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孔。因为这张脸孔在很大程度上是与政府密切相关的，而我们的政府则向来不以幽默著称。
当然中国也有一张笑脸，然而那是什么样子的笑呢？自从1949年以来，外间在媒体上看到的中国式笑容是这样的：一群农民在田地
里看着饱满的麦子露出心满意足的笑；一帮工人对着冉冉东升的璀璨旭日龇牙咧嘴地欢笑；领导到地方巡视时则多半有一群干部加百姓围
着他鼓掌微笑；无论是当年的雅典奥运会，还是中央电视台每年一度的春节联欢晚会，都有一堆小妞或者小鬼摇头晃脑，不知所以地鼓着
红扑扑的脸蛋傻笑。这些笑容多半是僵硬的，多半是种表演；更严重的是这总让人联想起宣传里的标准四字词“欢声笑语”，似乎有一个老
师在看着一班学生上笑容指导课，不准不笑。
这几年来，美国穷兵黩武妄自尊大的形象深入人心。但是每年年尾，白宫记者派对还是会在全球报纸国际花絮版上抢到一点位置，为
它得回哪怕只有那么丁点的好感，因为大家都喜欢“第一家庭”自己拍的DV短片，喜欢看见他们不得不厚着脸皮接受记者们的挖苦调侃。
至于美国的难兄难弟英国，也还有它独特的英式幽默。例如时常出入唐宁街十号的著名流浪猫汉弗莱（Hwmphrey），自从首相夫人不喜欢它
的传言散布开去之后，首相府就是谋对策修补形象。其中一个办法是让唐宁街十号的管家板起脸发言：“很多人说汉弗莱是大英帝国首相
的猫，我个人觉得这是过高的升职。事实上它顶多只是一头‘内阁猫’，因为它通常在内阁大臣开会的时候出现。”
或许我们还不能期望高层领导在记者面前展示他开自己玩笑的短片；毕竟是国情不同。可是我们应该让这个正在痴迷于大国想像的国家
变得有幽默感一点；不只让外国人松一口气，觉得这个来势汹汹的新兴强国其实也挺可爱；更能叫人民感到“亲民”二字原来不只是一种说法。
要怎么做才能产生幽默的形象呢？这又不只是包装工程的表面功夫，还是整个政府基本思路的问题。因为任何幽默感都来源于宽容，
而宽容则意味着要接受不同的言论，不同的出版物和不同的电视剧。宽容是官员不能因为有人散发嘲笑自己的手机短信就将其入罪，宽容
是官员不能对着一群出版商凶神恶煞地说要“因人废书”，宽容是官员不能对着记者说要好好整顿电视剧以正社会风气。这是什么年代啦？
每一为个政府干部对内的讲话都会外传成为中国表情的一部分，这表情是严峻还是和蔼，就全看政府对待言论与文化表现是否宽容。下一
回要是官员们再想干预，他们真该想起哈萨克斯坦的范例，看看自己打算为中国换上一副什么表情。
原题为“何等单调的中国式笑容”，刊于《南方都市报》2007年02月11日
… Page 46…
恶搞：谁不喜欢我们笑
大家都以为笑是种颠覆的力量，如果这是真的，那么前苏联和东欧的共产政权应该早在1989年之前，就垮在如海啸般翻涌的政治笑
话之下了。但是我们都知道，铁幕并不是给笑倒的。
最近中国政府和社会上许多保守势力纷纷出面，指摘“恶搞”的风气败坏了社会道德，甚至威胁到国家大本。究竟何谓“恶搞”？它
又怎么破坏了社会的善良风俗，甚至国家存续的根本呢？
请容我抄录一段8月27日《中国青年报》的特稿〈我国将立法禁止向未成年人传播恶搞信息〉：“从一些媒体爆炒影星怀孕生子到一
个老妻少夫的无聊“新闻”炒得满天飞；从贬损民族英雄岳飞，到把污泥浊水泼洒到鲁迅、董存瑞、潘冬子和雷锋等身上的“恶搞”；从
披露各种耸人听闻的碎尸、绑架、强奸“秘闻”，到公然大炒耸人听闻的“性闹剧”、“性丑剧”，一些媒体节目、版面网页的轻浮化、低俗
化、血腥化倾向日趋严重，有些媒体甚至不惜制造虚假新闻、泡沫新闻、黑色新闻等以吸引眼球，而且此风正蔓延到彩铃、短信和人们的
