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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国平认为，目前图书市场上，名人自传的娱乐性太强，缺乏像卢梭《忏悔录》以及《邓肯自传》这类真正好的自传。周国平希望自己写一部比较严肃的、记录自己心灵成长史的自传，哪怕读者少，他也并不在意。“我的自传是为了对自己有一个交待，而不是为了娱乐大众”。
不敢自比《忏悔录》
在这部心灵自传的序言中，周国平两次提到了卢梭的《忏悔录》。记者于是问他，是否有故意把新书与卢梭的《忏悔录》进行对比的嫌疑，他给予了明确的否定。周国平说，这种差距太大了。自己的自传绝对没有这种野心，他并不奢望其能成为这样的一部名著。之所以两次提到它，第一次是信手拈来，觉得是到了可以写自传的年龄，因为卢梭完成《忏悔录》时也只有58岁。其次，则是为了说明，任何一部自传都是作者对自我形象的描绘，而这种描绘完全排除自我美化的成分，几乎是不可能的。
即使坦率如卢梭，比如其在《忏悔录》中自陈其劣迹时，也是一边自陈一边为此自豪，周国平说自己也不例外。但唯一可以自我赞许的是，自己写作的态度还是非常认真的，“我的确在认真地要求自己做到诚实。我至少敢说，在这个名人作秀成风的时代，我没有作秀”。
性不是自传的卖点
值得人们关注的是，周国平在这部自传中，以较多笔墨写到了自己童年时代性的觉醒，以及对性的反思。记者问周国平，如此直白地叙述这部分内容，究竟是为了卖点的需要还是出于自传的需要？周国平说，“我不愿意为了卖点的需要就付出这么大的代价。其实这些话题并不是不可以谈的。这不仅仅是隐私，同时也是一种人性的现象，它困扰了许多人。我是用一种理性的思考来反思这个问题的。”
周国平特别不希望这本书因为这个话题而引起人们那么多关注。“一些媒体要求选载这部分内容，我不赞成，怕对读者造成误导。我也告诫媒体，切勿抽取书中的片段材料用来制造花边新闻，那将是对这本书的严重亵渎。我只希望读者翻开这本书时，他们相信作者是怀着严肃的心情来写它的，因而愿意怀着同样的心情来读其中的每一个文字。”
记忆文学不姓“余”
谈到眼下被炒得火热的记忆文学，周国平说，他也是从媒体的炒作中知道了这么一回事。当被问及他的心灵自传是否也一样可以纳入到余秋雨全新创造的记忆文学范畴时，他说，首先他不知道余秋雨所说的记忆文学的真正含义是什么，从宽泛的概念来说，所有的自传都应该是记忆文学。自传首先是记忆的，也是文学的，他不认为这是余秋雨的发明创造，也不觉得记忆文学有什么特色。
当被问及有没有想过要在市场上与余秋雨一争高低时，周国平说：“他的市场一贯都是非常大的，我不可能有这种野心”。但周国平表示，他还是会有兴趣去读余秋雨的自传，因为目前的学者自传实在是太少了。
周国平新书本周出版 坦然面对心灵道出隐私
陶 澜
著名学者、作家周国平继《妞妞，一个父亲的札记》之后，又一部纪实力作《———我的心灵自传》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本周末起将在全国各地同步上市。
这部首次以“心灵自传”面目出现的作品，表现了作者巨大的勇气和无畏的真诚，从智性生活和情感生活两个方面，坦然面对自己的全部经历，甚至不羞于说出一般人眼中的隐私。
在《妞妞》一书中，早夭女儿给父亲带来的哀痛撼动了无数人的心，其后夫妻离散也令人唏嘘不已。这一次，周国平坦荡书写了三段情感经历，寂寞青涩的第一次婚姻、激情狂热的迟来初恋、与妻女相守的安静生活，跌宕中显露出通达的智慧，并悟出了极富人性的情爱反思。“男人喜欢女人，这实在是天地间最正常的一件事，没有什么可羞惭的。我和某些男人的区别也许在于，我喜欢得比较认真，因而我和女人的关系对我的生活发生了很大影响”。
本书还收入了作者极珍视的60余幅照片，其中郭沫若、郭世英的照片和书信原稿，10多年前与妞妞的合影，周国平最满意的一张“全家福”以及妻子镜头中的他和女儿，均属首次公开。
