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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属种族的统治”（government of subject races）（克洛默＇Cromer＇勋爵语），是因为非常恐惧会造成使君主国自食其果的影响。当法国——幸好当时戴高高乐的权威尚未受损——最终敢于放弃阿尔及利亚这块“属于法国一部分”的领地时，历史趋势就永远不可能回头了。
如果反对纳粹德国的热战之后不紧随着出现苏联和美国的冷战；那么不管历史的希望有什么优点，人们在回顾时，会将最近二十多年的时间看作是两个最强大的国家在互相竞争，抢夺欧洲国家以前统治过的同一些地区。人们会以同样的观点看待苏联与美国之间十分勉强的新缓和，其实是出现了中国这个潜在的第三个世界超级大国的结果，而不是在斯大林死后苏联非极权主义化健康而自然的结果。假如历史的发展能证实上述尝试性的假设，那就意味着从历史角度来看，在一个非常大的范围上，我们将回到开始时的起点，即回到帝国主义时代，走上曾经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冲突的道路。
经常有人说，英国是在心不在焉的情况下取得“大英帝国”的，这是自动潮流的结果，完全出于可能性和尝试性，而不是刻意建立的政策结果。如果这是真的，那么通向地狱之路很可能在无意间铺成，就像俗话所说无意中走上天堂之路一样。而在今天，客观事实可能会造成回到帝国主义政策的趋向确实十分强烈，令人相信至少在半真半假的宣言中，美国和苏联双方空洞保证的善意——美国对不可能发生腐败与无能状态的“承诺”，苏联关于民族解放战争的假革命言论——都经不起检验。落后地区民族建设的过程缺乏民族独立的一切先决条件，加上猖狂而毫无结果的沙文主义成正此，造成巨大的权力真空，致使超级大国对之争夺愈演愈烈，随着核武器的发展，暴力手段直接对峙作为最后“解决”一切冲突的途径，似乎必定失效。在这些广袤的地区，不仅是未开发的小国中间的冲突——例如越南的内战或中东的民族冲突——即刻吸引了超级大国潜在的或事实上的干涉，而且它们的冲突，至少是冲突发生的时间，很值得怀疑是受到操纵的，或由操纵者的利益引起的，而和该地区的冲突与利益本来毫无关系。帝国主义时代强权政治最主重的特点，是地区性、有限的、因而也是可预料的民族利益的目标转为无限地追求强权，漫遍全世界并使之变成荒原，在民族和领土方面无特定目标失却可预测的方向。在意识形态的层次上，这种倒退也很明显，根据著名的多米诺理论（domino…theory），美国的外交政策认为，在一个国家里发动战争是为了其它国家的内在统一，即使这些国家并非邻国，这明显地只是旧的“伟大游戏”（Great Game）的新翻版，其规则容许甚至导控将所有的国家当作踏脚石，或者当作棋盘上的兵卒，用今天的话来说，是为了富国之间争夺对第三个国家的统治权，这反过来又成了强权扩张和积聚财富的无休无止的过程中的踏脚石。这种连锁反应正是帝国主义强权政治的内在本质，它最恰当地表现为人类中的特务形象，对此，正如吉卜林（Rudyard Kipling）在小说《基姆》（Kim）中说的：“直到每一个人都死去，伟大游戏才结束，在这之前则不会。”然而他的预言不会实现，唯一的理由是有宪法对民族国家的约束，今天我们唯一希望它在将来也不会实现，就是根据美国的共和宪法的约束，外加核武器时代的技术约束。
