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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遇，过更合理的生活，是本章探讨的主要问题。
妇女生活的变迁，是指传统中国的妇女生活转变到现代的过程，今日的妇女问题，差不多都根植于深远的传统之中，为了要探讨这些问题，就不能不对传统中国的妇女生活做一番重点式的了解。
第二部分传统中国的妇女生活（1）
这里所说的“传统中国”是指从先秦到清末这一段时间的中国。在这长达两千五六百年的时间里，妇女生活也有相当大的变化。不过其变化的方向，与清末以来的变化恰好相反。清末以来是转向开放，传统的妇女生活，却是愈到后代愈封闭。大抵说来，宋代是由宽到严的关键期。
一、男尊女卑
在传统中国，男尊女卑一直被认为“天经地义”，不只是男性如此肯定，女性也如此自肯。男尊女卑之说，观念上的来源始于《易传》，如《系辞传》：“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又：“乾，阳物也；坤，阴物也。”又：“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又：“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夫坤，天下之至顺也。”在这里，后世对男女做不同评价的观念，如健、顺，贵、贱，尊、卑等，都已具备。《易传》这样的观念，又是怎么来的？据陈东原的解释，早期乾坤阴阳的观念，并不就是那样的整齐，直等到男性战胜了女性，社会由男性来支配时，这等哲理，才应运而生。这种社会，即所谓宗法社会①。这虽是揣测之词，但这种观念的产生，一定会有它的社会背景。也就是说，男尊女卑的事实，先于男尊女卑的哲理。《系辞传》虽不能确知是什么时代的作品，但从它的内容看，不可能是战国以前的作品。《诗经》最晚的作品，不可能晚于春秋初期，其中已有男女不平等的描写，如《小雅·斯干篇》：“乃生男子，载寝之床，载衣之裳，载弄之璋；其泣，朱芾斯皇，室家君王。乃生女子，载寝之地，载衣之褐，载弄之瓦；无非无仪，惟酒食是议，无父母诒罹。”可见古代男女一生下来，就受到不平等的待遇。由于先有这样的社会事实，先哲遂就这些事实发挥出一套哲理，这套哲理又被认为是圣人所作，因此后世遂无异议。就礼教规定妇人“三从”之说，还可以知道，男尊女卑是绝对的，这个“男”不论是父亲、丈夫、儿子，女子都应该服从。如《仪礼·丧服传》说：“妇人有三从之义，无专用之道，故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根据传统礼教的规定，女子只是男子的附属品，完全没有独立的人格，也没有独立的社会地位，《白虎通》“阴卑不得自专，就阳而成之”②，就正说明了这一点。不但男性这样说，汉代有个女名流曹大家（班昭）也这样说：“夫者，天也；天固不可违，夫固不可离也。”③
男尊女卑由事实抽离而成哲理，由哲理演变成礼教，如仅属于礼教的范围，它对女子的约束，只是诉诸权威和舆论，礼教的真正精神，是要达到自我的控制，经由自我控制，引导生活去适应文化模式。④一旦礼教演变成法律，那么礼教上自我控制的意义，就转成了法律上的强制规定了。男尊女卑的观念，以及其他种种拘限女性的思想，都是演变成了法律条文，才发生绝对的约束效力。中国的法律完成于唐以后，唐律是第一部完整的法典，根据唐律，如夫背妻逃亡，不加处罚，而且不到一定的年限（三年），妻不可以离异改嫁。相反地，妻背夫逃亡，除加以处罚外，并令听夫嫁或卖。这就是把礼教中的“既嫁从夫”，变为法律上强制的规定。⑤其余法律上类此的明文还很多，盖唐以后的法典，都是依据儒家的礼教所制定。
二、两性关系