周国平谈自传：“我喜欢活得明白一些”
谢 娟
“我把自己作为案例进行剖析”
记者：您的新作《》（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7月版）被出版方称为是您继《妞妞：一个父亲的札记》之后的第二部纪实文学作品。我记得您曾说过，写作《妞妞》是想“与生命中一段心碎的日子告别”，对于您来说，“它不是一本书，而是一座坟，垒筑它是为了离开它，从那里出发走向新的生活。”我觉得，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妞妞》的写作是一种“为了忘却的纪念”。那么，这第二部纪实文学作品的写作动因是什么？
周国平：事实上，在我迄今为止的生命历程中，我经常有为自己写自传的念头。我喜欢活得明白一些，不是糊里糊涂地活着，而写自传就是一种让自己活得明白一些的方法。通过写自传，我可以比较系统地回顾和反思自己走过的路。之所以现在拿起笔来写，则和年龄有关。明年我六十岁了，所谓花甲之年，虽然我完全不感到自己竟这么老了，但遗憾的是我无法否认年龄。我想，我与其自欺欺人地回避它，不如坦然面对它。有了这样一个健康的心态，我便发现年龄成了一个契机，现在正是认真总结自己的大半生的合适时机。
记者：您新作的副标题叫“我的心灵自传”，很耐人寻味。它让人意识到，这本书与常见的追忆往事的传记一定有所区别，这种区别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
周国平：你把《妞妞》称作“为了忘却的纪念”，那么，这本书也许可以称作“为了反思的回忆”。作为自传，当然离不开对往事的追忆，但是，我希望得到更多。我的目的是自我认识，往事只是藉以自我认识的材料。之所以称为心灵自传，我在序言中作了说明：“我想要着重描述的是我的心灵历程，即构成我的心灵品质的那些主要因素在何时初步成形，在何时基本定型，在生命的各个阶段上以何种方式显现。”我的心灵历程包括两条主线，一是智性生活，一是情感生活，二者构成了我最看重的人生价值，也大致体现了我的个性面貌。这两条主线贯穿于全书的四部中，即儿时记忆、北大岁月、农村十年、走在路上，依次写了童年和少年时期、大学时期、毕业后在农村锻炼和工作的时期、回到北京读研究生和从事哲学研究工作的时期。第二部在全书中所占比重最大，其中较多篇幅回忆了郭沫若之子郭世英，因为他是影响了我一生的人，我一生的精神追求方向正是在他的影响下奠定的。
记者：在这本新作的《自序》中，有这样一段话：“我对人性的了解已经足以使我在一定程度上跳出小我来看自己，坦然面对我的全部经历，甚至不羞于说出一般人眼中的隐私。”您在书中坦率陈露自己少年时代性意识觉醒后的排解方式、两次离异等称得上是“绝对隐私”的内容。近年书市有不少描写隐私的作品引起广泛争议，您如何看待可能出现的议论？
周国平：性、爱情、婚姻方面的经历往往被视为隐私，这过于笼统了。按照这种观点，任何人写自传都必须舍弃生活经历中一个极为重要的内容了。我不愿意这样。但是，我掌握两个原则。第一，我只写那些对于自我认识是必要的经历和细节，那是无法回避的。第二，尽最大可能防止对相关的人造成伤害。在写这些内容时，我自己真不觉得它们是什么隐私。比如性觉醒的风暴，哪个男孩没有经历过啊，看一看周围，又还有多少成年人没有经历过婚变？就我写作时的心态来说，我真不是把它们当作隐私来写的，而是当作一种值得关注的人性现象。我把自己作为案例进行剖析，在那些写隐私的书中，有几本这样做了？这倒不是我比别人勇敢，的的确确是因为我已经站得足够高，可以不把一般人眼中的隐私看作隐私了。所以，不应该笼统地说写没写隐私，关键是写什么，怎么写。自炒隐私作为卖点，或者纠缠个人恩怨，互相攻讦，我对这类行为鄙夷之极。我的书中有没有一丝一毫这种东西，严肃的读者看了自有公论。至于有些人因为心智或趣味的限制曲解了我的书，我不会去理睬。理解是基本前提，在这一前提下，我才会认真听取任何批评。
