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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 宋高僧传 唐上都青龙寺法朗传》中记载：“龙朔二年，城阳公主有疾沈笃。尚药供治无所不至。公主乃高宗大帝同母妹也。友爱殊厚。……”也就是说，城阳公主也是长孙皇后所生，她一共生育了七个孩子。）
做为皇后的嫡出长女，长乐公主得到了太宗特别的宠爱，当她出嫁时，太宗下令为女儿准备倍于妹妹永嘉长公主的嫁妆。嫁妆还没备好，魏征就得到了消息（老魏头在管皇帝闲事方面格外得心应手，就象有顺风耳的一样）。他马上跑来进谏，太宗只得收回成命。回宫后，他带着歉意将这件事的经过告诉了妻子。长孙听了非但不埋怨，反而说：“我与陛下是结发夫妻情义深重，每次要说话时仍然要察颜观色，不敢轻易冒犯陛下的威严。如今魏征身为外臣，却能不顾自己的安危犯颜进谏，实在是难得的贤臣。常言道‘忠言逆于耳而利于行’，希望陛下详查。”随后，她又赐给魏征钱四百缗、绢四百匹，并传话说：“早已听说您的正直，如今才终于见到。希望您继续保持这样的心地情操不要变易。”
魏征实在是个不会看领导脸色的部下，他曾经不止一次地当面让太宗下不来台。有一次，太宗实在是被他顶撞得气愤不过，退朝之后恨恨地对皇后说：“总有一天，我要杀了那个乡巴佬！”长孙皇后问谁是这个乡巴佬啊？太宗咬牙切齿地道：“魏征这个家伙，总是当着满朝文武的面羞辱我！”长孙皇后听后返回自己的宫中更换朝服肃立于庭中向太宗行礼。太宗惊问原故，长孙答道：“妾闻主明臣直。如今魏征如此耿直，自然是因为陛下你已为明君。我怎能不向陛下道贺。”长孙以她的睿智和对丈夫的了解，轻轻的化解了太宗的怒气，既救了魏征，又令太宗明白直谏之臣的可贵，也加深了夫妻间的感情。
长孙皇后所做的这些，即使你认为她是在做秀，是在故示大度，她也还是做了，而除了她，再也没有其它的皇后做到过。
长孙氏所做的这些，是在做表面文章迷惑世人，以图巩固后位，方便自己做太后并为所欲为吗？
答案：不是。
那一年，正当盛年的李世民忽然身患重病，累年不愈，几度危殆。长孙氏虽然贵为皇后，仍然昼夜不离地侍奉着自己的丈夫。在细致入微地照顾丈夫的同时，她飘飘的衣带上时刻都系着毒药，当毒药被丈夫发现之后，她平静地解释：“若有不讳，义不独生。”
——长孙皇后的毒药，映照着她的心境，与她的丈夫不惜带着可能是个拖累的她齐赴玄武门之变的那一刻遥相呼应。
史书上的长孙氏，总是那么的端庄慈祥，雍容华贵，似乎她生来就是这么个庙堂泥胎的“娘娘”模样。总算她留下了一篇诗歌，使我们能够看到大唐皇后巍巍母仪下的另一面。
“上苑桃花朝日明，兰闺艳质动春情。井上新桃偷面色，檐边嫩柳学身轻。花中来去看舞蝶，树上长短听啼莺。林下何须远借问，出众风流旧有名。”
那个桃花映照下美丽非凡，毫不掩饰情愫的怀春女子，才应该是真正属于长孙氏的形象吧。只是在这世上，只有李世民才明了那份“出众风流”有多么流光溢彩。
在她端庄无妒的皇后风仪下，仍然是一份鲜卑女子特有的固执爱情。只是她的表现方式，与独孤伽罗那么的不同。与其说她善待宫妃儿女纯是因为天生的善良体贴，不如再浪漫一点说她爱这个男人到了极处，甚至于宁愿委屈自己，也要让他尽情地随心所欲。（不要跟我说什么因为他是皇帝，她不得不忍耐的话，因为早在少年初婚时，她就已经开始这样迁就他了）。煌煌史册，唯有那颗毒药令人晕眩地展现了一次长孙氏深入骨髓的痴情。
只可惜，面对那颗沉重的毒药，史书却非要说，那是因为长孙皇后不愿让自己重蹈吕后覆辙，所以打算提前解决自己，“以绝后患”。官方的神来之笔，实在令人哭笑不得。一对自幼结发的夫妻，在丈夫似乎将要走到生命尽头、妻子甘愿以身相殉的时候，（即使他们是皇帝和皇后），又怎么可能以这样的官腔表白心迹？！
