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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李敖:传统下的独白-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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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是藐视六十三代天师的人格,是看轻这个曾经盛极一时的宗教!
  并且,更值得考虑的是,内政部主管单位这种举动,乃是违背了“国民革命的历史传
统”。主管单位的先生们何不读读历史,查查民国十六年北伐时,国民革命军到江西后革去
张天师位号的那一进步措施,那是何等开明、何等现代化的气象?那时候谁会想到,二十年
下来,内政部竟跑到台湾,在同一“天师问题”上,开了这么大的倒车!这不是违背“国民
革命的历史传统”是什么?
  这个“天师问题”乍看起来,是一个芝麻大的小问题,是个每年四万八千块预算的小问
题,但是它所引伸出来的意义却并不小。因为在模式上,它是与“孔圣问题”、“孟子问
题”、“曾子问题”、“活佛问题”等完完全全一样的——完全一样的一个花公家钱、吃祖
宗饭的问题。
  试看“孔圣问题”。试问孔德成的“大成至圣先师奉把官府”每年花了我们老百姓多少
钱?试问孔夫子可敬,要“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难道还要敬他的子孙不成?敬他的子孙
也罢,可是一敬要敬到他的七十六代重重重重孙子的孙子,这就未免有点那个吧?敬也可
以,可是没有理由不让他自食其力,没有理由让他白吃祖宗饭,没有理由让老百姓们来分担
他祖宗牌位的重量和牌位下的这位又白又胖的重孙子!在某些职务上(保管四库全书除
外),孔德成先生有独立谋生的能力,并且有维持“大成至圣先师奉把官府”的能力,他何
苦来抓住这份“津贴”不放?台大教授、师大教授、国大代表、总统府资政。故宫中央博物
院联合管理处主任委员,这些荣于华衷的职务难道还不够他的?他又何苦来再沾祖宗的光?
沾个不停?孔德成先生之有今日,依他自己后天努力固然很多,但是靠他祖宗先生荫庇也委
实不少,孔夫子说得好:
  于“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鸟乎?孔德成先生若能想想他老祖宗的话,他
该知道他可以“知‘止’”了,他似乎该和张天师一样,也可以歇歇了!
  我妄想有那么一天,中国的国土上再也没有靠祖宗吃饭的人。穿过一个学历史的人的透
视,我不觉得这是不可能的妄想。历史上,多少“父死子荫”的类似局面,如今倒了;多少
“传宗接代”的世袭皇朝,如今也倒了。历史的事实可以证明,任何“万事一系”的美梦到
头来都将归于一场迷梦。在迷梦未醒之前,时代的倒车,回光的返照,只能显示靠祖宗吃饭
者的悲哀——那没有独立人格的悲哀!
                  一九六三年六月十十八日
  (后记)这篇文章原登在《文星》六十九期(一九六三年七月一日台北出版)。关于张
天师在明清以来失宠的情形,有两段小文献:
  一、清人王世祯《池北偶谈》卷二:
  〔明穆宗〕隆庆中,江西守臣言:“张氏职名赐印,不载典制,宜永裁革。”诏革去
“真人”之号,以为上清观提点。〔神宗〕万历初,复之。相沿至今,无厘正者,使与衍圣
公,公然位列何哉?
  二、清人采蘅子《虫鸣漫录》卷一:
  张真人于〔清仁宗〕嘉庆十年(一八0五)入觐。时值亢旱,命之求雨,不验,镌级。
先是上意革除道教,因每岁端阳,大内各宫殿正梁,均有黄绮朱符,乃真人遣神将所悬;其
尤异者五月初一子正,各殿皆悬符,不知其从何而来,至初五日亥正,则俱杳矣!有此灵
迹,遂贬而不革。祷雨不应,盖不敢违天也!


