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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敏锐地观察到刚刚打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士兵总是满脸疲惫，无话可说。因为凡见过地狱的人，就知道世间有言语无法形容的虚无，人
的感情有不能承受的界限。同理，当时的唐山人不是给“震傻了”，而是实在无话好说无泪可流。
可是在这一刹那的空白之前，遭逢巨变的人到底会崩溃；在此之后，痛失亲人的到底会陷入思念的煎熬。可是这些全被一个更宏大的
主题掩盖了。请注意唐山的那座纪念碑不叫“亡者纪念碑”，甚至也不叫“地震纪念碑”，却叫“抗震纪念碑”。重点不在地震本身，而在人的
对抗。地震和它带来的所有伤亡一切苦难，全部成了人类崇高意志与斗争精神，以及领导抗震有方的背景。这不止是当年官方定下的主旋
律，也是整代人的感觉结构和思考方式。所以不需要由上而下的指令，军人的日记自然会颂扬群众的力量，有摄影机的自然不会拍照太多
的尸体。唐山大地震被记忆的方法恰正记忆了那个年代的意识形态，其曲折一如“抗震纪念碑”，借着“抵抗”来纪念地震；又像今天纪念唐
山大地震的主调，透过歌颂“新唐山”的建设来忘却被毁灭的老城。
过了十年，我们才有钱钢的《唐山大地震》，才有了那么一些稍微不同的声音。再过了二十年，我们终于放开怀抱，允许各式各样的
反思甚至责任追溯。可是在一切理性的检讨和反省以前，我们是不是先正正当当地好好哭一场，把背景推回前景，让百姓回到广场？承认
死亡，方有解脱。
原题为“请让唐山市民回到纪念广场正当哭一场”，刊于《南方都市报》2006年07月31日
天灾：人的角色在哪里
天灾，还是人祸？这是近年所有大型意外发生以后，大家最关心的问题之一。一方面，总是有人想强调天灾的自然，不可预料与非人
力可阻；另一方面，又总有人想在貌似最自然的意外里追查出人为错误因素。似乎一场意外若非天灾，即为人祸，中间没有任何灰色地带，
只有非此即彼的选择。
天灾与人祸，这套二分模式是我们感知意外灾害的基本框架，也是我们应对灾难的思考习惯；然而它未必就是我们预防灾难和解决灾
难遗害的最佳反应，它甚至还会阻碍大家防灾救灾的工作。面临灾难，我们惟一该考虑的就是风险的管理，而不是追问它的属性是不可避
免的自然天灾抑或完全人为的过错。因为任何性质的“人祸”都可能有预料之外的机遇变化，而任何类型的“天灾”也都有可以事先安排的准
备。强行把意外分类为天灾和人祸，只对责任的追究有用，却无益于意外的防止和善后。
就以最不可预估的“天灾”地震为例吧，虽然科学家目前为止仍无法确切掌握地震发生的时机与强度，但这是否表示大家就什么事都用
不着干，坐着干等呢？当然不。我们可以在地震频发的地区对建筑物的防震措施设定特别高的标准要求，制定一套地震发生时的紧急应变
方案，甚至要学校和各工作单位定期举行震灾演习。尽管我们不知地震何时发生，也不知它有多么强大的破坏力，但是我们可以在事前尽
力做足一切资源许可范围内的准备。万一灾难发生，而真要追究责任的话，这个责任的归属看的就不是灾情严重的程度，而是管理当局是
否已按原定计划做好所有预备工作了。
例如山东华源煤矿的溃水事件，我们要检视的就是有没有防止这种灾难发生的措施。很多人都说这次煤矿矿井的进水事件是一种从前
想象不到的矿难类型，料不到下大雨也会酿成矿难。但是，如果我们不把它看作“矿难”；而把它定位为“暴雨成灾”的话；情况又会有何不同呢？
首先，我们要检查的是当地有没有一套暴雨警戒制度，按不同规模的降雨量定出不同层次的警告。然后，我们要检查的是这些不同层
级的警告又有没有附带一些规定，要求某种工作或某种活动必须在暴雨达到一定层级时自动中断。以香港为例，天文台把暴雨警告分成了
