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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上面各节所介绍的黄春明在这一阶段创作的主要小说篇目之外，黄春明以其开放的现实主义理论为指导，还创作了另一些值得注意的作品——《小琪的那一顶帽子》和《鲜红虾——“下消乐仔”这个掌故》。这两篇小说仍然延续了黄春明前一时期关怀“小人物”的情怀。《小琪的那一顶帽子》通过两个推销日本武田快锅的台湾小职员的遭遇，揭露了日本对台湾“经援”的美丽谎言，就像那声称性能优质的快锅的爆炸一样，最后将给台湾民众带来无法想象的可怕后果。小说以两个悬念构成：一是美丽娇羞的少女小琪老是戴着齐眉帽子底下的秘密；一是主人公推销的日本武田快锅优质性能的真伪。故事有头有尾，情节跌宕起伏，结局出人意料，令人感到异常失望和悲哀。小说最后以象征日本“经援”的武田快锅的突然爆炸，揭破了日本经济殖民台湾的真相。小说开始时，主人公王武雄和林再发一出场就带有很深的暗示意味。为了实现过上好日子的梦想，王武雄和林再发当上了“武田瓦斯快锅”的推销员，他们接受这份工作时，公司的董事长和总经理站在公司门口，一边皮笑肉不笑地同属下员工一一握手，一边又说：“从此公司就看你了。”接着便教训员工，握手要“轻重适度”，以免让对方感到“失去信心”和“诚意”。这虚伪的一幕，既象征了日本对台湾“经援”的虚伪，更暗喻了结局的残酷。王武雄和林再发接受了这份到临海小镇推销一百个快锅的工作之后，面对快锅在小镇无人问津的窘境，两人感到十分烦恼。虽然他们兢兢业业地努力推销着快锅，但依旧是业绩不彰，两个星期都没卖掉一个，王武雄为此萌生了去意。而林再发为了生计，始终真诚努力地对待着这份工作，他对王武雄说：“工作不只是向公司交代，同时也向我们自己交代。你才二十出头的少年家，你可以这样想。我三十多了，我可不能跟你一样的想法啊。”林再发甚至在快锅爆炸、受难的当天，敬业的他临出门前还信心十足说“看今天了”，充满希望的他，得到的竟是生命垂危的回报。为了完成推销任务，林再发亲自进行现场表演，想以快锅功能的“优越”来吸引顾客，却不料第一次试验，就引起了爆炸。当场炸死了三个人，多人轻重伤，林再发的脖子也被快锅的一块碎片砸了进去，送入医院后已是奄奄一息。可是祸不单行，就在林再发生命垂危的关头，邮差却捎来了他太太美丽的信。信中说她跌了一跤，恐怕会早产，要林再发立刻回家。此时的王武雄又意外地发现了美丽小琪帽子底下的真相，竟是不堪目睹的丑陋头盖骨。至此，小说的寓意完全呈现了出来：美丽的小琪的帽子下掩盖的原来是覆满了怕人疤痕的头盖骨，少女的美艳顿然全失；林再发当众表演快锅的优质性能时，回报的却是一声夺人性命的剧烈爆炸。小说以对比象征的手法，将少女的美艳与日本快锅所宣传的优质性能对比，将帽子下丑陋的头盖骨与快锅爆炸造成的死伤惨景对比，将两者之间丑陋的真相揭示出来，进一步形象地印证了日本“经援”的虚假性和横暴性。“日本武田快锅”的爆炸声，既造成了林再发及其家人的悲剧，同时说明了日本公司老板所宣传的所谓的“先进”与“优质”的快锅性能，全是一场赚人钱财的骗人把戏。这个林再发想以之维持生活，并改善待遇的“日本武田快锅”的猛烈爆炸声，不仅炸碎了林再发的梦，而且也炸碎了日本经济殖民下台湾民众的梦。这声爆炸，确实给人留下了无限的思索空间。不过，小说并未就此打住，而是在批判日本对台湾的经济新殖民的同时，也发掘出了普通台湾民众潜藏在灵魂深处的震撼肺腑的心灵美。面对林再发生命垂危、其妻又遭遇小产先兆的危难时刻，王武雄这个才刚二十出头的年轻人毅然决定由自己全部承担下林再发一家的重担。他的心中浮凸起一个念头：“我手放进口袋里把信掏出来握在手里。