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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真的买了一条鲣仔鱼回来。它掉在路上被卡车轧糊了。”
“那不是等于没买回来？”
“不！我买回来了。”很大声地说。
“是！买回来了。但是掉了对不对？”
阿苍很不高兴祖父变得那么不在乎的样子。
“我真的买鱼回来了。”小孩变得很气恼。
“我已经知道你买回来了。”
“我没有欺骗你！我绝对没欺骗你！我发誓。”阿苍哭了。
“我知道你没欺骗阿公，你向来不欺骗阿公。只是鱼掉在路上。”他安慰着。
“不！你不知道。你以为我在骗你……”阿苍抽噎着。
“以后买回来不就好了吗？”
“今天我已经买回来了！”
“我相信你今天买鱼回来了，你还哭什么？真傻。”
“但是我没拿鱼回来……”
“鱼掉了。被卡车轧糊了对不对？”
“不！你不知道。你不知道。你以为我在骗你……”
“阿公完全相信你的话。”
“我不相信。”
“那么你到底要我怎么说？”老人实在烦不过了，他无可奈何地摊开手。
“我不要你相信，我不要你相信……”阿苍一边嚷，一边把拿在手里的葫芦水瓢掼在地上，像小牛哞哞地哭起来。
由此可见，祖孙二人在对待同一件事上，相互之间产生的理解落差都在这里的对话中巧妙简洁地透露出来了。细读这段文字，人们看到的除了一个满怀内疚，伤心欲辩的孩子的委屈之外，更看到了老人所表达出来的微妙复杂情绪。对话中的一个关键句子“那不是等于没买回来？”这是老人的最初反应：他不但没有公开原谅孩子的大意，也未直接对孩子的过失表示愤怒和失望，反而显得犹豫不决的样子，这个态度却是孩子受不了的。老人一边安慰着孩子，一边又极想控制自己的情绪，可是就是没法把那条几乎到手却又失去的鱼忘掉，真令人感到痛心难熬。换句话说，阿公根本就没告诉孩子说掉了鱼没关系，因为即使他对孩子有着深深的爱和同情，可是不小心掉了鱼，又的的确确是“有”关系的，他的心里还是存有一种难以言喻的芥蒂。而阿苍为了给阿公买回一条鲣仔鱼所做的努力，以及丢鱼之后那种纠缠不休的解释与辩白，这种情感的焦灼与看似琐屑的自我证明，守护的是一个孩子真诚而庄严的诺言，包含了他关于尽孝的苦心、对遵守诺言的认识，以及渴望得到祖父肯定、提高自身地位的全部内容，这也正折射了作者本人性格的光辉之处，也是贯穿其小说创作的鲜明线索。显然，正是因为贫穷的关系，才使得阿苍一家的处境总是受到别人的摆布，因此即使是这样的小挫折，也会使他们在情绪上受到狂风暴雨般的煎熬。可是虽然人们可能感到祖父对狂乱不知所措的孩子的反应是太突然、太激烈了，但他们祖孙之间的爱并不会因此而造成永久的隔阂和疏远。倘若从另一个视角来看，这场关于守诺和失诺的辩解与理解，使祖孙俩越是互相证明，互相安慰，他们之间就越是显得隔膜，在这爱恨纠缠无法廓清的刹那间，最终只有藉着激烈的伤害言词和行动才足以平息一切。如此一个小小的生活波折，竟然让祖孙两人经受了如此强烈的感情折磨，这种被贫困和无奈摧残得疲惫不堪的原始性反应，实在令人感到悲哀。换言之，阿苍出了偶然事故，鱼没带回来，惟恐祖父不信，顽强地解释原委，要祖父相信，半点怀疑也不许，及至察觉这一点不易做到，就伤心地叫喊：“我不要你相信，我不要你相信。”他的自尊心受到伤害，心灵陷入极端痛苦之中。人们并不觉得小孩蛮横，而只觉得可爱。虽然祖孙俩的情绪终会冷静下来的，可是这些人的生活却难以改善，这才是人生最大的悲剧。因此，作者在故事结尾再度以浪漫的笔法渲染了阿苍精神上的崇高性，阿苍吼着嗓门大声喊道：“我真的买鱼回来了。”立刻在傍晚静谧的山谷间起了回音“——真的买鱼回来了。”这一声声“真的买鱼回来了”的山谷回音，意味着天地为阿苍的买鱼回家做了真实的见证。而祖孙俩因为理解和信任错位而产生的对峙愤怒也就这样被化解了。这种关于人的尊严的确证中，既有支撑人生向上进取的力量和道德追求，又有生活底层卑微“小人物”在窘困处境中难言的辛酸。
