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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人人逃不了报税，不过还是有一些不报税的人，这就是非法移民。全美国有好几百万非法移民，大约每30个人里面就有一个人是不合法的，这些人除了买东西必定要付购物税以外，其他联邦税、州税当然都不必缴，因为他们根本没有身份，也没有社会安全号码，要缴也无从缴起。
美国人的退休年龄是65岁，退休以后，不必工作，就可按月领退休金，而退休金的多寡，就是根据缴税的多少而定。一生中税缴得多，退休金也多。美国人从开始工作起，无可奈何地缴一辈子税，惟一的期望和安慰，就是想到退休之后可以领退休金。不过现在的情形已不是这么乐观了，由于人口逐年老化，领退休金的人越来越多，缴税的人越来越少，加上通货膨胀，估计再过若干年，联邦的社会安全制度就会破产。果真如此，那现在缴税的人就血本无归了。
第一部分Shep的故事
肖雪慧
Shep是谁？
Shep是美国某小镇一只失去主人的狗。
人们在火车站发现了它。它栖身于车站的一个角落，流连于车站四周，每当有班车到站，就急切地迎上去，用满含渴望的双眼去人群中搜索。原来，它在这里目睹穷主人的灵柩被抬上火车的情景，以为主人还会回到这里。
人们关心着这只重情义的狗，想给它食物和住处，但它拒绝人们的食物，也拒绝跟任何人走。后来，人们获得了Shep的信任，它开始愿意接受食物，却仍然拒绝离开车站。于是，火车站办公室成了它的家，它就在这里等待着每一班车的到来。Shep的故事很快传开了。它的忠诚打动了无数人，许多信件从美国各地，从英国、法国、加拿大飞到这个小镇，其中有许多写信的人表示愿意收养它。可是没有谁能带走它，它固执地要在这里等待自己的主人。五年半过去了，Shep渐渐老了，听力也越来越差了。1942年的一天，这是一个悲惨的日子。又一班火车快到站了，Shep像往常一样坐在铁轨上等待，但这一次它没有听见背后的火车声响。Shep被火车轧死了。几年来，Shep已经和车站职工和全城居民融为一体，不可分割。噩耗传开，悲伤笼罩了车站和小城。人们为它举行了葬礼。从学校童子军选出的四个男孩抬着Shep的灵柩缓缓走向山顶，后面长长的送葬队伍有市长和车站、小城中所有热爱Shep的男女老少。人们把它葬在了山顶，墓碑上方竖立着眼望火车站方向的Shep像。它似乎仍然在寻主，它的故事也仍然在继续流传。但随着时间的流逝，与它息息相关的人们渐渐离开人世，它的故事在一些人心中也渐渐淡忘。为了这个美好的故事代代相传不被遗忘，1992年，在Shep死后50年，有心者发起倡议和募捐，人们积极响应。募来的钱在市中心为Shep建了铜像，铜像下面刻有Shep事迹的碑文。Shep永远成了小城的一部分，而以它的名字命名的Shep基金会则一直支持着一个聋哑学校，从而使Shep的事迹继续延伸。
上面叙述的，是我从电视中收看到的一个真实故事。故事究竟是来源于英国BBC广播公司制作的《动物星球》系列片还是美国制作的《国家地理杂志》系列片，我记不准确了，但其中所有情景一直历历在目。故事深深打动我的不只是义犬Shep的忠诚和执著，也不只是小城中人们普遍的同情心，还有人们对美好事物的敏感以及由于这种敏感而发生在他们和这只狗之间的相互关系。Shep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寻找主人，从不放弃，它的行为是很可以当得起“可歌可泣”这样的赞誉的。而小城人们易感的心灵使他们善于从生活中甚至从动物身上去发现美好的东西。的确，是他们对它的同情和照顾使这只失去主人的流浪狗在五年半漫长而无望的等待中始终有爱的温暖相伴随。然而在他们和Shep的关系上，与其说是Shep需要他们，毋宁说是他们更需要Shep以及他们从Shep身上发现的美德。人们在关注着这只流浪狗并对它付出爱的同时，自己的心灵也得到了净化，小城则因为这种共同的关心和爱护而有了一种奇妙的凝聚力。事实上，围绕着Shep发生的一切已经成为了小城全体居民的一种宝贵的精神资源。我猜想，大概正因为人们意识到了这一点，小城在50年后要重温这段传奇，并采用坚实持久的物质形式来保存、展示和传递它，让它与小城的历史共存……
