯，他立刻劝主人赶快逃走，免得被“神圣友爱团”抓去吃苦头。因为他懂得现实中“神圣友爱团”的恐怖，为了照顾主人荒唐的勇敢和自尊心，他很讲究劝说的艺术，说“回避不是逃跑。凶险很大、出路很少的场合，死挺着算不得聪明。聪明人留着自己的身子等待来日，不在一天里拚掉性命。” （第一部二十三章）当公爵在深更半夜弄出些妖魔鬼怪来戏弄他们主仆时，桑丘也很害怕。看到树林中点点鬼火和阴森惨厉的魔鬼号角，桑丘“索索发抖”，再加上可怕的炮声、枪声、呐喊声、车轮声，“桑丘吓破了胆，晕倒在公爵夫人的长裙边上了。”这一方便表现了桑丘的胆小，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公爵城堡那种超出现实人想象的恐怖气氛。桑丘以他朴素的现实感力图把他主人从虚幻的想象中拉回尘世，使他主人免吃许多苦头。当堂·吉诃德与风车大战时，桑丘及时提醒他，“您仔细瞧瞧，那不是巨人，是风车”。当吉诃德翻滚在地，不能动弹时，桑丘赶忙相救，并痛心地说：“天啊！我不是跟您说了吗，仔细着点儿，那不过是风车。除非自己的脑袋里有风车打转儿，谁还不知道这是风车呢？” （第一部第八章）当吉诃德把两队羊群当作军队，听见萧萧马嘶、悠悠角声、咚咚鼓响时，桑丘很清醒地说，“我只听得公羊母羊的叫声，没听见别的。”堂·吉诃德不顾劝告，朝他心目中的敌军勇猛冲击时，急得桑丘大声喊叫：“堂吉诃德先生，您回来！我对天发誓，您冲杀到羊群里去了！您回来！我的亲爸爸都倒足了霉呀……您这是干什么呀！”（第一部第十八章）当他发现假扮的“米戈米公娜公主”的真象时，感到他主人的“国王”、他的“伯爵”都烟消云散了，十分懊丧，赶忙告诉他主人“你会看到公主变了一个名叫多若泰的民间女人”。他不相信主人所说的“这里的事全都是魔法支使的”，因为他亲眼看到客店里的所有人都和他一样有筋骨有肉，亲耳听到他们的对话都是那么真真切切。 （第一部三十七章）但是他的“现实观察”总被吉诃德先生强有力的“理性想象”击得粉碎。每当堂·吉诃德的确处于现实的危难关口，或者实际战斗有可能取胜时，或者收拾残局、缴获战利品时，桑丘总是勇猛地冲上前去，丝毫也不怯懦胆小。当一群牧羊人与堂·吉诃德打架（不是打仗），并死死卡住堂·吉诃德脖子时，桑丘勇敢地冲上前去，“抓住牧羊人两肩，把他推倒在席面上”，把对方踢得“浑身青紫，满面流血”。要不是桑丘拚命相助，堂·吉诃德早就被人掐死了 （第一部五十二章）。释放“囚犯”那回，也幸亏桑丘的英勇善战，他及时砸碎了犯人枷锁，否则难以对付众多官兵。在涉及到自己的利益时，桑丘也是绝不相让。第一部四十四章中写到，理发师来抢夺马鞍，桑丘“一手抓住驮鞍，另一手在理发师脸上打了一拳，打得他满口流血”，并振振有词地声称，“这些东西是我主人堂吉诃德由合法战争赢来的战利品。”第二部第六十章中，堂·吉诃德为了杜尔西内娅消灾脱难，硬要解桑丘的腰带鞭打他，桑丘“忙跳起来，扑上去一把扭住，挥拳就打；又伸脚一勾，叫他摔了个脸朝天，然而把右膝跪在他胸口，捉住他双手，叫他动弹不得，连呼吸都困难。”并且引经据典地说：“‘我没有废君立君，不过是保卫主人’——我就是自己的主人”。应当说，这铿锵之声反映了他日益觉醒的民主意识。总之，桑丘的胆小与勇敢是以现实的真实、现实的利益为依据的，与其说他是个现实主义者，不如说他是个机会主义者。桑丘的确是物质世界中一个活生生的形象。
