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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为了更好地吸引美国大兵来进行“性消费”，马善行还利用美军士兵长期在海外出征所产生的强烈想家的心理，推出了不同于一般妓院的“公寓文化”，要酒吧女将美国大兵带回公寓过夜，营造所谓“家”的气氛以抚慰美国大兵的思乡之情，为了体现“公寓文化”的妙处，马善行要妓女们在美国大兵求欢之际，把房中陈设的那帧假的丈夫遗像盖起来，以便卖弄风情，进一步挑起美国大兵的偷情兴奋感。马善行还担心妓女们装寡妇装不像，竟亲自教唆道：
“你们从现在起，就要扮演最不合乎时代，最落伍的中国妇女的一种，小——寡——妇。这种小寡妇的特性是，外表上看来是一座冰山，其实里面是火山。你们都要记住，你们都是婚后不久，正在享受美满婚姻生活的时候，不幸死了丈夫的小妇人。但是丈夫之情，还有，有些传统礼教的约束，你们不得不守寡。”
而马善行之所以要让酒吧女们搞乔装小寡妇的把戏，却是为了极卑劣的目的：
“人家问你你才开口，但也不随便开口，也不要像过去向客人讨酒喝，我们心里实在要他们请我们喝几杯茶当酒的。不然钱从哪里来？我们有一招不要忘了，以退为进。比如说，你们故意说喝了酒会叫你糊涂地失节，你这么一说，老美不请你喝上三十杯才怪……”
小说以这种漫画式的夸张描写，生动地揭露了马善行这个出卖民族尊严和传统文化来巴结外国人的无耻之徒的灵魂，口头上挂着传统“礼教”，骨子里却是利欲熏心。就是这样一个寡廉鲜耻的民族败类，其名字居然还叫什么“善行”，真不知其“善行”表现在哪里？这可真是莫大的讽刺啊！当所有的准备工作都基本就绪了以后，马善行还特意搞了几次模拟推销的排演——叫几个洋人朋友在酒吧开张之前，来酒吧进行实地测验，考察酒吧的销售效果到底如何。
除了以上的举措之外，尤其引人注意的是，小说的构思中还巧妙利用了“广告”这一特殊的艺术道具。由于广告是现代消费社会中最具有推广威力的行销手段，不仅是商业经营的一种方式，也是产品行销的工具，更对应了一个色情消费的商业社会。因此小说构思中充分运用了现代“广告营销学”的理论，并以此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将广告的理念与施行转化铺衍成为小说情节，增加了小说的刺激性与趣味性，更反映了台湾社会的变迁，以此批判了色情消费恶性发展的都市文化。为了扩大“小寡妇”酒吧的客户来源，以及迅速增加“小寡妇”酒吧的特殊“商品”——酒吧女的销量，马善行充分利用现代广告的威力来进行宣传和推销。马善行所策划的“小寡妇”酒吧的跨国色情广告的重点与中心意旨，完全集中于突出“性爱”这一特色上面，针对的主要对象是“越战”中到台湾调整身心进行轮休的美国士兵。马善行采取主动出击的广告战术，他认为“广告”便是经营者的行销策略，因为“广告是一件很重要的工作，尤其是对美国人，他们从小就被广告长大的”，因此他为酒吧制作的广告文案完全符合商业逻辑和美国大兵的心态与喜好：第一步当然是“小寡妇”这个具有创意的构想，“对一个想找个女人安慰的美国大兵来说，小寡妇更具有魅力”；第二步就是如何把这种性质特殊的“产品”推向市场，在马善行的一手主导下，他精心地选择了发表广告的媒体，以及利用媒体播出广告的时机，以及广告上精密设计的图文和数字，小说中对此有着极为详细的描写：
“我们广告不一定很花钱，跟我们过去露西酒吧在China Post上面登广告一样，可能开始次数要多一点，一出了名，以后也用不着花钱，乐于此道的美国大兵，自然就发生Mouth
munication口交口，义务替我们宣传，说不定还会得到Times或NewsWeeks的免费Publicity。……”
