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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鲍克先生冥思苦想时，波洛和大夫都恭敬地等候着他的最新发现。
“想出来了，”他终于开了口，“拨表针的不是穿列车员制服的人！而是我们叫做第二凶手──左撇子──换句话说，就是那个穿鲜红色睡衣的女人！她去的迟，为了不引起怀疑，就拨了表针。”
“妙极了！”康斯坦丁大夫说，“你真会想象。”
“实际上，”波波说，“她是在黑暗中戳中的，没有想到他已经死了，可是，不知怎么地推测，在他睡衣口袋里有一块表，就把它掏出来，盲目拨针，并且把它敲瘪。”
鲍克先生冷冷地看着他。
“还有什么更好的想法？”他问道。
“此刻──还没有。”波洛答道。
“反正，”他接着说，“我认为，你们两位都没发现那块表的最有趣的一点。”
“就是第六个问题要回答的吗？”大夫问道，“对于这个问题──谋杀是发生在一点一刻吗？──我的回答是否定的。”
“我同意，”鲍克先生说，“下一个问题是──比一点一刻早吗？我说，是的。大夫，你也这样想，是吗？”
大夫点点头。
“是的。但是，‘比一点一刻迟吗？’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也是肯定的。我同意你的推论，鲍克先生，而且，我想，波洛先生也会同意的，尽管他不想承认。第一个凶手在一点一刻之前作的案，第二个凶手则在一点一刻以后行刺的。至于左撇子的问题，我们是否应该采取措施，弄清楚旅客中，谁是左撇子？”
“我还没有完全忽视这一点，”波洛说，“你们可能已经注意到，我要每个旅客都签名，或留下地址。可这并不是决定性的证据，因为，有的人用右手做某些事，而用左手做另一些事。有的人用右手写字，可有左手打高尔夫球。但是，可能会有些帮助。除了拒绝写字的德雷哥米洛夫公爵夫人，所有的旅客都是用右手写的。”
“德雷哥米洛夫公爵夫人，不可能的。”鲍克先生说。
“我怀疑，凭她的力气，能戳那左撇子的一刀吗？”
康斯坦丁大夫疑惑地说，“那一刀要用相当大的力气。”
“比一个女人的力气大吗？”
“不，我并不是这个意思。可是，我认为，至和要比一个老妇人的力气大，而德雷哥米洛夫公爵夫人的体质尤其弱。”
“也许这是一个精神对肉体的影响问题。”波洛说，“德雷哥米洛夫公爵夫人具有坚强的个性和巨大的意志力，不过，我们还是暂且把它搁一搁吧。”
“至于第九和第十两个问题，我们是否能够确信，雷切特不止被一人所杀？刀伤还有什么其他的解释？依我看，就医学上而言，那些刀伤是没有任何其他解释的。假定说，一个男人先轻轻一戳，然后再大力戳，先用右手，再用左手。大约半小时后，再在尸体上戳几刀──当然，这个假设是不成立的。”
“对，”波波说，“不成立的。可是，你认为有两个凶手的假设就能成立吗？”
“就象你刚才说的那样，还有什么其它的解释呢？”
波洛双眼直盯着他。
“这正是我自己问自己的，”他说，“而且一直不停地问我自己的问题。”
他向后一仰，靠在椅子里。
“从现在起，一切都在这里面了。”他拍拍自己的脑门说。“我们已经深入研究过这些问题。事实也都在我们面前了，而且秩序井然，有条不紊。旅客们一个一个都传到这来过，轮流提供了证词。我们已经知道所有我们能够知道的东西──从外界……”
他朝鲍克先生亲切地笑了笑。
“我们好象在开玩笑，是吗？──这样靠座椅，能想得出真相吗？好吧，我马上要所理论付诸于实践──就在这儿，你们眼前。你们俩也必须这样做。让我们三人都闭上眼睛，静静思考……
“雷切特是被一个或更多的旅客杀死的。那是他们当中的哪几个呢？”