  

二十 十三年和十三月

  一个小孩子,在十三年来慢慢长大,在十二个月里快速的投射他的力量,使台湾文化界
有一点小小的波澜——这是我二十六年来所收割的一个“奇遇”。一些朋友对我这个“奇
遇”感到兴趣,我也愿意在目前这种流言满天下的时候做一次自剖,好教人知道一个十四岁
的小孩子如何在台湾受教育、如何在制式教育底下做了叛徒、如何在苦闷里奋斗挣扎、如何
向他的读者们呈露他自己的真面目。这是一个自传性的故事,我最好从十三年前开始。
  民国三十八年,(一九四九),上海撤退前不久,我家搬到台湾。
  那时候我十四岁。在战乱中,小学毕业文凭都没来得及领,却进了两次初一(最初在北
平市立第四中学,只读了一个多月,就逃难了;到了上海,改入市立缉规中学,读了不满一
学期,又再逃难;到台湾后,我跳班考进省立台中第一中学初中二年级,读到高二完了,高
三上念了十几天,就因痛恶中学教育制度的斲丧性灵,自愿休学在家。我父亲是民国十五年
(一九二六)在北京大学毕业的,充分具备着北大那种“老子不管儿子”的自由精神,他随
我的便,轻松他说:“好!你小子要休学,就休吧!”
  我父亲当时正是第一中学国文科主任,他跑到学校,向教务主任说:”我那宝贝儿子不
要念书啦!你们给他办休学手续吧!”
  于是我蹲在家里,在我那四面是书的两个榻榻米大的书房兼卧室里,痛痛快快地养了一
年浩然之气。
  一九五四年暑假,我以同等学力的资格考进台湾大学法律系司法组,读了不到一年,又
不想念了,乃重施故技,自动休学。痛快了几个月,然后考入台大历史系。
  历史系是一个神秘的系,它可使狂者愈狂,捐者愈猖,笨者愈笨。在我没进去以前,我
听说这系最好;等我进去了,我才发现它好的原因。原来它是台大那么多个系中,最容易混
的一个系:上上课,抄抄笔记,背一背,就是成绩甲等学生;逃逃课,借抄笔记,背两段,
就是成绩乙等学生;不上课,不抄笔记,不肯背,也不难及格,就是丙等丁等学生,李敖之
流是也!
  到了历史系,我真的安定下来。除了每学期终了要硬着头皮敷衍一阵考试外,其他时
间,我就乐得自由自在自己读书,或是跟一些好朋友游山、玩水、喝酒、吵架、深更半夜坐
在校园草地上,直谈到天明。然后诸豪杰一一困了,由宣告不支者出面,掏出烧饼油条基
金,大家再共襄盛举,最后的早餐一毕,纷纷做鸟兽散,各梦周公去讫,或是留给潜意识去
做乌托邦式的社会改革了。
  历史系毕业后,我开始做预备军官。一年半的军队生活更凝固了我个人的思想与悍气,
我在野战部队中吃过一般预备军官不太容易吃到的苦,可是我很坚强。快退伍的时候,姚从
吾老师正好做“国家长期发展科学委员会”的研究讲座教授,问我愿不愿意给他做助理研究
人员,我那时正愁走投无路,当然表示愿意。一九六一年二月六日,我坐上回程的军舰,九
天以后,又回到了台大。
  台大那时正是春暖花开的季节,我走回来,大有物是人非之感。过去的老朋友、老情人
都已高飞远扬。我徘徊了一阵,在学校附近找了一间小房,四个榻榻米大,矮得双手不能向
上举,我订名为“四席小屋”,颇得俯仰之乐。晚上从研究室走出来,整个的文学院大楼一
片漆黑,我想到我的身世和抱负,忍不住要叹一口气。有时候,陈宝琛那两句诗就从我嘴边
冒出来,正是:
  委蜕大难求净土,
  伤心最是近高楼!
