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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腥斗争之后，当奥地利回归日耳曼民族，建立民族国家时，他们接管了国家机器，这完全不是偶然的。他们变成唯一能产生这种作用的政党，即使在旧的专制制度下，也能靠他们的民族主义来赢得人心。既然哈布斯堡家族是一个日耳曼家族，并能使他们的日耳曼臣民得到某种优势，所以基督社会党从来不抨击君主专制。他们的作用是争取日耳曼民族的大多数去支持一个实际上不得人心的政府。他们的反犹主义仍然没有什么结果：吕格尔统治维也纳的几十年是犹太人实际上的黄金时代。为了赢得选票，不管他们的宣传偶尔会多过分，他们从来就不能与肖纳勒及那些泛日耳曼主义者一齐宣称，“将反犹主义看作我们民族思想的主流，看作真正流行信念的最本质的表现，因而也看作本世纪最主要的民族成就。”尽管他们像法国的反犹运动一样，大多受到宗教界的影响，但是他们在抨击犹太人时必然更多限制，因为他们并未抨击专制君主，不像法国反犹分子抨击第三共和国那样。
这两个奥地利反犹政党的成功与失败表明社会冲突和时代的长远问题并无太多的联系。和动员一切反政府力量相比，获得下层中产阶级的选票只不过是一种暂时现象。的确，肖纳勒运动的骨干分子都在那些说德语的省份，那里根本没有犹太人，从不存在和犹太人竞争或仇视犹太银行家的事。泛日耳曼主义运动及其剧烈反犹活动在各个城市中心消退后，仍然能在这些省份存在，仅仅出于一个事实，即这些省份从未达到过战前时代使都市民众能和政府妥协的普遍繁荣程度。
完全缺乏对他们自己的国家及其政府的忠诚（泛日耳曼主义者代之以对俾斯麦的帝国的公开忠诚），以及因此产生的观念——民族性（nationhood）即独立于国家与领土——导致肖纳勒的团体产生货真价实的帝国主义思想。其中的发展线索是从暂时微弱到最终强大。这也就是为什么泛日耳曼政党在德意志“泛德联盟”）从不越过普通沙文主义的界线，仍然十分狐疑、不愿伸手援助奥地利的日耳曼主义者兄弟们的原因。奥地利的这场运动目标不仅在于作为一个政党崛起掌权，也不仅在于拥有国家机器。它想在中欧彻底重新组织秩序，使奥地利的日耳曼人同德国的日耳曼人联合，并得到后者力量的增援，变为一个统治民族，使这个地区的其它民族都处于一种同样的半奴役状态，就像奥地利的各个斯拉夫民族一样。由于这一点同帝国主义密切相近，以及它使民族性的概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因此我们暂缓讨论奥地利的泛日耳曼主义运动。至少在它的结果方面，它不再是十九世纪的一场纯粹预备性的运动，它超过了其它各种口号的反犹主义，完全属于二十世纪的事件进程。
法国反犹主义的情形恰恰相反。德雷富斯事件使十九世纪反犹主义的其它一切因素在纯粹意识形态和政治方面都公开化了：它是从民族国家特殊条件下产生的反犹主义的集中表现。然而，它的暴力形式预示了未来的发展态势，因此这一事件的主要当事人们好比是在举行一场大型舞台彩排，准备在三十多年后演出。它汇集了一切公开的、潜藏的政治或社会原因，将犹太人问题带到十九世纪的主要地位：另一方面，问题过早地成熟爆发。致使犹太人问题处在典型的十九世纪意识形态框架之内，尽管它历经各届法国政府和各种政治危机而存在，但是不能十分适应于二十世纪的政治条件。在1940年战败之后，法国反犹主义在维希政府的统治下获得了最好的机会，然而德国的纳粹作家们从来不忘记指出，它的性质明确无疑是过时的，而且对于一些主要目的来说根本无用。它对纳粹主义的形成毫无影响，而在那场最终的大灾难中，也仅仅自成意义，并非一种积极的历史因素。
这些整体局限性的主要原因是，法国的反犹政党虽然在国内甚为暴烈，但是不具备超民族主义的期望。它们毕竟从属于欧洲最老的、最充分发展的民族国家。法国反犹分子中间无人试图认真组织“政党之上的政党”，或作为一个政党攫取国家政权而目的只在于政党利益。少数人曾试图发动政变，这须依靠反犹分子和军队高级将领连手，但却是难以做到的。而且图谋明显。1898年，有十九人通过反犹运动被选为国会议员，这已是他们的事业高峰，不仅比后再未达到过，而且还从此迅速地走向下坡路。