第三章 启发性的几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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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有一刻钟，他们谁也没讲话。
鲍克先生和康斯坦丁大夫开始遵照波洛的意思──静坐思考。他们努力想从一连串相互矛盾的细节中，得出一个清楚而正确的结论。
鲍克先生的思路大致如下：
“毫无疑问我得思考。但是，对于那几个问题，我已经都捉摸过了……很明显波洛认为那个英国姑娘与本案有牵连。我不得不感到这是不可能的。英国人是非常冷静的，也许是因为他们的体质太弱……但这并不打紧。看来，那个意大利人不会是凶手──真遗憾，我想，英国男佣人说他房里的那一位从未离开过时，不会是说谎吧．可他这么干是为什么呢？要想贿赂英国人，不是那么容易的，他们是如此的难以接近。这整个事情实在倒霉。我不知道，我们何年何月才能脱离一困境。在列车行进中，应该有某种救援工作。但是，在这些国家里，铸事老是慢吞吞的……任何人在做任何事之前，总是要想它几个小时。而且，这些国家的警察也是最难对付的──傲慢自负，暴躁乖戾。他们会把事情闹得很大。因为，这种机会是难得的。所有的报纸都会提起……”
从这里起，鲍克先生的思路又沿着一条老路──一条他们已经走过几百遍的老路──走下去了。
康斯坦丁大夫的想法如下：
“他真古怪，这个小个子。他是天才吗？还是个怪人？他会揭穿这个秘密吗？不可能。我看不出有什么法子。实在太乱了……也许，每个人都在说谎……然而，并不能起什么作用。假如他们都在说谎，为什么会如此迷惑人，好象他们是在讲真情。那些刀伤的说法太离奇了。简直不能理解──假如他是枪打死的，或许更容易理解──毕竟，带枪的人，这个词的意思是，用枪射击的人。美国真是一个古怪的国家。我应该到那儿去。它真进步。回家后，我得找到德为特里斯？齐娅──她去过美国，所有现代思想，她都有。我不知道齐娅现在正在做什么。我的妻子是否已发现……”
他的思路完全走上了私事的轨道。
赫卡尔？波洛一动不动地坐在那儿。
人匀也许以为他睡着了。
经过一刻钟的木然呆坐以后，他的眉头突然慢慢地舒展开来，轻轻地叹了一声，含混不清地说：
“可是，毕竟，为什么不会呢？假如是那样──嗯，假如是那样，一切都可解释了。”
他的眼睛睁开了，绿得就象猫眼一样。他低声说：
“好，我已想过了，你们呢？”
由于经过一刻钟的沉思，两人都大声说起来。
“我也想过了，”鲍克先生在点心虚地说，“但是，我得不出结论。如何解释这一案件，这是你事而不是我的事，朋友。”
“我也认认真真地想过了，”大夫毫不脸红地说，又回忆起那些色情的细节。“我想到过许多种可能，但没一个能使我满意。”
波洛和蔼地点点头，好象是在说：
“很好，这样说还是合乎情理的。你们已经给了我想要的提示。”
他挺起胸，笔直地坐在那儿，一边捻着他的小胡子，一边说了起来。他的神情就好象一个见习演说家正对大会演说。
“朋友们，我回顾了所有的事实，以及每个旅客的证词──得出了一个结论。虽然有点模模糊糊，仍旧看到了某种掩盖事实真相的解释。这个解释很怪。到目前为止，我还不能确信它是真的。要弄确实的话，我还得做些试验。”
“我想先提出几点。这几点，看来对我们会有所启发。我们可以从鲍克先生对我说的一句话说起。这句话恰好就这里。是我俩第一次一起在火车上吃饭时讲的。他谈到这样一个事实，即，我们周围是一伙不同阶级，不同年龄和不同国家的人。而在这种时刻出现了这样一群形形色色的人，是比较少见的。比如说，雅典──巴黎和布加勒思特──巴黎这两节车厢，就几乎是空的。请记住，还有一个旅客没赶上车。我认为，这一事实是重要的。然后是比较次要的几点，但变有启发性──例如，哈伯德太太的手提包的位置；阿姆思特朗太太母亲的名字；哈特曼先生的侦探方法；麦克昆的说法──是雷切特自己毁了我们所发现的那张烧焦了的信；德雷哥米洛夫公爵夫人的教名；以及匈牙利人护照上的油迹。”
