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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辩证法磕磕碰碰第五课（1）
在我一生的四次婚姻中，王人美是和我共同生活时间最长的，但是由于我们在世界观、人生观和生活习惯等方面差异很大，30多年来始终磕磕碰碰，貌合神离，两人都不幸福。王人美出版过一本回忆录，书名《我的成名与不幸》。最后一章写的是“我的丈夫——倔老头叶浅予”。且看她是怎么看我的：
“我和叶浅予在1955年结婚，是老夫老妻了。过分熟悉，反倒觉得不知从哪儿谈起了。
这样吧，就先说说眼前这座房子。这是座老房子，大门关不严，水管漏水，地板腐朽，房管所修了几次也没全修好。我催他再去找找房管所，他不但不找，反倒帮着房管所说话，说什么房管所也有难处，这些房子百孔千疮，房租收来都不够修缮费用，还说不要为生活琐事烦恼，要知足常乐。你看，这老头子多倔！想起我们搬家的时候，正急需钱用，他却不声不吭，把补发的30000元工资全部捐给中央美术学院国画系，作为毕业班优秀学生的创作奖金。这30000元是他十年的补发工资，钱捐出去了，搬家要花钱怎么办？只好向荣宝斋借了1000元。叶浅予借钱，有人不信，他们认为有点名气的画家，都是腰缠万贯。其实，叶浅予经常两手空空。记得我们1955年结婚时，他47岁，我41岁，我们想老头儿老太太结婚不要声张，可不知怎么，风声还是漏出去了。朋友们纷纷送来贺礼，怎么答谢呢？叶浅予说请老朋友们聚聚餐吧。几十个人拥进四川饭店，有郭沫若、于立群、阳翰笙、吴祖光、丁聪、黄苗子、郁风等等。叶浅予花了将近200元钱，回来的路上，他告诉我，他已经破产了，因为他全部财产也只有200元。我又好气又好笑，只好自己掏钱去买必需的日用品。叶浅予这个人从来不爱攒钱。
“现在叶浅予的画荣宝斋一张标价两千。许多人以为，画价这么高，他分成一定不少。我说，那是你们不了解情况。叶浅予从来不赞成画价过高，相反，他主张压低画价，而且从80年代起，他拒绝向任何画店售画了。
“他对青年画家是爱之深，责之严。有一位女画家周思聪，是他的学生，很勤奋，也有才气。有些地方约她去当场挥毫，一些港商也以优厚的待遇邀她去香港卖画并表演。老头子知道后，心急火燎，专门把周思聪请到家里，足足谈了两个多小时。他告诉她，成功标志着新的起点。要成为一个有成就的画家，必须再下苦功，如果到处去表演，那会毁了自己。他不但苦口婆心开导周思聪，还告诉约请周思聪去香港的画商，不要毁了我们的年轻人。
“叶浅予受到墨西哥画家珂佛罗皮斯的影响，从1933年开始手不离速写本。有趣的是我们1952年认识以后，有时也到公园茶室里坐坐，他掏出速写本，勾画周围的茶客和过路的行人，一画半天，连句话也不跟我说，几乎忘了我的存在。
“叶浅予是个好画家，却不是个好丈夫。除了懂画，别的什么都不懂，家中里里外外的事全要我操心。如今我半身偏瘫，管不了那么多。你看这个家，搞得多脏多乱。嗨，还有好多好多让我恼火的事，也别说了。我告诉你一句话，叶浅予是个过于沉浸在事业里的人，当这种人的妻子真不容易！”
《我的成名与不幸》由王人美口述，作家解波执笔写成。这篇被我删节了的“倔老头叶浅予”，也是以口述的方式由解波记下来的。“叶浅予是个好画家，却不是个好丈夫。除了懂画，别的什么也不懂。”这是王人美对我的真实看法。我应该根据这个观点，回忆我和王人美的共同生活。
王人美，原籍湖南浏阳。父亲王正权，是长沙第一师范学校的数学教师，桃李满天下，毛泽东也是他的学生。人美从小在长沙长大，原名庶熙。兄弟姐妹七人，她最小。七岁时，母亲因脑溢血突然逝世，那时她已进小学。1926年考入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对数学特别有兴趣，满以为将来会像她父亲那样当个数学教师，没想到这年夏天，父亲被黄蜂螫了一下，化脓成疾，竟至危及生命。
