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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六年级时，我家搬到人民广场西南角，离上海图书馆很近。馆里有露天阅览室，许多人坐在那里看书，有一天我鼓起勇气也朝里走，却被挡驾了。按照规定，身高必须在一米四五以上，才有资格进这个阅览室，而我还差得远呢。小学毕业，拿到了考初中的准考证，听说凭这个证件就可以进到馆内，我喜出望外。在整个暑假里，我几乎天天坐在那个露天阅览室里看书。记得我借的第一本书是雨果的《悲惨世界》，管理员怀疑地望着我，不相信十一岁的孩子能读懂。我的确读不懂，翻了几页，乖乖地还掉了。这一经验给我的打击是严重的，使得我很久不敢再去碰外国名著。直到上高中时，我仍觉得外国小说难读，记不住人名，看不明白情节。对外国电影也是如此。每个周末，上海中学礼堂里放映两场电影，一场免费，一场收一角钱门票。所放映的多为国外影片，我实在太土，有时竟因为看不懂而睡着了。
不过，我对书的爱好有增无减，并且很早就有了买书的癖好。第一次买书是在刚上小学时，我多么想拥有一本属于自己的连环画，在积了一点儿零钱后，到一个小摊上选了一本《纪昌学箭》。选这本书，是因为我的零钱刚好够，而我又读过，被纪昌苦练本领的毅力所感动。买到手后，我心中喜悦了好些天。初中三年级时，我家搬到江宁路，从家到学校乘电车有五站地，只花四分钱，走路要用一小时。由于家境贫寒，父亲每天只给我四分钱的单程车费，我连这钱也舍不得花，总是徒步往返。路途的一长段是繁华的南京西路，放学回来正值最热闹的时候，两旁橱窗里的商品琳琅满目，要说那些精美的糕点对我毫无诱惑是假的，但我心里惦记着这一段路上的两家旧书店，便以目不旁视的气概勇往直前。这两家旧书店是物质诱惑的海洋中的两座精神灯塔，我每次路过必进，如果口袋里的钱够，就买一本我看中的书。当然，经常的情形是看中了某一本书，但钱不够，于是我不得不天天去看那本书是否还在，直到攒够了钱把它买下才松一口气。读高中时，我住校，从家里到学校要乘郊区车，往返票价五角。我每两周回家一次，父亲每月给我两元钱，一元乘车，一元零用。这使我在买书时仿佛有了财大气粗之感，为此总是无比愉快地跋涉在十几公里的郊区公路上。那时已是国家经济困难时期，商店一片萧条，橱窗里少得可怜的糖果点心标着吓人的价格。我纳闷的是，怎么还会有人买，同样的钱可以买多少书啊。周末的日子，我在家里呆不住，就去南京西路上离我家近的那一家旧书店逗留。我的大弟弟对我的好学怀着景仰之心，他经常悄悄尾随我，在书店门口守候我出来。进大学后，我仍为了买书而过着十分清贫的生活。家里每月给我汇五元零用钱，不用说都是花在旧书店里了。有一段时间，我还每天退掉一餐的菜票，用开水送窝窝头，省下钱来买书。从中学到大学二年级，我积了二百多本书，在文革中它们已失散于一旦。
当我回忆起上海中学的时候，我总是看见一个瘦小的学生坐在阅览室里看书，墙上贴着高尔基的一句语录：“我扑在书本上，就像饥饿的人扑在面包上一样。”事实上，我现在已经无法弄清，这句话是真的贴在那里，还是我从别处读到，在记忆中把它嫁接到了上海中学阅览室的墙上。不管怎样，这句话对于当时的我的确独具魔力，非常贴切地表达了一个饥不择食的少年人的心情和状态。我也十分感谢那时候的《中国青年报》，它常常刊登一些伟人的苦学事迹和励志名言，向我的旺盛的求知欲里注进了一股坚韧的毅力。我是非常用功的，学校规定学生必须午睡，但我常常溜出宿舍到教室里看书。我们那栋宿舍的管理员对学生管得很死，在午睡时间溜出宿舍而被他发现了，就会遭到严厉的训斥，因此我十分恨他。后来这个人被判了刑，原因是利用职务方便奸污了多名女生，可见道貌岸然之人大抵男盗女娼。在中学时代，我已把做学问看作人生最崇高的事业。在我当时的诗中，我嘲笑了那些迷恋物质享乐的人，表示自己只迷恋知识，我的志向是“攻读一生通百科”，“天下好书全读熟”。当然，我并非没有功利心，有一首诗是这样写的：“无职少鸣难惊人，大志不随众笑沉。读破万卷游列国，高喊来了对诸圣。”表达了依靠做学问出人头地的欲望。我也渴望成功，但看来我是坚定不移地相信，唯有做学问是成功的正道。
