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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多了。例如2002年，英国教育大臣莫理斯就因为“高考”（A－Level）评分出了问题而挂冠求去。陌生的是我们很难理解这里头的道理，难
道设置考试评分标准的是教育大臣本人吗？飞机失事，既不开飞机也不直接管理机场安全的国防部长又凭什么要下台呢？
这种做法与其说是成文法律的要求，倒不如说是种不用明言的国际常规，它的根源就是“西敏寺体系”（WestminsterSystem，源于英国的
议会内阁制）里的“部长问责”了。所谓“部长问责”，意思是一个内阁部门里头只要出现了贪污、政策失当和行政措施的失误，不管它的部长
事先知情与否，也不管他是不是直接参与了那些犯了错误的决定，他都要负起责任；而负责的终极体现就是自己辞职了。
“部长问责”表面看来好像很不讲道理，很不近人情，但这个规矩其实是有源头的。发源自英国的西方民主国家的文官制度讲究“二官分
途”，亦即制定政策或为政策拍板放行的政务官，与负责政策建议和执行政策的公务员是截然不同的。前者享有决策权因而负有政治责任，
后者专注于既定政策的实施因此负有行政责任。前者出错，受到的最大处罚就是断送政治生命；而后者则要按照既定规章调处。在“西敏
寺体系”里面，只有部长要上议会接受民意代表的质询，替下属部门回答一切疑难。遇上任何问题，他都不能说自己不知道；遇上任何挑
战，他也不能推到属下的头上。理由是他乃民选的政治任命官员，有责任为全民监督那庞大的行政机器。
这是种常规，理论上你可以置之不理，可是你要是真的什么都不管，好官我自为之，那么接下来可能的政治危机就要拖累整个政府，
结果就算不是立刻垮台，也会让执政党在下一轮大选中遭到选民的投票处罚了。由于有这么巨大的负担，内阁各部就得加紧监督下属，保
证不出乱子，不让对手有任何可乘之机。
既然如此，何以实行总统制的巴西也要学这套英式的“部长问责”呢？这是因为这套“二官分途”的原则已经成了民主国家共有的金科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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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了，那位不幸的巴西国防部长虽然不是人民直接选举产生，但他到底也是民选总统自己任命的。更不用说美国偶尔会发生州里出事、州
长辞职的情况了，因为那些州长根本就是州民直选的。
最近有些网上的舆论还在谈论山西黑砖窑事件的查处情况，觉得涉及官员只到县级好像还不够高，并且还动辄引用上述那种外国事例
作比较。在我看来，这种比较实在是太不符合国情了。别的不说，就拿文官制度来讲吧，中国走的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公务员制度，理论上
所有级别的公务员都是有政治任务的，所有层次的官员也都有政治责任，因此用不着像西方那种“二官分途”、“部长问责”，动不动就“刑上
大夫”（SARS时期卫生部长和北京市长的去职只是特例而非常态）。所以，有县级官员为黑砖窑事件负责也就很够了，山西省长于幼军公开
道歉实在是超额完成了他的本分。
原题为“政治责任的国情差别”，刊于《都市日报·兵器谱》2007年08月06日
喜事：中国政治仪式的风格
最近网上最热门的话题之一，就是江苏省邳州市的李连玉书记开完十七大返乡，全市举行盛大欢迎仪式的盛况了。光是看照片，就知
道百姓们真是高兴得不行了，不只铺上了平常明星专用的红地毯，挂上了写着“热烈欢迎李书记载誉归来”的标语条幅，更有腰鼓秧歌阵加
