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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内地许多政府部门纷纷在网络上公开征求人民的意见。各地各级官员领导，也不时上网会会网民，回答几条网友提问。我真
心相信，他们平常有空是会上网的，浏览各大论坛，看看热议话题，观察网友的思绪和倾向。这是不是件好事呢？当然是好事。只不过，
所谓的“网友热议”其实也可能是个迷思。网络论坛里往往是看的人多，留言的少；而且是极少。且以知名博客和菜头为例，他说：“以我的
Blog为例，日均访问量是一万个独立IP，这意味着每天有一万个人来访问。在这一万人里，回帖发表意见的人有多少？平均每天不超过100
帖，也就是说只有1％不到的人会参与讨论。”如果仔细查看所有网络论坛上最受追捧最受争议的帖子，我们将不难发现部分网民其实都是
沉默的潜水艇。他们来了，他们看见，但是他们不说话。潜水艇为什么不浮出水面呢？有可能是觉得想说的话都已经被别人说完了，也有
可能只是没兴趣，或者懒得打字。至于那些留了言的，不管他是片言只语还是长篇大论，则一定是比较有情绪有意愿也比较有闲的人。真
能把后者的话当成前者的心声，以部分网民的留言为全体网民的民意吗？然而，我们还是很笼统地说“网民认为××××”。也许有一天我们真
能找出一套工具去精准地分析网民留言，从里头萃取出全民的意志。也许有一天，民意调查的方法已经进步到了误差极少极少的地步，不
用投票，我们就知道选举的结果。
即便如此，选举还是必要的。因为投票和民调的分别不是技术上的，而是本质的。人的意见浮动不居，今天喜欢吃苹果，说不定明天
就爱吃橘子了。对于一项公共议题，刚开始，我可能有一个粗糙的感觉，所以我的反应也是初步的。等到后来消息更多，所知更全，我的
立场可能就不同了。而民意调查总是发生在这个过程当中。至于投票，则是这个过程的决断时刻。面临一次投票，我必须很自觉地主动搜
集资讯主动思考辨析，因为我知道它不是简单的意见表达，而是一次决定性的抉择。餐馆点菜，餐牌刚到手，你大可以左挑右选自言自语，
但是当侍者记下菜名转身而去时，一顿饭的好坏就这么定下来了。菜不好吃可以退回去，但选出来的人不理想，就只能等下回了。
马英九现在的民意再低，台湾人也不能叫他随便下台；当年英国首相布莱尔不顾高达七成的反对民意，悍然出兵伊拉克，英国人能奈
他何？除非发动罢免，而那是另一次的决断了。为什么选票常被认为是“神圣”的？那是因为它是一个你必须承担后果的决定，它不是你兴
之所至的一句感叹一则留言。“尊重民意”和“人民决定”的政治之不同，就在于前者的人民其实不必负责，后者的人民却要背上千斤重担。
尊重民意的施政当然很民主，但它和真正的人民当家作主恐怕还是不同的。所以我对那位声称不必投票的茶客说：你这周日还是要去投票
的，除非你觉得不用负责的人生真是幸福真是轻松，只想当个站着说话不腰疼的看客；又或者你认为代议政制还不够民主，那么就该站出
来大声要求更激进的民主实践。
原题为“投票不只是为了表达民意”，刊于《南方周末》2007年11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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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一种中国式宗教的衰亡
中国国家主席最近提出了包括“以热爱祖国为荣，以危害祖国为耻；……以团结互助为荣，以损人利己为耻；以诚实守信为荣，
以见利忘义为耻……”等八项教条在内的“八荣八耻”，目的是要倡导“社会主义基本道德规范，促进良好社会风气的形成和发展”。一时之间，
全国上下都在学习“八荣八耻”这个最新的“中央精神”。