正因为如此，有一件事给了我很大刺激，便是姐姐弃学从工。我上初二时，她上初三，临近暑假的一天，她放学后没有回家。晚上，她最要好的一个同学来我家通知父亲，说姐姐留级了，不敢回家，躲在她家里，希望父亲不要打姐姐。她走后不久，姐姐怯生生地回来了。好朋友的求情完全不起作用，父亲从未这样厉害地打过孩子，姐姐凄厉求饶的哭声使我心颤。下一个学期尚未结束，有一天，她回家告诉父亲，陕西的军工厂到学校招工，她报了名，学校也同意了。她显得很高兴。不久后，她出发去宝鸡了。她为人忠厚，人缘很好，临行前收到同学们的许多礼物。从报名到离家，她一直欢欢喜喜的，没有一点难过的迹象。可是，我却为她感到异常悲哀。我无法想象，一个人在十五岁时就放弃读书，去当一个工人，一生还会有什么意思和前途。
虽然我热爱读书，但是，在整个中学时代，我并不知道应该读什么书。我没有遇见一个能够点拨和指导我的人，始终是在黑暗中摸索。初中时，一开始延续小学时代的阅读，读了许多童话和民间故事。接着，我着迷于苏联和中国的反特惊险小说，《隐身人》、《怪老人》一类科幻小说，还读了几本福尔摩斯探案，例如《巴斯克维尔的猎犬》、《血字的研究》，一时幻想将来做一个侦探。最后，因为学校图书馆管理员的推荐，读了《苦菜花》、《林海雪原》、《青春之歌》等几乎全部当时叫响的中国当代长篇小说。我也读《毛选》，因为那是我从小就在父亲的柜子里熟悉的一套书，早就似懂非懂地读了起来。我还写读书笔记，包括摘要和体会。初二时，上海市共青团在中学生中举办“红旗奖章读书运动”，我把一本读书笔记交给班主任，全班没有人像我这样认真地读书，自然得了奖。进入高中后，我读书很多很杂，但仍然没有读到真正重要的书，基本上是一些文史哲方面的小册子，它们在不久后就遭到了我的鄙夷。也许唯一的例外是北京大学编写的一套中国文学史，它使我对中国古典文学名著有了大致的了解，并且开始读唐诗宋词以及《儒林外史》、《孽海花》等小说。出于对宇宙的神秘感，我也读了一些天文学的小册子。有一阵，我想提高写作能力，便用心摘录各种小说和散文中的漂亮句子。为了增加词汇量，我竟然还认真地读起了词典，边读边把我觉得用得上的词条抄在笔记簿上。不过我终于发现，其实这些做法对于写作不但无益，反而有害。幸亏我这样做的时间不长，否则，我可能会成为一个铺陈辞藻的平庸作家。我在中学时代的读书收获肯定不在于某一本书对于我的具体影响，而在于养成了读书的习惯。从那时开始，我已经把功课看得很次要，而把更多的时间用来读课外书。
十九、爆了一个冷门
高三下学期期中，毕业班的学生分科复习，每人必须立即决定自己升学志愿的类别。志愿分三类，即理工科、医农科和文科。由于我既喜欢文学，也喜欢数学，便陷入了空前的矛盾之中。全班同学的态度很快就明朗化了，没有一个人报考文科。这是符合上海中学重理轻文的传统的。可是，我终于还是决定报考文科，因为我的数学成绩好，这个决定无疑是爆了一个冷门，引得人们议论纷纷。老师们都来劝说我，甚至教语文的钱昌巽老师也说学文没有出息。黄以和把他妹妹的作文拿给我看，责问道：“你连我的妹妹都不如，读文科能有多大