现在的人，一谈到传统中国的两性关系，很容易联想到孟子所说的“男女授受不亲”之类的话，孟子是战国时代的人，这种观念，在士大夫阶层形成普遍的礼俗，大抵已是在宋以后，汉、唐时代还只是部分的现象，在战国以前，两性关系还是相当自由的。
由于民国初年新文化运动时代，鲁迅和吴虞等人曾叫出“吃人的礼教”⑥的口号，给人留下一种印象，好像礼教都是很残酷的，其实并不尽然，像《周礼》中就曾有这样的记载：“中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可知在周代，成年男女的自由结合，亦为古礼所许可。《诗传》也说：“三十之男，二十之女，礼未备则不待礼。”这是说，男子到了三十岁，女子到了二十岁，如还没有嫁娶，那么即使礼教规定的那些条件不具备，也就可以结合。
最足以反映周代两性关系的，是中国最古老的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尤其是诗经里的《国风》。《国风》大部分都是美妙动人的诗篇，字里行间洋溢着醉人的情愫，表现出年轻男女们健康活泼的生命和自由天真的关系。他们活跃在春光照耀的原野里，在山之巅，在水之滨，纵声高歌，唱出他们的心声。陈虹曾就诗经写了五个短篇：《先民情感的心声》（1～5），将表现男女相悦之情的诗章，选了几个例样，介绍给现代的读者，下面是其中的一个例子⑦：
原诗《国风·绸缪篇》今译
绸缪束薪，我的心情好不紧张，
三星在天，繁星在我的头上灿亮，
今夕何夕；呵！这是多么美妙的夜晚；
见此良人，遇到了温文贤良的少年，
子兮子兮，希望你呀！
如此良人何！永远保持着柔和的德性。
绸缪束刍，我的心忐忑地跳着，
三星在隅，星星在我顶上照着，
今夕何夕；呵！这是多么快乐的夜晚；
见此邂逅，和心爱的姑娘会面，
子兮子兮，希望你哟！
如此邂逅何。感情专一芳心永不改变。
绸缪束楚，疏星几点已在东方出现，
三星在户，相聚的两人肩并着肩，
今夕何夕；呀！这是多么幸福的夜晚；
见此粲者，一次邂逅，终身怀念，
子兮子兮，我和你呀！
如此粲者何。莫要辜负好时光，
且将心事尽情诉谈。
此景此情，即使现代的青年男女，恐怕仍将欣羡不已罢！
第二部分传统中国的妇女生活（2）
周代的晚期至春秋时代，两性的关系依然是相当自由。据杨筠如的研究，这个时代的两性关系是：1。同姓可以相婚嫁；2。男女可以自由结合；3。妇女贞操问题尚未发生。⑧到了汉代，专制天下已告统一，社会的控制需要加强，于是礼教逐渐发生了功效。班昭的《女诫》七篇，可以说是这个时代的代表作，她首先主张：“夫有再娶之义，妇无二适之文”，三从四德和三纲的观念，她都接受了。因为这是女子现身说法，所以对后世影响很大。不过汉时因去古未远，流风余韵还在，两性关系受礼教的影响依然不深。明显的例子是当时士大夫并不以女子改嫁为非。下面举几个历史上有记载的例子：
例一：朱买臣尚未显达时，妻子因贫要求离婚再嫁，后来朱买臣发达了，对他的离婚妻子和她的丈夫，仍能给予照顾。
例二：焦仲卿的妻子，因婆婆不喜欢她，被遣回娘家，就有太守和县令，派人来议婚。
例三：邓元义的妻子，因与婆婆不睦，被遣回家，后来再嫁给华仲，华仲是位大官，有一天和太太坐车经过大街，恰好被前夫邓元义看到，元义跟同行者说：“此我故妇，非有他过，家夫人遇之实酷，本自相贵。”⑨
其他的例子尚多，不必细举。从汉到唐，两性关系在礼俗方面没有重大改变。唐代有位女子宋若华，写了一部《女论语》，把女子应遵守的“贞节柔顺”的大道理，阐述得十分透彻，与班昭的《女诫》齐名，因为她大部分用的是很口语化的文字，所以比《女诫》流传更广⑩。这说明严格的女教，业已深入士大夫之家。不过在唐代，两性的离异，仍能保持相当的自由。据《新唐书·公主传》的记载，公主再嫁者，竟有二十三人之多，三嫁者有四人。韩愈在唐朝，是位有名的卫道之士，可是他的女儿就曾两度改嫁。从这些事实，我们可以看出，当时不论是朝廷或士大夫家，把两性离异的问题，看得依旧很宽松。
