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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祯既然归到了刘娥的名下，真宗便开始计划册立刘娥为皇后了。更何况刘娥通晓书史，对朝中政事了如指掌，已经成了真宗真正的内助。
不过，大宋王朝的士大夫与其它朝代可不一样，极敢在皇帝面前甩派头、管皇家的闲事。对于后宫的隐私他们虽然不敢明说，可也心里有数得很——尤其是高品的官员，几乎都对刘德妃“生”太子的真相了如指掌。因此真宗不得不想着法儿迁就他们。在赵桢出生后的几年间，真宗凡欲“立之”，刘娥便定要“固辞”，以此平息士大夫们的汹汹议论。
这拉锯战打久了，真宗终于还是忍不住了，大中祥符五年（公元1012）十一月，真宗晋封刘娥为“德妃”，开始为她立后做最后的准备。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宰相王旦忽然宣布他“病”了，拒不上朝。刘娥对士大夫首领的这一行动的含义自然是非常了解，只得再一次向真宗“固辞”，表示自己甘愿不做这个皇后。
真宗却不想再拖了，为了不招惹老宰相和他背后的高级知识分子，他决定先给宗室及内外官员们先升官赐赏——王旦加侍郎兼清昭应宫使，向敏中加中书侍郎，楚王加太师，相王加太傅，舒王加太保……
即使如此，真宗仍然不免心虚，于是册后礼仪一应从简。既不让地方官进贺，也不搞封后仪式，封后诏书也回避朝臣公议，只下令将封后诏书传至中书省，自己家里宣布一下就完事。
就这样，牛叉哄哄的士大夫们仍然不甘心，当真宗找翰林学士写封后诏书时，第一个选中的杨亿也给他来了个当面拒绝。真宗没办法，只得另请高明。
一通忙乱之后，十二月丁亥，德妃刘娥终于成为大宋王朝的皇后——这时，她已经四十四岁了。
赵恒和刘娥从十五岁相遇到终于成为正式夫妻，至此已经三十年了。
（纵观整个立后过程，除了佩服真宗与刘娥间的情份，就是不得不对宋朝的知识分子表示羡慕：敢在皇帝面前挺腰子的读书人历朝都有，而挺了腰子还能高待遇加善终的，恐怕只有宋一朝……）
成为皇后的刘娥，从此成为真宗赵恒名正言顺的内助。她才华超群，不但通晓古今书史，而且记忆力极佳，朝政事务和大臣们的彼此关系，她只要听一遍就能把来龙去脉和细节都记得清清楚楚；在皇宫内务方面，她也努力做后宫表率，除了大型典礼之外，她的服饰简朴得与寻常宫嫔没有什么区别，处理宫中家务事也都遵照从前的定规而没有任何逾越，宫中都对她心悦诚服。
做皇后做到这样的程度，那也就怪不得赵恒对刘娥越来越倚赖了。真宗每天退朝之后审阅奏章到深夜，都要刘娥陪在身边，时时询问刘娥的意见；而外出巡幸之时，也一定要与刘娥同行。经过了三十年的风风雨雨，他们已经由“少年夫妻”顺利地过度到了“老来伴”的时间段了。
然而无论怎样，对于赵恒执意立刘娥为后、刘娥出身低贱之事，以宰相李迪和寇准为首的士大夫群仍然心有不甘。尤其对于刘娥参与政事，他们更是相当反感。刘娥自然也知道高处不胜寒，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她开始笼络自己的势力——这些人以钱惟演和丁谓为首：赵美娶了钱惟演之妹，而丁谓则是钱惟演的姻亲。两派势力势必要有一决高下的一天。
五、皇后的能量
天禧四年（公元1020）二月，赵恒患病，难以支持日常政事，上呈到皇帝那里的政务实际上都由皇后刘娥处置，一时间丁谓一派势力大盛。
同年六月，朝中发生了一件翻天覆地的大事。事情起于宰相寇准。
寇准无疑算是中国比较正派而有才干的宰相，但是自当年被贬相复相以来，他对权力的欲望已经不可避免地大涨。这从天禧年间，他为求恢复宰相之位不惜制造“天书”、将扰乱民生的祥瑞再火上浇油一把就可以看得出来，复相后他也致力于培养自己亲信朋党。而常言道，恃才者多半傲物，寇准也不可避免有这个特点。