两人都盯着他看。
“这此事实，对你们有什么启发？”波洛问他们。
“一点也没有。”鲍克先生坦率地说。
“你呢，大夫？”
“你说的，我一点也听不懂。”
这时，鲍克先生根据波洛刚才提到的护照问题，正在仔细地整理和分析各人的护照。忽然，他哼了一声，拣出来安德烈伯爵夫妇的护照，打了开来。
“你指的是这份吗？这个油迹吗？”
“是的。油迹还比较新鲜。你可注意到它是在什么地方吗？”
“在伯爵夫人的姓名这栏的开头──确切地说，在她教名的头上几个字母。但是，我承认，我还是没看到它的重要性。”
“我将从另一角度来分析。先回到现场所发现的那块手帕上吧。正如不久能前我们讨论过的那样，三个人与字母H有关──哈伯德太太，德贝汉小姐和女佣人希尔德加德？施密特。现在，让我们用另一种观点来看看这块手帕。朋友们，这是一块很贵的手帕──一件奢侈品，手工织的，巴黎刺绣。所有旅客中，不管起首字母是什么，谁最配有这样一块手帕呢？哈伯德太太，不可能。她是个合时宜的女人，不想要过分奢侈的衣着。德贝汉小姐，也不可能，那种英国女人往往带有一块好看的、亚麻布手帕，而不可能有价值约两百法朗、昂贵的细棉布手帕。让我们先看看，是否能把她们两人和字母H联系起来，我指的是德雷哥米洛夫公爵夫人──”
“她的教名可是娜塔莉娅，”鲍克先生挖苦地插嘴道。
“一个不错。可她的教名，就象我刚才说过的那样，肯定对我们有启发，另外一个是安德烈伯爵夫人。我们马上就会联想到──”
“只有你会联想到！”
“就算是我。她护照上的教名，因为有油迹，看不清楚了。任何人都会说，这只是偶然的巧合。然而，想一想那个教名。爱琳娜，假如不是爱琳娜（Eelna）而是海琳娜（H elena）。大写字母H能改成大写E，并且很容易盖住右边的小写e，然后，再搞上一点油污，掩盖涂改的痕迹。”
“海琳娜，”鲍克先生喊了起来，“好一个想法。”
“当然好罗！我一直在为我这一想法寻找佐证，不管多么微不足道──现在可找到了。伯爵夫人行李上的行李标签已经有点儿潮了。最重要的是，水迹也刚好弄糊了起首字母。而且，那张标签已经湿得脱开了，还被贴在另外一外地方。”
“你开始使我有点儿相信了，”鲍克先生说，“可是，安德烈伯爵夫人──肯定──”
“啊，现在，我的老朋友，你得改变自己原来的想法，从另一个完全不同的角度来对待这个案子。那么，凶手是打算怎样出场的呢？别忘了，这场大雪搅乱了他原先的计划。可以设想，要是没有雪，列车继续它正常的行程。那么，会发生什么呢？”
“可以说，凶手有可能早在今天上午，在意大利边境时，就会被发现。意大利警察也会得到相同的证词。麦克昆先生会搬出恐吓信；哈特曼先生会讲他的故事；哈伯德太太会急于向每一个谈一个男人穿过了她的包房；钮扣也会被发现。想象当中，只有两件事有所不同。那个男人穿过哈伯德太太包房的时间，恰好在一点钟之前──列车员制服会被发现，已经丢在两个盥洗室中的一个里。”
“你的意思是──？”
“我的意思是，凶手原来的打算，使谋杀案看起来像车外人干的。凶手原计划在布罗特站下车，列车正点到站时间是零点五十八分。有人可能会在过道上碰到一个陌生的列车员。制服会被搁在一个引人注目的地方，借以清楚地表明，这个鬼花样是怎么搞出来的。所有的旅客也就会受到怀疑。朋友们，这就是凶手原来精心炮制的计划。”
“可是，一切都由于列车出了事故而改变了。毫无疑问，我们已经有理由，说明为什么那个男人在死者房内呆了这么久。他在等待列车继续上路。但是，最后，他意识到列车开不了啦。他不得不作出另一个计划。现在可以知道，凶手一定还在车上。”
“对，对。”鲍克先生迫不及待地说，“我全明白了。可是，手帕是怎么进来的呢？”