父亲去世后，人美随哥姐到武汉，哥姐都在汪精卫的政府机关工作。不久汪精卫和蒋介石合流，实行反共，许多左派人物被杀或逃亡，王氏诸人星散。人美和三哥王人艺随二哥王人路到了上海，进入黎锦晖的美美女校学歌舞。
1928年5月，黎锦晖组织的中华歌舞团乘船离开上海，用了十个月时间，在新加坡、吉隆坡、槟榔屿、曼谷、马六甲、雅加达、苏门答腊等城市表演。次年中华歌舞团解散，王人美回到上海，进南洋招商附属英文专科学校读了一年英语。不久，黎锦晖重振旗鼓，组织明月歌舞团到北平、天津演出，接着又远征东北。王人美、黎莉莉、薛玲仙和胡笳被称为明月团的“四大天王”。电影导演孙瑜慧眼识英雄，把王人美由明月歌舞团的“四大天王”之一一变而为联华影片公司新片《野玫瑰》女主角。影片获得很大成功，王人美演得自然而真实。为什么会这样？导演说，因为她自己演自己。待到《渔光曲》出现，小猫那个人物，实际是王人美自己演自己又深化了一步。《渔光曲》是导演蔡楚生的成功作，是王人美电影演技一个高峰，也是中国电影艺术走上新路的一个里程碑。它获得了莫斯科国际电影节的荣誉奖。《渔光曲》的主题歌曾经风靡一时，人们提到《渔光曲》便会想到王人美；见到王人美，便会想到《渔光曲》。那以后，王人美又主演了一些影片。解放后，她成为上海长江电影制片厂的演员。1957年反右运动之后，她忽然神经错乱，我把她送进北医的精神病院。在治疗过程中，逐渐知道1950年她从香港回上海之际，正赶上文艺整风，有人向她身上泼脏水，诬蔑她和国民党军统特务头子戴笠有来往，她受到极大刺激，曾经被送进疯人院。幸亏她二姐王明霞把她接到北京，住在她大哥王人璇家，她神经获得松弛，病才好起来。从此以后，人美进了北京电影制片厂。
我和人美的婚姻是1955年由朋友们有意撮合的。那时人美和金焰已经分离十年，据她的回忆说：
抗战爆发后，金焰和我缺少共同生活，他认为丈夫应该养活妻子，不赞成我独自参加大鹏剧社，更反对我报考美军打字员。他不了解我经历流亡生活后的思想变化，我怎么能安心当一只家猫。他不理解我，认为我伤害了他的自尊心。我们的离异既没有吵闹，也没有眼泪
……我觉得夫妻之间即使爱情已经消失，友情仍然可以存在。爱情有时是自私的占有，友情却是无私的依存。
我呢，1951年通过官方手续，和戴爱莲离婚。说实话，我是流过眼泪的。到1955年，我已独居五年。
婚姻辩证法磕磕碰碰第五课（2）
王人美当年在上海当歌舞演员时，我曾在丁悚家里见过她，这次经朋友介绍，目的明确，希望我们合组家庭，解除寂寞。应该说，我们彼此对性情脾气都不甚了解，但两人都是社会知名人士，有一定透明度，所以经过几个月交往，我便直率地提出要求结婚。人美倒有点犹豫，当时她正在长春拍片，在一封信里她这么写道：
“……想到北京的春天，我们的郊游，的确使人怀念呢。虽然当我们单独相处时，我总是沉默寡言，然而想你能感觉到我的紧张不安和激动，否则你也不至于那么快的直接就提出问题。我的答复可能令你不满意，但是希望你能了解我是真诚和坦率的。的确，我不否认我有优点，但缺点更多，尤其是我的幼稚无知，它将带给你苦痛呢！你想到么？当然，这样说并不是让你提出任何保证，将来不能嫌厌我，而是更深了解，事先考虑、准备，如何克服困难，以期达到更好的合作。
“过去的环境、生活，养成了我某方面的依赖性，1952年病后更造成了过分自卑心理。我也曾想到如果有个知心的人，能够在事业上帮助我，生活上关怀我够多好呢。因此形成了目前的恐慌，这是我的心情，也许你要批评我吧，我愿意接受。”
信中反映的谨慎态度，也许是一个女性的常态。这里面可能隐藏着第一次结婚的幸与不幸；也许是对我的警告，语言软中带硬。