这并非否定帝国主义政策及方法会在条件和环境极大地变化的情况下，出人意料地卷土重来。发动海外扩张的祸首从英国和西欧转到美洲，而发动地缘上紧密相连地区的扩张不再起始于中欧和西欧，而必定是苏联无疑。帝国主义政策比起其它单一因素来，更是引起欧洲衰弱的原因，政治学家和历史学家们预言，两个巨人分别从东边和西边威胁欧洲，它们是昔日欧洲强权的继承人，终将会变成事实。谁也不会以“白种人的负担”（the white man's burden）和“扩大部落意识”（enlarged tribal consciousness）来统一种族起源类似之人民这两种理由，再为扩张辩护；相反，我们听到的是对附属国的“责任”、强权的责任及支持革命的民族解放运动。“扩张”（expansion）这个词从我们的政治词汇中消失了，现在用“延伸”（extension）或者关键性的“过分延伸”（overexte）来涵盖非常相同的含义。政治上更重要的是帝国主义发展初期最重要的动作一一国外私人投资一一如今被政府直接提供的军事外援和经济外援所取代。（仅在1966年，美国政府的经济援助和对外信贷达四十六亿美元，外加从1956年到1965年这十年中每年的军事援助十三亿美元，而私人资本的外流在1965年是三十六亿九千万美元在1966年是三十九亿一千万美元。）这意味着所谓金元帝国主义（dollar imperialism），尤其是政治上危害最小的二次大战前的美国式帝国主义无疑已成过去。私人投资一一“成千家美国公司在上百个国家从事的活勤”和“集中在外国经济中最现代的，最有有战略意义的．发展最迅速的部分”——制造了许多政治问题。即使它们末受国家力量的保护。但是对外援助即使出于纯粹的人道主义原因，它的性质仍是政冶的，因为它的动机不是追求利润。几十亿美元花费在政治和经济的荒原上，那里的腐败和无能使这些援助在未能开始做一些有效事情之前便消失，这些钱不再是原本可以在国内有效投资和利用的”过剩“资本，而是富国的富有者有能力损失的，纯粹膨涨疯增的多余资金．换言之，利润动机对于帝国主义政策的重要性在过去经常被高估，而现在却完全消失了。只有非常富有和非常强大的国家才能承受帝国主义会造成的巨大损失。
要自信地分析和确定这些晚近的趋势，也许为时过早。并且也超过了我的思考范围，甚至在目前是明显，却也令人不愉快的是，某些是乎无法控制的过程之力量正要摧毁在新国家内建立宪法的一切希望，并破坏旧国家内的共和体制。这样的例子不计其数，但是直到最近才揭发出来的秘密机构成为“隐形政府”（invisible government），影响一个国家的内部事务，以及文化、教育、经济等各个部门，这种过于不祥的预兆令人无法默然置之。毋庸置疑，艾伦。杜勒斯（Allan W．Dulles）先生指出说，美国的情报机构自1947年以来“比世界上任何一个个国家都更有效地对政府具有影响力，同样也没有理由去相信。自从他在1958年说了这番话之后。这种影响力会减弱了。常常有人指出”隐形政府”对“有形政府”机构构成了致命危险；也许人们不大知道帝国主义政治、＇隐形政府”统治。特务这二者之间传统的密切关系。如果信以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在国内创建一个特务系统是直接针对苏联特务网对美国民族生存的威胁，这就错了。战争将美国推到世界上最强国家的地位，正是这个世畀强国，而不是民族生存问题，才受到由莫斯科指挥的共产主义革命力量的挑战。
无论美国上升为世界霸权的原因何在。外文政策的刻意追求或任何统治全球的主张。却不在原因之列。美国最近仍在走向帝国主义强权政治方向。它的政府形式与任何其它国家的的政府形式不大相符。这一点或许也是实情。西方国家同世界其余国家之间的巨大鸿沟。不只而且主要不在于财富，而在于教育、技术、以及总体能力的差距。分裂了自从真正的世界政治开始以来的国际关系。这道鸿沟在最近几十年传播系统迅猛发展终使地球上距离缩短的压力下，并未趋向弭平，反而不断增扩，现在快到了真正令人惊觉的地步，“未开发国家的人口增长率是已开发国家的两倍。”仅此因素足使它们有必要向有剩余食品、剩余技术和政治知识的国家求援。也正是这一因素使一切援助失败。很明显，人口越多，每人得到的平均援助越少。而事实真相是，在二十年大规模援助计划之后。一切从开始起就末能自助的国家——例如日本——就更穷了，而且比以往更加处于经济、政政治上不稳定状态，这种情势对于帝国主义来说是一些机会，使它们在恐惧中改变看法，认识到一条简单的道理：数目众多绝不可等闲视之。南非少数白人实行君主式的统治，人数少到以一比十，如今恐怕是最安全的情况了、是客观情势将一切外国援助转化为外国控制的工具，并将一切需要这种援助以挽回其日见减少的生存机会的国家推向一种选择：要么接受某种形式的“对臣属种族的统治”，要么迅速沦入无政府的衰亡。