前途？”在一片反对声中，我悄悄赋诗曰：“师生纷纭怪投文，抱负不欲众人闻。”其实我哪里有什么明确的“抱负”，只是读的书杂了，就不甘心只向理工科的某一个门类发展，总觉得还有更加广阔的天地在等着我去驰骋。当时我们几个同学做了一个游戏，参照马克思的女儿向马克思提的问题列出若干问题，每人写出自己的答案。在“你所理想的职业”这个问题下面，黄以和的回答是工程师，我的回答是职业革命家。这理所当然地遭到了他的嘲笑，他指出，在我们的时代根本没有这种职业，即使有，也是抱负太大，不切实际。后来我明白，我的回答其实是极不确切地表达了我的一种心情，就是不愿受任何一种固定职业的束缚，而在我当时的视野中，似乎只有马克思这样的职业革命家才有这种自由。最后我选择了哲学这门众学之学，起主要作用的也正是这样一种不愿受某个专业限制的自由欲求。我从毛泽东的话中找到了根据，他老人家说：“哲学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概括和总结。”我因之相信，哲学可以让我脚踩文科和理科两只船，哪样也不放弃。
在分科复习之后，离毕业不久，还发生了一个小插曲。上海市举行中学生数学竞赛，首先逐级预赛。我因为报考文科，没有再上数学的复习课，但仍抱着玩一玩的态度参加了学校一级的预赛。全校十四个高中毕业班，其中包括两个理科专门班，每班五十名学生，绝大多数都是报考理工科和医农科的，经过半个学期的数学复习后，都参加了这个预赛。在参赛的六百多个学生中，只有我一人是报考文科的。但是，竞赛结果公布，十二名优胜者中，我们班占了四名，其中居然有我，另三位是许烨烨、施佐让和闻人凯。最令人意外的是黄以和的落选，因为他也是公认的数学精英。我很想让贤，把参加区县一级预赛的资格让给他，但这是不允许的，只好自己硬着头皮上场。事实证明，我是浪费了一个名额，赛题中有一大半是我一看就知道自己解不了的。我解答了几道题，其余的留了空白，第一个缴卷，带着既轻松又负疚的心情离开赛场。其他参赛者好像都通过了这第二轮预赛，有二人包括我班的许烨烨在全市竞赛中得了名次。
在填写具体报考志愿时，我的第一志愿是北大哲学系，然后依次是复旦新闻系，南开哲学系，北外西班牙语系，北大和复旦的中文、历史等系。除了前面三个志愿外，其余基本上是乱填。现在我懂得，按照这种填法，如果我考不上第一志愿，后面的都不会有录取的希望。我不太记得高考的具体情形了，只记得所考的科目有语文、政治、史地、数学，题目好像都不难，语文的作文题是《雨后》和《论不怕鬼》，我选了后一个题。
高考后的暑假里，我怀着不安的心情等候通知。一天，我正在家里玩耍，楼下有人高喊我的传呼电话。正是盛夏，我光着膀子、拖着木屐跑到弄堂门口，一把抓起话机。那一端传来黄以和的声音：“北大哲学系！”我听了觉得像在做梦一样，不敢相信这是事实。这一年的高校录取工作，后来被批判为分数挂帅，是以考分为唯一标准的，而且招生名额大幅度下降。上中历年升学率在百分之九十以上，这一年降到了百分之七十。不过，毕竟是上中，我们班五十人，考上北大有三人，清华有五人，考上复旦的就更多了。黄以和考上了复旦物理系。上海有许多中学，这一年没有一人能升学。我住的那条弄堂里，应届考生也是全部落榜。自从我家搬来这里后，我住校的时间多，在家也是埋头读书，和邻居很少来往，现在他们都向我投来了称羡的目光。父母开始忙碌起来，为我准备行装。我意识到，我的生活即将翻开全新的一页。
一、走出上海
1962年9月的一天，一趟列车从上海出发，开往北京。这是一趟为运送学生临时增加的列车，经常在途中停下，给别的列车让路，有时一停就一二个小时，因此慢得出奇，全程竟然走了两天三夜。车厢里拥挤闷热，列车又开开停停，使得人们很不耐烦，经常有人唉声叹气。然而，坐在靠窗座位上的一个少年始终很平静，在整个旅程中，他一声不吭，也睡得很少，多半时间侧着脸盯着车窗外。