  我的“四席小屋”地处要津,每天客人不断,最多时候一天有十四个客人,附近环境又
太吵,老太婆、少奶奶、孩子一大堆。我虽在陋巷,但自己却先“不堪其扰”起来。熬了四
个月,决定下乡。选来选去,在新店选到了一间小房,背山面水,每月两百元,于是我装满
了一卡车的书,开始搬家。
  新店乡居是我二十六年来最淡泊、最宁静的日子,这段和自然接近的生活给了我深刻思
考的机会,在青山里、在绿水边、在吊桥上,我曾细想我该走哪一条路,怎么走这条路。
  我从小在北平长大,文化古城与幼时环境使我在智力上趋向早熟,我在六岁时已能背
《三字经》,十岁时已遍读《水浒传》等旧小说,十一岁时已看过《黑奴魂》(《黑奴吁天
录》)等翻译小说,小学六年级时我已有了私人的理化实验室,并做了全校图书馆馆长。
  我从小就养成了重视课外书的习惯,也养成了买书藏书的癖好。一九四九年到台湾时,
我的全部财产是五百多本藏书,(其中有许多东北史地的材料,因为那时候我不自量力,竟
想著一部“东北志”!藏书中还有李玄伯先生的《中国古代社会新研》,是我初一时买的,
我万万没想到在七年以后,我竟在李先生的课堂上,用这书做了教本!另外还有一册郑学稼
先生的《东北的工业》,是我小学六年级时买的,我也万万没想到在十四年后,我竟被这书
的著者大骂,直骂到我的“令尊堂”!)这些早熟的成绩,使我很早就对教科书以外的事务
发生极大的兴趣,使我很早就有了“优宗周之陨”的孤愤。
  初二以后我就读台中一中,我的大部分时间全部消耗在这个中学的图书馆里。这个图书
馆的藏书相当丰富,我以义务服务生的资格在书库中泡了四年之久,使我对一般书籍有了不
少的常识。最使管理员们惊讶的是,我甚至可以闭起眼睛,单用鼻子就可以鉴定一本书是上
海哪个大书店印的,这是我在teen-age中,最得意的一门绝技。
  在制式教育中,我慢慢长大,也慢慢对中学教育不能容忍。就客观环境来说,我总觉得
我所经验的中学教育赶不上我在北平时的残余记忆,在残余记忆里,我认为北平的中学生不
像台湾这样呆板、肤浅、缺乏常识与性灵;就主观感受来说,我读的课外书愈多,我愈觉得
中学教育不适合一般少年的个性发展,更不要提高IQ较高的学生了。中学的教育制度、教
授法、师资、课程分配等等都有着极严重的缺陷与流弊,我在十年前高一的时候就给《学
生》杂志写过一篇四千字的文章——《杜威的教育思想及其他》,在那篇文章里,我曾对杜
威那种“进步教育”(Progressive education)有着极强烈的憧憬,这种憧憬使我在有着
强烈对比的中学里面非常痛苦,到了高三,我已完全不能忍耐,我决心不想拿这张中学文
凭。
  以“在野”之身,我开始向往台大,向往大学教育会带给我一点补偿或安慰,一年以后
我走进这个学校的校门,呼吸着远比中学自由的空气,我一度感到满足。
  可是,很快的,大学的生活使我深刻了解所谓高等教育的一面,它令人失望的程度比中
等教育尤有过之,尤其是我身历其境的文法学院,其荒谬、迂腐已经到了不成样子的地步,
六七个大学外文系的大一英文的教师甚至搞不清William Saroyan是准;而法律系的一些师
生,却连Hugo La Fayette Black都不知道!
  我在学院里生活,可是却对学院的空气感到十分不满,大学教育带给人们的不该是读死
书、死读书,甚至读书死,它应该真正培养出一些智慧的才具,培养出一些有骨头、有判断
力、有广博知识、同时又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但是,事实上,大学教育在这方面可说是失
败的。今天的大学生很少能独立思考、独立判断、特立独行。他们只会抄抄笔记、背背讲
义,然后走进教堂或舞会,在教堂里,他们用膝盖;在舞会里,他们用脚跟,他们的神经系
统已经下降,他们不会用脑筋!
  带着失望的心情我走出大学,进入军队。一年半从戎投笔的生涯在我的生命里掺进新的
酵素,它使我在突然问远离了学院、远离了书卷、远离了跟民间脱节的一群。在军队生活
里,我接触到中国民间质朴纯真的一面,而这些质朴与纯真,在我出身的“高等学府”里,
早已是教科书上的名词。这段经验使我愈来愈感到大学教育的失败,在退伍归来,我写着:

  教育好像是一架冷冻机,接近它的时间愈久,人就变成愈冷淡。大多的理智恰像泰戈尔
形容的无柄刀子,也许很实际很有用,可是太不可爱了!

  不论我怎么苦恼,我毕竟是学院出身的人,学院的影响在我身上留下了巨大的烙印,使
我的职业与方向不能有原则性的修改。所以在一年半的民间生活之后,我又回到学院里,翻
开了《大藏经》,摊开了《宋会要》,找出了《东方学报》(ACTA
  ORIENTALIA),想用坐拥百城的丹铅方法,掩埋我内心的波澜与寂寞。
  多少次,在太阳下山的时候,我坐在姚从吾先生的身边,望着他那脸上的皱纹与稀疏的
白发,看着他编织成功的白首校书的图画,我忍不住油然而生的敬意,也忍不住油然而生的
茫然。在一位辛勤努力的身教面前,我似乎不该不跟他走那纯学院的道路,但是每当我在天
黑时锁上研究室,望着他那迟缓的背影在黑暗里消失,我竟忍不住要间我自己:“也许有更
适合我做的事,‘白首下书帷’的事业对我还太早,寂寞投阁对我也不合适,我还年轻,我
该冲冲看!”