第一部分听“洋会”（1）
张宪章
晚饭时我问儿子：“晚上开社区居民大会吧？昨天我看见了寄来的一份通知。”老爸能看洋文的会议通知，儿子高兴地笑了。“一家能去几个？”“几个都行，你有兴趣我们就一起去吧。”其实凭我那点英文水平，尤其是听力，要真正听懂这种会议是困难的，我只是想“看看”美国人是怎样开会的。激烈争辩，敞开说话，不拘形迹——我头脑中所想象的也就是这些了。
通知强调这是与每个社区居民利益攸关的会议，其实我想并不尽然。会议议题是讨论206号公路扩建需要穿过我们社区的问题。四车道的206号公路已远不能适应需要，经常堵车，严重影响交通。州政府提出要与现有的道路并行再修一条路，分别作为上行道和下行道，新路的一段要穿过我们社区。利用现有的PikeRen路加以拓宽，拓宽也许会占用点可能属于路边居民的草地，按说只是小事一桩，而且受影响的不过是路边为数有限的居民而已。
没想到这次会议还真引起了大家的重视，我们的车到社区俱乐部门口时，不过迟了三四分钟，而停车场上几乎没有“插车”之地。
走进会议大厅，果然座无虚席，我们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才在主席台旁边加座就位。会议刚刚开始，作为主持人的社区负责人正向大家介绍来宾，一共三位，区长、副区长、交通官员相继发言，他们指着准备好的地图，详细介绍。主持人并不趋前招待，女区长自己拿起桌上的纯净水和一次性口杯自倒自饮，边喝边说；头发斑白的交通官员，则长篇大论地做着“补充”。台上谈笑自若，仿佛沙龙聚会；台下神情专注，不时还发出会心的满堂笑声。“动员报告”还这么生动？“他们讲些什么？大家笑得这么开心！”我不无疑惑地问。“他们在煽动大家反对这个方案。”儿子的回答证实了我的猜疑。然而也大出意料而让我难以置信：煽动群众去反对这么一件好事，反对上级的决定，这怎么可能呢？我认为他只是顺口说句玩笑话，但是越听下去越知道并非戏言。
“动员报告”结束，讨论紧接着开始。我们这个小区除了一幢幢互不相挨的“小洋房”外，还有为数不多的公寓式小楼，这回修路受影响的主要是这些公寓的居民，但发言的并不是他们，“小洋房”的主人们也同样情绪激动。开始时，发言还只是一个接着一个，到后来一个发言还没完，手就举起一片。从发言开始，主持人似乎再也不主持了，退坐在一旁静静地听着，会场上只是官员和居民们在对话。作为下级的交通官员，颇有点以行家自居的味道，带着自负的神态为居民们释疑解惑。他时而把双手的大拇指插在牛仔裤的口袋里，时而潇洒地挥舞双臂，在台前走来走去，指手画脚，自顾自地宏论滔滔，跟区长连眼色都不交换一下，在我看来颇有点无视上司存在之嫌。而那位区长毫不在意，倒像个小秘书，手拿笔记本站在台上，不时认真地做着记录，并同发言者讨论。当然她也有慷慨陈词的时候，并不是刻意装出一副小学生的姿态。至于那位副区长可能是分工不同吧，坐在椅子上很少站起，更少插话。会议就是这样随意而不拘一格地进行着。
发言听来听去众口一词，那就是反对修路。一个身穿灰色运动服的女士是会场上最活跃的分子，她抢在第一个发言，以后还不时插话，边说边笑，颇有感染力。那生动的语言自非我这个“洋泾浜”所能理解，只有一句听懂了：“如果想热闹，那我又何必从纽约迁来呢！”引得全场大笑。一位身穿花格衬衣的老者，激动地陈述老年人如何怕嘈杂的车声惊破好不容易进入的梦境。一个黄衣少年为了争取发言的机会，站到墙边，不断摇晃着举起的双手。他说：“如果把PikeRen扩建成公路，那我去哪儿骑自行车、溜滑板呢？”说得大家都笑了。会上发言的只有一位炎黄子孙，话没几句但颇为务实：“如果和州政府打官司，那钱从哪儿来呢？”于是又引来一番解释，无非是税收上动脑筋，请大家掏腰包，而与会者对此似并无抵触。