提出这样的道德信条，学习这样的“中央精神”，背景当然是因为当前中国社会的道德败坏得可以；为官的欺上瞒下，贪污不过百万不
成新闻；经商的不信不实，伪劣仿冒几如必然常态；至于所谓的“重大”工业意外、刑事案件和非法征地，更是无日无之。“旧社会”的四维
八德和各种传统宗教给摔了个稀巴烂，“新中国”倡导的马列主义价值观则沦为口号，中国社会陷入价值真空的局面老早就不是新闻了。
美籍印裔学者杜赞奇（PrasenjitDuara）曾在其名着《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至1942年的华北农村》中提出，传统中国社会基层有
自己的文化网络，调节了各方的权力，维持了民间村社的自行运转。但是进入20世纪之后，国家权力深入拓展到各个地方，却出现了“政
权内卷化”的现象；也就是国家政权愈是加强对地方基层的控制，地方的社会愈是破败，政府愈是腐化。原因之一就是原有的文化网络失
效，政府的威权取代了传统士绅族长赖以维持权力的一系列象征符号，比如说关帝。崇拜关帝不只是民间的“迷信”，也是传统帝国认可的
行为；对种地的农民来说，关帝可保风调雨顺；对皇权来讲，关帝是忠君价值的终极体现。政府不只不破坏民间的祭祀结社，反而积极介
入出一把力，于是一个关帝，政府民间各取所需，互相得益。
历史人物关羽演变为神的历程，是中国历史发挥宗教作用的经典示范。一般不识字的百姓或许看不懂《三国志》，但是尊崇汉蜀的小
说《三国演义》却能透过戏曲等各种民俗文艺，把一套符合儒家价值观的人物角色与是非判断灌注到帝国全境。帝王不需要提倡任何“荣
辱观”，他只需要认可早在民间流传的人物典型和正统的历史观。
最近中央电视台播出的电视剧《施琅大将军》惹起了中国知识界和网民的激烈争论。这部电视剧把叛明降清的施琅美化成民族英雄，
因为他率军攻克郑成功后人治下的台湾，“维护了民族的统一，神圣领土
的完整”。这样的主调当然会引来非议。首先，除了在福建沿海的少数地区之外，施琅一直都被人称作“汉奸”。因为他曾两度背叛南明王室，
先随郑成功抗击清军，最后又倒向满清收拾了明朝的最后据点台湾。其次，郑成功是两岸共尊的“民族英雄”，如今若连施琅也是民族英雄，
那么该置郑成功于何地呢？第三，郑成功现在也被台独抬作建国先祖，施琅则是他们贬损的“小人”。中央台这套剧集针锋相对的意图再明
显不过了。此剧最早的倡导者陈明被认为是大陆“新儒家”的代表，他直言不讳是“想唤起国人对台湾问题的关注，其次是想振作决策层对解
决台湾问题的意志力和决心”。
关于施琅的历史定位，可以牵扯到中国历史“正统”观的理解，和民族主义形成的问题，十分复杂，不是三言两语可以在这里说清楚的。
但是我们可以用这件事来侧击中国社会价值真空的原因，那就是传统史学作用的沦丧，和独立知识分子的缺席。
我们先要了解，满清对于向自己投诚的明室旧臣并不客气，干隆41年甚至编纂了《贰臣传》甲乙两篇，列出了157个“遭际时艰，不
能为其主临危受命”，“大节有亏”的人物，其中包括了洪承畴这些大清洪业的功臣。反过来，倒是郑成功逝世之后，康熙亲书挽联一副：“四
镇多二心，两岛屯师，敢向东南争半壁；诸王无寸土，一隅抗志，方知海外有孤忠”。其间褒贬对比，一目了然。这种做法摆脱了一时的
功利计较，肯定了中国历史中永恒的忠奸观念，其政治智慧之高，比起今天某些人仍不愿全面认同抗日国军功绩的态度，相差岂止道里？
满清入关，面对一些儒生基于种族立场的华夷之辨，不得不追求文化上的正统。例如雍正就在《大义觉迷录》里说：“天下一家，万
物一体，自古迄今，万世不易之常经，非寻常之类群聚，分乡曲疆域之私衷浅见所可妄为同异者也。……舜为东夷之 人，文王为西夷之
人，曾何损于圣德？”有时候还得加倍努力，要比前朝做得还多。比方说康熙就每日找儒臣入禁中为自己讲经，他亲诣曲阜孔庙的时候更
