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任何一种现象，都是这种文学所要反映和描写、都是这种文学作者所要了解和关心的。这样的文学，我认为应该称之为“现实主义”的文学，而不是“乡土文学”；而且为了避免引起观念上的混淆以及感情上的误解和误导，我认为也有必要把时下所谓的“乡土文学”改称为“现实主义”的文学。王拓：《是“现实主义”文学，不是“乡土文学”》，见1977年4月1日《仙人掌》第2期。
于是，在这种文艺思潮影响下的台湾“乡土文学”作家，在崇洋媚外的“社会风气与文学风气下的台湾社会……顽强地、固执地坚守在他们生长的泥土上，以他们生活的乡土为背景，真诚地反映了他们所熟知的社会生活现实，甚至于企图用乡土的背景来衬托近代中国民族的坎坷”同①。。而且，“一个诚恳的文学青年，总是首先而且主要地从自己民族的过去和当代的文学家及其作品中，吸收滋养，受到鼓舞，逐渐成长为那个民族新生一代的文学家”陈映真：《陈映真作品集》（11），（台北）人间出版社1988年版，第25页。。“一个民族的文学教育，总是首先，而且主要地把自己民族的文学，当做主要的教师和教材，使那个民族的文学之独特的民族风格，得以代代传续。”同③。而黄春明恰好就是这群“乡土文学”作家中最坚定的一员。
作为《文学季刊》同仁的黄春明，他虽然没有直接参加后来发生的那场意义深广的“乡土文学论战”，然而他却以富有前瞻性的眼光，提早以他的创作实绩表明了对“乡土文学论战”的坚定支持。在60年代到70年代之间，台湾社会处于传统农业社会转型为现代资本主义工商社会的过渡期，在这个过渡、转型时期中，黄春明开始逐渐意识到“虚无荒谬”之怪诞，感觉到“苍白无根”之飘零，他便从早期一味描写“自己的苍白与孤绝”中彻底摆脱了出来；经过自身的深刻反思，他开始重视反映现实社会中出现的问题了。由于黄春明恰好生活在宁静的乡土被城市创造的奇迹猛烈侵蚀的年代，他情不自禁地为那些现实的冲突所触动，终于寻觅到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创作空间。这个独特空间——便是从台湾社会转型过程中，揭露现代文明对乡土人物残酷、无情的逼迫与碾压。换言之，在这样一个历史环境中，黄春明首先感受到的是，在资本主义现代工商经济冲击之下的农村自然经济的解体与农民濒临破产的困境，以及建立在农村自然经济基础上的宗法社会和传统观念的崩溃；发现了当时人口占绝大多数的台湾乡土社会正面临工商业的严重榨取而处于不平等经济地位的现状，而这正是变化中的台湾社会的核心矛盾。这一切使黄春明陷入了深深的忧虑之中，一边对那古旧、纯朴、率真的传统感到深深的眷恋，一边又顾念到现代化的发展和进步带来的实际利益，于是，他默默地将文学心灵扎根在他生长的乡土社会，将笔触从自我表现的狭小天地，拓展到正视社会与人生的大格局。从60年代后期起，他开始以家乡兰阳平原为背景，描写他所熟悉的“小人物”在转型期台湾社会所受到的命运的无情拨弄，表现了他们不得不尴尬地面对这一无法解决问题的困惑，歌颂了他们依旧能在这样强大的压力之下活下去的毅力与精神。黄春明之所以将这些“小人物”放进其作品中当主人公，是因为他是这样认识的：“我在想，所谓小人物的他们，为什么在我的印象中，这么有生命力呢？想一想他们的生活环境，想一想他们生存的条件，再看看他们生命的意志力，就会令我由衷的敬佩和感动。——如果能写成功这种作品，永远永远，不管何时何地，都会感动人的心灵的。”黄春明：《屋顶上的番茄树》，见散文集《等待一朵花的名字》，（台北）皇冠出版社1989年7月版，第41页。换言之，这些“小人物”虽然社会地位卑微，受尽屈辱，却从不向命运妥协，在任何情况下他们都未丧失自尊和爱心，因此黄春明选择这些“小人物”为他故事的主人公，为他们树碑立传，并使这些形象成为映照那个特定时代变迁的一面镜子。