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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下次我将说明这种观点的错误。
【二之二】我们无罪我们只是小零件
“手下不留情的残忍之事是用匕首挖出母亲胎内的孩子。看到乳儿的话就抛到空中，在母亲面前用刺刀接住乳儿给母亲看。”这是二
战时期曾在中国服役的日本军人服部弥一的证言，他接 说：“到战场之前连一只小虫豸都不敢碾死的我，在自身兽性的内部潜伏 以杀
人游戏为乐的不知深渊的魔鬼生命。”这段话最可怕的，在我看来并非那种残杀婴儿的手段，而是一个曾经连小虫也不敢踩死的人，怎么
会成了以屠杀为乐的凶手。
另一位日本军人在1937年9月10日接到召集令，加入了“华中特遣军直属部队野战瓦斯第二中队”，由名字就知道这是一支毒气作
战部队。因为国际法禁用毒瓦斯，所以它是秘密行事的特种部队。这名军人参与过当年进攻南京的作战，在部队里很受尊敬，因为他的性
格温厚，被认为是个“忠实而正直的士兵”。南京大屠杀之后的3个月，他进驻定远，写下这么一封信：“……现在眺望定远城外，风景异
常清明秀丽。柳吐新云，河水淼淼，油菜花一片金黄。平原千里，一望无垠，远处迷迷蒙蒙，但见白云如絮……明丽的春光任何汉字的形
容词都可当之无愧。尤其是杨柳之绿、油菜花之黄，颜色鲜艷近似原色，极为悠然自在的构图……”转战异国，犹能寄兴春光的这位士兵，
就是我深深景仰的一代大师、电影导演小津安二郎。
研究小津安二郎的佐藤忠男曾经指出：“实际上小津只是不能够积极赞成军国主义，决不是消极地不赞同军国主义。”小津的为人“可
以侃侃而谈个人道德问题，但一提到国家、民族、社会、政治之类，就有些羞于开口。如果说小津的道德是平民百姓的道德，那么这个平
民百姓的道德基础就在于此。谈论个人道德个人能够负责，然而社会、政治问题即使谈论个人也难以负责”（佐藤忠男：《小津安二郎的艺
术》）。那么，参与南京之役和施放毒气，到底是个人的事，还是社会政治的事呢？我不清楚小津安二郎会怎么想，因为在他那些贯注了人
道精神与平民关怀的电影里，没有直接的答案。
在描述二次世界大战的电影里面，我们常常看到对比起粗野不文的美军，德国军官总是一派儒雅，喜欢诵读歌德甚至能够弹一首贝多芬的
奏鸣曲。为什么这样的人会参与如此骇人听闻的冷酷残杀呢？这大概也是德裔美籍哲学家汉娜 鄂伦（HannahArendt）去耶路撒冷旁听纳粹
党徒艾克曼（AdolfEichmann）受审时，心里带 的疑问。她惊讶地发现“艾克曼既不阴险，也不凶横”，完全不像一个恶贯满盈的罪犯，就
那么彬彬有礼地坐在席上。他甚至宣称“他的一生都是依据康德的道德律令而活，他的所有行动都来自康德对于责任的界定”。艾克曼所
做的一切都来自遵从命令，顶多就是特别热心军阶晋升罢了，所以艾克曼形容自己只不过是“一座机器里的螺丝钉”。
“平凡之恶”错在放弃
这就是后来非常有名的“平凡之恶”（evilofbanality）。人类不需要是个什么大奸大恶之徒，也不需要暴力威迫，他只需要合作，一个
平凡的人就可以成就难以想像难以言传的邪恶。“真正困扰我们的不是我们的敌人，而是朋友的行为。持续一生的友谊可以在一夜之间被
摧毁，就因为害怕错失了加入历史的潮流。他们只是在纳粹的威势面前失去了自己下判断的能力。”（HannahArendt《Re…
sponsibilityandJudgment》）。
很多学者形容纳粹的罪行是史无前例的“极端之恶”（radicalevil），其规模其内涵超出了人类想像力的边界。而汉娜 鄂伦独到之处，
就是指出即使邪恶如纳粹，到底也是个在地上行走的机器，是个人类零件组成的组织和机构。而人之所以会附和它甚至加入它，只是因为
受到诱惑，只是不想与他人不同，只是想做个乖乖听话的“好人”，此乃“平凡之恶”。正是因为这个“平凡之恶”的观点，我们可以讨论