桑丘在任“总督”期间，他善良、公正、智慧等正面的性格特征得到了进一步发展，表现了西班牙劳动人民所具有的优秀品质。他大公无私、光明磊落、机智果断，性格显得十分完美。塞万提斯通过桑丘这个形象反映了西班牙人民要求变革的呼声，批判了封建统治阶级的腐朽和愚昧。桑丘十分自信自己治理“海岛”的能力，他对公爵夫人说：“好好儿治理的话不用嘱咐，我生来心肠好，同情穷人……好人我会保护，坏人决不宽容。我认为做官全看一个开头；说不定我做了半个月总督就大有兴味，而且熟练得比我从小熟练的农活儿还在行。”他对公爵的权威提出了挑战，尖锐斥责了公爵们荒诞无聊、不务正业的生活方式。他不赞成公爵们打猎杀生，真可称为十六世纪的“环境保护主人者”。他说：“我就不赞成王公贵人冒着这种危险取乐；况且这类畜牲又没犯罪，杀了它取乐也不应该。”公爵却恬不知耻地说，等你做了总督也该把打猎当正经，这件事大有好处。桑丘毅然反驳：“不见得，‘好总督是断了腿的，他不出家门’。人家有事辛辛苦苦跑来找他，他却在树林里消遣呢，那还象话吗！照那样，他的官还做得好吗？我老实说吧，公爵大人，打猎消遣不是总督的事，是闲来无事的人干的。”他认为任何人都有参与国家管理的权力，而且不会比那些天生的王公贵族们差，表达了对封建秩序的愤慨和唾弃。他说：“因为我有一个灵魂跟别人一般大，也有一个身体不见得小似什么人。要是我有一个国度，我也做得国王，跟任何人做得他国度里的国王一样。”他丝毫不羡慕贵族的荣誉与称号，他当总督时就不许别人称他为“堂·桑丘”。他说，“我不称‘堂’；我家世世代代都没有这个称号”，并且说“看来这座岛上的‘堂’比石子还多呢。可是不要紧……我如果能做上四天总督，说不定把这些‘堂’扫除得一干二净；这成群的‘堂’准象蠛蠓一样讨厌”。 （第二部四十五章）
桑丘在当总督期间，过去那种当官发财的欲望已经让位于革新政治的要求，俨然是一个贤明的政治家。他断案如神，执法如山，“明鉴万里”，改革弊政，废除酷刑，锄强扶弱，堂·吉诃德为之奋斗一生而没有实现的理想，桑丘却实现了。他一上任就碰上了公爵故意设置的几个疑难案件，他凭自己的丰富的人生经验，断得巧妙符合逻辑，断得公平近乎人情，真令人拍案叫绝！他还“制定了几条很好的法令”。如：不准贩卖粮食；准许进口酒，但必须标明产地与牌名，如搀水或假冒牌名，判处死刑；降低鞋袜靴子价格；规定了佣人工资；严禁淫荡的歌曲，不问白天黑夜，唱了一律重罚……等等，真是既“打假”又“扫黄”！难怪“那地方至今遵守，称为‘大总督桑丘·潘沙的宪法’”。 （第二部五十一章）桑丘在现实可能性的基础上为当地人民真真实实地做了几件好事，但由于公爵和镇上的黑暗势力从中“作梗”，他未能完全贯彻落实。他与堂·吉诃德不同，吃过苦头，绝不再重蹈复辙。经过严峻的生活考验，他主动放弃了幻想。他的“辞职演说”十分精彩：“各位先生，请让开一条路，让我回去照旧过我消遥自在的日子吧。我在这里是死路一条，得让我回去才活得了命……请告诉公爵大人，‘我光着身子出世，如今还是个光身；我没吃亏，也没沾便宜’；换句话说，我上任没带来一文钱，卸任也没带走一文钱，这就和别处岛上的卸任总督远不相同了。”他又说，“我凭上帝发誓：不论这里或那里，即使把总督的官儿扣在两只盘子里端给我，要我接受呀，就是要我没有翅膀飞上天。我们世世代代的潘沙都是倔脾气，说了一次 ‘不’，即使错了，也一口咬定‘不’，不理别人怎么议论。”这些话里显示了桑丘在精神上和道德上的最终胜利，表明了真正的国家主人——普通人民管理国家要比那些封建贵族高明和高尚得多。
塞万提斯在桑丘这个人物形象之中寄托了自己的民主思想和治国要廉洁、贤明的政治理想。前苏联文艺评论家卢那察尔斯基也十分赞赏桑丘这个形象，他说：“他可真是个英明的总督。当他放弃总督的权力、说他不需要这个权力的时候，他用平凡的话深深谴责了权力这个观念，谴责了整个官僚制度……这里，塞万提斯好象作了一个预言，好象是为将来说的。在这些人——这些被人们轻视的农民身上，有着多少真正宝贵的善良品质，多少真正深刻的健全的见识啊！”（转引《译文》1955年9月号）桑丘是个可爱又可笑的人物，他真诚纯朴，机智幽默，自私利己又有相当强烈的民主意识和一定的政治眼光。作者把他描写的有血有肉，丰富多彩，是一个令人难忘的典型形象。
