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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受争议的美国哈佛大学校长劳伦斯·萨默斯终于自动请辞，成为该校一百五十年来任期最短的校长。这本该是象牙塔里的风波，但却
成了美国以至于其他国家报纸国际版上的热门新闻，原因自然是哈佛。这几年，中国一片留学热，上至高官下至中学生，说到留洋就言必
哈佛。到底哈佛的地位是怎么得来的呢？它的声誉又是建立在什么东西之上？
除了它庞大的资产、杰出的教授与知名的校友外，我还想到一两件趣事。上个世纪80年代，因为哈佛违反了和美国联邦政府关于录
取美籍非裔学生的约定，被政府告上了法庭。先不说这件事的是是非非，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哈佛面对政府时那理直气壮寸步不让的态度。
还有一回，哈佛的毕业典礼想请时任总统里根任主讲嘉宾，但后来因哈佛不肯颁授荣誉学位予里根，他推拒邀请，这所高傲学校的态度很
明确：不来那就算了。
你可以说它对着政府和国家领袖时能摆款，是因为它有本钱；但反过来你也可以说它的本钱就是这么累积下来的，既不刻意疏离政治
但也无需献媚。
哈佛换个校长之所以能成新闻，是因为他的校长是个足以和美国总统三军统帅平起平坐而不用自惭的角色。这种象征性的地位来自哈
佛在学术界中领袖群伦的地位，而又终极建立在学校本身的独立之上。换句话说，对着一个政坛领袖，他可以说他是政界的头领，但我也
是学界的顶峰，互相尊重也互不相涉。
我们时常歌颂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但很少去谈学术界文化界的“界格”。“界格”说白了，就是学术文化相对的独立地位；正因其独立，
一个学者的话才有了分量。我们愿意相信他的发言他的研究，信服的是学术本身的逻辑，以真理的追求为目标，而非大量以取悦政治人物
的喜好为原点。毕竟政治的逻辑和学术的逻辑是两套不同的逻辑。政治、经济、学术和文化等领域的分化发展是现代性的标志成就，显然
它们彼此相关，但没有任何一个领域可以完全吞没另一个领域，也没有任何一个领域的逻辑可以完全取代另一套逻辑，更不可能让一套逻
辑的目标成为所有领域活动的目标。大家口中常说的“政治是政治，体育是体育”，就是这种现代意识的体现。
萨默斯个案有趣的地方是他曾经“学而优则仕”（这是传统中国称颂的道路），官拜美国财政部长。但哈佛教员不会因此动摇要拉他下
台的决心，正如当年他辞官回到校园出掌哈佛大学的时候，评论的说法是他“更上一层楼”了。不止哈佛，现代世界任何一所大学的校长和
教授都不可能在名片上用括号标明自己的身份“相当于正局级”，也许中国是个例外。
想起我们的北大，它最为后人景仰的校长依然是蔡元培。在那个城头变换大王旗的年代里，今天人们最记得的不是哪个大总统，也不
是哪个军阀，而是蔡元培。
原题为“哈佛校长请辞，学术不因政治添荣”，刊于《南方都市报》2006年02月28日
大学生：要老妈送上学的一代人
15岁以前，我在台湾念书，当时台湾每间中学皆有军方派来的“教官”驻校，表面上教导学生上“军”课练练步操打打枪，实则监视师生
言行，是一种另类的训导主任。非常捣蛋的我总是教官办公室的常客，记得有一回，教官狠狠处罚了我一顿，然后郑重地告诫我校规的神
圣，他说：“‘国父’孙中山先生说过有四种人是没有自由的，其中一种就是学生。”另外三种是什么我已经忘了，大概不是军人就是罪犯吧。
带着这种学生和罪犯乃同一种人的观念，我回到香港就有点不适应了。尤其当我知道有些大学的校方发公函给学生，抬头竟然是“×先
生”或者“×小姐”，我更是惊讶怎么“同学”全成了可敬的先生女士了。再过两年，我才知道，原来不少中学的老师也是如此称呼学生的，他
