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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民生问题，如果具体地讲，我认为主要是三个大方面，即就业、收入分配与社会保障。就业是民生之本。能不能保证每一个劳动者拥有一个工作岗位，有一个就业机会，是能否解决民生问题的关键。我们现在有劳动者七点三亿多，这是个什么概念呢？就是几乎相当于所有发达国家的劳动力资源总数。大家可以想像一下，一个发展中国家要创造七亿多个工作岗位是何等艰难的事情。从2003年开始，中国已经进入到了一个就业最高峰年份，新增劳动力达到二千四百万，这个高峰从2003年开始将持续八年左右，保持在这样一个平台上，就是每年需要创造两千多万个工作岗位才可能真正解决好中国的就业问题。当然这里边既有城市的也有农村的。除新增劳动力外，我们还知道，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从原来的工作单位被劳动效率提高挤出来的劳动力还会有一部分，即失业下岗劳动者，这些劳动力还面临着重新安置的问题，因此，中国的就业问题可以说是一种长期的、严峻的局面，绝不是短期的。就业问题的解决，可以说这个挑战是非常之大的，这个问题不解决好，那么民生之本就动摇了。
第二个我要讲的就是收入分配。收入分配涉及到社会财富如何分配的问题。我们过去有一个观点，就是中国的财富太少了，就是可供分配的蛋糕太小了，那我们就拼命地把这个蛋糕做大，做大了不就多了吗？经过二十多年的持续高速增长，我们确实把蛋糕做大了。2003年的GDP达到十一万个亿，人均GDP也达到了一千美元以上，这在国际上，谈到一个国家发展阶段的时候，这已经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它表明中国已经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发展阶段。人平GDP超过一千美元是个什么概念呀？就是人们不再是简单地解决吃饭、穿衣问题，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要解决的是你的住和行的问题，所以我们今年看到了私人小轿车的购买在直线上升，私人买房也在直线上升。这表明蛋糕做大以后确实使越来越多的人惠，但如果中介一味地做大蛋糕，并不见得所有人都能从里边分到很恰当的一部分，如果分配不好就会引起甚至加剧社会矛盾，导致社会发生危机，进而影响到经济发展，因为做大的那一块可能只被一小部分人把它拿去了。因此，我一直认为，当蛋糕做到一定程度大的时候，就必须考虑如何合理地分配蛋糕的问题，应当使全体国民都能够不同程度地分享到经济发展的成果。
那么，我们国家的收入分配现状如何呢，尽管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但我觉得收入分配体制改革依然没有到位。没有到位首先一个就是初次分配环节中的效率体现得不够，如大学里面名教授的工资与一般助教的工资差别不大，医院里面的医生与护士收入差距不大，因此，从初次分配里面劳动者的这种收益分布来看，应当从效率出发坚持按劳分配按贡献分配的原则就未能够得到充分体现，因为名教授与助教对一所高等院校而言，其贡献不非常不同；医生与护士对医院而言，其贡献也是非常不同的。此外，在初次分配里面，投资回报与劳工所分享到的份额相比，结构也是不合理的。
主持人：不合理。
郑功成：不合理的。有人做过统计，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的资料，在GDP中，劳动者所拿到的工资所占比重在近十年来是持续下降的。大家可能会问，劳动者少拿的部分被谁拿去了？无非是两条渠道，一个是国家的收税，它可能加收了，我们的财政收入确实是有所上升了；另外一部分就是谁拥有这个企业，谁投资了，资本的所有者所拿的份额越来越大。更有甚者，许多农民工还领不到应领的工资。因此，当前的初次分配，虽然原则上讲按照要素分配，但并未真正按照要素分配目前的分配结构及利益各方所占有的份额是不合理的。