在独裁专制的政权底下，个人的道德责任问题。去逼问当年的德国人何以不反抗的时候，我们其实是在反省巨大的邪恶是如何由每一个人
不经意的每一步逐渐积累而成。纳粹党卫军不都是痛下决心要做凶手的，他们可能平凡如你我，他们甚至可以是个熟读康德知书达礼的“好
人”，他们只是渐渐地交出了判断的能力。
因此我们可以拿日本与德国相提并论，因为在二战期间，它们的社会都是极权主义盛行，“平凡之恶”浸淫了整个国度。服部弥一是
个好人，小津安二郎也是个温情脉脉的谦谦君子，但是他们都在那一刻交出了自己思考“社会和政治问题”的能力。
所谓“日本军国主义”其实是建立在天皇制上的一种社会制度，以神格人身的天皇为中心，由上而下一层层地构成了整个国家的秩序。
在这个秩序里面，个人没有自主的自由可言，他的行动完全是上级替他规定的。因此日本思想家丸山真男称之为“不负责任的体系”。可
是得注意这套秩序并不是自古以来就存在的什么日本民族性，而是明治维新之后才透过各种文宣教育手段建立起来的新事物。如果要日本
人彻底接受战争责任，就得揭穿天皇制的神话，使得大家重新认识到那部大机器里的小零件，到底是个有自省能力可以为自己行为负责的
人。对于推说“我也是个被国家欺骗的受害者”或者“我只是奉命行事”的人，必须像对着错愕的艾克曼一样，指出他埋没理性终于与邪
恶合作的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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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冷战日皇逃过战争罪责
可是战后占领日本的美国指挥部，却为了即将开展的冷战，选择保存日本“国体”和社会稳定，不去触碰天皇制的核心，一方面免去
了裕仁天皇的罪责，将首相东条英机列为A级战犯；另一方面则努力让日本国民感到自己也是无辜的受害人，被政府的宣传所骗。于是非
常诡异地，曾经有一半人口驻在海外的日本，却从未大规模和系统地反省自己殖民海外的经历，彷彿它从来不曾是个殖民帝国。一切罪责，
全在那极少数的战犯身上。而直至今日，发表过《人间宣言》的日本不只没有动摇过天皇的无上地位，他的神圣价值甚至死灰复燃，再次
成为右翼尊奉的对象。顺带一提，近日很多人谈论的《菊花与刀》，本来是人类学家潘乃德（RuthBenedict）战时为美国官方写作的“敌情分
析”。她认为天皇在日本是个可以参与也可以不参与政治的神圣领袖，超出了价值批判的范围，受人尊重但不一定与战责相关。战后美国
统治当局保持了天皇制，理据之一就是这位人类学家的分析，尽管她不懂日文也未曾到过日本。
1967年5月30日一位叫做许恭生的清华大学学生在校园内逃跑的时候不慎绊倒，他的同学们立刻上前用自制的长矛对着他乱刺，他
身上被刺中二十多处，腿股动脉和肝脏破裂之后死亡。几分钟前，他的另一位同学卞雨林因为中了涂上氯化钾的箭矢死去。这两人都是文
革期间着名的清华大学“百日武斗”受害者，杀他们的人和他们一样，是全国最高学府的精英，天子门生。为什么一个纯良的学生会变成
乱了性的凶徒呢？最近有人常说除了日本以外，中国政府也要反省，也要承担历史责任。其实要反省的，又何止政府，除非我们真的相信
过去几十年来的罪孽只是“极少数极少数的几个人”的错误，其他人不是受骗，失了心疯，就是“大机器里的小零件”。
原题为“告別反日，深化反罪”，《明报·笔阵》2005年05月04日、2005年05月11日
多元：不同的中国
说起民族文化，原来还有人相信粗糙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以为各个民族间的关系也一定是彼此竞争优胜劣汰。再加上斯大林式的民族