“黄雨”、“红雨”和“黑雨”三种级数，当“黑雨”警告发出之后，整个城市都要停工停学，而位处低洼地区的活动就更不用说了。泰安市以至
于整个山东省有没有类似的机制呢？如果有的话，为什么它没有被贯彻执行？如果没有，为什么没有？将来又要不要设计一套各型天灾的
分级预警系统和相应的应变方式？与其缠着“天灾”和“人祸”的问题不放，还不如切实吸取教训。
说完灾难的定性问题之后，我们再来重新思考受灾范围的定义。遇上灾难，我们通常只把注意力放在直接受到生命威胁的那一群人身
上，却忽略了这些直接受害人的周边范围。就以矿难来说吧，大家最关心的当然是还被困在井底的那些工人。但是从更大的范围思考，受
害的其实远远不止这些工人；从某个意义上讲，就算煤矿的经营者也是受害者，因为他们遭到了经济上的损失。但是在这一切周边的受害
人之中，最值得关注的，无疑是工人的家属。
若是把遇难工人的家属也看成是受害人，而且是受灾情况仅次于工人的这么一种人的话，所谓的救灾工作就一定也要把他们当作对象
了。换句话说，有待拯救的不只是矿井下的工人，还包括了他们的家属。他们受的是什么灾呢？那可能是日后丧失了家庭的经济支柱，也
可能是整个家庭情感纽带的瓦解。而在这一刻，他们面对的最大打击肯定是心理上的创痛。
我们要永远记住，家属不是救援工作的外来干扰，他们本身就是要被救援的受害者。在他们的家人生死未卜之际，当局就要开始援助
他们了。而援助他们的最好方法就是随时向他们报告救援工作的最新情况，尽量满足他们的一切疑问和要求。此外，还要在安顿他们之余
找人安抚他们的情绪。救援现场挂出“救灾抢险”一类的口号根本就是多余的。都到了什么时候，怎么好意思把时间和精力花在这种完全没
有意义的虚文矫饰上头！在这千钧一发的关键时刻，哪怕是一点点的人力浪费都是失职。而隔离罹难者家属的做法，无异于扩大了灾害的
范围和深度，因为他们延伸了第二受害者——那些家属们的痛苦与无助。
透过溃水这类非典型的“矿难”，我们应该学到怎样为所有的风险做好准备，又怎样在灾难发生之后降低灾害的损伤。而这个责任，绝
非一句“自然灾害”就能推卸得了的。
原题为“摒弃非天灾即人祸这套二分模式”，刊于《南方周末》2007年08月29日
哀悼：与亡者和解
有人说这是高等哺乳类动物的本能。例如象群，当它们在东非逐水草而迁徙的漫漫长路中，遇见同类留下来的骨骸，就会沉默地、缓
慢地，围成一圈，然后伸出鼻子，温柔地抚触那些未能抵达终点的同类，那些不知年月的残骨。良久，它们才再重组队形，继续前进。
在漫天黄沙的旷野上目睹这一幕，动物学家只能说这是哀悼，几乎就和人类一样。
尽管如此，还是有考古学家坚称哀悼亡者是人类独有的异行。最早可能是13万年前，最晚则是3。5万年前，史前的人类就有了仪式性
的埋葬活动。他们不只发明了葬礼，甚至还发明了死亡。万物皆有生灭，但并不是所有生命都“看得见”死亡；唯有人类（或者其它高等生
命）为此震惊，困惑，然后他们把死亡从一个平常的自然现象变成一种值得认真对待的大事，并且思考其中的舍义。因此，人类才会很不自
然地埋葬死者，并且创造了一连串的程序和礼仪。
仿佛只有经过这些仪式，我们才能处理好生者与死者的关系，才能让死亡产生意义，不至于一片虚空。然后死者才算真真正正地死了，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安息”。不得安息就是放不下，生者放不下伤痛，于是感到死者也会和自己一样放不下离开的失落。所以要安息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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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死者，还是生者和死者相互间的关系。