上舞狮舞龙。至于公安交警的立正敬礼，医院护士的掌声花朵，那就更不用谈了。
网友们再追查下去，才发现除了这烟花处处飞的“欢迎仪式”，原来在李书记进京开会之前，当地也倾全市之力搞了一个极庄严极热闹
的“欢送仪式”。于是一时之间，“土皇帝”和“劳民伤财”这些字眼就纷纷往这位照片里总是笑眯眯的书记身上招呼去了。
要批评这位地方官的“政治文明意识不强”很容易，说他肆无忌惮地过足领导瘾就更简单了。但我以为这个个案其实还折射出了一个更
普遍的现象，而要认识这个现象，就得问一个更根本的问题，一个听起来或许不是那么“政治正确”的问题：那就是为什么中国共产党的十
七大会是件“喜事”？
的确，十七大召开之前，社会上的负面新闻和意外事件都少了很多，颇有天与人归的吉祥气象。看代表们投票的场面，也循例有欢乐
的音乐当背景，与一般国家的国会要不喧哗闹腾，要不鸦雀无声的情况大异其趣。可是我们都不应该忘记，十七大作为中国执政党最重要
的决策会议应该是件正事，而不是结婚生小孩一类的喜事。
十七大是影响中国未来路向的重大会议，大家尽可以为新登场的一代拍手道喜，但这个会议本身却是庄重严肃的，用“喜事”二字形容
反而只会贬低了它的真正意义。像李连玉书记这样的代表去参加会议，本是他分内的责任，再正常不过，又有什么值得热烈欢送兴奋欢迎
的呢？一个学生上学，一个工人上班，皆是应有之义，他们的家人用得着天天在门口点鞭炮恭贺上学成功上班胜利吗？
这位李书记的根本问题不在于好大喜功，也不在于劳民伤财；他的根本问题在于忘记了自己是个代表主人的公仆。我们何时见过有主人因
为仆从做对了他该做的事，就兴奋地又放烟火又奏乐的呢？
原题为“政治责任的国情差别”，刊于《南方都市报》2007年11月08日
政府：它的界限在哪里
海外观察家在谈论中国的时候有一组固定的词汇，这组词汇表达了一整套框架。比方说“开放”与“保守”，他们很喜欢把这两个价值意
蕴饱满的形容词加诸中国政府的领导层身上，辨识出谁是开明派谁又是保守派；而开明自然是好的，保守当然很坏。这套二分法依据的是
一系列标准，例如开放舆论是开明，管束私人企业则是保守。同样的形容词、同样的判准和同样的观察框架还可以套用在任何政策与事件
之上。就以刚刚落幕的“两会”来说，有人就说中国更开放了，但也有人反过来说中国变得保守了。
说中国开放，主要是因为《物权法》的通过，英国的《经济学人》甚至认为这是一场“革命”。在许多人心目中，社会主义国家居然要
保护私有产权，这难道还不是开放吗？说中国保守的，则注意到了政府在加大教育与医疗投入的同时，还会加强约束这两个领域的“自主”。
更何况增加政府资源的投入往往也意味着政府规模的扩张。一个规模更大权力更强的政府难道还不是保守吗？
这些判断的前提来自于对中国数十年的历史观察。回顾改革开放近三十年来的变化，我们可以总结为“集权的弱化”或者“政府的撤退”。
大家都知道改革开放前的中国政府是“全能主义”的，也就是政府全面介入了人民生活的所有方面，文化、经济和社会尽在政府的掌控之中；
经济领域、文化领域与社会空间是和政治领域高度重合的。自从邓小平开启了改革开放，政府就逐步撤出各个领域、还市场自行运转的空
间，还社会自主管理的可能，还文化自由表达的机会。所以在海外观察家的眼中，整个改革开放的历程就是一段由保守迈向开放的进程。
政府越后退，人民越自主，国家就越开放；相反地，政府介入得越深，社会就变得越不独立，国家自然就是保守了。
这种判断的根本问题就是太过简化，把个人与政府对立起来，分别放在天平的两端，仿佛只要一头重了另一头必然就轻，中国不是更
开放就是走回头路。正好碰上近年关于改革开放何去何从的大讨论，本届两会变得格外令人瞩目，大家都急于从会议的决策看出中国未来
的轨道。看见《物权法》通过了，就说这是官退民进，开放了；看见政府重新介入教育、医疗甚至房地产市场，就说这是官进民退，保守了。