只一方面，作为其它一切政治议题的催化剂，这的确是反犹主义的最初成功例子。这可归因于第三共和国缺乏权威，遂使这批人稍微得到多数便能进入国会。在群众的眼里，国家随同专制君主的消失而失去了名望，抨击国家不再是一种亵渎行为。法国较早突发的暴力，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奥地利和德国两个共和国兴奋鼓动的状况有极类似的面貌。纳粹专政常常被所谓“国家崇拜”（state…worship）牵扯在一起，甚至连历史学家们也盲目地信以为真，事实上纳粹是趁了国家崇拜完全崩溃之机，这种崇拜原出于崇拜靠上帝恩典稳坐王位的君主，而这在一个共和国里是很少发生的事。在法国，早在中欧诸国受这种普遍权威失落影响之前五十年，对国家的崇拜早已遭受到许多次贬损。在法国同时攻击犹太人和政府，要比在中欧诸国为了攻击政府而先攻击犹太人要容易得多。
再者，法国反犹主义比欧洲各国反犹主义历史更长，因为法国之解放犹太人早在十八世纪末业已实施。为法国革命做准备的启蒙时代的代表人物理所当然地排斥犹太人；他们认为犹太人是中世纪的封建余孽，贵族阶级的金融代理人，因而仇视他们。法国犹太人的朋友只有一批保守派作家，他们谴责反犹态度是“十八世纪钟爱的论题之一”。自由派和激进派的作家几乎形成了一种传统，告诫应将犹太人看作仍然生活在家长制形式的政府中，不承认其它国家的野蛮人。在法国革命期间和革命之后，法国宗教界和法国贵族也加入了反犹阵营，尽管只是出于别的物质方面的理由。他们指责说，革命政府命令教会出卖财产，以支付“政府欠犹太人和商人们的债款”。这些陈旧的论调在法国教会和国家之间从不休止的斗争而继续生效，支持了普逼的暴力和痛苦，而在十九世纪末由其它各种更现代的力量触发。
主要由于宗教界强烈支持反犹主义，法国社会主义运动在德雷富斯事件上最后决定采取反对反犹主义宣传的立场。然而直到此时，十九世纪法国的左派运动还一直公开表示厌恶犹太人。他们只是追随十八世纪启蒙运动的传统，那是法国自由主义和激进主义的来源，并且认为反犹态度是反教权（anticlericalism）的组成部分。左派的这些情绪起初由于一个事实而得到强化，即阿尔萨斯省的犹太人继续以借钱给农民为生，这种作法早已促成拿破仑制订1808年法令。等到阿尔萨斯省的情况发生变化以后，左派反犹主义在罗斯希尔德家族的金融政策中找到了新的力量来源，这一金融政策在波旁王朝的财源中占了大部分，同路易。菲利浦国王保持密切关系，在拿破仑三世治下又臻繁荣。
反犹主义态度的这些明显的、相当表面的刺激背后，存在着一种深刻的原因，它对于法国特殊的激进主义的整个结构是很关键的，而且几乎成功地使整个法国左派运动转向反封犹太人。在法国的经济中，银行家比在其它资本主义国家里强大得多，法国的工业发展在拿破仑三世统治期间一段短暂的上升期之后。远远落后于其它民族，以致于前资本主义阶段的社会主义倾向继续产生着相当大的影响。德国和奥地利的下层中产阶级只是到了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才变成反犹的阶级，当时他们早已绝望，致使他们会被反动政治以及新的暴民政策利用。法国的下层中产阶级早在五十年前就反犹，他们在工人阶级协助下，发动1848年革命，取得了短暂的胜利。在四十年代，当图森纳尔（Alphones Toussenel）发表了《犹太人，时代之王》（Les Juifs， Rois de l'Epoque）这本在众多反对罗斯希尔德家族的小册子中最重要的一本，受到整个左翼出版界——当时革命的下层中产阶级的喉舌——的热诚欢迎。图森纳尔所表达的他们的情绪，虽然不很明确，也不很成熟，但是和青年马克思的情绪并无多大区别。而图森纳尔对罗斯希尔德家族的抨击和十五年前波尔纳（Ludwig Boerne）的《巴黎书简》（Briefe aus Paris：1830—1833）相比，论点差不多。只是少了一点天才，多了一点精心斟酌。这些犹太人也都错把犹太银行家当成资本主义制度的中心人物，这个错误在至今的法国仍然对市级以及市级以下政府官僚们产生着某种影响。