时间已过10点，与会者仍然意兴很浓，想起儿子明天还要赶早出门，只好拉他提前早早退场。“修路是好事，解决交通堵塞，方便大家，为什么都反对呢？”我实在百惑不得其解，一上车就迫不及待地问。儿子笑了：“方便了大家，可影响了我们小区。你想，公路一进小区，车流量大大增加，车多了，人多了，商店、机构都跟着进来了，小区还能安静吗？人多必然鱼龙混杂，不法分子必然趁机进入，小区还能安全吗？经济条件好一点的人竞相从闹市区搬到房价比较高的乡村，图的就是安静、安全，如果把‘世外桃源’又变成了喧嚣闹市，他能愿意吗？而且这样一来，他原来高价买的房子也得贬值，他能干吗？”这么一说，倒似乎真的不是什么好事，其实我觉得是一叶障目而颠倒了是非：“可是从大处着眼，从全州来考虑，难道这不是非常需要办的一件好事吗？全州的繁荣毕竟比小区的利益重要得多。”听我这么一说，儿子笑了：“爸爸，你那是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的观点，这里可是资本主义、个人主义的世界，人们首先只会为自己想，个人利益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回到家了，我的疑问还没完：“区长居然鼓动百姓反对州政府的决定，这简直不可思议。为什么她也反对修路呢？这也影响她的个人利益？”儿子看出我是要刨根究底了，放下手中正收拾的公文包，给我原原本本地解释起来：“房产税是区政府的重要财源，路修通了，房产贬值了，它的财政收入不就少了吗？房屋一贬值，整个区就掉价了，她能不反对吗？修路带来的热闹，并不能带来真正的繁荣。”
“可是，州长毕竟是她上级的上级——区上面是郡，郡上面是州，小小的区长怎么可以对抗州里的决策呢？……”
“你是说犯上是吧？”儿子猜到我要说什么，不禁笑了，“你可别以为在美国可以一级压一级。不管是州长也好，区长也好，都是选民选出来的，并不是上级任命的，他们彼此实质上并没什么隶属关系，谈不上什么犯上。”
第一部分听“洋会”（2）
“她对着干不怕……”
“怕什么？怕没好果子吃？州长并不能决定区长的命运。决定区长施政成效的是本区选民的支持，决定区长官运沉浮的是本区选民的选票。她怕州长干啥？哪个傻瓜会为了讨好州里去得罪自己的选民呢！”
“那这修路的事还有希望吗？”
“很难！修这条路对我们北边那个区是有利的，他们肯定支持，但只要有一个区反对都不好办。议来议去，搞不好还得上法庭。这个方案不行就看州里有什么别的方案了。”
“照这样看来，那州政府又如何领导全州开展工作呢？”
“那就通过立法、执法来解决，这说起来就复杂了。”
时间已晚，只好打住，但心里的疑团仍未尽解。过了些天，外甥女从纽约州来访，闲聊时我又提起这个话题。儿子笑道：“爸爸还没想通呢。”外甥女也笑了：“舅舅，这种事太多了，我们那边公路上有座桥太窄，成了交通的瓶颈，上面几次想扩修，下面就是通不过，现在依然如故。”
“就不嫌堵车自己也不方便吗？”
“谁都希望解决堵车问题，可谁都不愿意损害自己的利益。美国就是这样，一点也不奇怪。”
“那这样，办点事也太难了。”
“是难，办点好事很难，可要办坏事同样也很难。”
“那我就不懂了，这一条条高速公路，一片片新住宅区又怎么建起来的呢？今后又怎么发展呢？”
“和中国相比，美国可能是地广人稀，他们的现代化建设就是一步步从已开发区向穷乡僻壤推进的。现在待开发的地方还多着呢，那种地方当然阻力要小得多。另外，作为一个地方官，他当然希望做出点政绩，开辟仕途，这就会逼着他千方百计去想尽可能不侵犯居民利益的方案，并说服下级和百姓。”