就转型期台湾社会而言，在黄春明笔下出现的这些“受屈辱的一群”的一个个故事，的确组成了一部多声部合唱的纪实性史诗。由于他这一时期的作品大多刊登在《文学季刊》上，故黄春明自称“文学季刊是我的摇篮”参阅了刘春城《爱土地的人——黄春明前传》中的相关论述，（台北）圆神出版社1987年6月版。。这一时期也是黄春明创作的鼎盛期和他小说的成熟期。他先后创作了《青番公的故事》、《溺死一只老猫》、《锣》、《看海的日子》、《儿子的大玩偶》、《鱼》、《癣》、《阿屘与警察》，以及《两个油漆匠》等作品。通过这些作品，黄春明着重刻画了台湾现实生活中一些底层“小人物”的遭遇、性格与心声，表现了资本主义现代文明对于乡土“小人物”的逼迫。《青番公的故事》描写了老人对孙儿的爱、对自己一手创建的家园的骄傲，以及期望孙子继承土地的期望；《看海的日子》展示了不愿受命运摆弄的妓女白梅，以无比坚定的毅力使自己重新找回了人的尊严；《儿子的大玩偶》描写了因生活所迫而不得不把自己扮成社会与儿子“玩偶”的坤树；《锣》刻画了在生存与尊严之间苦苦挣扎的罗汉脚憨钦仔，《癣》刻画为了生活咬牙苦撑的无奈，却因生育过多，以及环境不佳而面对难堪、尴尬现实的江阿发；《鱼》呈现了因一条“鲣仔鱼”的丢失所引发的一场难以言喻的祖父与孙子阿苍之间的冲突；《阿屘与警察》描绘了为维持生计向警察哀求、讨饶的卖菜老妇阿屘；以及《两个油漆匠》在表达对都市文化的不满与无奈的同时，对离开乡土进入城市的打工仔投射了深切的同情与关怀，叙述了到城市寻求幸福却不幸被城市吞噬的打工仔猴子与阿力，等等。不过，面对这些乡土“小人物”，黄春明在揭示他们的悲剧命运时，却是以“笑中含泪”与“泪里带笑”的方式来表现的。这恰如马克思所言：“从人的情感上说，亲眼看到这些无数辛劳经营的宗法制的祥和和无害的社会组织一个个土崩瓦解，被投入苦海，亲眼看到它们的每个成员既丧失古老形成的文明又丧失祖传的谋生手段，是会感到难过的；但是我们不应当忘记，这些田园风味的农村公社不管看起来怎样祥和无害，却始终是东方专制制度的牢固基础，它们使人们的头脑局限在极小的范围内，成为迷信的驯服工具，成为专制制度的奴隶，表现不出任何伟大的作为和历史的精神”［德］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1865年6月），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65页。。尽管如此，黄春明笔下的这些在转型期台湾社会备受侮辱与损害的乡土人物，在台湾文学的“小人物”画廊中仍然绽放出了独特的风姿。黄春明同他生活的小镇上人物的结识和交往，使他获得了丰富的题材和创作灵感。而这些渺小的、卑微的、委屈的、愚昧的，以及忍辱负重活着的人物几乎全都成了他小说中的主人公。黄春明曾这样叙述了自己创作时的情形：“他们像人浮于事，在脑海里拥挤着浮现过来应征工作似的……费了很大的劲儿想把脑子里的老乡拂去。但是他们死赖活赖不走，还有我自己温情的根性所缠，只好让他们在那里吵嚷，而无奈于对。反过来我不写，他们也奈何于我。”黄春明：《屋顶上的番茄树》，见散文集《等待一朵花的名字》，（台北）皇冠出版社1989年7月版，第33页。此外，他在小说集《锣》的自序里也谈起过自己早年的经历，他曾先后两次路过一个小镇，看到一个十岁左右的男孩用残废的小手当作摇鼓，一个油漆工又在其手上涂了颜色，边摇手边向路人乞讨。这一形象一直萦绕于他的脑际，令其久久难忘。他说：“从此我就老留在这小镇。后来我认识了这个油漆工，他不喝醉酒的时候，是一个老实人。当然，我也认识了这个小男孩和其他镇上的人：像打锣的憨钦仔，全家生癣的江阿发，跟老木匠当徒弟的阿苍，妓女梅子，广告的坤树。还有，还有附近小村子里的甘庚伯，老猫阿盛，青番公等等。他们善良的心地，时时感动着我。我想，我不再漂泊浪游了。这里是一个什么都不欠缺的完整世界。我发现，这就是我一直在寻找的地方。