宋以后，妇女生活开始了大的转变，有三个因素，促成了这一转变。
第一，法律发展已经完成，根据礼教制定的法律，不但加强了对妇女生活的控制，且明文规定了男女之间的不平等。依唐律（唐以后历代皆如此），夫对妻的祖父母等，必有“殴”之事实，方犯义绝；而妻对夫之祖父母等，或殴或詈，均可构成义绝之状，这是第一件不平等。妻与夫之缌麻以上的亲人通奸，即犯义绝；而夫非至与妻母奸，则不为义绝，这是第二件不平等。妻欲害夫为义绝；夫欲害妻，则不在此限，这是第三件不平等。
第二，女子缠足风气的流行。缠足风气始于五代南唐，嗣后风行千年而不衰。为什么要缠足？《女儿经》的解释是：“为甚事，裹了足？不因好看如弓曲；恐她轻走出房门，千缠万裹来拘束。”可见缠足不只是为了好看，更重要的作用是妨闲。一旦女子终身被限在闺阁之中，大部分的礼教，自然能顺理成章地执行。缠足以后，就是想效法《诗经》时代的女子，奔跑在山巅水边，追逐在花前月下，也是事实上所不可能了！
第三，理学家提倡节烈观念。下面引两则程伊川和朱熹的话为例：
例一：
或问：“孀妇于理，似不可娶，如何？”
伊川先生曰：“然！凡娶，以配身也，若娶失节者以配身，是己失节也。”
又问：“人或居孀贫穷无托者，可再嫁否？”
曰：“只是后世怕寒饿死，故有是说，然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
例二：
陈师中的妹婿死了，朱熹写信给师中，希望他设法使其妹守节：
令女弟甚贤，必能养老抚孤以全柏舟之节；此事在丞相夫人奖劝扶植以成就之。使自明没为忠臣，而其室家，生为节妇，斯亦人伦之美事。计老兄昆弟，必不惮赞成之也。昔伊川先生尝论此事，以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自世俗观之，诚为迂阔，然自知经识理之君子观之，当有以知其不可易也。
把女子改嫁看得这样严重，是宋以前所没有的事。理学主宰学术思想、维护风教达七八百年之久，他们的言论，在社会所树立的权威，甚至比法律的效力还要大。林语堂有一次接受电视访问，谈到他家乡的风俗，他说闽地是朱熹来了以后，风气才开始封闭，女子才不再出阁门，可见理学家影响之大。
第二部分传统中国的妇女生活（3）
三、贞节问题
贞节的观念，从《易经》开始就与妇女发生关系，如：“家人利女贞。”“恒其德贞，妇人吉。”秦统一以后，曾用法律劝导贞节，到了汉宣帝时代，是历史上第一次褒奖贞妇顺女，东汉中兴以后，朝廷表扬节义，态度较前更积极。但参照前节所说汉、唐的两性关系，可以推知，尽管朝廷不断提倡，民间影响还不普遍，士大夫之家守之亦不严。宋代程伊川、朱熹，虽悉心倡导贞节观念，但普遍影响社会仍在元、明以后。元朝已有寡妇因乳疾宁死不治和七妾殉夫等故事流传。朱元璋取得天下以后，提倡贞节不遗余力，洪武元年即下诏令：“民间寡妇，三十以前夫亡守制，五十以后不改节者，旌表门闾，除免本家差役。”《二十四史》中的妇女，连《列女传》及其他传中所附及者，《元史》以上，没有超过六十人的记录。其中《宋史》最多，也只五十五人，《唐书》五十四人，而《元史》已多达一百八十七人，到了清人修《明史》时，所发现的《节烈传》记竟”不下万余人”，结果《明史》作者，只好选择其中较著名的，共记下三百零八人。节妇数目的大幅增加，自然和人口的增加有点关系，但主要还是因为朝廷奖励，社会舆论鼓励，于是夫勉其妇，母教其女，遂成普遍风习的结果。到了这时代，贞节已不只是单纯的情操或礼教问题，简直成了一种社会宗教，不但丈夫死了，妻子要守节，即连订过亲的女孩子，不幸未婚夫去世，也要守寡，就是所谓“望门寡”。尤有甚者，女子的体肤如被陌生男子窥看，或是被人调戏，都可能要以死明节，贞节观念竟酷烈到如此地步！