本书只论述严格定义的欧洲殖民帝国主义，它的终结以英国放弃对印度的统治为标志。它道出了民族国家的解体，包含了后来产生极权主义运动和极权主义政府的几乎全部必要成份。在帝国主义时代以前没有世界政冶，而若没有世界政治，极权主义宣布要统治全世界就毫无意义可言。在这段时间里，民族国家制度既无力制定新规则，处理巳转变为全球事务的外交事务，也无力对世界实行罗马帝国统治式的和平。它在政治上的狭隘性和目光短浅必定走向极权主义的灾难，它那前所未有的恐怖掩盖着可怕事件。以及更可怕的精神状态。学术界的研究几乎毫无例外地集中在希特勒的德国和斯大林的苏联，而不顾他们的为害较轻的先驱们。帝国主义的统治，除了用来当作名称之外，似乎呈半遗忘状态，因此，为什么这是很可悲的，主要理由是近年来它和许多当代事件的关系已变得非常明显。于是，关于美国对越南不宣而战的论争从两方面进行，或者将它类此成慕尼黑事件，或者从三十年代借用例证，当时的极权主义统治确实非常明显，非常突出地具有危险性，但是今天政策的威胁在言论和行动中更是明显，同发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行动和言辞辩解惊人地相似，一个边缘地区的微小利益成为一颗小小的星火，便会引发起一场全世界的战火。
强调这个半被遗忘的时期和各种当代事件之间不愉快的联系，当然并不意味着我们已不可挽回地进入帝国主义政策的新时期，也不是说在一切情况下帝国主义都必然结束于极权主义的灾难。无论我们能从以往历史中学得多少，都不能使我们预知未来。
汉娜·鄂兰
1967年7月
第三部序言
《极权主义的起源》最初的手稿完成于1949年秋天，这是在希特勒德国失败之后四年多，在离斯大林去世还有不到四年的时候，本书初版于1951年。回顾往事，我从1945年开始写这本书，这几年是乎是几十年来的动荡、混乱、恐怖之后第一个相对平静的时期。在那几十年里，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发生了一系列的革命，极权主义运动的兴起，破坏议会政府，紧接着是各种各样的新暴政，法西斯主义（Fascist）和半法西斯主义（Semi…Fascist），一党专政与军事独裁，最后是表面上牢固地建立在群众支持基础上的极权主义政府；1929年的俄国，现在常常将这一年称为“第二次革命”，以及1933年的德国。
随着纳粹德国的失败，故事的一部分就结束了。看来这是第一次能在适当的时刻用历史学家的回顾眼光和政治学家的分析热情来看待当代各种事件的时候了。这也是第一次有机会尝试叙述和理解已经发生但尚未经过无言的愤怒和无能的恐怖之中了。（我在这个版本中保留了初版序言，意在显示那些岁月里的心绪。）无论如何，在这时刻有可能提出和思考一些问题，我们这一代人曾经不得不努力度过自己的成年人生活：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发生？是怎么发生的？德国的战败，留下了了一个废墟中的国家，一个感到自己坠入历史上“零点”的民族。原封未动的文件堆如山，还有希特勒在十二年里努力维持的“千年帝国”（Tausendjāhriges Reich）的各方面数不消的文件资料。对这些一直未被出版和研究。“丰富得无从选择”的资料首次作粗略选编，连同1946年“纽伦堡审判主要战犯”，开始出现在十二卷《纳粹阴谋与侵略》（Nazi Conshiacy and Aggression）中。