各种日常交谈口语中，甚至标榜为“新的文艺形式”和“灰色文化”，流毒甚广”。
所谓“恶搞”，就是这种“不正之风”的代表，以戏谑调侃的形式摘取主流文化的题材片段，变奏变形。例如把官方支持的巨制《无
极》变成谐趣的短片，将宣传机器认可的价值观和相应口号扭曲为逗人的笑话。又和以往私底下口耳相传的“段子”不同，现在有了无远
弗届的通讯网络和廉价方便的电脑技术，“恶搞”作品可以用视频和手机短讯的方式在公众领域流布。因此有关部门就格外紧张，觉得有
必要管制一下。
首先是广电总局在9月份开始规管互联网视频，一方面要求所有包含戏剧内容的视频，也要和电视电影一样接受审查监督（请想像所
有Youtube的短片都要送审的话，会是什么状态）；第二，把传播视频的资格限定在新浪和网易等几家大型门户网站手中，以方便管理。这
对方兴未艾的网络视频热潮当然是个严重的打击，所以激起了许多网民的争议。
其次，则有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刚刚审议的《未成年人保护法（修订草案）》，重点放在“净化青少年健康成长的舆论环
境”。这项法案为此禁止“任何组织和个人制作或者向未成年人出售、出租或以其他方式传播淫秽、暴力、凶杀、恐怖和赌博等毒害未成
年人的图书、报刊、音像制品、电子娱乐、动漫产品以及网络信息等，对此类侵害青少年身心健康的制售传播行为依法从重处罚”。
这些动作一般被解读为是要打击“恶搞”，压抑不良的社会风气。且莫论它们实际上是否可以操作，也先别管它们会发生什么效果；
我们只专注一点，去看看打压“恶搞”的理由。回到《中青报》那篇文章，有这样的说法：“不以为丑，反以为美；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既暴露出当前某些引导舆论的媒体和从业人员社会责任感的缺失，也透射出在追逐市场利益中值得警惕的道德滑坡现象。如何构建与和谐
社会相适应，与网络时代相适应的新的舆论道德观、价值观、伦理观和文化观，营造有利于青少年健康成长的绿色舆论环境，是一个值得
全社会共同深入探讨的大课题”。
从这番话里面，我们可以发现“丑美耻荣”等字眼是在呼应胡锦涛提出的共产党员道德观“八荣八耻”；而“和谐社会”这个最流行
的术语则是胡温新政的一大目标。因此我们可以推论，“恶搞”不只是和新时期的共产党员道德观对着干，甚至还有破坏和谐社会的可能。
所以“恶搞”也就成了国家的大敌了。
由于古典自由主义的影响，现代国家通常不愿太过介入道德领域，进而把国民道德上的完善剔出国家存在的目标之外。也就是说，百
姓是不是君子，人民是否皆为尧舜，并非国家关心的问题。尽管政治未必可以和道德切割得一刀两断，但现代政府一般都不会承认甚至不
敢宣布自己有一个道德的目标和相应的政策。中国的情形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是十分特殊的，一直以来，道德学习就是政治动员的一环；而
政治动员又是回应形势变化，巩固自身合法性的必要手段。所以胡锦涛才要提倡“八荣八耻”；一方面在制度建设门径以外强调个人操守的
学习进化，以回应国家机器腐败恶化的趋势；另一面则藉此树立自己的主张，承接历任中共领导人用“哲学”和“思想”宣示地位的传统。
有些论者以美国白宫记者的周年派对为例，指出连美国总统也不顾身分，拍短片来恶搞自己，与民同乐；中国人又何必如此小器。其
实这根本不是大方或小器的问题，而是政权合法性来源不同的区别。一套正面的道德观和相呼应的领导人形象，至今仍是中国政府建立合
法性的重要法宝，因此什么都可以拿来开玩笑的“恶搞”，实在无异于颠覆。
