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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恐怕会碰到些麻烦，”她说，“累个半死。”
她列举了一长串可能出问题的地方。填充玩具、游戏用品、鞋子、各种塑料制品，都可能给我带来麻烦；大部分家用电器都别指望了；想买iPod也最好断了这个念头；电视游戏，更加没有可能。
“所有的电视游戏都是中国造。”她说。
我手忙脚乱地把她说的写在笔记本上。
接着，斯麦德列太太又提出了一长串让人头痛的问题。
“你只想买美国货？那些跟我们建立了自由开放贸易关系的公司的产品，你会买吗？产品里有中国造的元件怎么办？要是零件是中国造，但在别处组装，这怎么算？”
她提醒我，要小心那些声称贩卖美国产品的网站。
“根本靠不住，”她说，“产品目录也不行，因为你必须亲眼检查产品是哪儿造的。有时候盒子上写的美国造，内里却说是中国制。不是谁都会像你那样仔细检查盒子里头的。为了这，我还跟售货员吵过架呢。”
跟斯麦德列太太通完电话，我整个晕菜了。中国造的元件？我根本没想这么复杂。而且，美国跟哪些国家建立了公平开放贸易关系呢？她提到了瑞典和日本，但我真不记得上一次在我们家产品标签上看到这些名字是什么时候了。斯麦德列太太只买美国货的努力，叫我好生敬佩，但我担心，在未来12个月里，我们无论如何达不到这个标准。
斯麦德列太太还有许多有利的地方，因为她把重点放在节日礼物上，而不是要过一整年日子。况且她丈夫戴夫是个很容易满足的人，妻子送他高速公路付费卡当礼物，他也照样欢天喜地。而我，必须把我家那个“最薄弱环节”安排好，在圣诞节收到付费卡，他肯定受不了；在我们长达16年的婚姻中，我从来不曾攻克他的意志。想想看，要是我鼓足勇气建议他把咱家的新年愿望改成只买美国货，他脸上会是什么样的表情！
中国制造，别了，吾爱（16）
我坐在桌子旁边，目光茫然，思绪纷乱。接着，我拿定了执行决议：我们不管什么自由开放市场，不管什么友好贸易关系，不管什么中国元件，只看盒子和标签上写的产地。我也许不会在商店货架上打开盒子仔细看，但要是回家之后发现包装里头是中国造，我会退货。圣诞节后两天我们坐在沙发上拿定的那个主意，已经够有挑战性了。
我们不买的只有一样：标签上写着“中国制造”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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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碰到的头一道障碍，出现在凯文打算给维斯造个木头赛车的时候。马丁？路德？金诞辰那天，孩子们放学回家，貌似正适合来个父子共建项目。
凯文朝门口走的时候，对能否成功心存疑虑。
“我已经知道塑料轮子都是中国造了，”他说，“所以我打算改用木头轮子，再买个木销子，自己动手锯断。”
他的第一站是我家附近的木工店，那是一家粗陋的仓库，我去过，从地到天都摆的是中国产品。
“好运！”我跟在凯文身后说，这事儿没点运气可不行。
“记住，爸爸，不要中国造。”维斯接茬儿道。他不清楚什么是中国造，但知道这是个不能买的东西。
过了半个多小时，凯文回来了，有点泄气，但脸上还能挂着笑。他极为详尽地把外出经历一一道来。如他所料，木工店里的所有东西都不能买，包括售价一美元一根的中国造木销子。接着他开到本地的五金店，找到一根售价五美元的巴西造木销子，还在一个空柜子里找到若干钉子，售货员赌咒发誓说是美国产。
“可他似乎回答得也太快了一点，”凯文说，“我觉得他是在说谎，他只是想做成生意而已。我觉得他的话一句都信不得。”
话毕，他消失在工作间里。