  于是,在寒气袭人的深夜,我走上了碧潭的桥头,天空是阴沉的,没有月色,也没有垦
光,山边是一片死寂、一片浓墨,巨大而黑暗的影子好像要压到我的头上来,在摇撼不定的
吊桥上,我独立、幻想,更带给自己不安与疑虑。但是,一种声音给了我勇敢的启示,那是
桥下的溪水,不停的、稳健的、直朝前方流去、流去,我望着、望着,不知刊。么时候,出
现在我眼前的溪水已变成稿纸,于是我推开《窃愤录》,移走《归潜志》,拿起笔,写成了
投给《文星》的第一篇文字——《老年人和棒子》。
  《老年人和棒子》是在去年十一月一号发表的,到现在为止,已经十三个月了。十三个
月来,我给《文星》写了十五篇文字,给《传记文学》写了一篇,总数虽不过十六万字,风
波倒惹了不少,不虞之誉和不虞之毁一直朝我头上飞来,大有“折杀奴家”之概!
  我是本性嘻嘻哈哈的一个人,嘻嘻哈哈的性格使我不太能用板着面孔的方法去做人处世
写文章。在认知上,我有相当的理智训练,但这种训练不太能驾驭我情绪上的自由自在,在
情绪上,我是有宗教狂热的人。表现这种狂热的办法在我有两种:一种是强者的豪迈;一种
是犬儒式(Cynic)的愤世嫉俗。在前者,我喜欢有几分侠气的人物,田光、侯赢、朱家、
郭解、王五一流人,他们虽然不属于这个时代,但他们的片羽吉光却是我们这一代的最好营
养;在后者,我喜欢第欧根尼(Diogenes)、喜欢伏尔泰(Voltaire)、喜欢斯威夫特
(Swift)、喜欢萧伯纳(Bernard Shaw),喜欢他们的锋利和那股表现锋利的激情。
  这种激情使我对传统的伦理教育感到不耐,我们的传统是“君子”式的“儒”,在这种
传统底下,为一般人所称道的人格标准竟是态度颧预的厚重、庸德之行、庸言之谨、逆来顺
受、知足安命、与世无争、莫管闲事、别露锋芒、别树敌、别离经叛道。要敬老……这些标
准上铸造出来的人格是可以想像的。所以在中国社会中,我们看到最多的是三种人,第一是
乡愿,第二是好好先生,第三是和事老。至于等而下之的巧言令色之徒、巧宦、走狗、奴
才、文警、小人、马屁精、笑面虎,那又更不知道有多少。痛快的说,这些人绝对不能把咱
们国家带到现代化,咱们若要真的振作起来,非得先培养愤世嫉俗的气概不可!愤世嫉俗并
不是什么要不得的事,尤其我们这个死气沉沉的老大民族,我们怎么配说愤世嫉俗要不得?
社会给青年的教育,不该是先让他们少年老成、听话、做烂好人。应该放开羁绊,让青年们
尽量奔跑,与其流于激烈,不可流于委琐;与其流于狂放,不可流于窝囊,老一辈的人自己
做了“德之贼”,怎能再让青年人做乡愿?不让生龙活虎的青年人去冲、去骂、去诅咒、去
上当、去摔跤、去跌倒……试问我们哪里去找朝气?社会上不让青年来做急进的、爽快的、
大刀阔斧的言论与行动,试问哪个持盈保泰的老头子还有这种劲儿?苟能使整个国家年轻活
泼到处是朝气,其中有一些青年发几句狂言、道几句壮语、做一点不知天高地厚的傻事,这
又算得了什么?
  在这种认识之下,我觉得上了年纪而又没有朝气的人,实在应该有鼓励青年的雅量。我
说这话,并不是建议他们纷纷走上日本传说中的“姥弃山”,自杀以谢国人。我只是觉得他
们大可不必大惊小怪神经兮兮,中国绵羊性格的青年人再狂妄,也可以使这一代的老不争气
的人颐养天年的!老不争气的人实在应该痛感于他们的落伍与失败,死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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