其实朝中有些人，原本是愿意依附寇准的，但是寇准自视甚高，言行不检，经常毫不回避地显示出鄙视之意，这些没有必要的一时之快使他树敌甚多，其中便包括原本对他言听计从的丁谓，并使更多人无可选择地倒向了丁谓一方。此后寇准又因处治刘氏在四川的宗族而得罪了刘娥，更使得两者水火不容。
寇准自然也知道，刘皇后成了事实上的掌政者，对于他这个宰相意味着什么。于是他更用心地笼络真宗身边的近侍宦官。
真宗抱病日久，不免担心自己天年将尽，偶然也有过想让皇太子监国的想法（注意是“偶然”。事实上两年前他健康之时，连立太子都是很不情愿的，唯恐一旦册立太子会形成“朝中二君”的形势）。而这个偶然的想法他曾和自己的亲信太监周怀政商量过一次。
而这个周怀政是属于“寇准派”的，而且立刻就跑去把这个消息告诉给了寇准。寇准自然对这种前景心驰神往——太子才十岁，他能监国吗？实际上的监国者那不就是以寇准为首的士大夫了？不但可以彻底消灭丁谓一派，更能够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寇准决定兵行险着，决定打铁趁热，立即抓住一个机会向真宗提出让太子监国、并罢免丁谓的建议。而真宗表示同意。
寇准回到家中，立刻找来当初拒绝草拟立后诏书的翰林学士杨亿，让他起草太子监国诏书，并承诺：一旦罢免丁谓成功，就让杨亿顶上丁谓的肥缺。
杨亿这头关门拟诏，那头眼看成功在望的寇准心情大好，不免多喝了几杯，兴奋之下情不自禁地将自己的计划泄漏了出来。而这番酒后的言语几乎是立刻就被丁谓知道了——明摆着是在大庭广众下说的，这样的大事在前，杨亿都知道关门谢客，他居然还忍不住酒瘾，没福啊没福。
丁谓得知这样的消息，不啻晴天霹雳，立即开始了对寇准的抵毁，倒过来要求真宗对寇准撤职查办。而真宗病中记性奇差，更有可能他对周怀政所说的本来就是没成算的事，因此他这时已经完全忘记了自己曾对寇准说过的话，立即同意了丁谓的主张。
几杯老酒，断送了寇准的锦绣前程，他被罢相了。李迪成为新相。
其实说起来，真宗当年的太子之位，还有寇准在太宗面前力保之功，他刚直不阿、嫉恶如仇、有胆有识，是第一等的人物，可是水至清则无鱼，他并没有宰相容人的气量，更过于豪侈狂放，这桩大事就这样砸在了他手上。
再者，寇准与皇帝身边的太监结交得如此之深，又急于让太子监国，更是严重地触犯了真宗的“皇权”大忌，就算他出发点再高尚，也是难以自圆其说的。真宗是病得昏了头，寇准是喝酒昏了头，也是怪不得事情会急转直下了。
周怀政眼见事情不妙，怕自己被追究，居然想出了一个胆大包天的主意：废皇后刘娥、奉真宗赵恒为太上皇，逼其禅位于太子赵桢，召寇准复相。
然而周怀政找错了合作伙伴，反被平日的好友杨崇勋、杨怀吉向丁谓告发了。丁谓立即换上便衣乘着妇人的车辆连夜联络党羽，次日便禀报了真宗。同时，当初寇准与朱能伪造“天书”一事也被丁谓揭发。真宗勃然大怒，恨不能立即要了寇准的命，幸亏李迪从中周旋，最后仅将他贬为相州知州（不过丁谓又擅改旨意，一个月后寇准便成了道州司马）。
为官做宰之人，权力倾轧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对于老百姓来说，谁是谁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谁能够用夺取来的权力为百姓为国家效力。不幸的是，在这一场政治斗争中落败的寇准，才是一位忧国忧民的人物，而取得胜利的丁谓，却是完全不可与寇准同日而语。
而真宗到这个时候，也算是彻底地病糊涂了，已经到了言语错乱的程度。寇准远谪很久之后，他忽然对左右发问：“我很久没看见寇准了，他到哪儿去啦？”左右面面相觑，都不敢回答。
而另一次的胡言乱语则把新相李迪给赔了进去。