…………
“这个问题我都想到了，我们的广告虽然刊登在英文的刊物上，但是我们用的不是英文。我们有时用西班牙文，有时用德文，有时用法文，或是意大利文。因为美国的军官，他们在学校时都选修一门外文。一定有人看得懂。这么一来，英文刊物上登的不是英文，特别醒他们的眼。他们会奇怪，一觉得奇怪就上钩了。还有我们‘小寡妇’三个字，还是大大的用我们的中国字。久而久之，他们也会懂。”
…………
小寡妇开幕的前三天，他们就在此间外文的刊物上，在固定的边栏刊登广告了。广告的内容，画面用漫画画一座待发射的火箭，火箭身上写着“小寡妇”。没什么文字，只写“请注意小寡妇倒数归零！”
开幕前三天，只写个电脑阿拉伯数字的“3”字。
开幕前两天，只写个电脑阿拉伯数字的“2”字。
开幕前一天，只写个电脑阿拉伯数字的“1”字。
开幕前那一天，画面上的火箭不见了，只留下整个画面的烟雾。而以烟雾衬底，排好如下的文字：
大标题：美国的亚洲外交为什么失败？
副标题：因为美国人不懂什么叫做入乡随俗！
说明的文字：如果你想懂得什么叫做入乡随俗的话，请你到锦西街，来问问我们的小寡妇便知道。知道。
在衬底的烟雾中，还露出几个披发篷的小寡妇的笑脸。
很显然，“小寡妇”酒吧这则图文并茂的以卖淫为商品消费的广告，的确可谓出奇制胜，有着巨大的诱惑力和吸引力，因为它确实充分抓住了人们的猎奇心理。果然，“那一天小寡妇一家人都很乐。其中马善行比谁都高兴，几份登有广告的外文刊物插在西装袋，一会儿接电话，一会儿听人家来告诉他一些消息，虽然还不到营业时间，但是由广告引起的反应，已经够热闹了。单单同业的经营者和吧女，很多因为好奇来造访的不少”。确实，在这份广告连续性刊登的攻势下很快就取得了成效，包括美国大兵、日本报导家、CIA的人等都有了反应，而两个前来挖新闻的记者冈本、宫入更是直截了当地予以了“赞扬”：“你们小寡妇的广告很成功。”这则“卖春”广告获得的巨大成功，其实也就是马善行推行的商业经营策略的成功。于是“小寡妇”酒吧的生意日渐兴隆起来，来此进行“消费”的“顾客”也越来越多，酒吧的名声也越来越响亮。“据小姐随时告诉马经理，他们很多人都是看了报纸广告，慕名来的”。妓院也好，酒吧也罢，原本总是很难摆脱人们对于这种色情行业的固定印象——罪恶的渊薮，里面充斥着腐败与堕落，但这则广告却将其与“美国的亚洲外交为什么失败？”连为一体，使严肃的国际外交政策和肮脏的跨国“性消费”之间产生了一种滑稽可笑的联系，其间的嘲讽与批判意味可谓不言自明。
随着马善行精心策划的商业计划得以步步展开，成效也日渐显现出来了。“小寡妇”酒吧正式开张以后，生意出人意料之外的好，上门的美国大兵络绎不绝，酒吧女们应接不暇，此时为了中饱私囊和盘剥到更多酒吧女的血泪钱，马善行很快将酒吧里的屏风拆掉，让一个个困缚在屏风里的小寡妇脱茧蜕变成四处飞舞的花蝴蝶，从而大发其财。很显然，酒吧屏风的建与拆，完全是建立在商业利润赚取额度是高还是低这架天平上的。至于所谓的“屏风文化”与“公寓文化”的核心，其实质就是以商业逻辑运作的畸形变态的“卖淫”文化，人性在这里被扭曲，尊严在这里被践踏。小说由此批判了台湾社会腐朽没落的文化现象，指出这种表面上“冠冕堂皇”的“屏风文化”、“公寓文化”，其实恰恰是出卖肉体与灵魂的写照，散发着缕缕血腥味和肮脏的臭气，彰显出台湾妇女的不幸，以及她们肉体与心灵所受到的戕害与摧残，揭露了新殖民主义买办商人的丧尽天良与寡廉鲜耻。其实小说所表现的这种“跨国性买春”行为，以及“国际卖淫业”施行现代性企业化管理的趋势所象征的性交易则还含有更深一层的殖民意涵：马善行经营“小寡妇”酒吧牟取暴利的过程表现了新殖民地买办精英的“自我东方主义”，即为了使自己被殖民者依靠和接受，利用西方或殖民者的“东方论述”，或利用带有西方中心主义偏好的想象来论述与重塑自己，以便在西方世界中立足，投西方殖民者所好。买办知识精英马善行为了赚取更多的商业利润，不惜有“理论”有“知识”地出卖妇女同胞的灵肉，从而有意识地成为西方对中国施行“东方论述”的帮凶。马善行之流在金钱的奴役下，灵魂彻底地堕落了。他们的堕落，既不是缘于盲目无知，更不是外力胁迫所导致的，自始至终都是主动与自觉的，因此就更加令人痛恨与愤怒了。