可是“恶搞”真有那么可怕吗？表面上混乱了主流价值和社会等级秩序的笑话就真能动摇国家大本吗？有些文化研究学者喜欢引用俄
罗斯思想家巴赫汀（MikhailBakhtin）的论着，指出传统欧洲城镇的狂欢节是对社会秩序周期性的破坏。在这类一年一度的大型派对里面，
小丑可以临时扮演国王，乞丐可以做一天主教，所有平时法相庄严的神圣象征此时都成了嬉闹的对象。同样情形在中国历史上也绝不罕见，
即使规矩严明如清初，很多城市庙会也是男着女服，女扮男装，民演官，官做民，一片喧腾得没了。中央纵有不满偶有禁令，也往往是睁
一只眼闭一只眼。原因不难理解，这些玩笑不只无伤大雅，反而还宣泄了过度的压力，有助于日常状态底下固有秩序的维续。所以这种颠
覆只不过像孙悟空在如来佛的掌上翻筋斗，根本无伤大雅。
捷克前总统哈维尔在其《无权者的权力》一文里曾经举过一个非常着名的例子：一个蔬果小贩在其店铺的墙上贴了一张书有“全世界
的无产阶级团结起来”的横幅，但买卖蔬果其实和这张标语固然没有一点联系，那个小贩也不可能真心相信这句话的意涵。但是在共产党
治下的捷克，张贴展示这类没有人会认真对待的道德口号与政治标语却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于是我们就会看到一种非常犬儒的道德态度，
政府大可以宣扬任何主张，但人民不只不会认真对待，反而怀疑它们的真实。久而久之，所有的学习，所有响应号召的行动都成了虚应故
事。然后笑话和“恶搞”就来了，他们表面上心悦诚服，私底下则把种种的训条变成笑料。
当代大哲齐杰克（SlavojZizek）形容这种状态下的政权是个“道德沦丧的政权”。因为它期许于人民的，不是他们严肃领会它所颁下
的教条；而是他们这种无所谓的犬儒心态。他说：“对于官方意识形态的那种玩世不恭的态度正是政权真正希望的——对于该政权来说，
是它的臣民要把它的意识形态太过当真，而且付诸实践，那才是真正的大祸临头。”所以广电总局和各方保守力量不只不该对付“恶搞”，
反而得欢迎它们。因为最可怕的不是人民调戏官方认可的价值观，而是他们高举“八荣八耻”的标准；据之严肃地检验所有国家干部的言行。
原题为“人民一发笑，政府就思考”，刊于《明报》2006年09月06日
低俗：为什么当官的人品位特别好
所有政府都有不知不觉把自己当成保姆，将人民看做孩子的倾向。它们害怕只要一不留神，人民就会犯错甚至犯罪。为了防患于未然，
它们会忍不住想从“根处”下手，消灭人民走上歪路的机会。
那么，什么是那个可以深深影响老百姓的“根处”呢？通常被指出来的就是媒体了。根据一种流传已久但在学术上仍然无法确证的常识，
媒体是能够教化受众的。如果一个人老是看描写黑社会的电影，他很有可能会变成黑社会；假如一个人老是看《超级女声》之类的选秀节
目，他的品位会变得很坏。为了防止有人加入黑社会，为了防止整个社会的品位低俗浮浅，政府有必要出手介入。所以广电总局最近下令，
各地电视台“选秀节目”的播出时段不准超过两个半月。原因就是这些节目太媚俗了，人民看多了没好处。
先不管传媒的作用到底有多大的学理争论，也别碰“超女”之类的节目是否低俗的审美问题，我们应该注意的反而是这种“保姆政府”的
假设。我始终不明白的，是为什么一个普通人只要进了广电总局之类的部门，就会变得比较聪明，比较有品位，比较有能力去辨识美丑善
… Page 47…
恶？是不是这些部门都有一些严格的甄选机制，少点智力少点艺术上的天分都进不去呢？还是它们都有精深的培训课程，使得一个和你我
一样的普通人经过训练之后能够摇身一变，成了看电视的专家？答案我们是知道的，在媒体管理部门工作的也只不过是普通人。
可见，“保姆政府”不只在政治哲学的高度上备受争议；就算我们真想要一个把人民裹在襁褓里的政府，也很难去找到有足够资格当保