等他一个小时后再度现身，微笑消失了。他的确给维斯做成了一辆车，此事不容否认，但要让我说点恭维话，那简直是太为难了。维斯看了一眼，大声说，爸爸给他做了辆“铅笔车”。我觉得它更像根木头棍儿。维斯似乎不太热心，可等他们爷俩一起坐在厨房的地板上，把小车涂成了蓝色，它却显得有了几分复古的魅力。凯文用螺丝刀把木头轮子上好，趴在地上把小车往前一推。它滑行了几尺远，接着歪到一边停下了。维斯什么也没说—他用不着。甚至等苏菲摇摇晃晃地走过来，把小车拾起来，他都没吭声抗议。
中国制造，别了，吾爱（17）
“啊。”苏菲说。
有时候，你很难取悦一个21世纪的小男孩，尤其是你连一套中国造的轮子都没有。
第二天，一边的轮子裂成了两半。我瞅了个没人看见的空子，把小车捡起来，塞在了厨房顶上专装杂物的抽屉里。据我所知，它至今仍好好地待在那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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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中国的日子，倒也有些好处。有个多雨的下午，我们在塔吉特，凯文飞快看了一眼收银台旁边的放屁垫子的标签，然后极不情愿地把它放了回去。他又在其他几个柜台前逛了几圈，也两手空空地回来了。市场上大部分的玩具，我们都不必掏腰包了。再没有什么尖头塑料恐龙，寸把高的玩具建筑工人，或者色彩鲜艳的戏水玩具。我们得靠现有的东西应付过去。
然而，抵制中国货还是有不少危险—包括社交风险。
一天晚上，我小姑子惊恐万状地打来电话，她说，她刚发现自己留在我家门口、庆祝维斯小手术成功的礼品盒里有两辆中国造的小摩托。
“我真不知道自己在干嘛，”她说，“太对不住了。我没看它们是哪儿产的。我完全忘了。要不要我去把它们退掉换个别的？”
隔了不久，邻居拿着一盒糖果过来拜访。
“新泽西产的，”她边说边把盒子递给我，“我看了标签。”
我大吃一惊。我一直觉得我是挺能克制自满情绪的人，可显然我估计错了。我一心忙着琢磨自己干的事，也就是不买中国货；可我却完全忽视了周围人在干嘛—他们在忙着买中国货。在制定新年游戏规则之前，我压根没想起礼物这档子事，这可是我家中国产品的一条重要来源啊。
有那么一刻，我用了点劲才站稳。
“你没必要留意标签啊，”我告诉小姑子，“我们不买中国货，并不意味着你也不能买啊。这就跟我吃素，不等于大家都得吃素一样啊。这是我们的计划，跟你无关。我们可没打算告诉大家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
“但难道你不想把中国东西隔在屋外吗？”她问，“让我把摩托车拿回来吧。我再去找点别的东西。”
中国制造，别了，吾爱（18）
我张口结舌。
“你不必刻意这么做。”我说。
“真的？你肯定？”她问了至少五次。“我可以把它们拿回来，你知道的，一点儿不费事儿。我当时肯定是脑袋进水了。”
我再次宽慰了她一番，但挂断电话时，她还在不住地道歉。
对邻居我也说了同样的话，但她根本不买账。
“我们可不想担上破坏你实验的罪名。”她这么说。
我常常在无意之间得罪人。几天前，我在一家小咖啡馆吃午餐，到柜台前等着付钱。店主指着一柜四月狂欢节的主题首饰叫我看。我相中了耳环和手链，就近拿起一副耳环细细端详了一番。之后用手把它翻了个面，瞅了一眼背后的标签。
“是不是挺可爱的？”店主问我。
我点点头，接着做了一件很不明智的事：我多嘴了—唉，我早就知道不该这么做。
“真遗憾，我不能买。”我把耳环放回架子，有几分抱歉地说。“我今年不能买中国货，这是我的新年愿望。明年我再来关照你吧。”
店主眯缝着眼睛。
“嘿，要是像你这样的人不肯帮忙，那些中国三岁小孩儿怎么过活咧？”
我摸不准她是不是在开玩笑，但我打算不管了。我做出一个蒙娜丽莎般的微笑，示意我明白了她的要点（我当然没有），接着怪不好意思地付了饭钱，逃到一张桌子背后坐着。代卖中国器具的店主（我估计她那些东西都是中国造的）肯定不欣赏我的计划，自然也不会喜欢我那副充满优越感的腔调，可我居然没有想到。我最受不了充满优越感的腔调。我以为跟斯麦德列太太的接触已经治愈了我自欺欺人的毛病，可我现在才发现，那叫人难以忍受的余烬还在我内心燃烧。
