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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与杜甫》初版于1971年，其开始写作应在1968年。正是在连丧二子之后，心中有无法表达的痛苦，也有不能直言的愤懑，需要寻找一个话题说出来，他找到了与他天性最相近的李白。我曾在一篇文章中分析：在这本书中，郭老褒扬李白性格中天真脱俗的一面，批评其看重功名的一面，而最后落脚在对李白临终那年写的《下途归石门旧居》一诗的诠释上。他对这首向来不受重视的诗评价极高，视之为李白的觉醒之作和一生的总结，说它表明“李白从农民的脚踏实地的生活中看出了人生的正路”，从而向“尔虞我诈、勾心斗角的整个市侩社会”“诀别”了。姑且不论这种解释是否牵强，或者说，正因为有些牵强，我们岂不更可以把它看做是作者自己的一种觉醒和总结？郭老借此曲折地表达了对四人帮时期政治现状的绝望，这个“尔虞我诈、勾心斗角”的政治世界如此黑暗，善良的人的唯一的“人生的正路”只能是远离政治，做一个地道的农民。回过头看写于同期的他给我的信，他把“在泥巴中扎根”视为“真正的道路”的含义就十分清楚了，而“扎穿地球扎到老”也就不像表面看来那样是一句豪言壮语，其实是一句无比沉痛的嘱咐。同样，当他摘抄世英日记中的那句话——“全世界什么最干净？泥巴！”——时，他心中想必是在与政治的肮脏相对立的意义上理解泥巴的“干净”的。他自己对这种政治虽然完全厌恶了，但身陷其中，已经不可能摆脱，事实上也不会允许他摆脱，只好“成为了一个一辈子言行不一致的人”。
在相当程度上，是世英之死促成了郭老的觉醒，世英正是文革时期政治的一个牺牲品。因此，他不能不痛悔当初让世英从农场回来的做法。郭民英死后的一天，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全体要员来到郭家慰问，周恩来对世英说：“世英不错嘛，在农场劳动了一年，自己又主动延长了一年。”陈伯达马上说：“要是不回来就更好了。”陈这么说也许是唱革命高调，但客观上成了一句不幸而被证实的预言。世英死后两年，周恩来在郭家也表示悔恨，说：“世英的信（一封只写了半页、没有写完的信）就在我的口袋里，不说这事，我很难过，看不下去。怪我有旧思想，让他上大学，从农场回来了。孩子们的事，我们都有责任，我更有责任。”事实上，世英自己的确曾想永远留在农场，做出这个决定的是他的正确本能，这个本能告诉他必须远离当时的政治。如果这个决定实施，惨剧很可能不会发生。诗人和庄稼汉都是自然之子，而那些聚众剿杀异端的小知识分子却是社会的怪胎。当诗人的灵魂虔诚地把农场当做涤罪所的时候，实际上向往的是一个可以让自己休憩的避难所。
四、迷惘
我在南湾湖农场生活了一年半，自始至终，我的心情可以用一个词概括，就是迷惘。从北京到农场，途经长沙，我们几个同学站在湘江中的橘子洲头，不免想起青年时代的毛泽东。那时候他也是一个学生，从农村跑到城市，组织新民学会，风华正茂，指点江山。现在我们也正是这个年龄，他老人家却把我们从城市撒向农村，从此远离政治文化中心。即使豪情万丈如青年毛泽东，如果生活在这个他老人家领导的时代，又能做些什么呢？哪里才是今日新民学会会员应走的路程？我身边的两个同学从来喜欢高谈中国向何处去、当今世界最大的社会需要是什么之类的宏大话题，现在他们也心事重重地沉默了。在我看来，他们自以为站在历史必然性的高度上，这只是年轻人的幼稚的夸张病。我比他们清醒得多，也消极得多，个人软弱无力的观念像阴影一样笼罩着我。一个人犹如一粒微尘，飘落在某一时代某一社会的大网上，我们根本不可能做举网人，只能被这时张时收的大网支配着。