那我们再看看再分配环节。在市场经济国家，初次分配确实是充分体现它的效率。谁对财富的贡献大，谁就应该多拿。谁对财富的贡献小，谁就应该少拿。他只按照这个规则，没有别的规则。但一个社会并不能只有效率原则，比方说有的残疾人他不能工作，那他靠什么来参与这个财富的分配，有的老人已经退出了劳动岗位，有的不健康的人他不能再继续工作等等，初次分配中是不可能照顾这样一些人群的。但这些人群（况且每一个都有可能成为这样的人）也要生活，那好，为了弥补初次分配的不足，所有市场经济国家就会通过政府干预来建立有力的再分配机制。再分配就是利用国家的强制力，通过税收形成财政收入，然后通过对财政收入的分配来使社会财富的分配走向更加合理化。再分配的方式与途径主要是社会保障。再分配的调控力度、调控的对象，就是为了解决初次分配按照效率原则形成的差距，是缩小这个差距。但是从目前看起来，中国的再分配力度还不够。从中央财政来讲，中央政府曾经提出在十五期间用于社会保障补贴的资金要占到整个国家财政的15％到20％。而现在实际上还只有12％左右。而在许多市场经济国家，社会保障与社会福利事业构成了国家财政支出的最重要的部分。
主持人：对。
郑功成：如果说初次分配、再分配都还没有调整好这个收入分配差距，那还有第三次分配。即是大家捐献慈善事业。我看到美国的一份资料，1998年的时候，美国慈善公益机构掌控的资源达到六千七百多亿美元，当时我计算了一下，相当于美国GDP的9％，其中有将近两千亿美元是个人捐献，这个也不得了呀，相当于美国GDP的2％以上。大家看看，不要说中国是贫穷还是富裕，我们只看相对数。如果是按照我们GDP的2％，大家可以计算一下，我们今年的GDP是十一万亿人民币，2％应该有二千二百亿人民币。但据我的调查研究，我们一年能筹到五十亿人民币的慈善捐款就不错了，这对整个收入分配几乎没有调节作用。
主持人：微乎其微。
郑功成：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主持人：忽略不计了，对。
郑功成：第三点我想集中讲一下社会保障问题，它实际上处于再分配环节。社会保障包括如下几块：第一块是社会保险，它包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这五大保险。第二块社会救济，包括对贫困人口的救济，对灾民的救济，对某些需要救济的特殊人群的救济。第三块就是社会福利。如老年人福利、残疾人福利、妇女儿童福利、青少年福利。还有医疗保健、住房福利与教育福利等，实际上都是保障国民生活和改善国民生活质量的制度安排，这套制度建立起来的目的就是为了实现社会公平，维护社会正义，使国民生活水平得到普遍保障。就是使所有的人，都能有生存和发展的机会。但从，现实来看，我们国家确实在这方面虽然成就同样巨大，但做得还不够，与国民对社会保障的需求相比差距很大。过去人们往往只提社会保障改革后新加入进来的人口在不断增长，比方说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从八千万上升到一个亿再上升到一亿二，参加医疗保险的人从四千万增长到一个亿，等等。但从另一角度讲，同样使用这些数字，你会发现，中国还有十多亿人口没有基本养老保险，即使把那些低于劳动年龄的人不算，就以七亿多劳动者加上一亿多老年人共九亿人来算，我们也还有七亿多人没有基本养老保险；还有十多亿城乡居民缺乏医疗保险，还有乡村贫困人口享受不到固定的最低生活保障，等等。可见，建设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还任重而道远。
从就业问题到收入分配问题，再到社会保障问题，大家看一下，是不是都是重大的民生问题？它们构成了民生的三大根本问题，民生问题得不到解决，社会风险就必然会累积，社会风险如果累积就总有爆发的一天，最后就会酿成社会危机，社会危机必然波及到政治、经济，继而带来经济危机与政治危机。所以，我有时候总是在提醒，不能只看到我们国家目前发展态势非常良好，有些问题如果不解决好，国家与社会就可能不能很健康地、很和谐的、很协调的持续发展。
主持人：那么您觉得，如何通过改善民生和保障民生，来规避这种社会风险，使中国的改革开放和中国的社会进步能够健康地发展。