传统中国妇女生活所以如此悲惨，地位所以如此卑微，一方面是因礼教是以男子为中心而制定的，因此对男性的保障多，对女性的保障少。传统又因过分重视嗣续繁衍，所以礼教允许妇人因无子而被弃（七出之一）。此外，女子因色衰爱弛而被弃，或因男子富贵而再娶，礼教虽未鼓励，但也未加禁止。其次是因女子经济无法独立，为了生存，只有依附男人。梁启超说：“女子……惟其不能自养而待养于他人也，故男子以犬马奴隶畜之，于是妇人极苦。”这正说出影响妇女生活和地位的首要原因。到了近代，礼教对社会的控制逐渐松弛、萎缩，女子也渐渐获得了经济独立的机会，由于这两个社会条件成熟，女性才能从数千年的束缚中解放出来。
第二部分清末以来妇女生活的变迁（1）
由于西潮的冲击，中国妇女的生活，起了空前的变化，下面拟就三点来观察清末民初这一巨变的过程。
一、鼓吹女权
一个社会运动，大抵是先经由思想上的鼓吹，然后落实到社会现实付诸行动，然后达到改造的目的。近代中国妇女生活的转变，也是顺着这一步骤在演进。
梁启超在清末的二十年间，在言论和思想方面是影响最大的人物。早在1897年就发表《变法通议》，主旨在主张育人才、开学校、变官制，文中亦论及兴女学，希望借提倡女子教育，以达到伸张女权的目标。梁先生指出，在全国四万万同胞中，有半数的妇女，“无一生利者”，这使女性因依附男子而受犬马奴隶的待遇，男子亦因终岁所入，不足以赡养其妻孥，而深受其苦。因此主张女子要受教育，使她们足以自养，“不必以一人养数人，斯民富矣。”这样做是否就能达“民富”，诚不可知，但要提高女子地位，经由教育达到经济独立，无疑乃属首要。
传统中国有一个深入人心的观念，对提倡女学极为不利，这观念就是“女子无才便是德”，梁启超提出批评：“人有恒言曰：‘妇人无才便是德’，此言也。世之瞀儒执此言也，务欲令天下女子不识一字，不读一书，然后为贤淑之正宗，此实祸天下之道也。”女人不受教育，不但因不能自养而“累其形骸”，更严重的是“损人灵魂、短人志气”。女人并非天生贱种，完全是因为男性的自私和社会的限制，使她们的潜能无从发挥。不过即使在传统社会，女子依然要担任一个很重要的角色，这就是尽母教的责任，女子不识字，不读书，如何能尽到母责？所以梁启超说：“治天下之大本二，曰正人心，广人才；而二者之本，必自蒙养始；蒙养之本，必自母教始；母教之本，必自妇学始。故妇学实天下存亡强弱之大原也。”在这里，梁氏为兴女学和扫荡无才是德的错误观念，找到了很有力的理由。
此外，梁氏在写《变法通议》的同一年，又有《倡设女学堂启》一文，文中除痛击传统社会封闭女教之弊害，已提出“男女平权”的崭新观念，并认为这是达到复兴国家、增长民智的始基。他说：“男女平权，美国斯盛；女学布，日本以强；兴国智民，靡不始此。”这些言论，对冰封已久的妇女生活，在当时的社会，的确起了解冻的作用。
在早期的启蒙运动中，除梁启超外，鼓吹女权最有力的作品，是自称“爱自由者金一”所著的《女界钟》。此书出版于1903年，顾名思义，这是一本要促进女子觉醒的书。主旨在鼓励妇女参加革命行列，脱离过去的奴隶地位，以达到男女平权的目标。金一认为，道德知识，是人类天赋的权利，不论是男是女都一样，这种天赋的条件，“无日不婉转却曲以求伸，不伸于此，必伸于彼。”传统男子中心的社会，不使女子有受教育的机会，复用无才是德的观念使之理由化。女子的天赋才智和精力既不能用于读书，自不免另求发泄，于是有“斋醮之事”、“寺观之游”，甚至与三姑六婆交密，女子这些行为反被男性批评，岂是公平的？
金一又列举传统中国的女子有四大障害：
1。是缠足。他认为男子吸食鸦片，女子缠足，使中国“日趋于禽门鬼道”，带来亡国灭种之祸，“皆由于自造，而非人所能为。”
2。是装饰。女子生活被限于闺阁之中，只能在装饰方面翻新花样，使“心力日力，耗诸无用之地”，所以他主张剪发，他说：“今西方志士，知识进化，截发以求卫生，吾以为女子进化，亦当求截发始。”这是中国最早提倡女子剪发。
3。是迷信。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