然而，长孙皇后的这颗毒药没有得到派上用场的机会。太宗康复后不久，长孙氏就病倒了。
长孙所患的病，是多年旧疾“气疾”（哮喘、肺病）。用中医的观点，这实在是令人无法轻松的疾病。肺主气主悲，气不畅则郁闷焦虑夜不能寐。就算不发病，人也常有心思缜密多愁善感的倾向。然而就是这样体质的一个女人，却自幼丧父、寄人篱下。虽然长大后她找到了爱情，偏偏爱上的男人是李世民。幼年的不幸似乎只教会了她善待别人，却偏偏没有学会善待自己。嫁给李世民二十三年，是八千多个日子，她究竟又能有几个轻松安眠的夜晚？多年压抑的情绪，只会将她的旧病越积越深。
贞观八年，在生育最后一个孩子新城公主前后，潜藏已久的病魔终于发作，并迅速吞噬着长孙氏的生命。
尽管已经抱病在身，长孙氏仍然念念不忘她的皇后职责，随后的日子，唐王朝的宫廷内部也大事不断：贞观九年，太上皇李渊病逝，贞观十年初，太宗诸弟诸子徙封……于是她的病就始终辗转反覆。
最后，在一个深夜，她强撑着陪太宗出宫视事，风寒侵袭，病情迅速加重，医生也束手无策。皇太子李承乾只得想别的办法：“能不能大赦天下，再多度人入佛道，祈求神助？”长孙氏拒绝道：“生死有命，非人力所能变易。如果行善可以延寿，我自问一生也从未做过问心有愧的事；如果无效，又何必妄求福报？大赦是国家大事，你父亲也从来不参与佛道之事，实在不必为了我一人擅动天下法度，更不能让皇帝做他原本不愿意做的事情。”
李承乾无奈，只得把母亲的话转述给了左仆射房玄龄，房玄龄又将此事转奏太宗。长孙皇后的话使众臣都嘘唏不已，纷纷请求太宗大赦并礼佛。太宗统统照办并亲力亲为。消息传到长孙氏的耳中，她反复地要求太宗不要如此，太宗只得中止计划。
长孙氏的病，终于到了不可挽回的地步。然而弥留之际，她最担心的仍然不是自己的性命，而是获谴重臣房玄龄的遭遇前途，对太宗说：“玄龄事陛下最久，一向小心谨慎，大小奇谋秘计他都有份参与，却从来没有向任何人泄露过，实在是忠心耿耿。如果不是极大之罪，陛下就一定不要亏待他。”随后她又说：“对于我的家族，要想保全他们长久，就一定不能让他们掌握权要，给一个散官闲职就行了。至于我自己，活着无益于世，死了就更不能耗费世间资财。只须因山而葬，不起坟，不用厚重棺椁，以木器陶器陪葬即可，再举行俭朴的葬礼。还愿陛下亲君子远小人，纳忠谏屏谗言，省作役止游畋，妾虽殁于九泉，诚无所恨，亦是陛下未忘妾也。”
贞观十年六月二十一日，长孙皇后逝于立政殿，享年三十六岁。五个月后，唐太宗将年轻的妻子下葬于昭陵，谥“文德皇后”。
“坤厚载物，德合无疆”。当年那副卦中的短短八个字，包含了怎样的含义，需要怎样的睿智、情操和牺牲精神，才能将这八个字写完。然而长孙氏短短的三十六年人生，却近乎完美地成为这八个字的诠释。
长孙氏死后，太宗在遗物中发现了她亲手编纂的《女则》十卷。
《女则》没有流传下来，根据记载，这部书中的内容，是采集古代女子卓著的事迹总汇，是长孙皇后平日翻阅以随时提醒自己所用，与班昭所著的《女诫》完全不是同一回事。在她生前，即使是她的丈夫都没有见过这部书。太宗手持妻子生前的著述，睹物思人更增哀伤。
长孙皇后生前，太宗虽然与她有结发深情，却仍然不免辗转于诸妃之间。似乎直到妻子彻底撒手人寰，拿到那部被翻阅得已显陈旧的《女则》，太宗才完全地触动，发觉自己失去了怎样的无价之宝，才明白自己曾经让她经历了怎样的冷清孤单。长孙氏在丈夫的思念中，日复一日地完美无瑕。所有活着的女人，都敌不过死去的她。
长孙氏去世前，太宗的女人们先后为他孕育了二十一女十三子。长孙氏去世后十三年间，后宫孕育的孩子却只有一个，而且离长孙氏之死也起码有六七年了。似乎正当盛年的李世民感受男女欢爱的激情，都随着长孙氏一起逝去了。