我问自己：我究竟怕失掉什么呢？是的，我怕失掉那颗天真的、单纯的、敏感的心，那种独立思考的能力，还有在文学上或学术上显露才华的机会。总之，我是担心这平凡的生活之波，这群众的汪洋大海，把我这个虽然渺小却无比珍贵的个体彻底淹没了。毛泽东给知识分子指出的光明大道是到工农中去，毫无保留地与工农结合，彻底改造自己。我一方面似乎愿意改造自己，另一方面恰恰害怕自己真的被彻底改造了。倘若没有了灵魂深处的那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王国”，我还是我吗？人们给时代这个词赋予了一种特殊的诗意，高喊着投入时代的口号激情满怀地冲向地狱，我也要毫无返顾地往下跳吗？
表面上我也有振奋的时候，但我深知其不可靠。时常，当我参加着各种活动，或者和大家一起开着玩笑，一种抑郁感突然抓住了我，我的心像被电击似地感到剧烈的空虚和不安，把我与周围的一切隔离开来。每天的生活除了劳动，就是关于劳动的重复又重复的训话和讨论。再苦的劳动，咬一咬牙总可以挺过去，并且渐渐适应。真正的痛苦在于这种生活强制性地破坏了知识分子的一切习惯，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甚至头脑中自幼及长形成的基本概念，也随之遭到了根本的打击。当时文汇报发表丁学雷的文章，宣称对于古的和洋的艺术的全部内容必须进行彻底的扫荡，我读了十分反感。我们实际上已经身处在这样的直接现实之中了，除了“红宝书”，任何书都不准读，也读不到。我的灵魂被抛入无边的沙漠里，看不见一片绿荫，找不到一点寄托。我对自己说：也许，总是寻求着一种精神寄托，无所寄托就惶惶不安，这种状态仍不免是小资吧？
使我感到格格不入的还有当时盛行的“三忠于”之风，什么早请示、晚汇报、天天读、绣宝像、表忠心，这一套做得煞有介事。起床号一响，所有的人边穿衣服边冲向室外，列队站在空地上，挥动“红宝书”，高喊“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敬祝林副统帅身体健康身体健康”。每顿饭前，都要集队高唱“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我在当时的日记里写道：“‘顶峰’只是宗教的代名词。事实上，一切宗教仪式都应有尽有了：祷告，忏悔，唱赞诗，诵经文……”公开抵抗是不可能的，但我实在觉得参加这类活动是愚蠢的，便消极怠工，装得动作缓慢，等我赶到时往往仪式已经结束。
面对这样的环境，学生中有两种表现比较常见。一种是主动敏捷地适应环境，在那些机械的事情上革命透顶。有一个当饲养员的同学竟然亲自品尝猪食，以表示热爱养猪工作。大粪是香的——这几乎成了不容置疑的真理，人们以此证明自己的感情包括嗅觉都已经彻底劳动人民化。当然，如同一切不合常情的极端行为一样，这些举止背后都有强烈的功利目的。更多的人则迅速地成为庸俗的现实主义者，唾弃一切理想，成天谈论和思虑的唯一大事是娶妻生子。有人对我说：“什么理想、事业，有什么用？还不是一样在农村呆一辈子。”我虽然也看不到前途，但仍信奉理想主义。我回答说：不对，生活有无意义，不决定于环境，而决定于精神状态。同样的生活环境，不同的精神状态，生活的意义也就完全不同。理想虽然不能变成现实，但仍有作用，就是赋予现实一种方向和品格。在人们看来，我与环境的不协调是十分扎眼的。好心人便替我惋惜，纷纷劝我学一点生活哲学，这样才可以使我的遭际与我的才能相称一些。有一天，一个同学盯我良久，说：“我对你的一生，从过去到现在到将来，都表示同情和遗憾。”还有一个同学预言：“你将来或者青云直上，或者大祸临头，反正不会像一般人那样活着和死去。”甚至那个老实的副连长也劝我学会适应环境，否则再大的本事也用不上。