当我这本书的第二版（平装本）于1958年出版时，在图书馆和档案馆里可以见到更多的文件和数据了。当时我掌握的材料足以引起兴趣，但是对我原先著作中的分析和论述几乎没作实质上的修改。比较可行的是在注脚中补充和更换引文，因此就扩大了文本。但是这些还都只属于技术上的修改。 1949年，纽伦堡审判文件只有部分以英文译本披露，1933年至1945年之间德国出版的大量书籍、小册子、杂志还无法借阅。另外，在一系列补充中，我叙述了斯大林去世后的一些比较重要的事件——他的继任者的危机。以及赫鲁晓夫（Nikita hrushchev）在第二十次国代会上的报告——还包括最近出版物中关于斯大林政府的新消息。所以，我修改了第三部和第二部的最后一章，而第一部《反犹主义》和第二部《帝国主义》的前四章保留不动。再有一些严格地属于理论性质的洞见，与我对极权控制诸因素的分析密切有关，这些在写完初稿时还不曾有过，当时的结尾是很不像结论的“结语”。这一次出版本用《意识形态与恐怖》来取代这些“结语”，但因它们仍然有效，所以就转并到其余各章中去。我在第二版中增加了一篇“跋”，简短地论述了苏联的制度引进卫星国以及匈牙利革命。这一段论述很晚才写就，与全书主调不同，因为它论述当代事件，而在许多细节上已经过时，所以我将这一部分去掉，与第二版相比，这一次版本仅此一点点实质性的改变。
很明显。战争的结束并未促成苏联极权主义统治的结束，相反的，东欧的布尔什维克化（Bolschevization）接踵而至，极权政府蔓延。和平只提供了一个具有意义的转折点，从而得以根据前后两个极权主义体制来分析它们机构上和方法上的相同点与不同点。具决定作用的不是战争结束，而是八年以后斯大林去世。回顾往事，他的死亡似乎不单是引起了继承者危机和暂时的“解冻”。直到一个新领袖宣布继位，而是一种正式的、虽然从来明确宣称过的非极权主义化（detotalitarization）过程。因此，从事件的角度看，现在也没有必要更新这一部份内容：就我们所了解的这个探索中的时期而言，它的未有剧烈的变化值得本书作广泛的修改和补充。德国希特勒用战争来发展本来就是完全极权的政府，相比之下，苏联在战争时期暂时中止了全面控制。根据我的写作目的，从1929年到l945年。随后是1945年到1953年，这两段时间是我的兴趣所在，我们对这两段时间的悯况所知甚微，而它们的性质和1958年、甚至l949年完全一样。以前没有发生过、或者说将来也不会发生什么事情。能像纳粹德国的例子一样，为我们提供同样明确的结局，或留下令人恐怖的、无可辩驳的证据。
唯一重要的的补充是《斯摩棱斯克档案》（Smolensk Archive）的内容（由默尔．费恩索德［Merle Fainsod］于1958年出版），它显示出以前对这段时间俄国历史的全部研究在缺乏最基本的资料和统计材料方面达到了何种严重程度。这批档案（由德国情报机构在斯摩棱斯克共产党总部发现，后来由美国占领军在德国缴获）包含二十万页文件，从1917年到1938年实际上都未曾启封，但是提供的情报数量之少令人吃惊。即使从1929年到1937年“关于大整肃的材料丰富得难以处理”，但是并不包含受害者的数字，或任何重要的统计资料。凡有数字之处，其相互矛盾性质使人失望。各种组织机构各有一套数字。唯一所知而且明确无疑的是，许多人即使未被处决定，也由政府下令管制。同样，这批档案也不包含各种权威机构之间关系、“党、军队和内务人民委员会”（NKVD）或者党和政府之间关系的情报，而且只字不提通讯和指挥的渠道。总之，我们丝毫不知苏联政府组织结构的情形。不像对纳粹德国的情形那样一清二楚。换言之，人们一向知道苏联的官方出版物是为宣传目的服务的，因此完全不可靠，现在看来，它的可靠资料和统计材料也许从来就不存在。
更严重的问题是，对极权主义问题的研究是否能忽视在中国曾经发生和仍在发生的情况。关于这一方面的情况，我们所知的比苏联三十年代的情况更不可靠，部分原因是这个国家在革命成功之后又成功地将自身与外国孤立起来，部分原因是中国共产党高层的叛变者还未求助于我们——当然，这本身的意义也已足够了。十七年来，我们对之所知甚微，无疑指出非常相关的差异：在最初相当规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