“我正要谈呢，不过要拐点弯，先不直接谈它。首先，你们必须认识到，那些恐吓信并没有明确的目标。也许是从一本蹩脚的美国侦探小说里抄来的。它们不是真的。其实，纯粹是为了迷惑警察而写的。我们必须问自己的是：‘它们是用来欺骗雷切特的吗？’表面看来，回答似乎应该是否定的。他给哈特曼的指示，看来是针对一个明确的‘私’敌的。对这个宿敌的身份，他也是一清二楚的。先决条件是，假如我们相信哈特曼的故事是真实的。但是，雷切特肯定收到了一封与众十分不同的信──提到阿姆斯特朗小孩的那封信。我们在他的包房里已经发现了它的一个碎片。万一雷切特没有意识到，危险已经迫在眉睫，那封信就是为了使他确实知道，为什么他的生命安全会受到威胁。恰恰是那封信，正象我们说过的那样，凶手是不愿让任何人其他人知道的。因此，作案后，凶手所关注的第一件事便是销毁它。这也就是他计划中的第二个障碍。这第一个是雪；第二个是，我们重新使碎片得到复原。”
“那封信──已被如此小心地毁掉了的信──中能说明一个事实。列车上，一定有什么人，跟阿姆斯特朗家的关系相当密切，以致发现那封信，就会引起直接怀疑那个人。”“好了，我们再来看看已经发现的另外两条线索。烟斗通条的问题，先搁一搁，关于它，我们谈得很多了，还是来讲讲手帕吧！简单地说，这个线索可直接牵连到某个人，这个人名字的起首字母是H，而他（或她）无意地把它丢在那里了。”
“对极了。”康斯坦丁大夫说。“当她发觉手帕失落时，就立即采取措施，隐瞒他的教名──”
“你想得真快，我还来不及想，你已经得出了结论。”
“还有其它的结论吗？”
“当然有。例如，假设你作了案，但希望使其它人受到怀疑。好吧，列车上就有这么一个人──一个女人，与阿姆斯特朗家的关系非常密切。假设，那时，你留下她的手帕……她就会被传讯，她和阿姆斯特朗家的关系就会暴露无遗──就是那样。作案动机──以及一件与谋杀案有牵连的物证。”
“可是，在这个案子里，”大夫反驳说，“她是无罪的。因为她没有打算隐瞒自己的身份。”
“啊，真的？你是这样想的吗？这正是警察当局的意见。可我懂得人性，朋友，告诉你吧，一个人要是因谋杀而突然面临审讯时，虽然是最无辜的，也会失去头脑，做出最荒唐的事来。不，不，油迹和重贴的标签并不能证明有罪──它们只能证明安德烈伯爵夫人，由于某种原因，急于隐瞒自己的身份。”
“那么，你认为，她和阿姆斯特朗家有什么关系呢？她说，她从来也没有到过美国。”
“确切地说，她的英语是不标准的。她的异国外表也太过分了点。然而，要猜出她是谁，并不困难，刚才，我还提到过阿姆斯特朗太太母亲的名字──琳达？阿登。她是一个很著名的演员──而且，最拿手的是演沙士比亚的戏。想一想《皆大欢喜》──阿登和罗沙林德森林。她就是从那里获得灵感，而给自己取艺名的。大概是戈尔登伯格──在她的血管里，很可能有中欧人的血液──也许还有点儿犹太人血缘，而流落到美国去的，有许多不同国家的人。先生们，我提醒你们注意，阿姆斯特朗太太的妹妹是海琳娜？戈尔登伯格，琳达？阿登的小女儿。拐骗悲剧发生时，她比那小孩大不了多少。后来，她跟安德伯爵结了婚，当时他是在华盛顿当专员。”
“可是，德雷哥米洛夫公爵夫人说，她是跟一个英国人结的婚。”
“可她记不得他的名字了！我问你们，朋友，这可能吗？德雷哥米洛夫公爵夫人爱琳达？阿登，就象贵妇人都爱名演员一样。她是琳达一个女儿的教母。她真的会这么快就忘了她另一个女儿的夫名吗？这不太可能吧。不可能。我可以肯定，德雷哥米洛夫公爵夫人撒了谎。她知道海琳娜在车上，而且见到过她。她一听到雷切特地本来面目时，就意识到海琳娜会受到怀疑。因此，当我们问到阿姆斯特朗太太的妹妹时，她马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