但是，这种由犹太银行家和绝望的客户之间经挤冲突酝酿出来的普遍反犹情绪的爆发，作为一种重要的政治因素，和出于经济的或社会的原因而发生的类似爆发相比，持续的时间并不长。拿破仑三世统治法兰西帝国的二十年是法国犹太人的繁荣安全年代，就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二十年的德国和奥地利一样。
法国唯一的一种反犹主义带有一种普逼的仇外情绪，事实上依然很强，而且比一般反犹主义，也比反宗教的知识分子嘲讽态度持续时间更长。尤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外国犹太人变成了一切外国人的范型。在所有的西欧和中欧国家里，都对当地犹太人和从东方“侵入”当地的犹太人作了区分。德国和奥地利对待波兰和俄国犹太人的方式，与法国对待罗马尼亚和德国犹太人的方式完全一样，正如德国的波森（Posen）犹太人、奥地利的盖利西亚（Galicia）犹太人和法国的阿尔萨斯犹太人受到同样势利的嘲笑一样。但是只有在法国，这种区别才在国内显得十分重要。这也许归因于一个事实。即罗斯希尔德家族从德国移民到法国，比起在其它国家来，更容易成为反犹主义攻击的大目标，所以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犹太人很自然地被怀疑为同情民族的敌人。
民族主义的反犹主义和各种现代反犹派别相比显得无害，在法国绝不会控制反动分子和沙文主义者的独占力量。在这一点上，作家让．纪尧铎（lean Giraudoux）（达拉第＇Edou Daladier＇战内阁宣传部长）完全同意当贝维希政府的立场，无论如何竭力取悦德国人，也无法打破这种定型的赚恶犹太人的局限。失败的结局十分明显，因为法国产生了一位杰出的反犹分子，他懂得那种新的反犹武器的全部内容及其可能性。根据法国的国情特点，此人本应成为著名小说家，在法国一般的反犹主义从来不曾落入和欧洲其它国家一样的社会名声和知识界名声一片狼藉的地步。
路易。费迪南德。塞利纳（（Louis Ferdinand Céline）有一篇简单的论文，独到，而且包含比较理性的法国反犹土义所缺乏的意识形态想象，他宜称说，犹太人阻碍了欧洲进化为一个政治实体，引起了自公元843年以来的一切欧洲战争，还用挑起相互敌视的方法阴谋败坏法国和德国。塞利纳对历史作出如此奇异的解释，在慕尼黑条约期间写了《死亡教育》（Ecole des Cadavres），并在战争的最初几个月内出版。先前同一主题的一本小册子《大屠杀。小伎俩》（Bagatelle pour un Massacre）（1938）虽然对欧洲历史并无新解释，但方法已属十分现代的：它避免限制性区分当地犹太人和外国犹太人、好人和坏人，也不会耗在提出各种法律角度的意见（这是法国反犹主义的具体特点）。而是开门见山地要求屠杀所有的犹太人。
法国主要的学者都十分赞赏塞利纳的第一本书，他们一半为它攻击犹太人而高兴，一半相信它只是一本令人感兴趣的文学想象之作。法国本土的法西斯主义者出于完全同样的原因，并不认真将塞利纳这本书当作一回事。尽管事实上纳粹分子们一向知道他是法国唯一真正的反犹分子。法国政治家天生的良好感觉和他们根深带固的尊严感阻止他们接受骗局和空想。结果，即使德国人心里明白，也不得不继续使用迈利奥特（jacques Doriot）这样不够格的支持者（此人追随墨索里尼和贝当，是一个老牌法国沙文主义者，不懂现代问题），徒然试图说服法国人相信，灭绝犹太人将能救治太阳底下的一切事情。在法国官方、甚至非官方都准备和纳粹德国合作时，这一情势的发展的方式清楚地表明，（十九世纪反犹主义对于二十世纪的各种政治目的来说是多么无效，即使在某个国家里它发展到最充分的地带、在大众舆论方面一直未消退，即使像爱多亚德．德鲁芒（Edouard Drumont）这样能干的十九世纪新闻记者，甚至像乔治。伯尔那诺（Georges Bernanos）这样伟大的当代作家，他们投注于一种大多由空想和欺骗构筑的事业，也毫无关系。