小说越是写出马善行竭力经营“小寡妇”色情酒吧的精心，就越是无情揭露了台湾六七十年代的所谓“经济起飞”的底蕴下所隐藏的肮脏与血泪。为了赚取美军的钱，马善行这个无耻之徒的确是不择手段，挖空心思，无所不用其极，不仅用所谓富有民族色彩的“小寡妇”去招徕美国大兵，而且从广告、招牌、室内装潢，到酒吧女的化妆、服饰、言谈、举止等所有细节性方面一一对酒吧女进行精心的讲解和培训，让她们把美国人引入高级公寓里的自己的“家”，而且一切都要突出“小寡妇”的特点，以所谓“入乡随俗”来刺激美国兵的好奇心使他们上钩，从而把酒吧办成闻名世界、独一无二的“特种行业”。小说对这个迷信行销企划的新殖民经济下的买办知识分子，的确是极尽讽刺之能事。小说所反映的时代画面相当广阔，采用了写实与幻觉穿插的叙事方式，结构上较好地运用了电影蒙太奇的组接手法和漫画式的艺术夸张技巧，对台湾都市弥漫的新殖民主义文化进行了严厉批判。特别是小说末尾指出，当“越战”以美国的败北，印度支那半岛的统一于1970年初结束之后，台湾恶性发展的色情业也开始走下坡路了，就在“小寡妇”之类的酒吧行将萎缩之际，小说透过马善行又去改营房地产那个“最热门、最赚钱的生意”时说的一番话，不仅再次揭露了马善行精明机诡和见风使舵的丑恶嘴脸，而且暗示台湾的色情行业已赚取到了大笔美国兵的钱，从而使台湾“现在的经济起飞，工商业发达，都市繁荣起来了”，然而，这种“繁荣”却是以出卖台湾妇女的色相与肉体换来的，是以毁坏民族尊严而换得的，有着恐怖的后遗症。酒吧女阿青的经历就是一个最好的证明。阿青在其情人美军黑人士官史密斯因吸毒被押解回国后，不仅摆脱妓女生涯的希望彻底破灭，而且不得不继续用出卖皮肉挣来的血汗钱养活自己和混血儿小黑。许多酒吧女们在侵越战争结束后，成了被美国大兵遗弃的真正“小寡妇”；可是那些真正从这个“特种行业”获利的酒吧老板们，则在越战结束之前就已找到了新的投资门路了。这种种人间不平，实在不能不令人低头深思。显然，小说无论是对民族崇高美德的张扬，还是呼唤民族精神与爱国感情的回归及重振，都流露了一抹世风日下的无奈，展示了对民族意识与爱国感情日趋淡漠而产生的忧患情怀。虽然在1977年前后爆发的那场台湾著名的“乡土文学论战”中，黄春明没有直接写文章加入“打笔战”的行列，但不可讳言，当时论战中提出的许多重大的政治性议题，黄春明早就以他的文学创作提出来了。特别是“乡土文学论战”的焦点之一：关于台湾是否属于殖民经济的问题？黄春明早在“论战”之前与“论战”期间，用他有意创作的一系列作品和艺术形象对这个问题做了形象解答，这一切的确充分显示了他作为一个现实主义作家见微知著的洞察力和高瞻远瞩的眼光。
若从小说表现的“反战”意图这个视角来看的话，这篇小说显然也有着特别的意义。虽然说“越战”期间美军将台湾当作“嫖妓”与“度假”的“胜地”，不过小说所刻画的进入“小寡妇”酒吧“买醉”或“买春”的美国大兵都没有被随便塑造成色欲熏心的登徒子，作者反而以同情的笔调将这些美国大兵远离家园、饱经战火摧残的脆弱心灵表露无遗：“史密斯、史提夫、路易、汤姆、比利这五个美国大兵，对‘小寡妇’酒吧里的吧女投注的感情不同于一般声色场所里常见的露水姻缘。他们在酒吧里将自己在战场上的恐惧不安藉由情爱肉欲宣泄而出，待内心积蓄的压力完全释放之后，再重新投入纯真的男女之情。”小说以文学方式批判了美国侵越战争。