事实证明她的考虑是有预见的。我们按照世俗传统习惯，在北京西单一家饭馆定了两桌席，请朋友吃了一顿，就算结婚了。人美从北影宿舍搬到大佛寺西街47号叶宅来住。我开始发现她的性格急躁，又好强，硬要摆出当主妇的身份，因此在家务上开始发生矛盾。结婚才一个月左右，某一天，不记得为了什么事，我们两人顶撞起来。她一本正经提出要和我离婚。结婚才一个月便要离婚，简直荒唐！
我问：“这到底是为什么？”
她说：“你有大男子主义，我受不了。”
乍一听，这顶帽子新鲜，但也可以理解，可能冒犯了她什么。
我说：“咱们都40多岁了，能像小孩子过家家那样，一赌气便散伙吗？”
她说：“就是因为40多岁了，这日子过下去将难于收拾，所以还是走开好。”
我说：“你认为我有大男子主义，这帽子我可以戴。不过，若是你头脑里没有大女子主义，怎能感到我有大男子主义呢？”
给我这么一反驳，她好像有所憬悟，口气变了说：“那么，再试试吧，看我们能不能平平安安生活下去。”
从此以后，我们之间除了作为生物的人，特别注意如何做一个社会的人。我逐渐摸到王人美的脾性，凡属于内掌柜职权范围内的事，外掌柜不得插手。对我来说，这本来是丈夫的幸福。但是，这内外之间，界限很难分清。例如，她对甘雨胡同的住房总不满意，老是要找房管所修这修那，房管所总给她“拖”，拖得不耐烦，便要外掌柜出面打交道。外掌柜懒得管，有时采取“顶”的办法，也就是“倔老头”那篇文章所说，反过来站到房管所的立场，替房管所说话。内掌柜火了，拿出她的杀手锏，说要搬到北影去住。她是北影的演员，有权向北影要住房，但北影的领导却认为王人美和叶浅予结了婚，住了叶浅予那七间房的小院子，怎能再占北影的宿舍楼呢？王人美屡次碰钉子，便屡次和我闹别扭。闹的中心内容是不该和我结婚，以致丧失了她在本单位应得的权利。
在我们第一次闹离婚之后，为了保证内掌柜的职权，人美借故辞退了跟我好几年的北京老阿姨，换了她的老乡湖南阿姨。干了没多久，不知犯了什么错误，得罪了她，她又把湖南阿姨辞了。对这件事，外掌柜不以为然，内掌柜却板起面孔说：“别噜嗦，这是我的事，你别管！保证不亏待你就是！”
这样吵吵闹闹，人美也感到有点过火，在一次信里她写道：
关于求同存异是不是运用于夫妇之间，我没有很好研究过，不敢作肯定的回答，感觉上不认为能行。因为如果像目前情况，我们分居两地，所要求者是赶快见面，别的一切都可以不顾及到对方，当然会过得很好。可是两人每天在一起，还有说舌头碰不到牙的吗？只顾着求同，现实生活还过不过呢？总之，让我们经过实践再改进吧。
在一次通信里，我写到希望在生活中有点幽默感，不要老是那么紧张和严肃。她回答道：
“生活中带点幽默当然能使人轻松愉快，问题在于幽默和讽刺的界限很难划分。如果过了那个‘度’，是会使人难堪的。我虽然一般地说对事物比较认真，但不至于到完全不懂幽默。可能是在我的印象中，你不是富于幽默感类型的，因此常引起误会。
“我本来就是不好说话的人，拼命在培养自己多说，然而经常都感到话似乎都是多余的。就拿你举的例子来说吧，你的结论还是‘废话’。其实我倒同意你后来的一句话：‘谁都没有知道谁肚子里在想什么。’这出戏按我的舞台指示是这样的：
人物：我（对事情比较认真，想得很周到，这在某些方面来说是好的，然而常得反效果）
你（有意识地在改造自己的大男子主义，然而仍不免经常流露）
时间地点：文登路早餐进行中
我：（吃完要去冲茶，想着糖盒应该带回去，你尚未吃完，可以让你带）你吃完把糖带回去吧！
你：（责问地）为什么你不拿呢？
我：（心想我也不吃糖，不爱喝茶，凭什么这点事你都不肯做，有点生气，直率地）你就不能拿一下吗？
……
“根据你我两人对同一件事的态度，完全说明我们之间是不够了解。我确实希望通过我们这次的通信，比较冷静地把该说的都说个明白（哪怕过头一点），摸清楚毛病在哪里，以便纠正，如何？”