“围城已成为我的天堂”
记者：我最近一次见到您，是在今年五月举办的桂林书市上。那天天气炎热，您在展馆外广场临时搭建的凉棚下签名售书。我看见您幼小的女儿亲昵地搂住您的脖子轻言细语——那是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一幕图景。我相信每一个被《妞妞》打动过叹惋过的读者，都会为这其乐融融的场景感到由衷的高兴。能谈谈您现在的家庭生活吗？
周国平：感谢你的善良。我现在的家庭生活十分美满，贤妻娇女，其乐融融。
在妞妞离去五年后，我又做了父亲。我感谢上苍把啾啾赐给我，使我的全部父爱在这尘世间有了着落。随着女儿的诞生和成长，我们的家有了一个非常实在的核心。我又原形毕露，成了一个不可救药的恋家的男人和痴情的父亲。一切诱惑退避远处，围城成为我的天堂。啾啾九个月时，海德堡大学邀请我担任客座教授。我说，我怎么能够和我的才几个月的女儿分离半年之久呢，如果不能全家一起来，就算了吧。于是，我们一家都受到了邀请。我们住在离举世闻名的古城堡仅一公里的山坡上，在那一片美丽的风景中度过了许多个白昼和黄昏。一到假期，我们推着童车游览世界，胖嘟嘟的啾啾先后出现在魏玛、维也纳、萨尔茨堡、巴黎、罗马、佛罗伦萨的大街上。我坐在国际会议的庄严讲台上演讲，会议厅门口突然传来啾啾喊爸爸的脆亮话音。当时我有点慌乱，语无伦次，幸好她妈妈带她离开了。
从啾啾会说话开始，我和红都当上了她的秘书，辛勤地记录她的言论。当然，我是欲罢不能地要做这件事，孩子真是天生的诗人和哲人，她的奇思妙语令我无比惊喜，我从中读到了未受文化污染的人类心智的原本。
我的生活真的过得很安静，每天无非是读书和写作，日子仿佛在重复，但我丝毫不觉得枯燥。
“在我的写作之国中，我是不容置疑的王”
记者：许多年前，您就对人们“精神生活的普遍平庸化”即“信仰生活的失落、情感生活的缩减和文化生活的粗鄙”等做出批评，整体看来，我觉得时至今日，这种状况仍然没有明显的改变。而阅读您的作品，却让我感觉到您有一种令人钦佩的“安于智性生活和情感生活”的精神定力，这种“定力”因何而来？
周国平：其实很简单，我的确感到读书、写作以及享受爱情、亲情和友情是天下最快乐的事情。这也可以说是我人生的两大幸运所在。“定力”不是修炼出来的，它直接来自所做的事情对你的吸引力。所以，也可以说，我的定力来自我的幸运。
记者：您的新作首印10万册，看来出版方对市场是很有信心的。当前书界存在的一个普遍现象是，不少作者和出版社视“市场为王”，甚至“看市场需要”去策划选题。对此您有何评论？
周国平：应该区分两种情形。一是写自己真正想写的东西，然后争取在市场上获得成功。另一是以在市场上获得成功为目标，决定自己写什么东西。我相信，我属于前一种情形。迄今为止，我没有为市场写过一本书。不过，我没有洁癖。写什么，怎么写，绝对要由我自己做主，在我的写作之国中，我是不容置疑的王。写出以后，我就衷心欢迎市场来为我服务，做我的能干的大臣。我真心感激市场经济。我不是为市场写作的，但是，市场的奇妙之处就在于，它给一个不是为它写作的人也提供了机会。至于出版社按照市场需要策划选题，我认为应当区别看待。这样策划出来的，有一些是好的选题，比如翻译国外正在走红而又确实有质量的书，既有益于国内读者的心智，又有经济效益，有什么不好？然而，不可否认，也生产出了大量垃圾，包括畅销的垃圾，这的确是当前图书市场的大问题，受害者是文化素质较低的人群，把他们的阅读引导到和维持在一个低水平上，而正是他们本来最需要通过阅读来提高其素质。这个问题的解决相当困难，需要社会各方面的综合努力，出版界当然也有其不可推卸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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