这时有一个很短暂而坚决的念头在我脑子闪现了。要是林再发死了就跟美丽结婚。我知道这在一般人看来是很荒唐，说不定还被视为卑鄙。我不管，要是林再发死了，美丽，还有那个小孩怎么办？我要尽我的努力，让美丽相信我，嫁给我。想到这里我泪流得更厉害。”在这里，王武雄勇于负起对朋友责任的行为，显示的正是社会底层的弱势群体相濡以沫的宝贵情谊，这是在危难时刻，发自内心深处的生死与共的美好心灵。换言之，小说通过发现了残破不堪的世界的真相的王武雄，毅然发愿要去娶林再发的遗孀，并且抚育其遗孤的善良行为，肯定了人与“社会”抗争的勇气。至于《鲜红虾——“下消乐仔”的掌故》则是一篇嘲笑大男人自我意识由盛而衰的作品。故事通过描写主人公阿乐男性欲望受挫的过程，表现了如何在尊严和生存之间自处的问题。阿乐原本在村子里是很骄傲的人，这不仅因他曾打败西皮的二王，收复了福禄的地盘让人尊敬，而且还由于他的男性雄风令人羡慕。然而，人到中年却突然患了阳痿，不但被全村引为笑谈，还因为阿乐婶花了太多的公家钱来医治阿乐的病症，而导致兄弟妯娌吵闹分家。虽然“阿乐一开始就作得很好。所以即使活得并不愉快，却也没叫他活得不耐烦。”但最令阿乐不堪的是，他竟在一次打架中输给了跛子阿松，为此阿乐伤心得嚎啕大哭，这惊动了全村人赶来劝慰。日子久了当人家叫他“下消乐仔”时，再也引不起任何心底的隐痛了，甚至还能很有礼貌地和对方聊闲话、拉家常。很显然，只要放下自怨自艾的无谓的大男人意识，阿乐依旧可以在社会上享受群体关系中的情感交流。虽然阿乐丧失了性爱的能力，但他没有丧失圆融的求生智慧，仍然能保持和谐的人际关系。
《大地之子：黄春明的小说世界》
第四章 悲悯的人道关怀——黄春明小说创作的第四阶段
台湾从早期的农业社会，经过六七十年代的经济起飞到八九十年代的工商业发达的一系列转变。虽然带来了富裕与繁荣，却也造成了各种矛盾与冲突。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台湾乡土社会人口的外流所带来的家庭结构的重大改变。换言之，就是大量的年轻人纷纷出走流向都市，农村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严重。面对这些新出现的现象，进入八九十年代的黄春明，开始将笔锋转向传统文化消失之后，台湾社会中出现的老人问题、环境问题，以及现代资讯问题上。因为他深切意识到：
老人的问题是目前台湾社会问题里面，最具人文矛盾的问题。今天有多少老年人，分别纷纷被留在渔农村落的乡间，构成偏远地方高龄社区的社会生态。他们纵然子孙繁多而不能共聚一堂，过着孤苦的日子。在富裕的物质社会里，都还曾经有过美好的憧憬，但他们万万没想到，结果只是让他们空欢喜过一场。过去，他们再怎么穷困的日子，他们都尽了养育子女，安养高堂的责任。哪知道轮到他们登上高堂的地位时，子女还有孙子都不在身旁。醒着的时候，不是看电视，就是到庙里闲聊。问他们现在做什么事？他们会无奈的笑着说：“呷饱闲闲，来庙里讲古下棋，等死。”
……看看我们目前的台湾社会，我们在经济上创造了奇迹，而产生奇迹的这一代的老年人，却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处境，在乡下忧忧闷闷，默默地迎送每天的落日。
……想一想，在某些方面来看，台湾有今天的成就，绝对和这些老年人年轻时所流的血汗，打下坚硬的基础有关。今天我们的社会不懂得谢恩，还“劈柴连柴砧也劈”。黄春明：《放生？自序》，见小说集《放生》，（台北）联合文学出版社1999年10月初版。