如果我担心死后，其实这是多余的。这里也有一个可以舒适仰卧看天的墓地，老猫阿盛也都躺在这里哪。”黄春明：《〈给憨钦仔的一封信〉》，见小说集《锣》“自序”，（台北）远景出版社1974年版。由此可见，黄春明之所以被称为“乡土写实派作家”、“悲天悯人的作家”，以及“小人物的代言人”，正是因为他的生活境况和社会地位决定的。黄春明曾经谈到当时自己一家人生活的困境：“像我的小家庭，我和太太、婴儿一家三口，而当爸爸的我，竟然是自私自利的梦想着当一个作家，那是很悲惨的事。结果太太和小孩子受到无法弥补的伤害了。”黄春明：《一个作者的卑鄙心灵》，见庄明萱、阙丰龄、黄重添选编《台湾作家创作谈》，海峡文艺出版社1985年5月版，第53页。因此“诸位要是看过那时候写的《儿子的大玩偶》、《癣》之类的作品，那里面多多少少都有我们的生活影子”同①。。因为那时黄春明自己就是苦难的“小人物”群中的一员，这种处境不仅使他较能感同身受地体察“小人物”生活的艰辛和理解他们的内心感情，而且也激起了黄春明替这些“小人物”树碑立传的强烈欲望。因此黄春明这一时期的作品，特别强调了作为一个人所必备的那些基本条件，如保持个人的尊严、坚毅不拔的精神，以及博大的爱心等，他笔下的人物几乎都生活在不利于他们表现这些美德的环境中，选择了为人们不太熟悉的和不愿接受的方式来表现这一切；人们也许会感到这些“小人物”的行动有些滑稽，缺乏人们一般理解的严肃性和悲剧性，但是这些“小人物”的可爱就是因为他们以独特的表现方式，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换句话说，通过黄春明的小说，人们不仅看到了人性的光辉，这是任何不利的生活环境都无法剥夺的，生活的艰苦、折腾与迫害都是对人性的考验而不是摧毁，而生命的意义也因之被积极地肯定了，因为人是坚忍的，不论他多么卑微，都有一种力量可以使自己站起来，而这力量是不可征服的；而且通过黄春明的小说，还使人们看到了那种建立在互助互爱之上的人与人之间的可贵关系。也正因为如此，林毓生这样评价说：“黄春明在《青番公的故事》、《看海的日子》、《儿子的大玩偶》、《小琪的那一顶帽子》中所展示的世界是一个极不公平的世界；然而在这个世界中被剥削、被践踏的人却不知从哪里得到那样充沛的力量，自灵魂深处散着爱、怜悯、坚忍、宽容与牺牲的精神。这种精神给予这些从世俗观点被认为是‘小人物’的人们的生活以庄严之感，并肯定了人的生命是由勇敢、自尊、希望、怜悯与爱而得其伟大。在充满了贪婪、卑鄙与不公平的世界里，这种精神居然‘无动于衷’，顽固地存在着。”林毓生：《黄春明底小说在思想上的意义》，见1980年12月5日《联合报》副刊。因而从某种意义上来看，黄春明正是通过对乡土眷恋和对城市的批判，找到了让自己的创作与社会相契合的一个榫头，进而形成了属于他小说的思想艺术特色。同时在这个过程中，黄春明还让自己的创作在台湾文学这样一个传统与现代两者并存的繁杂多元的格局之中得以被定位，从而成为台湾以现实主义为主流的“乡土文学史”上的一块鲜明的里程碑。这就如美国汉学家葛浩文所说的那样：“黄春明的小说是千姿百态的，可是它们也有一个共同性。黄春明写的是台湾那里的家园，那里的风俗习惯，那里的不平，那里的美和那里的人——主要是写人，这方面他是无与伦比的。……我认为即使他今天就停止写作，他已经用他的台湾乡土小说为现代中国的文学和社会史，留下了具体的贡献了！”［美］葛浩文：《台湾乡土作家黄春明》，见1982年1月《海峡》。然而，由于当时台湾社会仍处在“横的移植”滔滔滚滚的洪流之中，这些陆续出现的乡土作品似乎并不显眼，一直到了70年代以后，黄春明创作的这些小说才开始广泛受到注意，并引起了人们的强烈共鸣和欢迎。事实上，这种情形的出现是同台湾当时兴起的“民族复兴”和“乡土回归”运动有着直接与密切关系的，因为黄春明的小说为这一运动提供了有力的证明。