们说这叫“英式传统”。
自从法国史学大师阿里埃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发表的震动一时的《儿童概念史》以后，学界就渐渐形成了共识，知道“儿童”、“少年”、
“青少年”和“成人”的观念都不仅是生理现象那么简单，它们还是一组社会文化的构成。而现代成人与非成人的重要分野就在学校了，仍然
上学不用工作的就是非成人，需要接受特别的看管和教育；不用上学可以工作的则是成人，不应该再受到校园的保护，也用不着事事听从
父母。可是在这样的分界标准里头，有一个特别尴尬的群体，那就是大学生了。你应该当他们是小孩，还是大人呢？
最近，著名的南大与浙大都颁布了新禁令，禁止新生自备电脑返校，据说是为了避免他们沉迷网络游戏。这条禁令可笑的地方在于它
一方面一竹篙打翻一船人，把学生的个人电脑全都看成游戏机；另一方面则暗示了学校会紧密监控校内电脑的使用情况，学生全无隐私可
言。更严重的，是它假设了大学生都是孩子，毫无自律的能力，他就管不住自己。
回想中国百年大学史，那真是一部学生幼童化的漫长过程，五四时的学生可以上街打军阀，今天的大学生则要校方代行父母之责。大
学生这年纪不只可以结婚，更要依法负上完整的刑责了，为什么一个年轻人能够为自己的人生大事负责，为作科犯法负上法律的责任，却
不能为自己游戏玩得太入迷而负责呢？大学是不是也该替所有学生争刑法豁免权呢？
香港的大学教授不时抱怨，内地来的学生样样都比香港的学生强，就是性格太依赖了，每逢开学介绍选科资讯时，家长提的问题比学
生还多。再看内地某些重点大学新生入学时家长在校园里睡满一地的盛况，你就更能理解大学生会退化成小学生的原因了，因为我们都没
把他们当作大人看。
古希腊盛行同性恋，男性师生相爱是常见的事。即便如此，当时也还是产生了不少争论，因为许多人担心年轻的学生会在师生的尊卑
关系里习惯了被动承受的角色，将来成不了积极主动的城邦公民。这确实是教育的基本问题，你用什么态度对待学生，他们就会变成什么
样的人。老把学生当成“未来”的主人翁，他们就不会成为真正的主人翁。我们如此对待学生，又凭什么抱怨如今的年轻人不成熟，又凭什
么指责那些青年“啃老族”呢？
原题为“大学生的幼童化”，刊于《南方都市报》2007年10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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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教授：学术辩论不用骂娘
最近在看一本有关法国哲学家巴丢（AlainBadiou）的文集，编者是英国的霍瓦德（PeterHallward）。霍瓦德不只翻译过巴丢的书。甚至还
写过专书向英语世界介绍这位法国大哲的思想，如今又编了这么一本群英汇聚的文集；看来他跟巴丢的交情真不一般。然而就在这本文集
的导论里，霍瓦德却提出了几条非常核心的问题，假如答不好．巴丢的整个理论体系就要从根本动摇了。
这样子为难好友，还算是好友吗？他是不是想彻底摧毁巴丢的学术生涯？这部文集的高潮就在于书末有巴丢的回复，一篇题为《回答
一位很有要求的朋友》的短文。在这篇短文的开头，巴丢如此形容霍瓦德：“这位不可多得的读者、翻译者、同伴和批评者，这位严苛而
且温柔的朋友。”
既是同伴又是批评者，不只严苛同时温柔，这是种在当今中国知识界文化界很难想象的关系。在我们这里，你如果是大力推介我的好
友，就很难同时是狠批我的批评家；你真的欣赏我，又为什么还是质疑我呢？
在过去几个月里，中国学术界最好玩的八卦就是北京师范大学季广茂教授的骂人事件了。事缘四川师范大学的钟华教授在学术期刊上