郑功成：应该说要解决这些问题，是不太容易的。我们的改革目前确实是到了涉及深层次问题的时候了。我刚才谈到的贫富关系、劳资关系、流动人口与固定户籍人口关系、地区关系和城乡关系，实际上都是中国未来二十年发展中的一些最重大的问题。要解决这样一些问题，当然不是我今天在这里能讲得清楚的。但是，从解决民生问题的角度来讲，我感觉到，首先的一点，就是我非常赞成我们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提出的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指导思想，新一代领导集体提出科学发展观，我觉得是非常英明的。我对科学发展观的理解就是全面发展、协调发展、统筹发展，最终实现和谐发展与可持续发展。根据科学的发展观，应该对已有或现行的相关政策做出重大的调整。比方说，我刚才谈到贫富差距问题，要真正调整贫富关系，就应该对收入分配政策进行重要调整，在理顺初次分配关系中应当确保劳动者的劳动报酬权得到尊重的保障，在再分配环节则要在加在力度的同时充分地体现出公平原则。要调整个人所得税，实行超额累进税制；开征遗产税，特别消费税等等，让高收入阶层为社会做更大贡献，让低收入阶层的基本生活权利有基本的制度来保障。
对国家的财力安排也应该做出重大的调整。我们过去的财政主要的是用于经济建设。而搞市场经济应当主要依靠市场机制来开展经济建设，政府过度对经济事务的干涉，就是对市场机制健康地发挥作用的一种损害。那么政府的钱干什么？政府的钱应该主要用于公共事业、社会发展、社会事业与社会保障，这就必须高速国家财政结构，真正建立公共财政框架，并根据公共利益的需要来安排财政支出。
就业问题怎么来解决，实际上我也开不出太多的良方。2004年的就业问题比2003年可能更为严峻，这是我在接受新华社有关记者采访时所讲过的。因为2004年除了新增劳动力规模不减、需要再就业的失业下岗人口规模仍然偏大外，农民工进城务工的体制性障碍在减少，可能进城打工的农民会更多。还有一个就是牵涉到跟我们大学生有关的，明年我们的高校毕业生达二百八十万，达到最高峰。2003年是二百一十万，明年还要裁军二十万，这二项均是需要新的工作岗位的，近一百万了。
主持人：一百万。
郑功成：就是一百万了。所以说明天的就业压力是相当严峻的。
大家可能会产生一个疑问，为什么中国的经济增长得那么快，始终保持了高速持续增长，为什么就业问题越来越严重？我刚才谈到了，除了中国的劳动力资源属于绝对过剩外，还有一个经济结构问题。由于经济结构的影响，经济增长并不一定带来劳动力就业岗位的显著增长。我给大家讲一个数字，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时候，我们的GDP每增长一个百分点，能够创造二百四十万个工作岗位；到近几年，GDP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却只能创造七十万到八十万个工作岗位。GDP增长一个百分点的绝对规模在直线上升；而创造的新的工作岗位却缩减到原有规模的三分之一。按照专业行话讲就是就业弹性在持续下降。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我们的经济增长模式。比方说高新技术产业所创造的价值很高，但是它对就业的容量很少。近几年我讲的一个观点就是，我既不赞同把就业增长摆到优于经济增长的位置来考虑，更不赞同只论经济增长而忽略就业增长问题。我一直提的是就业增长应该和经济增长并重这样一个方针。就是你在注意提升我们的生产力水平、劳动效率、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时候，不能忘记那些劳动密集型产业、传统产业甚至夕阳工业对工作岗位的贡献，尤其是对能够大量地容纳劳动者的那些产业要进行扶持。这样，经济也增长了，就业岗位也上升了。在市场经济国家，总统竞选不会向选民承诺DGP增加多少，因为那个是他难以控制的，但他完全可能承诺新增多少就业岗位。因为有一些岗位是需要通过政府的扶持，通过有组织的开发才能创造出来的。