总算熬到了头，1970年3月中旬，我们离开农场，奔赴各自的工作地点。虽然日夜盼望这一天，但是，这一天来了，心情依然迷惘。客轮在苍茫的湖面上航行，远处的那一小角陆地，那一块我们曾经在上面流过汗的土地，逐渐模糊而消失了。四周湖水浩淼，水天一色。我和那两个曾经同游橘子洲头的同学一起站在甲板上，他们也去广西，我们靠着栏杆，长久地沉默着，各想着自己的心事。“一生交给党安排——这句话该怎么理解呢？”其中一个说。“进去了，还能不能出来呢？”另一个仿佛自言自语地说。我凝视着湖面上若隐若现的几点白帆，它们像风筝一样，从远处的天空轻轻地飘过来，滑过眼前的湖面，又轻轻地飘向另一头的天空去了。我一直沉默着，不知道说什么好。好不容易从地图上找到一个小小的点，标着我要去的那个地方的名称，也许我将永远生活在那里了。其实，去什么地方，从事什么职业，我并不很在乎，使我忧虑的是我将处在什么样的人群中。一个同情者曾半开玩笑地问我：“到了下面，你的诗还有什么用呢？”是的，我的诗，我的心，我所珍惜的一切，还有什么用呢？
五、广西资源县
从洞庭湖农场出来，我的目的地是广西资源。先从长沙乘火车到桂林，住一夜后，第二天早晨，在桂林汽车站乘长途汽车。坐在车上，想到这辆车将把我送到一个既陌生又很可能要呆一辈子的地方，我的心情既好奇又落寞。中午，到达一个叫百里村的小站，停车休息，司机和乘客都在站上的食堂吃午饭。在以后的岁月中，我许多次重温这个情境，百里村相当于资源的门户，进出都要在此停留。从百里村驶出不远，汽车就进山了。山越来越深，越来越高，汽车在弯弯曲曲的山间公路上颠簸盘旋。一边是崖壁，另一边是深谷，路面窄而不平，迎面错车相当惊险。车窗外细雨迷蒙，似雨似雾，罩住了群山。下午四点钟左右，终于到达资源县城，正遇上开公审会散会，街上人流如潮。
资源是一个小县，人口仅十万多一点，位于广西北部，与湖南接壤，当地农民的生活习惯和方言也与湖南相近。全县有七个公社（乡），分布在越城岭山脉之中。这里是红军长征经过的地方，毛泽东《长征》诗曰“五岭逶迤腾细浪”，越城岭就是五岭之一。县城很小，建在山坳上，抬头看四面都是山，居民也就几千，只有一条街，几分钟就能走完。在农场里关了一年半，现在突然自由了，可以随心所欲地走动了，我感到轻松愉快。开始几天，我天天在街上转，从这头走到那头，看朴素而色彩明亮的房屋，看不同的人脸，觉得一切都新鲜。资源是资江的发源地，因此而得名。这条清澈而又湍急的河流从此成了我的密友，我常常站在县城一侧的那座大桥上，看江水滚滚北流，发出永不止息的轰响。
到资源后不久，一天黄昏，我独自沿着一条小溪进山去。山谷里静悄悄的，殷红的杜鹃花在涧边，在山坡，在打柴的小姑娘的手中开放着。我发现前方有一匹瀑布，正在夕阳中闪着光芒，便欢快地跑过去。瀑布有数丈高，从一注暗泉的洞口泻下，喷溅着雪白的飞沫。两边的峭壁上布满青苔，紫云英像星星一样嵌在暗绿色的青苔间。瀑布冲入下方一口绿得发黑的深潭，投一块石头进去，听不见落地的声音。我心想，这样的景致倘若在闹市附近，一定会成为名胜，在这荒山野岭却只能默默无闻，至多吸引了像我这样一个偶然落到这里的同样默默无闻的外乡人。推物及人，同此一理，不免苦笑。据说现在资源已成旅游胜地，到桂林的游客往往会进山一游。倘若我至今仍在那里工作，看到纷至沓来的观光客，一定会生出另一番感想的吧。
我到资源那一年，分配到这个小县的大学生多达六十几人，大多是从广西本地的大学毕业的，但也有好几人来自全国名牌学校，其中北大二人，复旦二人，中山一人，北京政法一人。这些学生绝大多数被分到公社去了，一般是当中小学教师，也有当公社的专职共青团干部的。我算是最受重用的，只有我一人留在县革委会政工组工作，机关恢复旧名后，担任县委宣传部干事。在当时，这使我的虚荣心得到了相当的满足。我这样一个年轻的书生在县里出现，又安排在县府工作，大约是很引人注目的。不多时间，差不多半个县城的人都认识我了，走在路上，常有我不认识的人向我打招呼。然而，后来的事实证明，这小小的春风得意只是假象，我的秉性使我完全不适合于在县机关工作。一个简单的事实是，虽然我在宣传部工作，但始终入不了党，四年后便被调到位于一个公社的县党校去做教员了。与此同时，若干分配在公社的学生则入党提干，有一位当上了组织部副部长，另一位顶替我做了宣传部理论干事。当然，我很快看清了这种情形的必然性，也就不在乎了。