众所周知，工商经济的发展，加速了60年代台湾社会的都市化进程。以城市为基地的工业人口的激增，依靠的是农村劳动力的大量流入，因此伴随台湾城市经济发展的，还有农村的瓦解和破产。而黄春明小说关注的焦点之一，便是在这种城乡转换中，离开土地的农民，在进入城市处于新的经济关系之后，如何继续着他们从乡下就开始的悲剧。黄春明对此往往是在两个向度上展开的：一是自我尊严的保持与自我人格的自证；一是面对环境的命运挣扎与精神困惑。就此而言，这些“小人物”皆生活在社会底层，都面临着贫穷、知识不足，以及宿命的困境，他们的人生奋斗与命运挣扎都充满了坎坷。然而，这群“小人物”并没有屈服，即便身处困境，却始终对生活心存感念，并寄托着对未来的希望；哪怕是一个极其简单的生活愿望，都能给他们带来向上进取的原动力。实际上，在这篇寓言式的现实主义小说里所反映的人的尊严问题，表面上看来，似乎仅仅局限于生活小事，实则不然。对于满怀希望而离开土地的贫困农民，奔驰着汽车的城市并未给乡村带来什么希望，相反地却是进一步增加了彼此的疏离和矛盾。而小说的社会意义虽然不曾明白揭示，却蕴含在人物关系之中，对于希冀买回一条鲣仔鱼实现自己诺言的学徒阿苍来说，他心中平凡得近乎卑微的生活希望，却支撑了自身某种生命历程。更重要的，在这种希望、追求与实现的过程中，“小人物”完成了一种人格自证，保持了生命尊严。显然，小说关于人性悲剧的开掘不是属于英雄式的，而是属于普通人的。就如黄春明自己所说的那样：“他们无视人们的嘲笑，不想在历史上占有地位，他们只是一步步地走着，用种种方式让自己的子孙一代活下去。”黄春明的这段话转引自黄重添、庄明萱、阙丰龄编著：《台湾新文学概观》（上册），鹭江出版社1991年版，第222页。然而这一切，更符合底层百姓的生命状态，更接近贫民的真实性格，也使乡土人物在那黯淡、艰困的生存背景上，迸发出耀眼的人性光辉。而阿苍通过自我求证，恢复人格尊严的故事可谓是黄春明所塑造的乡土小说中最见光彩的篇章之一。
至于小说《癣》则描写了一对贫贱夫妻面临生理需要与生育计划无法两全的尴尬处境。小说由一个离开乡土到大城市谋生的工人家庭的困窘生活展开。主人公阿发与阿桂夫妻在穷困潦倒的生活中，惟一负担得起的快乐就是“性”了，然而伴随着这种本能快乐而来的，则是孩子的不断降临。结果五个孩子跟父母挤在一张床上，弄到他们连夫妻之间的亲密空间都没有了，生活更是每况愈下，只能靠吃番薯饭维生。小说通过阿发的妻子阿桂面对三儿子迟迟不肯吃晚饭的反应，对他们一家的穷困境况做了生动的揭示：“不吃，不吃就算了！你出生到这里来就注定吃番薯。你这长嘴鸡还想吃好米。”阿桂还对大女儿阿珠的“命运”也说了同样认命的话：
“如果她生在有钱人家，这个年纪还是离不开大人的照顾。”
“废话嘛！”阿发说，“穷孩子除了歹命，其他哪一点比他们差。穷孩子能干的多啦！像我十三岁就能养我母亲。他们大部分都是靠祖公仔业过活，我们是靠自己流汗过活哪！”
“那是人家前生积德，有什么奇怪？”
由此可见，正是因为生活的极度贫困，阿桂才产生了这种认命思想，并且将它灌输给孩子们。宿命论就是说一个人完全无法控制其出生的时间、地点，或环境，而这些因素是决定一个人未来的先决条件，因此人一生的境遇是与生俱来的，无论好坏，人所能改变的恐怕是少之又少了。然而，就是这样贫困的生活，也还面临着继续下降的威胁，因为如果阿发夫妻不能施行节育的话，在他们夫妻享受“性爱”的同时，可能将会让家里再增添吃饭的嘴。对于这一点，阿发夫妻都有体认，因而阿桂极力想说服丈夫同意她装“乐普”节育，因为这可以给全家都带来好处，毕竟全家睡的大床再没有可以多睡一个人的空位了。然而，这件事却受到了阿发的阻挠：