是“步行升殿，跪读祝文，行三献礼。对孔子行三跪九叩之礼实为历代帝王所不曾有”。
饶宗教授在《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一书尝言：“正统理论之精髓，在于阐释如何始可以承统，又如何方可谓之『正』之真理。持此
论者，皆凛然有不可侵犯之态度。”清初诸帝明显是要把自己接上正统，让自己的统治得到毫无疑义的合法性。但是要有这个正统，其前
提是独立于王权和现实政治利害的史学，及维持这个史学道统的知识分子。所以饶公又说：“……对君主行为可作严厉而正义之 道德评判，
其由来甚远，实为中国史家之优良传统……历史上之裁判，既为史家应有之责任。所谓moraljudgement”者，西方或决于神断，稽之往史，
古埃及倚神力为裁断，凡人之终，必受秤之衡量以定其功罪。吾谓神断之秤，不如历史之秤。”
自孔子作《春秋》以来，历史就是中国的宗教，历史教育就是传统中国的道德教育，这种想法骤听起来很迂腐也很不科学，却的的确
确是中国“旧社会”价值维续的枢纽。所以历代王朝都很注重历史，希望自己的政权合乎历史中的正统，赢得百姓的认可。但吊诡的地方就
在于政权既要利用历史，又不能过度扭曲它，尤其是贯通其中的褒贬原则，否则就会弄巧反拙，混淆是非之余还断送了自己的合法性。因
此有“史权”的说法，表示中国史家和知识分子秉笔直书，自成一独立系统，可以制衡皇权。以前的皇帝甚至要克制自己，不能查阅更不能
更动内史书写保存的“实录”。
可是自从1958年的“史学革命”；中国政府发动以无产阶级的立场重新评价历史人物之后，这个延续了两千多年的传统就被彻底颠覆了。
它不只翻转原有的褒贬原则，孔子变为不学无术满腹祸心的“孔老二”；秦始皇成了只可颂扬不得损抑的明君；而且还把历史化作完全服务于
眼下政治需要的奴才。且看这场革命的两大口号：“厚今薄古”和“先红后专”；前者指的是完全以现实的需要去了解过去，后者则是要站稳党
的立场去解释历史。到了文革，梁效等笔杆子甚至说写历史可以“七真三假”﹗于是华国锋在打倒四人帮之后就说文革集团“抓史学，随心所
欲地伪造历史。别有用心地吹捧女皇，批宰相，批代理宰相，批现代大儒，变成了古为帮用的影射史学”。（见逯耀东《史学危机的呼声》）
我没有兴趣去争论施琅的问题，只是想指出，如果一个号称“新儒家代表人物”的学者为历史人物翻案的理由只是想配合眼下的政治需
要，那就实在太可悲了。但再转深一层，就知道这不是个别学者的问题，而是整个世代史学地位沦丧的结果，知识分子群体堕落的表现。
当历史可以尽管利用，它的利用价值就会破产：当知识份子放弃了自已的批判角色，他们对政权的美言也就不再可信。在这样的背景底下，
政府以全能的姿态强推一套道德观，我们又怎么知道它明日不成黄花？
原题为“春秋既亡贼子何惧 ”，刊于《明报·笔阵》2006年04月19日
大局：“大局”究竟是什么
中国历史最令人感动的特点之一就在于历史的书写本身。历代史官以“实录”的方式，尽力客观地记录国朝上下发生的大事。虽有帝王
荒淫暴虐，也不必为尊者讳；虽有天灾人祸诸端异象，亦不必笔存忌惮。然后把一切留诸后世，不只信任自己，也信任未来。直到另一家
人做了皇帝，依据前朝留下来的记录，再替它修整成史。这是后人对前人的责任，“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你可以篡夺人家的王位，
消灭人家的天下，但是你不可夺走人家的记忆，以及历史。同时你也大可放心，就算将来有一天你的子孙穷途末路，你一手打下的基业倾
颓败坏，你的一切也将为人纪念，一如你纪念前人。
天地正义，有时只能在时间中寻求，用一句俗滥的话，“没有人逃得过历史的审判”。所以忠臣若含寃而死，良民若在暴政下仓皇，唯