从这封信里可以看出人美如何在抓我的“小辫子”，用以证实大男子主义的症结所在。而我呢，仍然我行我素，大大咧咧，不以为然，认为小事情无关大局。这可把她惹急了。在另一封信里，她非常严肃地提出：
“我不知道应该怎么样开头来写这封信，但是我觉得有必要给你谈点儿什么。我们结婚虽然近五年，然而我觉得我们之间并没有感情，我可以承认我和你结婚只是为着摆脱某种不正常的关系；你呢，当然也是由于需要一个家庭主妇。因此，在双方认为适合的条件下，我们结了婚，而实际上你爱的是戴爱莲，我爱的是金焰，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会犯神经病（关于这病，你是不能理解的）。但是毕竟是我们已同处了五年，双方的感情也在逐渐增长，然而通过一系列的生活片断都可以看到，如果只有我们俩在一起时，那就该沉默寡言。记得我们也曾同去过北海公园等处，那不就是这种情况吗？所以以后咱们也不用试图同出同入，而应采取各自为政的办法。总之，在我这方面来说是不愿意沾你叶浅予的光的，所以在有一次我托吕恩买票，她使用了你的名义，你听了不高兴地说‘不要乱使用我的名义’时，我是非常生气的。从那次以后，我就更是离你远了。很多问题，我精神上得不到解脱，工作也不顺心，而客观上和主观愿望又要求自己成为一个真正的人，因此在这次特定的写申请入党的材料时就又犯了病。对于病，我是有信心使它痊愈的，但是我们之间的问题不彻底解决，我认为我是还会犯的。
婚姻辩证法磕磕碰碰第五课（3）
“昨晚我又梦见了金焰，他现在的情况也不比我好，身体糟透啦！那还是次要问题，我相信他精神上的痛苦更厉害（这当然是我主观猜测）。不过，这些我觉得我是不应负很多责任的，也许是他罪有应得。我只有一句话评他：本质是好的，以后受环境影响太厉害。我现在要告诉你的是，从现在起，我决定将与他千丝万缕的情绪割断，好好做你的爱人、主妇、同志，并使我们共同的事业更迈进一步。”
1962年我外出旅行，收到人美同样内容的一封信，但口气比较缓和：
关于这一次临走前的别扭，其主要原因是我们婚后从来都没有好好谈过话，因此相互不够了解，各人都抱着对对方成见的看法，一个矛盾没有解决，又加上一个，越发展距离越大。末了，我们之间的对白，完全是各人思想的结论，话说出来就像枪子儿一样，使听话的人实在受不了。不知你能否同意我这种看法？今天没有时间，过一天我希望着能将思路整理一下，好好交交心。望你也能在闲暇时冷静地想想，谈出你的看法，或者形成这种情况的原因，让我们沟通一下思想，以便改造这种家庭没有温暖的现状。我相信我们双方还是有这样愿望的吧？
收到这样的信，心里很受冲击，难免要在回信上说几句，必要时还得解释几句。可我的待人之道，有时总要替对方多想想。我了解人美思想偏狭，最怕别人小看她，而我对事的态度总认为自己宽宏大量，不计较对方的粗言碎语。在家里我忙着自己的事，不关心身边还有个人，只知道王人美是个管家务的能手，不注意她是个女人，需要男人去抚慰，去关心。回想起来，也许这就叫大男子主义，所以嘴上尽管说要改，实际上不认识大男子主义表现在什么地方，何况我对她的大女子主义也有成见。因而，我们之间的距离愈扩愈大。幸而我们之间的关系不是政治运动中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关系，不论矛盾如何尖锐，也不至于搞到你死我活的地步。我们有时语言过火，难免伤了对方心灵，等到冲击停止，心情平静下来，谁都会想到我们之间是一家人，总有个与人为善的好心，不管怎么样，和平的日子多于战争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