一场大灾，不只带走了几万人，还同时创造了十几亿与此相关的生者。再简单点说吧，四川震灾，我们全都是心理上的灾民。所以就
有了三天的全国哀悼，让往生者安息，让幸存的所有灾民得到处理情绪的机会，让往生者和在生者发生神奇的交会。更重要的是死者因而
有了声音；透过这类仪式，所有人全神贯注于死难者身上，仿佛想听到些什么讯息。“发明死亡”就是这个意思，走了的人已经走了，但
我们听见他们的脚步声渐行渐远，然后主动为他们构想死亡的价值；掩埋火化了的躯体，却生出了物质以外的另一些东西。
我想起了数十年来无数大劫中的死者，他们是否也透露过什幺信息？我听不清楚。我们自己的心安息了吗？我把它忘在意识深处了。
未经悼忘，没有仪式，这世上还有很多未死的死者。
原题为“有哀悼，才有真正的死亡”，刊于《am730》2008年05月26日
抗灾：灾难不能对抗，只能与之共存
多难如果真能兴邦，首要前提是在灾难中活下来。面对灾难，力求存活的种种措施与工夫，通常叫做“抗灾”。“抗灾”的“抗”的字
隐含了人力可以对抗灾难的意思：可是我们都知道人力根本不足以阻止大地的撼动。就像许多汶川大地震亲历者所说的一样，“大自然的
力量太可怕了”。更现实的态度或许是学懂与灾难共存。不管是主流科学界公认的人力所致，还是部分异议学者所说的自然循环，全球正
在暖化已是不争的事实。过往大家关注的是怎样通过减排碳元素等各种手段去缓和暖化的趋势，现在有人则开始为即将出现的事实做准备
了。例如一向饱经水患威胁的荷兰，他们的建筑师最近开始推广水上浮动房屋的概念了。又如孟加拉国低洼地带的农民，他们适应了一年
猛过一年的大潮，在水风信子造成的浮筏上种植稻米。既然海洋水平面上升的倾向暂时无法逆转。何不干脆调整既有的概念，预备水上生
活的日子呢？环太平洋的地震带上有许多人口稠密的城市，他们都知道下一个巨震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又不愿放弃既有的成就和基业，于
是就更要学会活在灾劫的阴影下了。例如美国人口第一大州加州，连许多小孩都知道加州迟早有一天会彻底从大陆上断裂出去．成为一座
巨岛。其中将要出现的震灾会大到什么地步。自是不言而喻。于是由日本、台湾地区一直到北美西岸，这些地方的官民无不把地震当作不
可避免的事，然后设法在地震的预警、房屋的建设以及灾后逃生救难的规划上做足准备。
日本的灾难意识不仅充分表现在其流行文化里（比方说拍了又拍的《日本沉没》电影系列），甚至连文具商也推出了求生套装，让人在
倾倒的学校、家庭与办公楼里能多活两天。就像每座大楼必备的灭火器一样。
回到中国，为什么我们平常不大容易感到这是一个多难的邦国呢？汶川震灾之后，大家都很关心地震预测的问题，就其之可测与否展
示了反复的争辩。我更好奇当地居民知不知道自己住在一个巨大的断层上呢？无论哪一方面的专家，大家都同意汶川一带本来就是一个有
危险的地方；那么当地官民有没有为此做好准备呢？地震发生的准确时刻就算不能预知，房子的避震却是可以设想的。当大家都在追究“豆
腐渣”工程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想过不只是建筑质量达标与否的问题，还是灾难意识是否普及是否贯彻的问题；房屋要避震，是因为我们
确知灾难之必。
如果真有灾难意识，那么我们的小孩就应该像日本、台湾地区以及加州的学生一样不只知道地震发生时要躲在那里，还要经历定期的
演习。如果真有灾难意识，地方政府一定会有应急的定期对策，例如充足的对外通讯设施以及相应的物资储备。
容易发生水灾的地方就要懂得水上的生活，容易发生震灾的地方就要懂得在废墟里逃生。中国既然多难，就不该避讳灾难。不该在“抗
灾”“救灾”的光荣里忘记与灾难共存的现实与谦卑。
原题为“与灾难共存”，刊于《am730》2008年06月04日