写了一篇书评。季教授觉得那是对他学术生命的根本否定。于是气往上冲。他一连在博客上发了十三篇文章把钟华说成是低级下流、不择
手段、狰狞阴恶、无知、横蛮、无耻的“屁眼教授”；这还不止，那些粗话甚至还招呼到钟华教授的家人身上了。于是季教授立刻从象牙塔
里一跃成为举国皆知的“粗话教授”，大家看笑话之余也不免要想，这到底是为什么？
坦白讲，钟教授那篇书评看起来确实有点不懂行情，对他要谈的文化研究掌握得不太全面；但起码他懂行规，行文下笔纵然不算客气，
可也不逾规矩。为什么季教授要发这么大的火，斯文扫地，满口污言呢？冰封三尺，非一日之寒。这事要不是发生在现在，迟早也要发生
在不久的将来；要不是发生在季教授身上，迟早也会发生在其他人身上。因为孕育整件事的土壤早已存在，其中的病根早已深植。其病在
于整套来自西方的现代学术讨论规则并没有彻底移民到中国来，而我们原有的那种一看文章就要推断作者“不可告人”的用心与动机的阅读
方法却从来未离开。
霍瓦德对好友的坦牢批评不是他个人的性格无私，巴丢对老友的诚恳响应也不是他的胸襟广阔，其实他俩的这种交往方式根本来自现
代学术游戏规则。以前我看“某某教授荣休文集”之类的书，总见其门人友好不住献媚称美。后来读到一些外国大师的同类文选，却发现那
些撰文的同行和学生竞毫不客气地炮火全开，颇有欺师灭祖的意思，很是不解。有朋友点醒了我，说这才叫真正的尊重。如今书籍出版的
数量多如恒河沙数。随便一块街招掉下来都能砸死三个大学教授。你若不是很重要，又有谁会花功夫刻意批评你呢？批评一个人正正表示
他是某种学问发展上的界碑，后人不超越他则再无寸进。难怪那些被人骂了个透的大师，最后还是总要客客气气地在文集结尾来一篇“回
复我的批评者”，铭感大家的厚爱了。
原题为“粗口教授”，刊于《am730》2008年03月10日
作协：政府供养艺术家的理由
十多年前第一次结识内地文化人的时候，我很惊讶地发现他们给我的名片上印有“国家一级评论家”和“国家二级艺术家”之类的衔头。
我这个资本主义社会长大的人完全闹不懂为什么艺术家和评论家还要国家评级，当时就问：“这是种荣誉吗？”朋友笑而不答。后来我才知道
这不是荣誉虚衔，而是实实在在的身份，有了这个身份才能享有相应的待遇，是哪一级的身份就配得上哪一级的工资和福利。原来内地文
化人都有国家供养，真叫我羡慕不已。但是这几年制度改变，许多文化人艺术家再也无法寄身于“作协”“文联”一类的单位机构，纷纷下海
自力谋生。好日子已是老早以前的事了。
曾经与余华苏童等知名作家并称“射雕五虎将”的“北丐”洪峰，近日真成了“北丐”，在沈阳街头行乞，目的是抗议聘用他的沈阳市文化
局停发工资。结果惹起全国舆论的注视，有人说他“作秀”，有人取笑他竟然还指望国家供养。我赞成长平在其专栏所言，要是沈阳市文化
局真的违反合约，洪峰当然有抗议的权利。但是从有那么多人批评他的举动看来，短短十余年间，内地公众对于文艺工作者的角色的看法
已经有了极大的转变，这又牵涉到了整个文化艺术领域与政府关系的根本变革。
很多论者欢呼，今天的艺术家和作家终于脱离了国家供养的体制，恢复自由，回到一个由市场主导的正常生存环境了。其实这种“正
常”状态在欧洲也只不过是近200年之间的事罢了，从前的艺术大师如巴哈和达·芬奇莫不托身于宫廷和教会的庇荫，要想完全自立于市场
根本是天方夜谭，因为当时根本没有足够庞大的文化消费市场。
自从现代文化消费市场出现之后，政府与文艺工作者的关系就不再是不证自明的一件事了。相反地，如果政府要出钱资助文化或者供
养艺术家，反而得有理据支持。常见的理据有三：一是受资助的项目是重要的文化遗产，对外代表国家形象，对内团结国民认同；例如法国
的罗浮官博物馆和中国的故宫博物院。二是受资助的项目和艺术家有重大的文化意义和艺术成就，但在市场上却又无法生存，于是把资助
当成一种社会投资，将受资助者当作“公用物品”。三是把受资助者看成文化产业的一环，于是资助他们就等于是在推动文化创意产业；换