堂·吉诃德与桑丘这两个形象相互依存，相互补充，既特殊而又普遍，从而成为世界文学史上难得的一对儿典型。他们二人的奇妙遭遇和他们的奇谈趣论一样，都从堂·吉诃德所思所想和桑丘的所见所闻出发，揭示出了理想与现实的冲突。堂·吉诃德是个失败者，而桑丘是个成功者；桑丘的成功也许侥幸，但堂·吉诃德的失败却具有必然性，无论过去、现在还是未来。整部《堂吉诃德》就是主仆二人“幻想与实际”的二重变奏曲，塞万提斯的绝妙展现与人物塑造，为我们描绘并揭示了人类精神的困惑和悖论：超越抑或回归？大概“鱼与熊掌不可兼得”，在物欲横流的世界上芸芸众生们大多做了桑丘。因此，请别再嘲笑他！
塞万提斯的其他重要作品
塞万提斯在其坎坷贫困的一生中，目睹了十六、七世纪西班牙社会的腐朽与黑暗，亲身体验了社会下层人民的痛苦生活，对人民的渴望与要求有深切的理解，因而他能以深刻的社会洞察力和卓越超群的艺术才华，创作出闪耀着人文主义思想光辉的作品。除著名的 《堂吉诃德》之外，他还创作了大量的诗歌、戏剧和其他小说。尽管这些作品与《堂吉诃德》的成就相比，逊色不少。但作品的基本主题和主要倾向是反封建的，并对贫苦人民寄予深切的同情，因而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和较高的文学成就。
《巴尔纳索神山游记》作者于1614年出版的一首长诗，是他诗歌中最好的一部。巴尔纳索神山是古希腊中部的山名，相传阿波罗神和九位掌管文艺的缪斯女神居住在此山，后来就以巴尔纳索神山代表“诗文之府”。塞万提斯这首长诗共分九章，叙述巴尔纳索神山被一些庸劣的诗人所侵袭，因此阿波罗神召集真正的诗人来保卫这座神山，于是他派水星神投书给塞万提斯，让他召集西班牙诗人前来参战。诗人们乘船抵达巴尔纳索神山，用诗歌作子弹，展开了战斗。战斗结束后，塞万提斯等人回到了西班牙。
这首诗的重要意义在于，作者在这首诗中介绍了当时西班牙的重要诗人，并对他们作了评价。作者在诗中赞扬了他所推崇的诗人，其中许多在当时文坛上属于二、三流的诗人，嘲讽了他所厌恶的诗人，那怕是当时公认一流的文人。塞万提斯还在诗中叙述了自己的身世，介绍了自己的作品以及他对这些作品的评价。他在诗中尽情表露了他贫困的苦衷。比如，他告诉阿波罗诗神，他连一件大衣也没有。对那些迎逢附势的诗人，作者表明了自己的愤慨和不满。这些内容使该诗成为研究塞万提斯及当时西班牙文坛状况的极好资料。
作者还在诗中总结了他的文艺创作思想。他认为文学艺术应当真实地反映现实，表现生活，他强调虚构也应该尽量切近真实，作品的内容愈逼真愈能使读者喜欢。他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虚构近似真实，就能令人满意；
如果写得又优美，一定能使贤愚都欢喜。
这种现实主义的描绘与浪漫主义的夸张、想象和谐交织的文艺主张，象一根红线贯穿于他一生的创作实践之中。
《奴曼西亚》塞万提斯1584年写成的一部杰出的爱国主义悲剧。它以古代西班牙奴曼西亚军民反抗罗马侵略者的历史为题材，其写法类似于中古时期的道德剧，剧中出现许多寓意性很强的人物。奴曼西亚人在罗马军队的围困下坚持了长达十四年的英勇抗战，他们的遭遇惨绝人寰，但始终英勇不屈，最后城中只剩一位少年，其余人都饿死了。这时罗马军队破城而入，这位少年拒绝向敌军交出象征着投降的城门钥匙，毅然坠塔殉国。这出悲壮动人的历史悲剧歌颂了西班牙人民的爱国精神和英雄性格，深受人民喜爱。当时演出后就极为成功，它也永远成为西班牙人民热烈的爱国主义的象征。1808年西班牙独立战争时，萨拉哥萨被拿破仑的军队围困，城内就演出了这出戏，以砥砺士气和振奋人心。1936——19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