民间（一）：政府的好帮手
没有一个政府在面对天灾的时候不挨骂，好在我们不一定总是要依赖政府。
1995年的“阪神大地震”是日本数十年来最严重的一场震灾，死亡人数高达6500人，需要搬进临时组合屋的则有32万人。当时的首相
村山富市在地震发生了一天之后才开始动员全国的力量，被人批评为反应迟缓。而且在“灾害对策本部”成立之后，各级政府部门的行动还
是慢了半拍，于是我们才会在电视上看到令人震惊的场面：几千个无家可归的灾民居然不慌不忙地排着队，静候救援物资的发放！如此迟
钝的官僚系统与如此高质的公民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政府人员来晚了，但是民间的行动却非常迅速。日清食品立即派车发送即食面，麒麟和朝日运去了大量的食水和罐装茶水，日本电信
公司则在避难所附近架设临时公众电话共450架。除了自动自发的商业机构，各种慈善团体和民间组织更是空群出动，同时大量接纳临时
报名加入的义工，有人从外地赶来帮忙分发物资，有人组织民间纠察队负责灾区的秩序；中小学打开了校门接纳灾民，医院的医护人员在
各处架起了帐篷……最是一时佳话的，乃帮派“山口组”也成了慈善组织，文身断指的大哥小弟一下子都变为瓦砾堆中的抢险人员。
1999年台湾“921集集大地震”，从灾后第一时间赶赴现场的“慈济”义工，到多年之后的自发社区重建计划，更是处处可见民间力量的
身影。事实上，无论是“南亚大海啸”还是美国的“新奥尔良风灾”，反应最及时、工作最有成效的，都不是政府部门，而是民间组织。
最近这次“百年一遇”的超级大雪灾，除了让我们看到政府架构条条块块间的不协、机制的缺陷、危机管理的不足与基础建设的脆弱之
外，最令人遗憾的莫过于民间社会的缺席了。是不是中国人都很凉薄很没有爱心呢？当然不，我们知道有无数的企业正在发动救灾捐款，
许多平凡的老百姓自己提着沉甸甸的物资走到人满为患的车站，更有一些民工愿意让比自己住得更远的人先行上车。中国社会的人心再坏，
价值观再虚无，但天不亡我，漫天飞雪，犹有温情在人间。
问题不在于民间没有救济同胞的决心，而在于欲救无从，不知该从何处着手。评论家笑蜀在流传甚广的《缺的不是物，缺的是柔软的
心》一文中谈到了他在广州火车站的见闻：“我在现场看到的捐赠物资很多，好几个地方都顶到了天花板，但都成包成包的没开封，而就
在这些没开封的捐赠物资旁边，很多妇女和老人都盖着单薄的床单席地而眠。热心人士捐赠的物资很少发放到他们手上，原因何在？”
这真是个好问题。为什么？为什么钱有了，物资有了，热心的志愿人士也有了，但应该获得帮助的人还是得躺在地上颤抖呢？笑蜀兄
认为其中一个原因乃在于有关部门人员的冷漠，把救灾当交差，所以才会不只不主动征召民间力量，甚至还将志愿人士的热诚当作碍事的
麻烦。但我认为除了他所说的“一颗柔软的心”以外，更重要的其实是“如果平时让NGO充分发育，让他们有自由的广阔天地，这时就不难
召之即来，来之能战”。
其实要是有健全的民间社会，有活跃的非政府组织，见诸近年国际上历次大型灾难，你又何需“召之即来，来之能战”呢？他们根本就
会不请自来，遍地开花。虽说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经不再是往日那个全能型国家，政府逐步退出市场和各种私人生活的领域，但部
分公务员仍把人民的自愿行为看成干扰，反映出一种不信任的态度。民间不是没有人，他们只是没有组织。而非政府组织，始终存活在一
个灰色发展空间之中。许多规模庞大的老组织老机构一旦遇上什么事，根本没有自主独立的决策能力，只能听任上头的指示动员。至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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