句话说，这是将文化资助看做一种工业政策。
回到中国的情况；我们可以发现在从政府全面供养艺术家，到完全将文化推向市场任其自生自灭的这段转折期间，有人不分青红皂白地
主张一刀切割政府与文化的关系，有些单位则抱持“存在即合理”的态度继续昔时做法，缺的就是一套完整合理的文化资助政策和相关讨论。
相比单纯指责洪峰身为作家还想吃公粮，或者慨叹今天的政府不再重视文化，中国社会更需要的是辨明政府支持文化艺术的理据，彻
底理顺在文化艺术领域上政府与市场的分际和关系。
原题为“政府供养艺术家要有理据”，刊于《南方都市报》2006年11月13日
潜规则：真正的规则
规则怎么失效的？制度又是怎么腐坏的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得先从更基本的地方说起，那就是人们为什么要遵守规则。换一个
说法．也就是一套规则的合法性到底是如何确立的呢？
按照社会学创建者之一韦伯（MaxWeber）的著名见解，真相实在不脱常识：如果规则显得公平公正，而且大家都也认定执法当局的权力，
那么他们就会乐意遵守规则了。相反地，假如大家都觉得这个社会有许多规则的执行并不公正．久而久之，就没人再愿意百分之百地跟着
这些规则办事，也没有人会再相信它们的效力了。
假如有人富可敌国，但只交很少的税甚或不用交税，一般人纳税的动机就会因此减弱了。假如有官员身居高位，可以挪公款为己用而
不受处分．那么底下的公务员和普通百姓偷窃的动机也就会因此增加了。假如有学生成绩不好，但凭着关系和贿赂却能考上研究院，那么
其他人就不会再发备读书了。假如有些公家用车能够在马路上横冲直撞视交通规则如无物，但又仗着特权从不受罚，别的驾驶者又何必再
死死地跟着种种道路安全规则开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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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规矩的执行不够公正，大家就不会再心甘情愿地尊重这条规矩；要是有一堆规则的执行不够公正，那么整个社会遵守规则的文化
就要破产了。如果不守规则不仅不用受罚，甚至还能得到好处；大家乖乖地循规蹈矩岂不是太笨了？“窃国者侯”，偷小东西的人或许得死；
但到底还是有不只不死甚至发财升官的机会呀！当大多数的人都有这种心态。他们就不再相信还有谁能清白无辜。原有的规则至此就只是
一纸具文罢了。
犯规仍然是有风险的，我们应该假设没有人天生就喜欢犯规。但大家可以研究为什么有人犯了规却不用承担任何风险。然后再仿效他
们的办法，归纳出一套原理，使自己也能避开逾矩的恶果。这些使人犯规之后照样平安无事的办法就是平常所说的“潜规则”。在正常的情
形底下，就算表面上的规则已且失效，大家还是会阳奉阴违地在表面上同意它支持它。可这是一个动态的变化过程，再发展下去，终于会
有一场典范转移。危机重重的表面规矩被彻底扬弃，然后堂皇登场的就是原来潜伏在暗角的规则了。
山西黑窑事件之所以是个巨大的警号，就是在于黑窑女主人指责地方官员的那一句“他们就知道收钱，但不给办证”。终于有人觉得交
钱解困这套行事手法不再是潜规则。而是可以正大光明宣之于口，并且假设大家都能理解同情的常规了。应该保障劳工权益的公仆变成了
人贩，应该维护治安的警察变成了闲事少管的路人，照这逻辑来说，似乎也都是正常的了。经营黑窑的这一家人犯下了如此邪恶的大罪，
不是因为他们的良知被蒙蔽，而是因为他们已经彻底地适应了收钱就得办事的公平新规则。所以这名坦白得吓人的女子才能如此无悔无愧
地向大家“揭发”那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