我的确不觉得烦闷。我刚满十七岁，第一次离家远行，心中有惆怅，但更多的是兴奋。在此之前，我从没有出过上海，除了有一次乘短程车郊游，也从没有乘过火车。那次郊游是中学毕业前不久由班级组织的，去松江县境内的佘山。上海真可怜，见不到一座真正的山，号称最高峰的佘山也只有百多米高。我也真可怜，打生下来没有见过山，见了这座百多米高的山就激动不已。时值初夏，满坡青竹，我飞步登上筑有一个小型天主教堂的山顶，极目四望，顿觉天阔地圆，心旷神怡。环顾四围的地平线，当时我就下决心，一定要走出这个大圆圈，去攀登更高的山，见更大的世面。现在我真的走出了，列车载着我驶向陌生的世界。第一次乘长途列车，车窗外掠过的任何景物都使我感到新鲜，因而我的心情简直像是旅程越长越好似的。何况在前方等着我的是只在图片上见过的首都，是曾经遥不可及的最高学府，是罩在梦幻里的大学生活。我不知道未来将是怎样的，但我意识到了这次远行是一个转折点，我的童年岁月已经永远留在了身后。
从那一时段的照片上看，这个坐在沪京列车上的我是一个典型的少年书生模样，他有一张未脱稚气的脸，面容有些消瘦，脸色有些苍白，戴着一副650度的眼镜。若干年后，一个喜欢我的女孩这样向我表白：“我觉得眼镜戴在你脸上再合适不过，好像你生来就戴着眼镜似的。”人群中偶尔闪现一张脸，斯文而又敏感，幼稚而又少年老成，我心中一动，仿佛看见了从前的我，在他身上藏着今天的我的全部密码。一个男孩在懵懂中生长，童年之皮一层层蜕下，逐渐长大成人了，这就是说，他的人格基本形成了。对于这业已形成的他的内在精神结构，他自己并不了解，但它大致决定了他一生做人处世的方式。与走过的路相比，前面的路要漫长得多，可是，一生走路的姿势正是在最初的一段路程上定型的。
后来的事实表明，我这第一次走出上海几乎是永久性的，此后仅是回去暂住，它不再是我的定居地。不过，我从未后悔。在大学第一个学期，我想家想得厉害，但不是怀恋上海这座城市。许多上海人强烈地留恋上海，相信全中国不可能有比上海更好的地方，在我身上完全没有这种上海情结。我生于斯，长于斯，但上海从来不曾给我一种可以扎根于斯的故乡感。当时我还缺乏对比，但我肯定已经模糊地感觉到了上海的某种缺陷。比如说，周围的乘客在用上海话热烈地交谈，我感到的不是亲切而是隔膜。尽管我讲了十七年上海话，却越来越觉得这种方言别扭，远不如讲普通话自如。每当我试图用上海话表达内心体验或哲学思辨时，我就会因为辞不达意而结巴。上海话是一种市井语言，只宜用来谈论衣食住行，不适于表达精神内容。所以，坐在驶往北京的列车上，我甚至为今后可以不必经常讲上海话而感到高兴。这当然不只是语言的问题。高级的精神活动需要一个相应的场，而上海缺乏这个场，语言仅是一个方面的表现。经过革命的扫荡，昔日十里洋场培育的商业精神没有了广阔的用武之地，便只好在日常生活领域施展本领，表现为细小的精明。上海人在物质生活上讲究实惠，善于在这方面使用和表现其聪明，并且以此自豪，看不起外地人，而我恰恰因此看不起上海人。后来我还发现，即使在做学问上，上海人也多的是小聪明，有一股机灵劲，善于造噱头，出风头，但缺乏大气象。我说的是地域文化的一般特征，当然，无论何地，都有超越地域局限性的大胸怀和大手笔。
深夜，列车在一个不知名的小站停了很久，站上一根孤零零的灯柱，旁边一棵同样孤零零的小合欢树，在幽暗的灯光下，粉红色的花绒像低垂的长睫毛。坐在我旁边的那个女生也有长长的睫毛，睫毛后一对乌黑的瞳人。她一直在瞌睡，脑袋常常不由自主地靠到了我的身上。虽然这使我又热又累，但我不忍惊醒她，尽量保持不动的姿势。直到旅途结束，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