独自就着盘子吃饭的时候，我妈的声音在耳边响了起来。
你知道，骄兵必败，幻影老妈说。
别再提醒我了，老妈。我栽在这上面几百回了。
那你准备怎么改正呢？她想知道。
我会把嘴巴紧紧闭上。我不会购买中国产品，但我会把这件事藏而不露。我要像所有正派人一样，少拿自己的事王婆卖瓜，绝不再招摇过市，引人注意。我会把上嘴唇和下嘴唇牢牢实实缝起来，直到明年1月1日。
中国制造，别了，吾爱（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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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五黄昏时节，天正飘雨，我们来到城郊一条高速公路旁的商业街，那儿有间首饰店。店主是一对越南移民夫妇，他们主营手工首饰，大多是现场制作的，还有翻版Gucci钱包，迷你摩托车—我估计开上街肯定违法。与其说这是家首饰店，倒不如说是家卖金银、钱包和小摩托的折扣店。我是头一次来，但当时就喜欢上了这地方。
我们到这商场，并不是为了买首饰、钱包，或是非传统型交通工具的，而是要完成一件乏味的任务：给三只表换电池。我跟店主打了招呼，接着把表递给他，问能不能换电池。他钻进里屋。
“你需要新表带吗？”几分钟之后，他回来了，手里拿着我的表，皮表带裂成了两半。他指了指店门口的柜台，我走过去看了看，选了一条替换表带，冷不防凯文靠过来，清了清喉咙。
“你看了它们是哪儿产的吗？”他问。
店主和我茫然地看着他。我做了个鬼脸，把表带盒翻过来看了一眼。一看之下心都凉了：中国制造。我又看了看店主，他带着和气又疑惑的眼神，对我微微笑着。我呆住了。过了几秒钟，我冲口而出，把抵制计划坦白告诉了店主。买卖搞不成啦，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做。他笑起来。
“是啊，你说得没错，所有东西都是中国来的。”他说。他告诉我们，越南也充斥着中国货。
“我回家的时候，举目所见，”他接着说，“都是中国，中国，中国。”
我们付了电池钱，走进雨里，来到湿漉漉的停车场。凯文对他插嘴感到很过意不去。
“我只是觉得你该看看那表带。”他说。
“开玩笑啊你？你能提醒我，我求之不得呢。”我说，“要是买了回去又开车回来解释为什么要退货，岂非更糟糕。”
我们钻进车里，凯文坐上驾驶座。接着我又想到了别的。“你怎么没问电池是哪儿产的？”我问。
凯文摇摇头。
“我想过，可我不想把自己弄得像个混账似的。”他说。
没关系，我想。等我想出个不那么荒谬的说法，再打电话去问电池是哪儿产的。这会费点儿劲，但我肯定能想出招儿。再说，说不定我们运气好，电池是波兰、墨西哥，甚至是美国产的呢。电池比较美国，我对自己说，就好像电视游戏比较中国一样。别担心，等会儿我再想办法。
中国制造，别了，吾爱（20）
等凯文提了速，我又打量了一番他的侧脸轮廓。帅得像个电影明星，而且致力于抵制中国事业。你还要奢望什么？再叫他“最薄弱环节”似乎有点残忍，虽说我只是在心里这么说过几回。
我往后靠着椅背，朝前凝视着雨中闪闪发亮的街道。我不知道我干嘛要这么担心。在动手之前，抵制中国似乎是件了不得的大事，但说实在的也真没什么。看看标签，说声不要，谢谢。每个人都会笑着点点头。无非是坚持罢了。
小菜一碟。
红鞋子（1）
这天一开始，我就问了一个蠢问题。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问。这时是星期一早晨7点，儿子维斯全神贯注地张着嘴在看《大红狗》，我则蹲在沙发前，费力地想把他的脚塞进球鞋。由于一连串可预料的事件（比如追着女儿跑了好几个房间，才给她穿上紧身衣和小裙子），我们快迟到了。对她的鞋子，我毫不关心，因为我知道，一上去学校的车，她就会把它们扯下来。在冲出房门之前，让维斯的脚穿上鞋子，是我最后一道障碍。