台湾社会进入70年代之后，即在爆发1977年“乡土文学论战”前夜的台湾，整个社会中崇洋媚外已是蔚然成风。这是由两方面的原因造成的：
一方面，从1953年开始，台湾当局开始接受美援与日援，外资开始迅速进入台湾，虽然促进了台湾社会的转型，经济开始加速发展，社会也逐渐繁荣起来了；然而，这也使台湾在科技上无法独立，经济对外依赖程度迅速增大。事实上，台湾已经再次沦陷为以美、日为主的西方国家的经济、文化上的新殖民地了。换言之，五六十年代那种主要以乡村小农经济为资本积累来源的资本主义，随着农村的凋敝基本上已达到极限，再无发展余地了；取而代之的是以依赖美、日的资本、技术和市场为特征的，以大量廉价劳动力为资本积累来源，进行加工出口的新殖民性质的资本主义。这种带有新殖民色彩的资本主义的发展势头更为迅猛，台湾的城市化进程进一步加速。整个台湾的社会经济结构发生了新的变化，不仅出现了一批迅速暴富的新兴资本家，产生了大量的城市劳工，而且还出现了一个新的社会阶层——中产阶级。在这一阶段，台湾社会固有的各种矛盾进一步加深，特别是城乡之间，以及农民、城市劳工和市民之间的贫富差距被迅速拉大了。与此同时，伴随着政治与经济上对美、日的依附，各种畸形社会现象——崇洋媚外，特别是“崇美媚日”等，亦日益凸显为新的社会问题。
另一方面，由于正处于国际冷战格局中，台湾社会虽然已经不再像戒严初期控制得那么严密了，但是也就是在这一时期，台湾社会却不得不经历了一系列重大的政治、外交动荡：1970年发生了保卫钓鱼岛事件；1971年台湾失去了联合国席位；1972年尼克松访问中国，中美两国在上海发表了举世瞩目的“联合公报”，美国同台湾断交；中日建交，台日断交等重大历史事件都发生在这一时期。这一切强烈地震撼了台湾民众的心理，致使“许多人无法面对这种国际孤儿的冲击，纷纷以寻求自保远走他国，也使得台湾社会整体经济结构受到冲击”参阅了“风云书系”（43）之《台湾生存之战》中第56页的相关内容，转引自吕正惠、赵遐秋主编《台湾新文学思潮史纲》，昆仑出版社2002年1月版，第259页。。“初退联合国时，一时物价波动，资金外流，连带影响到对外贸易，房地产下跌；移民签证排长龙，对台湾的威胁，自然十分严重。”同①。而这一切也刺激台湾民众检讨以往过分依赖美、日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失策，于是对“洋”的崇拜失落了，人们开始弥觉“土”的可贵。具体来说，在这一阶段，台湾民众对于台湾国际生存境遇和社会前途的反省，顿时成为了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而促使民族意识开始觉醒，增强了民众的反省精神与自我生存意识等思想，更在台湾社会形成了一股“回归民族”、“回归乡土”的巨大浪潮，人们开始寻求自救与自主之路。与此同时，由于在1973年所发生的世界性石油危机中，台湾又再次遭受了重创，台湾经济严重衰退，这也进一步促使人们开始重新认识台湾经济的性质及其弊端。我们知道，自1951年开始，美国为了稳定风雨飘摇中的台湾经济，强化台湾的反共军事实力，以平均每年一亿美元的额度对台施行经济援助。在这期间，美国通过资本控制，逐渐支配了台湾的经济。美援一方面支持台湾的军事性消费与政治性消费，巩固台湾军事政权的专制统治；另一方面又支持台湾公营和私营企业，形成了“美帝国主义特殊的双重介入方式”刘进庆：《台湾战后经济分析》，（台北）人间出版社1992年版，第362页。。事实上，美援经济的本质，就在于为美国独占资本培育其在台湾的买办性资本，并以这买办性官商资本为基础，美国独占资本大举侵入台湾，促成了台湾“依附型经济”的成型。当时台湾社会的情况，其实“和中心国资本主义在发展水平上、构造上仍有巨大落差，内包着诸多复杂的问题所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