其实今天中国政府真正面对的不是开放或保守的是非选择，而是另一个政治学上的根本难题，那就是应该如何定位政府的角色。假如
改革开放前的全能主义政府是一个极端，那么一个彻底退缩的“最小国家”就是另一个极端了。在这两个极端之间的光谱是很宽阔的，要把
自己放在其中的哪一个点则是既脆弱又敏感的选择。
很多人说过去近三十年来中国追求的经济发展是种不计环境成本与社会代价的“粗放型发展”，其实过去近三十年来的开放又何尝不是
一种粗放型的政府撤退呢？教育、医疗、住房和一连串的社会需要都不能没有政府的位置；新自由主义梦寐以求的最小国家也未曾真正出
现过。今天我们看到的许多问题，上不起学，看不起病，住不起房子，都不是太过“保守”的结果，而是政府退得太远太快。
所以一方面订立了《物权法》，另一方面强化自己在教育与医疗上的功能的中国政府既非更“开放”，亦非更“保守”，它只是更敏感地在
摸索自己的新角色。
原题为“摸索新角色的中国政府”，刊于《南方都市报》2007年03月29日
合法性：政府起码要保障人民的生命安全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中国就像以往的“东亚四小龙”，国家机器的合法性不是建立在形式保证的民众授权之上（如选举），而是在于经济
增长与人民生活的基本保障。至于大家认识到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等意识形态，其实只是一道黏合剂，让百姓感到自己生活的富足安定
是国家的赐予，民族的自豪。假如民生凋敝，社会不安，再多的爱国宣传也挽救不了统治的危机。
难怪中国政府一直致力于经济的高速增长，因为这正是官方共产主义破产之后仍然力保政权不坠的不二法门。其中的等式是这样的：
经济发展等于百姓生活无忧，百姓生活无忧就等于政府长治久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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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乎此，便能了解近日“毒奶事件”的严重了。纵观这件事的来龙去脉，我们看见的不只是商人的贪婪无良，还是各个部门各级政府的
集体缺席。
早在今年二月，就有消费者向工商局投诉“三鹿”奶粉的质量有问题。但当局的回应竟然是要该名消费者先给两万块钱人民币，才能替
他检测相关产品！作风就和救命得先缴订金的无良医院一样。如果政府连它该尽的本份也要收钱才做，谁还需要政府呢？何不干脆让民间
自行开办产品检试实验室？说不定取价还能便宜点呢。
能够预先测知并且处理牛奶问题的部门有一大串，但它们全到哪里去了呢？至于地方政府，从石家庄市到河北省都曾接过投诉，他们
的响应是什么？就算出动到了新西兰政府，他们依然默不作声。我很难想象新西兰总理打电话给温家宝，对他说“你们那里的牛奶出事了，
他们没告诉你吗？”的情景。我只感到政府好像不见了。这是不是个体制问题？当然是！但它甚至已经和民主不民主无关了。就算是在“东
亚四小龙”式的威权体制之下，这种无政府状态也很难发生。不要搞错，就算是邓小平式的强人统治，也不大可能出现这种整体管治失效
的情况。
政府已经不能保障人民生命的安全，它还能够维持经济的高速增长吗？由次按风暴引发的全球金融海啸必将打击中国来年的出口贸
易，我们的内需再怎么扩大也补不上那巨大的缺口吧？
如此一来，这个国家的合法性能不遇到空前的危机吗？到底有没有人在管治这个国家呢？肯定有，最起码还要有政府部门勒令媒体不
得擅自报道毒奶事件，更不能发布类似这篇文章的评论。这是我最能感到政府存在的环节。
原题为“有人在管制这个国家吗”，发于“牛博网”2008年09月23日