我的问题很蠢，因为我完全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毫无神秘色彩。维斯的脚长得太大，穿不下鞋啦。
我总算把他的脚塞进了鞋子，之后，我用拇指捏了捏鞋尖。上次检查的时候，好像就是几个星期之前，他的脚趾头离鞋尖还有足足半寸，甚至昨天我给他穿鞋还很顺当。可这个早晨，哪怕他还坐着，大脚趾到鞋尖也最多还有不到半厘米。午饭的时候我合计了一下，吃下一份快餐再加3个小时的发育，他的脚趾就会紧紧抵在球鞋顶上，接着脚就会挤变形啦。
心底涌起一连串的担心。想不到这一天这么快就来了，我还以为，中国凭借对美国童鞋的垄断找我秋后算账的日子，还有几个月呢。我叹了口气，使劲把维斯的另一只脚往鞋里塞。我别无选择。他的整个鞋柜里就只有这一双白色的中国网球鞋。
给他系鞋带的时候，我又问了一个蠢问题。
“你这脚丫子到底是趁啥时候长的啊？”
维斯沉浸在电视幽蓝的辉光中，没有回答。凯文端着杯咖啡从厨房里遛了出来，蹲在沙发旁的两个孩子之间。
“维斯的鞋小得没法穿了。”我说，声音里带着一丝不安。
“买新的呗。”他转过头看起了电视。
我本指望凯文也能着个急，但念想落了空。不过这倒也不足为奇，从不惊慌是凯文的好品质。狗冲着他汪汪大叫，他也能面不改色地站着。有一回，3个无赖在一处废弃的购物中心将他围住，想偷他的表。他却告诉对方，这表不值钱（当然这也是老实话），成功地劝阻了他们。还有一次，我们在落基山脉远足，一只大角羊不知从哪儿跑出来。它跃过树丛，径直冲向我们，在几尺之外停了下来，用黄色的眼睛打量着凯文。凯文从地上拾起一根粗棍子，摆了个功夫姿势：双手持棍，膝盖微弯。好在身后的小路上突然出现一群山地骑手，把大角羊吓了一跳，匆匆逃回树林。
红鞋子（2）
我并不是说自己是个特别勇敢的人—凯文准备对付大角羊的时候，我正徒劳地往树上爬—而且我承认勇气是一种值得赞美的品质，可我坚持认为，有些时候惊慌是一种合情合理的反应。正如此时此刻，在我家的客厅，我们发现维斯的鞋子小得穿不下了—除非他变成一棵专坐在沙发上看电视的人肉桩子，从此动也不动，偶尔叫人给他端杯热巧克力喝喝。我说惊慌有理，是因为，眼下解决维斯生长过速问题的唯一方法，就是去买双新运动鞋，而我又恰好知道，当今时代的儿童运动鞋，基本上，全是中国来的。这一点，镇定的凯文并不知情。
我做了个草率的决定。
“我要去给维斯找双新运动鞋，”我说，“新的，非中国产运动鞋。而且，我今天就去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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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过得窝囊透顶。中午我下了班，一头冲向我们买过很多童鞋（全是中国产）的大商场。
我逛了一家童鞋连锁店，两家死一般寂静的百货商店的鞋帽部，一家折扣鞋店，那儿九元一双的鞋子都快堆上天花板了。我看了至少50双男童鞋，统统中国造，包括怪物史莱克风格的鞋，脚底上有闪光灯的鞋—要是维斯能穿上这样的鞋子，肯定会乐开花。在这么多地方，我只看到一双例外的鞋，一双印度尼西亚产的网球鞋，可惜店里又没有适合维斯穿的尺码。等意识到自己走到哪儿看的都是同样的中国鞋，我放弃了。
我沮丧地走向汽车，不知道接下来要怎么办。我的鞋子踩在商场过道铮亮的地板上，可我老感觉着双腿不搭调。我紧张又焦虑，我担心的不光是维斯的脚，还有一些更严重的问题（鞋子也算一件）。我觉得把整个国家的制鞋业都交给中国肯定不妥，虽说我压根儿不知道为什么会变成这样。显然，我身边那些购物人毫不在意。我一边着急地往出口赶，一边谨慎地琢磨着他们。他们看起来就跟大草原上的奶牛一般怡然自得。大多数人提着沉甸甸的塑料袋子，装满了这样那样的商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