一还能给他们一个清白的，竟然就是后来者书写的历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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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理想，现实里的史官很难不被当权者干预。为了掩饰过犯，很多人会想毁灭事实留下的痕迹，于是记忆与记录就不只是具有道德
意义的行为，而且还是一种政治了。
时事评论不只是批评时局里的种种弊端，往往还是种策论，要懂得站在政府的角度，以旁观者的清明提出可行的建言。这种文章写得
多了，会渐渐习惯穿上当权者的鞋走路，稍不留神就要失去自己原有的位置与批判的距离。中国人好谈政治，往往不自觉地把自己放在政
府的位置，常常以当局的利益及视角为“大局”，乃至于诡异地忘却自身，居然很乐于牺牲自己的权益去配合“大局”，十分地无私。中国文
人更有当国师的传统欲望，尤其容易养成这种不把自我当回事的“大局观”，有时还不限于策论，更要主动充当政府发言人，替官抚民。
有见于部分四川震灾灾民群聚法院，打算状告政府忽视学校建筑工程，导致子女魂断校舍，著名作家余秋雨先生发表了一篇《含泪劝
告请愿灾民》的文章。他劝告这批捧着遇难子女遗照的家长应该先让政府全力救灾，整顿好堰塞湖的危机与人口流动的问题，不要急着在
这一刻诉苦申冤。余先生还动之以“大局”之情，他说：“你们一定是识大体、明大理的人，先让大家把最危急的关及几十万、几百万活着的
人的安全问题解决了，怎么样？”他又呼吁团结，因为“只有当这些里里外外的多重力量不受干扰地集合在一起，才能把今后十分艰巨的任
务一步步完成”，要是“横生枝节”的话，“一些对中国人历来不怀好意的人，正天天等着我们做错一点什么呢”。
这篇文章出来之后，立刻惹起一片争议。我想余先生的问题就在于忽视了独立文人的位置，袭用了近日非常流行的“震灾大局观”。根
据这种观点，灾难当前，全国人民应以大局为重，有任何质疑反思都不要提出（至少暂时不提），以免阻扰救灾。问题是相信这种观点的
人从来没有解释过“异议”到底怎么阻缓了救灾，难道有人怀疑地震预警没做好，军警搬石头的手脚就会慢了下来吗？难道有人要监督捐款
的使用，地方政府就不再理会幸存的灾民？最奇特的一点是这些论者似乎以为整个政府乃至于全国十三亿人都在忙着防洪，所以大家要“团
结”，千万别分心。例如这批家长明明是要向法院提诉，余先生为什么会觉得这叫做不识大体呢？莫非连法院的人也跑去疏导堰塞湖，所
以没空接受状诉？
再看余先生十分强调的“反华宣传”，我们当可发现余先生其实是怕一群家长哭诉豆腐渣工程的场面不好看，会被“反华势力”利用，有
损国家形象。如果这批家长愿意忍一忍，等那些还在关注灾区的外国记者散得差不多，那么国家的利益也就保住了。不过我们应当仔细地
把政府从这里所说的“国家”抽出来，因为镜头下的示威场面不必然损及包括示威者在内的灾民，它真正损害的其实只是当地政府的形象罢
了。所以余先生的“大局观”主要还是“当局观”。话说回头，这也是我等平民常有的习惯，动不动就叫人“顾全大局”，虽然明明想的是当局。
似乎大家都和领导人很熟，都没拿自己当外人。
在余先生的博客上，我见到许多他转贴的文章和来信，尽是一片称赞美誉。有的说“那些灾民被说服了”，有的认为“余秋雨先生又一次
展现了优秀知识分子的人格水平”，更有人发现网民的骂声不只骂不垮余先生，而且余先生“每次遭受攻击，结果都增添一次光彩”。余先生
文彩动人，向来粉丝众多，得到读者的真心拥护，不足为奇。只是在这件事上，我建议余先生和他的粉丝们不妨换个角度思考，换个人民
的角度。
同样是著名的知识分子，同样是替政府思虑，钱钢先生则指出“在更漫长的救灾日子里，灾民们可能的群情波动，政府都应以最大的
仁厚包容之……”他还“恳请指挥者，慎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