正因为如此，黄春明产生了“为目前在台湾社会里面的老人抱屈”同①。的强烈愿望，决心用他的笔“为这一代被留在乡间的老年人做见证”同①。。因此自从发表过《我爱玛莉》之后，沉寂了将近十年的黄春明重新开始进行小说创作。他这一时期的主要作品如下：《大饼》、《现此时先生》、《放生》、《瞎子阿木》、《打苍蝇》、《死去活来》、《银须上的春天》、《最后一只凤鸟》、《九根手指头的故事》、《呷鬼的来了》，以及《售票口》等。这些小说大部分都是以富有乡土气息的笔调和悲天悯人的情怀，精心描述老人在现代社会中各种有形或无形的悲哀与无奈。在快速变迁的台湾后工业化时代，年轻人相继向外流失，他们到城市中去实现自己的各种梦想；与此相对，乡村中到处呈现的却是一个任老人们自生自灭的世界。传统的“孝悌”，已经被势利的现代人彻底扭曲、异化了，现代的年轻人只管父母的物质生活，却完全忽视了老人们的心灵需求。黄春明本着悲悯的人道主义情怀，为这些被子女与社会遗弃的老人们发出了抗议的呼声，同时还努力探索造成这些问题的复杂原因。简言之，黄春明这一时期的作品大部分都是反映台湾社会转型完成之后，在生活普遍富裕的景象下乡间老人的感受，呈现出传统与现代之间巨大落差而造成的种种问题，提请人们关怀这一个被台湾社会忽略了的弱势群体。
第一节 《现此时先生》
1986年发表的《现此时先生》是黄春明关注台湾社会的“老人问题”之后所写的第一篇小说。从这篇作品开始，黄春明陆续创作了一系列以老人为素材的小说。这篇小说写一位被人戏称为“现此时先生”的偏僻乡村读报人，由于一则现代媒体资讯编造、杜撰的假新闻而丧命的故事。
故事发生的背景是在一个名叫“蚊仔坑”的偏僻台湾小山村里。生活在这里的老人们仍然过着传统的文化社交生活，不过现代文明之风也缓慢地吹进这里了。小说一开始就给我们描摹了一幅远离了城市喧哗的宁静、安详的乡村社会图画：
蚊仔坑的三山国王庙并不大，更谈不上堂皇，倒是和小山村相配。庙早已经破旧了，这也跟留在村里的旧农舍、老猫老狗和老年人，都显得很相配。整个村子，一年到头都笼罩在惨淡而和谐的空气中，始终不失那一份悠然自得的神情。
三山国王庙算是小山村的文化中心。溽暑的夏天，就在庙庭的榕荫下，酷寒的冬天，就在庙内的厢房，没有一天，小孩子们不来这里蚕食未来的时光，一口一口地溅出欢笑和哭声。老人家来得更勤，没有一天，不聚集在这里反刍昔日的辛酸，慢慢细嚼出几分熬过来的骄傲和叹息。
在这里，真实生动地呈现出了台湾农村普遍的人文景观，小说以此为背景，叙述了一群活在过去岁月中的老人，处在封闭空间里和时代社会疏离的情况：
多少年来，三山王国庙的老人，除了和其他乡下的老人一样，大家喜欢聚在一起，古今中外，天南地北地闲聊之外，他们多了别地方少有的日课节目，那就是现此时先生念报纸给大家听。
由此可见，“蚊仔坑”的这群老人生活在一个文化落后、信息闭塞、自我封闭的空间中，而与现代社会渐渐产生了疏离。他们与古人生活惟一不同的地方，就是多了一项娱乐——听“现此时先生”念旧报纸，从中获取一些关于外部世界的新信息。处在这一群文盲的老人中，惟一一位识字的老人是患有严重气喘性心脏病的“现此时先生”。他是这群老人中间的核心人物，由于他读报时，经常使用“现此时”的口头禅，久而久之人们将他的本名忘记了，都以“现此时先生”来称呼他。因为数十年如一日地为大家念报纸，报纸成了他在老人中间建立尊严及地位的象征。不过，有意思的是，他所念的报纸的来源却很随意，不是山下杂货铺包东西用的，就是进城的人在车站顺手捡回来的。这种获取新闻的渠道，不仅令新闻的即时性、迅捷性在这里荡然无存，而且也间接映衬出“蚊仔坑”的偏远与荒凉，更令人们为这群老人的孤苦、无依感到心酸。随着岁月流逝，听“现此时先生”念旧报纸，成了这群乡村老人的习惯，他们之间“久而久之，就变得念的人不念给人家听也不舒服，听的人不听人家念也不对劲的这种内部浓厚，外表平淡的关系了。”由于这群淳朴的老人们信守着传统的礼俗与信仰，因此他们对报纸上所说的一切毫无保留地全盘相信，“现此时先生”对报纸的信任更是达到了“崇拜”的地步；而“现此时先生”的权威也因报纸而确立。