在县里工作，下乡是经常的事。我喜欢下乡，一开始是觉得新鲜，后来是为了远离县机关的琐碎是非，图个清静。第一次下乡，是去最偏远贫困的两水公社，当时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两水是苗乡，景色很美，两条溪流穿越群山，把村寨连结起来。溪上这里那里筑有桥亭，是当地一大特色。顾名思义，桥亭既是桥，又是亭，木结构，瓦顶，两边木栏杆内侧有两排长凳，村民们出工前在那里集合，夏夜在那里乘凉。民风十分淳朴，多数妇女儿童没有出过乡，以至于我这个脸上架着两片玻璃的人几乎被当成了怪物。有一回，我在山里行走，迎面走来三个小孩，最小的那个立即转过头去，把脸紧贴山坡，另外两个恐惧地瞪着我，握着小拳头，如临大敌。我怕吓着他们，便装着没有看见他们，微笑着走了过去。还有一回，几个戴大耳环的苗家姑娘走来，经过我的身旁时，突然一齐尖声大笑，撒腿就跑。
从我这方面说，开始时我同样不适应村民的生活习惯，不免显得狼狈。我住在一个多子女的贫穷人家，到的第一天，看见主妇把一些蚂蚱放在盆里，用开水浸泡，然后倒进锅里，便好奇地问：“蚂蚱还能喂猪？”她没有回答。晚饭时，桌上有一碗干炒的蚂蚱，我才恍然大悟，后悔自己失言。还有一次午饭时，我到厨房添饭，锅盖半开着，露出一只小猫的下半截，我赶紧把它拖了出来。打开锅盖，我不由得朝后退，另一只小猫正蹲在里面从容地吃着饭。怎么办呢？我犹豫了一阵，还是硬着头皮添了一碗，回到餐桌旁也没有声张。这个家庭真的很苦，几根辣椒放在灶膛里烤一烤，然后捣碎，撒一把盐，就是下饭的菜了，基本上顿顿如此。不过，我始终很愉快，相处久了，一家人都很喜欢我。尤其是那个十九岁的女儿，每见到我就特别高兴，总是甜甜的笑脸，还兴致勃勃地教我讲苗话。我在这一家住了一个月，临别时，男主人拉着我的手，眼圈红了，喃喃说：“对不起……”我知道他是为他家的穷内疚，便赶紧不让他说下去。我正奇怪没有看见那个女儿，她出现了，塞给我一包刚炒好的热花生。她天天穿着补丁衣，现在特意换了一件新衣服为我送行，并且因为我的离去而闷闷不乐。我心中十分感动，但说不出一句安慰她的话来。
后来我下乡就很多了，走了全县七个乡的许多村庄。南方多雨，经常的情景是，我头戴一顶斗笠，脚穿草鞋，在山间小路上踽踽独行。山区地广人稀，村落之间往往相距很远，有时去某地开会，要走大半天。我还曾经在一个生产队蹲点，住了整整一年。那个队离县城倒不远，我和农民一起到城里的公共厕所起大粪，挑回村里作肥料，并不觉得难堪。县里多数干部下乡下油了，一般不参加劳动，我毕竟是学生，并且有强烈的改造意识，常和农民一同劳动。有一回，正是盛夏，在田里割禾，渴极了，看见农民用手拨开水面的漂浮物，喝稻田里的水，我也效仿，喝完定睛一看，水底有一条大蚂蝗。在县机关，因为我不肯惟命是从，我的上司总批评我骄傲。农民对我的评价恰好相反，他们都说我不摆大学生架子，待人最平等。我自己也喜欢和淳朴的农民在一起，比起和那些自以为是的小官打交道惬意多了。只有生产队的开会是我始终习惯不了的，尤其在冬天，会议室窗户紧闭，燃着湿柴，浓烟刺得睁不开眼，吵吵嚷嚷，往往开到半夜，不决而散。
经常在农村，我对农民的艰难也就有了切身的感知。他们的艰难，很大一部分是干部的强迫命令造成的，突出地表现在两件事情上。一是所谓科学种田，强制推广双季稻和相应的水稻矮秆品种。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来到某大队，下令把已经播下的七千斤高秆种子全部犁掉，大队干部要求放鸭子吃，不致完全浪费，这位地区最高长官耍威风道：“不行，就是要全部犁掉，让你们得点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