小说中不仅描写了一个在越南人民战争中草木皆兵的拉锯战环境下一度狂乱、罹患精神性阳痿的美军士兵路易，透过他受伤的心灵揭露美军在越南对平民的强奸和滥杀；而且还透过少不更事的比利和汤姆的醉酒之后以杀人数目向酒吧女们炫耀的谵语，特别是酒醉的汤姆回想起了他在“旧金山顶预备营”执行警卫任务时开抢打死了“反战”的好友荷西的往事，揭露了越战战场上美军在荒谬的国家伦理教唆下，犯下的肆意屠杀越南平民的反人类的罪行，使美国侵越战争的非正义性和非人道性鲜明凸显出来了，激起人们对于这场战争的反思，促使更多的人加入到“反战”运动的行列中去。至于故事结束时，所描写的被国家战争机器拨弄，在战场上失臂致残、九死一生的美国大兵比利和酒吧女菲菲两人最后因真爱而走到一起的场景，则体现出了作者对受尽侮辱与损害的弱势群体的一种悲悯情怀。
《大地之子：黄春明的小说世界》
第三章 冷峻的殖民批判——黄春明小说创作的第三阶段
第五节 《我爱玛莉》
70年代中后期，世界经济迅速发展，商贸全球化的浪潮席卷了台湾，台湾随之搭上了资本主义高速发展的列车，不少跨国公司相继进入并占领了台湾市场，特别是美国和日本输出的政治、经济、文化影响日渐深广地渗透和侵入台湾社会的每一隅。换言之，台湾正在日益深入地沦落为美、日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新殖民地”。当时整个台湾皆在快速的转变之中，不仅乡土日趋边缘化，而且传统亦日益没落，全社会不由自主形成了一种贪婪、粗鄙、急功近利的资本主义“市侩文化”，特别是像台北这样的工商业兴盛的大城市中，传统文化与道德的阵地更是不断地迅速沦丧，人性与人心皆以令人惊讶的方式异化，当老板的惟利是图、无视道德，中上阶层一心向往西方式的生活，作为社会良心的知识分子甘做洋奴、仰人鼻息，当时的台湾社会确实陷入了一种“全盘西化”的陷阱之中，崇洋媚外，特别是“崇美媚日”已成了一种社会通病，台湾一时间面临着何去何从的严峻选择？而黄春明的小说《我爱玛莉》发表于《中国时报》“人间”副刊的时间是1977年9月，当时台湾著名的“乡土文学论战”正处于高潮时期。当时台湾的知识界和文化界的有识之士敏锐意识到了新殖民主义的弊端，大声疾呼回归乡土，重建民族自信，从思想和精神上反思和清算新殖民主义的经济、文化侵略所造成的祸害。黄春明虽然没有直接撰写论争文章投身于这场影响深远、意义重大的“乡土文学论战”中去，但他却并不是一个冷眼的旁观者，而是以他擅长的文学的形式，用一系列小说狠狠地讥刺了新殖民地政治经济关系中台湾买办阶级知识分子的荒谬与丑恶，揭露了台湾现实社会中潜伏的深重危机。这篇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个买办商人大卫？陈，这是一个异常典型的“黄皮肤白面具”型的洋奴。小说以传统与现代、本土与西方激烈冲突和撞碰的台湾现实社会为背景，以其犀利的笔触、愤怒的激情，以及幽深的目光洞察了人物的灵魂，用简练精妙的手法勾勒出人物的丑恶嘴脸，形象反映出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人性畸变和人心裂变的危险。
小说一开篇就以“名正言顺”为小标题，迅速将主人公大卫？陈推到前台进行介绍。大卫？陈原名陈顺德，本是一个小地方的初级中学英语教员，来到台北后幸运地抓住了机遇，进入一家美国公司做事，一两年后升任经理，后又抓住机会走进了洋机关，几经钻营，在人事资料上，他年年都有小幅度的升等。大卫尝到了当洋奴的甜头。他以西方生活方式为最高的价值取向，迅速将自己“美国化”，他打洋腔，摆洋谱，甚至甘于扬弃自己的名字，为了讨洋老板的欢心，他将自己的名字改为英文的“DAVID”，用中文念起来就是“大卫”的谐音，可是他的洋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