关于这一点，小说设计了一个情节来说明。当这群老人对于世风日下，古老的“斩鸡头”发誓不再灵验的事进行议论时，“现此时先生”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他认为这是由于现在“斩”的是美国生蛋鸡，闯入地藏府告枉死状时，说的是美国话，地藏王听不懂，所以“斩鸡头”才不再灵验。当大家对他的观念表示质疑时，他就用“报纸说的”来说服大家。因为，“从他长久念报纸给老人家听的经验，只要说是报纸说的，他们就无条件地相信，所以他也常常把自己的看法，夹报纸说的权威来建立他的地位。这一点，最明显的地方是，他爱发表意见，爱批评，感觉上他是最讲道理。争论间，也最爱提醒别人要讲道理。”显然，“现此时先生”多年来的权威，就是建立在这群老人对报纸的崇拜与信任上的。
可是，有一天“现此时先生”在给大家读报时，竟在一张过期报纸的边角补白上发现了关于他们居住的“蚊仔坑”村的一则新闻，“现此时先生”为此用比平时更认真的态度给大家念这则新闻：
看到大家都听他之后，他低下头念起来了。“现此时，福谷村黄姓村民，就是说福谷村那个所在，有一个姓黄的人，其所饲养的母牛，昨日生下一头状似小象的小牛。知道吗？唷！现此时，这位姓黄的人，他所饲的牛母，昨天生一只牛仔子，不像牛，像一只小象。大家不要说话，下面还有。现此时，小牛经过饲主小心照料，可惜隔日即告死亡。……”
一开始，这群老人家是“做梦也没想到，这么偏僻的地方也会上报。这对他们来说，是小消息、大事件哩。他们受宠若惊得难以置信。”然而，兴奋与惊喜过后，一向听命于报纸的他们，却对这则“新闻”的真实性发生了质疑，都感到难以置信，甚至连“现此时先生”自己也产生了同样的疑问，因为毕竟不可能近在咫尺的地方发生了这样的大事会没人知道。于是，大家不禁开始怀疑“报纸说”，因而也连带着怀疑起“现此时先生”多年来从“报纸说”上所建立起来的公众权威。小说生动地呈现了已经与报纸融为一体的“现此时先生”此时的矛盾心情：“现此时也知道，但是大家带着怀疑的眼神逼视他时，本想跳出来表示同样怀疑的他，却又退回报纸的一边拿不定主张。”可是，怀疑的声浪愈来愈高，“现此时先生”感到他几十年间辛苦建立起来的声望、地位、价值与面子受到了空前的挑战，因此，为了顾全自己在众人面前的尊严，不服输的“现此时先生”决定把这则“新闻”核实清楚，他向大家提议到现场去探勘，在“现此时先生”的率领下，一群老人浩浩荡荡前往坑顶去看那头生出小象的神奇母牛。小说以一种哀矜的笔调叙述了这一幕：
太阳将要从坑顶的那一边往下坠，由现此时带队的老年人从这一边沿着相思林往坑顶爬。
太阳越坠越大，老年人已散落不成群。
太阳越低越红，现此时落在最后头，抱着一棵相思树喘息。金毛停下来关心地俯视他，想说什么，却说不出话来。现此时的身体抽了一下，金毛焦急地跑近他的同时，他松抱而慢慢地滑倒在地上。现此时最后一眼的印象，觉得金毛的身影竟是那么地巨大。
大嗓门的坤山最先爬上坑顶。他望了一下已失去大部分光芒的落日，回头向下面叫嚷：
“到了——。”
下面从不开玩笑的金毛的回音：
“现此时死了——。”
一片很清楚的幽静。
“现此时死了——。”
小说在这里用富有象征意味的笔法刻画了一个为了维护尊严而失去生命的可笑老人形象。“现此时先生”的死，其实也反映了那群被遗忘的乡村老人对社会的一种无声抗议。“现此时先生”还没来得及证实那则新闻，就在爬山路时心脏病发作，命丧九泉了，其实他之所以要竭力证实报纸上的消息，最根本的原因还是为了确证自我的地位和尊严。他的行为虽然带了几分迂腐与愚昧，但却让人感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