姆的官员。那么政府是否就彻底放手，让媒体放任自流呢？当然也不，即使是全球媒体自由度最高的丹麦等北欧诸国也不可能毫无底线，
问题只是底线何在。这条底线该怎么划，决定于国家的形态，有的注重提政治，有的注重提道德。以中国的情况来说，我们在这里先不讨
论政治问题，而专注道德品位的问题。
最近《锵锵三人行》成了媒体焦点，原因是嘉宾王朔在我有份参与的那几集节目里说了许多粗言秽语，逾越了一般电视可接受的尺度。
有意思的是，经过事后一番查考，我才发现所谓的“尺度”原来是不存在的，国家根本没有足够的法律去定出这样的尺度，更没有明确的法
律去管理电视传媒的用语范围！因此，目前绝大部分的尺度几乎都是来自传媒自己的约束，或者政府部门的意志。
这种情况当然极不理想，也有悖于依法治国的大势，所以许多学者都曾提出要为传媒管理立下可行法规。我完全赞成立法，问题是立
法的原则是什么？具体操作的办法又是什么？
先谈立法管理传媒品位与道德的原则问题，且以语言问题为例。同样是粗话与不文明的内容，你可以因为它会造成坏影响而规管它，
也可以因为它会伤害受众而限制它。也就是说，你可以不准某个字出现在电视上，但出于截然不同的原因。关于影响这种说法，就像我在
前面所说的，还存在着许多争议，因此有些发达国家越来越不愿意根据它去管理媒体。相反，你若对电视上某人的粗言秽语感到恶心，或
者觉得某种言论是在歧视你的性别、冒犯你的族群，这种感觉则是实在可感的，它造成的心理伤害和尊严受损也是可以具体说明的。因此，
若要立法管理传媒的言论，我们应该把重点放在语言是否会伤害人，而不是它们的影响好不好，更不是它们的品位高不高。
至于操作上的程序，不少国家都采用字库的方法罗列不宜出现在电视传媒上的词语，让传媒依靠自律，触犯者自当以法论处。然而，
语言造成的伤害就和品位问题一样，可以是件非常主观的事，没有人有能力去为它做个最终的客观评断。故此又该有某种评审委员会的机
制，在专业人士与学者之外，还要集合各种阶层与界别的代表，使之成为全社会的样本，代表主流共识，去为我们定出一份字库，告诉媒
体有哪些字眼是当前社会主流所不能接受的。可是语言流变不拘，很多曾经污秽不堪的字词经过岁月的变迁早成了大众日用的语言，例如
“吊儿郎当”和“王八”。所以这份字库又要定时重检，这个评审团又得定期重审，与时俱进剔出过时的东西再加入新生的说法。
以上所言虽然局限在语言尺度方面，但其原则也适用于整个传媒的法律管理之上。它不外乎不要以可疑的原理去限制传媒，比如说“造
成坏影响”和“品位低俗”，而该以尊重主流国民的感受和尊严为大前提。在具体操作上，它不该信任少数官方精英的能力和品位，而要用一
种机制去尽量体现整个社会的主流意见。如果大家能够把最近有关媒体的新闻转化为开拓未来的理性讨论，坏事说不定就能变成好事了。
原题为“不要以可疑的原理去限制传媒”，刊于《南方都市报》2007年03月18日
负面报道：为什么他们老是报道负面消息
我不是记者，也从未在任何新闻媒体担任过正式的编采工作，我只是一个在媒体上发表评论的人；但是每逢9月1日（香港和台湾的
记者节）和11月8日（内地的记者节）；我都觉得这也是属于我的节日。因为我很希望把自己也列入记者的行列，这是一个令人骄傲的行
列；它应该是的，它本来是的。
2007年10月15日到22日，香港浸会大学办了一个“普利策新闻奖得主工作坊”，请来几位普利策奖得主与学生交流。其中一位是马
来西亚籍的华裔记者方凤美，她刚凭在《华尔街日报》上一系列谈北京奥运的报道得到了本年度的“国际报道奖”。她那些文章谈到了不少
“负面”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