失去了长孙氏的不仅仅是李世民，大唐王朝也失去了它最好的皇后。
有位大人说，唐太宗李世民其实只是贞观之治的一个中心人物，那个年代真正的灵魂寄托在长孙皇后的身上。她用一种母性的慈爱和怜悯，呵护那个年代和贞观君臣。虽然世人一直认为帝父后母，但自长孙氏以后，中国的耿直之臣再也没有谁象魏征和房玄龄那样，得到过哪位皇后真正如母亲般至死都不曾忘记的照拂。她圆满了中国乾坤学说“父天母地”的女性形象。她的死却又过早结束了这一切。曾经在她的照料下稳稳当当的大唐后宫妃嫔子女，也整个地丢给了唐太宗去承担。以她的逝去为界；贞观纪年被分为前后两段，而这两段的不同，是那样的明显。贞观之治的中心人物唐太宗，也由洒脱豪放的前半生，走进了家事纷扰负担重重的晚年。
在重新起用了房玄龄后，李世民在宫中建起了一座高台层观，时常登台远望昭陵，他的妻子长眠在那里，他却还不知要到什么时候才能重新和她团聚。
然而魏征这个榆木老头却死板板地非要表现自己的百毒不侵，当太宗指着远方告诉他，那是皇后长眠的昭陵之时，魏老儿却坚持说自己老眼昏花看不清楚：“要是皇上也能时常这样望望太上皇的献陵，那我大概就能看得到了。”太宗无奈，只得拆去了那座高台，被迫收回了远眺妻坟的目光。
魏征固然是贞观名臣，但无论他做过怎样了不起的事迹，这番说话却只能勾勒出他僵硬的背影。只有从来不懂爱情更没有激情，靠呼吸教条维持生命的男人，才说得出这样愚蠢的话。只有一个根本不懂人情世故的男人，才会这样偷换概念，干涉别人的感情世界。更何况他伤害和贬低的，是曾经多次救过他的性命、给予他超出帝王知遇之恩的长孙皇后的爱情。
（老魏也许没有想到，自己死后被牵连受贬。长孙氏若还活着，他身后只怕也不会落得如此结果。）
失去妻子的李世民在此后的人生里，一直四处征召世家女子入宫。与其说是好色，不如说他试图在其它女人身上找回长孙皇后的影子。而他也似乎确实找到了一缕影子，她就是湖州女子徐惠。
徐惠是湖州人，贞观十一年被征召入宫为才人。当时她才十一岁。虽然她始终未曾生下一男半女，可是后宫中但凡妃嫔有空缺之位，晋级的那个肯定是徐惠。徐才人、徐婕妤、徐充容……五品、三品、二品……
徐惠得到太宗的由衷喜爱，是有充分理由的。她天资超常，出生五个月就开口说话，四岁能通诵《论语》《毛诗》，此后遍涉经史手不释卷，八岁时写出的文章便已流畅出彩，其父以“小山”为题命她似楚辞为文，她援笔立就：“仰幽岩而流盼，抚桂枝以凝想。将千龄兮此遇，荃何为兮独往。” 史书以“词华绮赡”来形容她的文思。现在多有人知骆宾王七岁咏鹅，却不知徐惠八岁赋词，且才华远在骆宾王之上，这实在是遗憾。
贞观中后期，唐太宗一面兴兵事，又一面兴筑宫室。贞观二十二年，时年二十二岁的徐惠看到百姓劳苦，遂上疏谏阻，这道疏被完整地记录在《旧唐书》后妃列传里面，辞曰：
自贞观已来，二十有二载，风调雨顺，年登岁稔，人无水旱之弊，国无饥馑之灾。昔汉武守文之常主，犹登刻玉之符；齐桓小国之庸君，尚图泥金之事。望陛下推功损己，让德不居。亿兆倾心，犹阙告成之礼；云亭伫谒，未展升中之仪。此之功德，足以咀嚼百王，网罗千代者矣。古人有云：“虽休勿休”，良有以也。守初保末，圣哲罕兼。是知业大者易骄，愿陛下难之；善始者难终，愿陛下易之。