特供：怎样区分君主立宪与共和
很久以前，有人递了一根烟给我，他神秘兮兮地叫我赶紧尝尝：“这是特别做给‘上头’抽的，外面没得卖”；这就是我的第一根“中华牌”
了。后来，“中华牌”变得一点也不稀奇，满街都是，而我们这些“港灿”此时也早已发现，真正做给“上头”的其实是一种叫做“熊猫”的烟。
孰料去年开始，连香港机场免税店也在卖“熊猫”了，而且还是那种传说中的黄色包装。起初大伙儿还不相信，怎么“上头”抽的烟就能这样
拿到街上卖呢？果然，又有一个朋友（同样很神秘地）提醒我：“别傻了，真正的‘特供’哪能这么容易让你见着。”
“特供”，特别制造以供应上峰的产品简称。多么奇怪的东西呀，我小时候还一直以为英国才有这种事呢，因为英国是个有皇室的国家。
想当年，香港不少商品都喜欢标榜自己是“皇室御用”，我一直很纳闷，为什么我们小老百姓也能随便买到女皇她老人家的专用货呢？后来
我才知道皇室“御”用原来不是皇室“专”用，一字之差，其异远矣。
其实，许多君主立宪国都还保有“皇室御用”的货品，英文叫做RoyalWarrant，字面的意思是“皇家认证”，和“特供”不可同日而语。且
以英国为例，它最早起源于1155年的亨利二世，是一种颁给商人和某些专门服务业者的荣誉。按照“皇家商人认证委员会”的规定，商家若
是想得到这个头衔，它必须连续服务皇室成员至少五年，方可具备入围的基本资格。女王、王夫和太子看得上的，当然是好东西，所以
拥有这项荣誉的商人莫不以之为质量的保证，品牌的广告。
因此“皇家认证”绝对不是“特供”，它不是专门做给皇家专用的物品，因为这玩意的宣传效力正正在于让你知道你买回去的一块肥皂和
女皇御用的完全相同。例如“皇室认证石油产品供货商”林顿能源公司，难道它会为了皇室特制一批街上买不到的石油吗？又如“皇室认证
报刊供货商”琼斯*雅留公司，本来就是英国最有名的报刊零售递送行；我想他们发给女皇的《泰晤士报》该不会和我看到的不同吧。而且
这琳琅满目的商品服务全部都要付费，就算天王老子也一样要掏出真金白银。
前阵子网上流传“国务院中央国家机关食品特供中心”的消息，许多网民都很愤慨，凭什么有些人喝的牛奶就是和我们不一样呢。后来
官方还特地出来否认有这个机构。其实我就知道这是个谣传，好歹我们是共和国，怎么可能会有比丹麦、英国和日本这些君主立宪国还不
如的“特供”呢？
可那些“没有包装的熊猫”与“瓶底印了面小国旗的茅台”又是怎么回事？莫非它们全是子虚乌有的民间传说？万一它们是真的，难道我
所理解的“共和国”概念竟然是西方霸权的产物，和我浩浩中华的语境颇有不同？又假如这都是谣言，假如我那些说话特别小声的朋友原来
全在撒谎，为什么我们又一直愿意去相信“特供”的存在呢？也许这说明了大家的国民意识有问题，分明活在人人平等的共和国，心里却总
还残留着君高民卑的封建思想。
原题为“英国才有特供”，发于“牛博网”2008年10月07日
民主：一种自我修正的漫长道路
马英九赢得了选举，几乎所有人都说这是场“民主的胜利”，原因之一是台湾人民在这次选战中表现出来的高度理智。从前盛行的买票
与“奥步”渐渐退隐，选后曾经会因愤怒而聚众闹事的群众也都静静归家。经过一轮政党轮替，过往长期执政又熬过了八年在野岁月的国民
党，如今应该变得更谦卑，更懂得行使权力应有的戒慎之心；曾经由异见分子一跃成为掌政团伙的民进党，现在也总算尝过了手握大权的
滋味和权力带来的诱惑，应该可以在未来的岁月里检讨己过重新出发。
然而，很多人赞赏这次台湾选举的理由却是：绿营等急独分子终于下台了。换句话说，是这趟选举的结果令人满意。且让我们问一个
假设的问题：假如赢的是谢长廷，那是否就代表台湾民主没有胜利呢？假如台湾人选出了绿色的民进党执政，那是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