对于社会保障，我一直认为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中的问题主要是保障不足，这一制度的建设需要加快进行。那么，这一次修改宪法时，就专门写上要建立健全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这是第一次把社会保障载入宪法，表明国家对社会保障重视的程度。原则而论，就是要加快建设这一制度，让人人都能够享受到社会保障。至于里边有很多的具体问题怎么做，我可能今天不能具体地讲了。各位如果有兴趣，可以看看我写的一些社会保障书籍与文章。
主持人：好，下面进入提问环节，有一位网民说，在中国现在参与国际竞争中，中国最优势的一种资源，其实就是劳动力资源，那么说白了，其实就是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如果对劳动力的民生保障被提到太高，或者按照西方福利国家的一些标准向他们看齐，那么是不是会削弱中国的竞争力？
郑功成：对这个问题，我谈几点看法：首先是我们的劳动力资源确实丰富，按照经济学的观点来讲，它确实是一个比较优势，使我们的产品因劳工成本低而更具有竞争力，对此，我非常赞成。第二，我认为完全依靠劳工成本的廉价来迎接国际竞争，绝对不会是一个持久的竞争力，因为劳工成本迟早是要提升的，况且这个世界还有比我们更廉价的劳动力，所以比较优势只是相对的、阶段性的，不是持久的，中国要在国际上赢得更强的竞争地位，我认为更主要的还是按照国际产业分工来调整好我们的产业结构，提高我们的生产力水平。第三点我想说的，就是我们的劳工成本，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是低过分了，就是基本的保障都没有了，这个跟我到一些国家包括一些发展中国家所看到的现象是大不一样。比方说我们很多劳动者，我们的农民工，年头干到年尾，居然领不到工资，这是什么劳工成本低？这跟国际竞争没有任何关系。因为我们看到的是，凡是在参与国际竞争的企业的劳动者，其收入往往是较高的，大家看在三资企业、合资企业、外资企业工作的，其工资收入是很高的。所以，以中国的劳工成本低来作为我们国际竞争的优势，我个人感觉到，虽然不能说它很荒谬，但肯定是不完全准确的。因为从现实出发，我们发现在中国劳工成本最低的恰恰是不参与国际竞争的。
主持人：不参与国际竞争的。
郑功成：对。第四点，就是为劳动者建立相应的劳动保护与社会保险制度，是市场经济所要求的，是它的一般的规律和规则，中国也不应当成为例外。劳动保护与社会保险制度的确立，是为了维护劳动力的再生产、解除劳动者的后顾之忧，恰恰是为了提高生产力，恰恰是有利于竞争的。社会保险制度解决了劳动者的后顾之忧，实际上能够提高劳动者的积极性，能够让他们放心地消费，而消费会进而来拉动生产，最终形成良性的经济发展格局。
主持人：良性的发展格局。
郑功成：反过来讲，就可能是恶性的。就像1997年时，中国人民银行连续五次调低存款利率，我们的老百姓还是把钱一个劲往银行存。国外的经济学家看到都很不理解呀，因为在几乎所有市场经济国家，银行存储利率一调低，老百姓就可能把钱取出来买东西。而在中国，即使一点利率都没有，老百姓还会往里边存钱，为什么？在1997年前，是因为出现了退休者有领不到退休金的，医疗保险改革使一部分人看病要自己掏钱，还有什么教育产业化、住房私有化，等等，好像国家什么都不保障了，什么都要自己掏钱。人人都觉得后顾之忧在累积，谁都必须为自己及子女的未来打算。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有关的经济政策就丧失了调节的功能与力度，实际上应当起作用的经济政策（如利率杠杆）起不了作用。1997年由于大家存钱不消费，当时的物价不仅没有上涨，反而下跌，有很多产品卖不下去，整个消费市场上没有繁荣的景象、是萧条，许多国有企业因产品积压而效益极为不良。所以在当时，朱鎔基总理就任时的局面是个很烂的局面。大家不消费是因为有生活风险，为什么有生活风险？是因为没有社会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