阿发和前一次听到这问题一样，转过脸来瞪阿桂。单单装“乐普”从头到尾的过程，他就不能忍受。卫生所那位装“乐普”的医生就是阿生的大儿子，我怎不知道。无论怎样，阿桂是我阿发的妻子啊！这次他想：他妈的，装就装嘛！不告诉我就得了嘛！我也不会知道。噢！不。不告诉我不就等于偷汉子？……？就这么一点时间不够他对一件这么严肃的问题下结论的，改变观念那更是不容易。所以他还是瞪阿桂，一边还在脑子里忙着思索结论。使他这般的矛盾，和他的自尊亦有很大的关系。
从这里可以看出，阿发之所以会阻挠妻子装“乐普”节育，并非因为他不知道节育的好处，他的阻挠乃是出于一种尴尬的心理作祟，这是基于一种既想维护自己的男性尊严，又不了解问题的困惑而造成的难为情。在阿发的观念中，让妻子装“乐普”就代表他被别人羞辱与贬低，是对他身为丈夫权利的嘲讽。由于阿发的再次阻挠，妻子装“乐普”的计划再次流产。然而，由于贫穷与卫生状况极差，导致他们全家都生了癣，令人痒得受不了。对此，阿发只能无可奈何认命地说：“癣本来就是咱们贫穷人家的亲族。”并感慨地说：“奇怪！就没见过有钱人长过癣，为什么癣药要那么贵？”此处，癣被视为穷人受折磨和苦恼的象征。小说在对阿发一家的贫困表示同情的同时，更加严厉地讽刺了阿发阻挠节育行为的不理智和愚昧。关于发现癣的这一段插曲，以及阿发和妻子由癣谈到性与生孩子的对话，小说用一种幽默的笔调来表现。对于穷人来说，生癣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是不值得花钱，也没钱治疗的病。应对的方法就如阿发所说的那样：“癣这种东西只要你不去提它，不去想它，不去碰它就没事。”而妻子阿桂更进一步对他的理论进行了发挥：“生出来了就让他生出来，不想不提不碰就没事了。”从而使贫穷与生育的关系联系在了一起，故事的主题寓意也就这样贯穿于全篇。如此看来，小说是用“癣”来象征夫妻之间的“性爱”，只要不想、不摸、不碰就没事，可是一想、一摸、一碰就会有事——怀孕；如果要又碰，又没事的话，那只有装“乐普”来避孕，但身为丈夫的阿发又因其男性尊严而拒绝了。小说用戏谑的口吻既同情又嘲弄地道出了社会底层民众因无知而造成的窘况。小说结尾部分非常具有嘲讽意味，叙述当这对贫穷夫妻在面临生存与生理的双重需求时，依旧继续游移在究竟要去装“乐普”节育或是像对待“癣”一样采取“不想不提不碰”的态度之间；然而，就在此时，与贫穷伴生而来的癣却突然开始发作起来了，无论他们是否采取“不想不提不碰”的态度，阿发夫妇和孩子们都无法控制那种瘙痒，一时之间，全家都在不断地猛搔身上的痒，这逼使阿发不得不面临立即抉择的问题——是要男性的尊严，还是要“性爱”？在现实压力与个人尊严的双重逼迫下，阿发对生癣提出的“不想不提不碰”的“三不”策略，正是一种鸵鸟心态的呈现，这种逃避现实的行径反映了阿发处于极端情境中的不得已选择。这正如乐蘅军所说的那样：“都是意识上突然抛弃一切现实的桎梏，转身跃进幻觉的世界而完成的”乐蘅军：《从黄春明小说艺术论其作品的浪漫精神》，见李瑞腾主编《中华现代文学大系？评论卷》（一），（台北）九歌出版社1989年5月版，第412页。。在这幻觉的世界中，小说以笑声瓦解了阿发全家生癣的痛苦。小说结尾描绘的那个令人忍俊不禁的场面，其实带有某种重要的象征意味：对于穷人来说，贫穷就像癣一样存在于他们的生活中，绝非采取“不想不提不碰”的态度就可以解决。黄春明曾经分析说：“从任何社会的秩序的表面来看，好像穷人扮演了最讨厌的角色，私娼、贩卖人口、偷窃抢劫、肮脏、无知等等，干尽了所有的坏事。