消亡论的影响，于是就有人主张汉人的“中华文化”硬是了得，其他各族不得不服，早早汉化方为上策。
这让我想起几年前拜读人类学者蔡华教授《一个无父无夫的社会》时的震撼经验。虽然纳西摩梭人的故事早已名闻遐迩，“走婚”的传
说也令许多人浮想联翩，但却是这部着作令我第一次发现摩梭人社会结构之独特，没想到就在中国，我们终于找到了可以改写整个人类学
的无婚姻社会的存在证据，它让我发现，自己习以为常的社会生活，原来没有我所想的那么自然那么标准。
假如我有一个孩子，我一定也要让他知道摩梭人的故事。让他晓得，我们习惯的正常其实不是惟一。
如果孩子稍微懂事了，开始和我一起听我心爱的爵士乐唱片，我一定要告诉他，我当年第一次见识到新疆“木卡姆”的感受。那是上个
世纪80年代的事了，我还在读中学，“香港大会堂”有几场“十二木卡姆”的演出。音乐会结束之际，那几位乐手突然来了一大段即兴演出，
在场的资深乐迷一下子全热起来了。孩子，你或许不知道，中国也有这么一种音乐，它的即兴火花完全不下于历史上第一流的爵士大师。
孩子或许会开始翻我的书，觉得几本禅宗漫画入门真有意思，里头的公案怎么会如此古怪。然后，我会告诉他一则伊斯兰苏非派的圣
哲传说。
有一天，老师正在闭门静修，一个冒失的弟子跑去敲门。老师问：“是谁？”小徒弟想也不想便答：“是我呀，师父。”于是老师把他打
发走了。隔了一阵子，徒弟略有所悟，又去敲门。老师就问：“是谁？”这回小徒弟福至心灵地答道：“是你。”老师很高兴，然后告诉门外
的弟子：“进来吧，因为这间房子容不下两个我。”
怎么样？孩子，想不到伊斯兰也有这么“禅”的东西吧？你知道苏非派曾经在新疆显赫一时吗？
如果孩子长大了，居然和我一样迷上了哲学，他或许也会和我年轻的时候一样，嫌中国哲学不够理论化，逻辑的成分不足。这时，我
将向他介绍藏传佛教格鲁派开宗祖师宗喀巴的着作，让他了解藏传金刚乘的知识论是何等地复杂何等地严密，然后他将明白为什么西方学
者会把宗喀巴称作“东方的康德”。
当然，身为汉人，我也会掌握机会教他一点儒家的道理，虽然我可不敢要他走我幼时走过的路，天天吃力地背诵四书。但是，我一定
会尽力告诉他什么叫做“和而不同”。陆象山说得好，“千古圣贤若同堂合席，必无尽合之理”。而焦循解释“攻乎异端，斯害也已”时把“攻”
训为治学的“治”，也就是要告诉我们面对异端的说法时不要执一，于是冲突之害自然就能避免了。
假如你问：“什么是中国？”孩子，这就是中国了。你我何其幸运，生在这样的一个国度，同时拥有儒家、道家、伊斯兰和藏传佛教等
深厚的传统可以学习，有几十个民族多姿多彩的文化可以继承，有大陆的本土左翼思想脉络，有香港的英式法治文化，有台湾的民主实
验……这一切一切都是中国。想象一下，它们的交流冲撞，会爆发出何等巨大的能量呢？我们为什么热爱中国？那是因为它的多元是如此
地美丽。
原题为“生物尚求多样，况乎文化 ”，刊于《南方周末》2008年04月23日
世界：我们的地图里没有第三世界
虽然中国人曾经喜欢说，“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但我们对世界人民其实是不大感兴趣的。例如三年前在香港举行的世贸部长级会
议，明明来了那么多世界各地的工人和农民，明明有那么多代表弱势来自草根的团体；但当我提议某大传媒机构的新闻主管去采访一下他
们时，他却不置可否。直到一群韩国农民和香港警方发生了激烈冲突，这家传媒的记者才亢奋地跑到前线，把港岛街头当作战地，务求捕
得最刺激的画面。
自从1999年“西雅图起义”开始，俗称的“反全球化运动”就从来没有退潮过。哪里有富裕大国召开高峰会，哪里有跨国财团举办大型论
坛，挟着“我们到处都是”（Weareeverywhere）口号的示威者就会跟到哪里。无论是世界经济论坛、世贸组织会议，还是八大工业国高峰
会；这群反对派几乎无役不与，力图争取曝光机会，甚至直接举行破坏会议的游行。他们的背景复杂，议题不同，但一般学者皆以为这是