出于各种原因，法国从未发展出一个完全的帝国主义政党，这成了一种决定因素。正如许多法国殖民政治家所以指出的，只有法德联盟才能使法国在瓜分世界时同英国竞争，并且成功地参与争夺非洲。然而法国无论如何从未受诱惑加入这种竞争。只有喧闹地赚恶和敌视大不列颠。法国曾经是、并且仍是——尽管重要性下降了——大陆上的优秀民族（nationpar excellence），甚至连它那些虚弱的帝国主义企图通常也由于新的民族独立运动的诞生而告结束。再者，既然其反犹主义主要产生于法国与德国之间纯粹民族性的冲突，犹太人议题就几乎自动地不在帝国主义政策中发挥较大的作用，只有阿尔及利亚的情况例外。它的居民中当地犹太入和阿拉伯人混杂，这就会提供一个绝佳的机会。德国的入侵简单粗暴地摧毁了法国的民族国家，在德国占领和法国战败的基础上可笑地建立的德法联盟。也许可以证明这个优秀民族从辉煌的历史带到我们当今时代的自身力量何其渺小：这并没有改变它根本的政治结构。
㈤安全的黄金时代
从反犹主义运动衰落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其间只有二十年时间。这段时间足以被称为“安全的黄金时代”（the golden age of Security），因为只有在其中生活过的少数人才能感觉到一种明显过时的政治结构的内在弱点，尽管各种预言都说它寿终正寝就在眼前，它却以虚假的光辉继续产生作用。而且顽冥不化。俄国不合时宜的君主暴政，同样还有奥地利腐败的官僚体制、德国愚蠢的军国主义、法国危机不断中不怎么认真的共和国，明显地以同样的稳固性并存——它们仍然都处于不列颠帝国全球霸权的阴影之下——都设法维持现有的政治结构。这几个政府之中没有一个能得人心，全都面对着国内日益增长的反对力量：然而也没有一个国家似乎存在一种认真的政治意志去彻底改变政治环境。欧洲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个阶层都太忙于经济扩张，谁也不认真对待政治问题。因为无人关心，所以一切都能维持。或者用契斯特顿（Gilbert Keith Chesterton）一针见血的话来说，“一切事物都靠否定它的存在而继续存在。”
工业与经济能力的巨幅增长造成纯粹政治因素逐步弱化、同时在国际权力游戏中，各种经济力量占了主导地位。人们总认为权力等同于经济能力，之后又发现经济与工业能力只是现代权力的先决条件。从某种意义上说，经济力量能左右政府，因为政府和普通商人一样相信经济，商人们使政府相信，国家的暴力手段必须无一例外地用于保护商业利益和国家财富。在一段很短的时间里，沃尔特．拉德诺所说的关于“三百个互相认识的人将全世界命运掌握在他们手里”确有几分真理。这种奇特的情势一直持续到1914年，但是由于战争的事实，使大众对经济扩张之神佑性质失去了信心。
与欧洲其它各民族相比，犹太人更易受〃安全的黄金时代〃表象的欺骗。反犹主义似乎成了以往的历史：政府愈是失去权力和威望，就愈是否注意犹太人。每当国家扮演了更狭隘、更空虚的代表角色时，政治表现就成了一种素质参差的戏剧表演，直到最后，奥地利的剧院却变成了民族生活的中心，它的社会意义无疑超过了国会。政治世界的戏剧性质如此明显，致使剧场能以现实世界的面目出现。
大商业对国家的影响越来越多，国家对犹太人之服务的需求越来越低。这威胁到犹太银行家的生存，迫使犹太人的职业发生了某些转变。犹太银行家族衰落的最初迹象是他们在犹太社群中丧失名望和权力。他们不再能有力地集中并在某种程度上控制犹太人的总体财富。越来越多的犹太人离开了国家金融业，转向独立商业。从向军队和政府运送粮食和服装中产生了犹太人食品和谷物贸易业，不久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