窃见顷年已来，力役兼总，东有辽海之军，西有昆丘之役，士马疲于甲胄，舟车倦于转输。且召募役戍，去留怀死生之痛；因风阻浪，人米有漂溺之危。一夫力耕，卒无数十之获；一船致损，则倾数百之粮。是犹运有尽之农功，填无穷之巨浪，图未获之他众，丧已成之我军。虽除凶伐暴，有国常规；然黩武玩兵，先哲所戒。昔秦皇并吞六国，反速危亡之基；晋武奄有三方，翻成覆败之业。岂非矜功恃大，弃德而轻邦；图利忘害，肆情而纵欲？遂使悠悠六合，虽广不救其亡；嗷嗷黎庶，因弊以成其祸。是知地广非常安之术，人劳乃易乱之源。愿陛下布泽流人，矜弊恤乏，减行役之烦，增湛露之惠。妾又闻为政之本，贵在无为。窃见土木之功，不可兼遂。此阙初建，南营翠微，曾未逾时，玉华创制。虽复因山藉水，非无架筑之劳；损之又损，颇有工力之费。终以茅茨示约，犹兴木石之疲；假使和雇取人，不无烦扰之弊。是以卑宫菲食，圣主之所安；金屋瑶台，骄主之为丽。故有道之君，以逸逸人；无道之君，以乐乐身。愿陛下使之以时，则力无竭矣；用而息之，则人斯悦矣。
夫珍玩伎巧，乃丧国之斧斤；珠玉锦绣，实迷心之鸩毒。窃见服玩纤靡，如变化于自然；织贡珍奇，若神仙之所制。虽驰华于季俗，实败素于淳风。是知漆器非延叛之方，桀造之而人叛；玉杯岂招亡之术，纣用之而国亡。方验侈丽之源，不可不遏。作法于俭，犹恐其奢；作法于奢，何以制后？伏惟陛下明鉴未形，智周无际，穷奥秘于麟阁，尽探赜于儒林。千王治乱之踪，百代安危之迹，兴衰祸福之数，得失成败之机，故亦苞吞心府之中，循环目围之内，乃宸衷之久察，无假一二言焉。惟恐知之非难，行之不易，志骄于业泰，体逸于时安。伏愿抑志裁心，慎终如始，削轻过以添重德，循今是以替前非，则令名与日月无穷，盛业与乾坤永大。
唐太宗对徐惠的直谏称赞不已，不但给予她优厚的赏赐，还晋升其家人的官职。太宗并不欣赏千依百顺柔弱可怜的女人，在他生命中留下浓重印记的女子都饶有个性才华和胆量。不过男女毕竟有别，太宗并不希望她们将这种强势直接表现在外表和谈吐上，他仍然愿意看到妃嫔们娇艳的女性风情。
而徐惠在这方面也做得非常好。据说，有一次太宗命人传她相见，谁知等了半晌也不见徐惠的影子，太宗等得老大不耐烦，当徐惠终于出现的时候，他忍不住现出满脸气恼之色。谁知徐惠却毫不在意，微笑着走到书桌前提笔写下一首小诗：“朝来临镜台，妆罢暂徘徊。千金始一笑，一召讵能来？”太宗阅诗后不但气恼全消，简直立即浑身舒泰喜气洋洋，宠溺之情又多添几分。
徐惠和长孙皇后一样，几近完美地将才华、胆识、娇媚集于一身，因此她迅速地成为太宗的宠妃。
然而无论是徐惠，还是后宫中的其它女人，都无法企及长孙皇后在李世民心目中的高度。也不可能再有哪个女人能够重演一遍长孙皇后与太宗多年相濡以沫的生命交集。
太宗几乎毫无保留地将他对长孙氏的思念，倾注在了她的兄长无忌和几个儿女的身上。晋阳公主做为长孙的女儿，继承了母亲的谦恭善良。太宗脾气暴发的时候，只有这个女儿的话他才听得进去，也只有她才能为胆战心惊的重臣妃嫔宫人们挽回些局面，使他们少受责罚。就如长孙在世时一样。当最象母亲的晋阳公主于贞观十八年（公元644）夭折后，太宗一个多月无法正常进食，随时随地都会控制不住情绪痛哭，很快就憔悴不成模样。
太宗从此再没有立后。新唐书上说太宗曾经想立巢刺王妃杨氏为后，实话说我颇不以为然。当然，巢刺杨氏确实也不寻常处：她就是长孙氏死后，太宗后妃中唯一一个生育了孩子的女人。得宠应该不成问题，但她曾经是太宗的弟媳，一直在后宫也没有得到什么可说的位次，两唐书都只称她为“杨氏”而非“杨妃”。因此太宗是否真有立后之举实在大有疑问。更何况她为太宗生的儿子还被过继给了她的前夫巢刺王李元吉（新唐书是高宗李治操办的过继事宜），就这更看不出分厘曾想要册她为后的迹象了。
又有说隋炀帝公主也有议后之事的，这个倒也不是不可能。不过我也不太同意。说杨公主所生的皇三子李恪得太宗欢心是可以的，由此推论太宗也一定要立其母，就说不过去了。何况，即使在同样的说法中，往往还有一句：由于长孙无忌反对，李恪终于败给了长孙皇后的幼子李治，太子梦破。太宗后期对长孙无忌多少是有些纵容的，只怕与思念亡妻也很有关系。若不是那二十三年夫妻情深垫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