儿子似乎归结地说：“来美国这么多年，我算明白了，所谓民主就是人人都是刺头儿，谁都惹不得。这就是他们立国的根本，好处坏处都在这里了。”
讨论似乎结束了，但我心里还在翻腾。在我们的国家，说声修路、修桥，不管是酒楼、舞榭，还是新旧民居，该拆迁就拆迁，谁都不会也不能抗拒，原因是小道理得服从大道理。上级命令、规划，下级坚决执行，局部得服从整体。正是这样才能使我们的城市面貌日新月异，不这样就不可能有今天！不过，谁敢说一级级政府的一道道命令、规划，其中就没有一点失误之处，谁都真正代表了全局的利益？谁敢说其中没有个人利益、局部利益受到不应有的损害？而在这些问题上，又有多少人认真听取过相关的底层百姓的意见并真正接受呢！
就在结束本文的时候，我又先后看到两篇报道。其一是：“经过40年的商讨、研议，18号公路整修工程，终于在日前动工……”其二是：“西温莎市政府早在1973年便有意整治葛洛夫磨石湖，以解决堤坝年久失修、水草废物淤积严重污染环境的问题，但由于地权问题无法解决，整治计划延搁了30年。”“1987年市政府取得该湖及湖堤的所有权，整治计划也获得市议会的同意，但由于400英尺的湖堤，有一部分坐落在私人土地内，市府无权动工……达成共识，同意付给3万元以取得短期建筑地使用权及永久维修权”，整治计划终于可以“付诸行动”。前者如尚嫌简略而难以全窥内情，后者则交代得一清二楚，明明白白。这可是原封不动的原文，是白纸黑字印在报上的。它真令我惊愕，令我感叹，也令我茫然了……
第一部分加拿大人的环保意识
何渊耀
2000年我去加拿大首都渥太华和其他一些城市旅游，深为加拿大人的环保意识所叹服。
每天清晨或傍晚，在公园或马路上，不时可以看到一些加拿大人带着心爱的狗在溜达。什么哈巴狗、狐狸狗、贵妃狗、小黄狗、大黑狗、猎狗等等，欢快地在主人身旁忽前忽后地奔跑着。初到渥太华，我真觉得有些诧异：狗的主人不论男女老少，为什么手里都捏着一个塑料袋？后来才明白，原来这塑料袋是准备随时捡狗粪用的，狗一屙屎，主人就用塑料袋包住手，将狗粪抓到袋子里。难怪，这里街头巷尾、公园草坪都难得见到狼藉的狗粪。
居民们自觉的环保意识，使我顿生了几分敬意。当然，加拿大各地法律对污染环境的行为也有严厉的惩罚措施，如在蒙特利尔，狗主人倘若不及时清理狗粪，每次将被罚款135加元（一加元约等于5．6元人民币）。
保护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成了加拿大人的共识和自觉行动。举目四望，除了道路和停车场是水泥地面外，到处是树木和草地。住宅四周是草坪和樱花树等大片草木，松鼠在其间窜来窜去，鸟雀在枝头欢叫。整个城市就像郁郁葱葱的森林公园，天空因粉尘污染少而显得格外蔚蓝，地面因覆盖着绿色植被而赏心悦目，流经城市的河流因少有工业污水和生活污水而清澈诱人。
为了解决城市的垃圾问题，垃圾车每天都开到各个居民区，逐一将各户放在门口的已装袋或装箱的垃圾运走。为了方便处理，各家早早地将垃圾分了类：瓜皮、果壳、残菜等与塑料制品、玻璃瓶类硬物分别装袋，过期的报纸、杂志及广告宣传品等印刷物单独放在一个大筐子里，以便回收造纸。
在公共场所不准吸烟，抽烟要到指定的房间；丈夫在家抽烟如果没得到妻子的许可，妻子可以上法庭起诉或提出离婚；向未成年人出售香烟亦属违法。在公共场合（包括公园内）喝酒也是法律不允许的，违者将罚款105加元；特殊场合（如举办展览会、交易会、筹款会等）须在大堂款待客人，要事先领取特别许可证。
出售不合卫生要求的食品，将遭到严厉的惩罚。如安大略省有户人家因买到一盒受到污染的果汁而告上法庭，获得了3．95万加元的赔偿。加拿大食品检验局还告示，食品厂和餐馆、酒楼如滥用一些添加剂（如糖精、味精、色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