所以很多人直觉的就讨厌穷人。有了这种直觉的对穷人的厌恶反应，对穷人的问题也就不加思考了，并且肯定的认为，穷人是自甘堕落的。”黄春明：《一个作者的卑鄙心灵》，见庄明萱、阙丰龄、黄重添选编《台湾作家创作谈》，海峡文艺出版社1985年5月版，第56页。黄春明认为贫穷并不是穷人的宿命，而是一个社会问题。他严厉指出：“一个国家，一个社会，有贫穷不见得是可耻的事，可耻的应该是，不准许谈贫穷，贫穷得不到照顾。”同①，第57页。由此可知，《癣》并不是一个谈性的故事，其实它讲的是穷人和他们无法改变的命运。
既与《鱼》中乡土人物对于自尊绝对坚持的主题有所不同，又与《癣》中来自乡土的主人公处于穷困与生育两难选择的主题不一样，《两个油漆匠》写的则是两个乡村青年被冷酷的现代都市无情吞噬的故事，反映的是离开了乡土的农民面对环境的命运挣扎与精神困惑。人们知道，六七十年代的台湾，经济飞速发展，但随着国外资本的不断涌入、渗透，乡镇小农经济受到了致命摧残，与其命运相连的社会底层的人们，不可避免地遭到了无情打击。农村的贫困和破产造成了大量廉价劳动力流入城市。这些离开土地的农民，面对崭新的环境和陌生的经济关系，不得不继续着他们从乡下就开始的悲剧。
《两个油漆匠》中的主人公猴子和阿力，这两个乡下青年满怀着城市的繁华梦，远自东部来到高楼大厦林立的大都市，随着现代化潮流的冲击，他们被卷入一个时髦的行业——广告业，置身于雇佣劳动的金钱关系之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变得简单而又残酷，人的尊严面临着新的危机。他们每月只拿很少的工资，却整天都得和墙壁、烟囱、油漆为伍，进行着连自己也不知道在刷什么的极为繁重而单调乏味的劳动。故事发生的背景是，“处在火山环带多震地区的祈山市”，由于建筑法令的修改，一栋二十四层的银星大饭店就在圣森大道与爱北河平交的西南角盖了起来，大楼有一面向东的灰色巨墙。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产品——吉事可乐进入台湾之后，为了向市民强势行销，“吉事可乐准备利用整个巨墙，画目前最红的女明星VV的半裸像，来做为他们的广告”。这一面巨墙，还是灰色时就很吓人，开车的人“乍一瞥，好像整幅墙就倒塌过来了”；当这面巨墙由灰转白以后，对岸的三百多户人家联名提出抗议，原因是太阳反射的强光，不仅使一老先生昏眩倒地猝死；而且在广告的着色过程中，还出现了工人坠地的惨剧。若从广告的角度来说，这幅巨大的吉事可乐户外广告，无论设置的地点、尺寸的大小，乃至于色彩绘图等，都是精彩的企划，其制作更是一个超级大工程，这对于承揽这一件工程的“巨人美术工程社”来说，不管财力上，还是技术上，都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同样的，对于阿力和猴子来说，这无疑也是一件庞大的工程，因为他们过去只在五六层楼的墙壁上画广告，和爬上一些规模较大的工厂大烟囱上，写几个工厂的名字等，而今老板却要他们在一幢高达二十四层的大楼的墙壁上画一幅世界上最大的广告画；然而老板并未因此而厚待他们，一年半以前的工资一千二百元，如今还是一千二百元，而且阿力还要每个月寄五百元钱给他在乡下的母亲。至于这个广告工作的基本进程是：先打底，次打图样轮廓，再着色，最后再装照明灯。单单打底的工作就花了两个星期，因为吉事可乐墙壁广告的主体是巨幅女星的半裸像，带有强烈的性暗示色彩，这是现代资本主义商业广告上所谓的基本诉求。当经济的开发到了一个相当的程度时，“广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