冷战结束之后的国际左翼大结合，是挑战新自由主义霸权、资本主义生活方式以及美国主导的新帝国的最新力量。
中国不只是世上最后一个由共产党执政的大国，而且有着丰富的反帝传统以及第三世界联结合作的经验；可是十年以来，这等国际级
反帝盛会却从来不见中国人的身影（少数香港代表例外）。不只如此，我们甚至连人家到底是谁都搞不清楚。因为中国的主流传媒和受众
都不是很有兴趣，我们大可在国内反精英反权贵，但只要一到了国际场合，我们却变得比谁都精英，只关心最传统的大国政治和最保守的
外交战略。
例如刚刚在日本洞爷湖落幕的2008年度“八大工业国高峰会”，主流传媒最注意的问题是中国能不能加入其中，似乎都把这趟混水当
成了国家地位提升的证明，丝毫没有想过这个会议的虚伪和霸道。至于那些示威者，我检索了一下中文网页，全是他们如何游行的花边，
几乎没有人深入介绍他们的议题，分析他们反抗的理由。
在报道今年八大工业国高峰会时，最有内容的就是说一下会议的成果，批评一下他们怎样无心解决全球暖化，如何无力应付油价高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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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大部分传媒都忽略了“八国峰会”反对者的声音，如此一来，我们廉价的批评反而会蒙蔽了大家的眼睛，看不见“八国峰会”的很多问题
不在于它有没有响应全球关切的危机，而在于它响应的方式。
比如说，一般传媒都会质疑美国等农业出口大国有没有增加对外粮食援助，好像只要它们援助的数额够大，就算尽到富国责任了；如
果它们的援助力度不足，大家就批评它们没有良心。如此取态根本就是被八国峰会集团设定的议程牵着鼻子走，毫无独立批判的能力。可
是只要听听民间团体和示威者的声音，我们就会发现所谓“援助”其实是个陷阱。因为美国一向破坏公平贸易的原则，大量补贴本国农业，
降低了农产品的价格，结果养出了不少肥大的农产商团，打垮了第三世界的无数小农。
它现在的“援助”只不过是个掩眼法，先用钱买下本国农产品，再拿去转赠他国。于是美国的大农场主照样享受了国家给出的另类补贴，
穷国的农业则始终无力自立，不能竞争。请问，这样的援助能够从根本上解决粮食生产不足的难题吗？也就是说，即使美国非常慷慨地大
施援手，也不表示它真正“协助”第三世界的饥民。
自从“拉萨事件”以来，中国今年最流行的话题就是西方传媒的偏见和霸权，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凡是在“八国峰会”这样的场合里面，
在这种和国家尊严无关但却实在影响到了全球弱势平民的议题上，中国主流传媒和热血网民却突然变得很不在意西方主流传媒的偏向，并
且很愿意跟着人家设置的路子走呢！
话说回来，幸好中国没有加入“八国集团”，否则说不定连仅有的示威花絮也要消失于中国传媒的眼界之中。你知道，那些示威者总是
喜欢拿国家领导人的肖像开玩笑；要是他们也拿中国领导人开玩笑，那可是侮辱我们国家形象，伤害民族感情的重罪。到时候，所有批评
“八国集团”为富不仁的话恐怕都得反过来讲了，不是他们突然都变得很善良，而是我们也成了他们的一部分。
原题为“全世界无产者不见了”，发于“牛博网”2008年7月29日
大国：温柔的必要
运动和政治到底有没有关系呢？答案是没有。然而，正因为大家都相信运动和政治没有关系，运动的政治效应才能发挥到最大程度。
情况就和艺术一样。当纽约爱乐乐团破天荒往赴平壤演出时，它的指挥马捷尔也是如此回答记者的问题：“我不想谈美朝关系，我们是来演
奏音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