一天会见辅臣的时候，真宗忽然发怒，说：“皇后越来越不象话了，昨天把妃嫔都唤到她那里去，不让任何一个亲近我，把我一个人丢在寝宫里。”李迪作为首辅大臣，再加上从前就对刘娥没好感，此时便开口道：“既然皇后如此张狂，皇上就该以国法治她。”正在李迪就怎样处治刘娥一事向真宗进言到热火朝天的当儿，真宗忽然清醒过来了，坐在椅上越听越不对劲，出声道：“这怎么回事？为什么要处治皇后？”众臣都不明所以，便将缘故复述了一遍。真宗大惑不解：“我真说过这样的话吗？没有的事！”李迪目瞪口呆自不必说，而从此刘娥更与这位宰相结下了深仇。（她不舍得跟自己的病老公过不去，灭个把李迪却是不在话下。李迪虽然是冤枉，但也算为君分忧的说。）
李迪不久便罢相。此时真宗已病得很重，觉得有必要作出安排，便在承明殿召见群臣，宣布：此后由皇太子赵桢在资善堂听政，皇后贤明，从旁辅助。这其实是在名份和事实上，都认可了刘娥裁决天下事的权力。
因此这个决定不能不引起朝中大臣们对太子前途的担忧，他们几乎都知道刘娥并非太子生母。更是对此心怀忐忑——何况生母又怎么样，为皇权杀亲子的生父生母还少了吗？
副宰相王曾决定通过钱惟演向刘娥进言：“太子年幼，非皇后相助不能成长立足；而皇后如果不倚仗太子的名义，人心也不会归附。（现在太子前途摇摆，权臣心怀鬼胎）皇后如果在此时对太子格外加恩，太子才得平安；只有太子平安了，皇后和刘氏一族才能有倚靠、才能平安。”
刘娥采纳了王曾的劝告，她和杨淑妃一起克尽母职，对赵桢关怀备至，视若己出，即使是日常饮食也必定要亲自过问，母子之情溢于言表，使得某些想离间刘娥赵桢关系之人不敢妄想。
六、太后治国
（刘娥成为大宋王朝真正的统治者。
她号令严明，赏罚有度，虽然难免有些儿偏袒家人，但并不纵容他们插手朝政。在大是大非面前，她更尊重士大夫们的意见，王曾、张知白、吕夷简、鲁宗道都得到了她的重用，刘氏姻族也没有做出为害国家的祸事。）
乾兴元年（公元1022）二月甲寅，五十四岁的赵恒病逝于延庆殿，遗诏曰：太子赵桢即位，皇后刘氏为皇太后，杨淑妃为皇太妃，军国重事“权取”皇太后处分。而小皇帝赵桢这时只有十一岁，实际上就是由刘氏处理政务。
这是大宋王朝有史以来，第一次由太后临朝，怎样安排便成了大臣们的当务之急。王曾建议仿东汉制度，太后坐左而幼帝坐右，五日一至承明殿垂帘听政。偏偏丁谓一心想要专权，因此他抢先一步，通过宦官雷允恭取得了刘娥的同意，颁布了一道懿旨：“每月初一、十五两日皇帝上朝；大事都由太后召集宰相们当面商议决策；日常军政则由雷允恭代为转奏太后，由太后处理。”王曾对这样的安排十分焦虑，可是也无可奈何。
自此，所有的奏章在交给皇太后刘娥之前，都通过雷允恭先到丁谓这里打个转，他看着顺眼的内容才能呈到刘娥面前。面对同僚丁谓动辄便拿“太后”出来压制不同意见；而面对太后之时，他则拿“群臣公议”出来胁迫。
自认已经是独揽朝政的丁谓逐渐得意忘形，先是一个劲地给自己加官晋爵，然后便想要借刘娥之手将自己的死仇李迪寇准等人置之死地——在刘娥发下的贬谪诏书里夹带刀剑、密令使者不拿出诏书宣读，直接逼令他们自尽。总算两人命大，都识破了这个诡计。
从矫诏一事可以看出，丁谓以为刘娥不过是个女子，而且已年过半百，自己完全能够把她控制在股掌之中为所欲为。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甚至不在乎身后名声。然而他低估了对手，刘娥很快就察觉了他的不轨企图，并且决心在他根基未深之前除掉他。当初在后位不稳的情形下刘娥必须培植自己的势力，对丁谓等人的不法举动睁只眼闭只眼。而如今真宗传下遗诏，太后听政已经得到了众臣的认可，丁谓及其党羽雷允恭等人还企图擅权，也就算是自寻死路了。何况丁谓早已声名狼藉，刘娥又怎么会愿意因为他而影响自己的声誉。
不久，雷允恭为真宗陵寝监工之时，未经刘娥首肯便擅移地穴，谁料所移的方位是个泉眼，是风水中的“绝地”，刘娥大怒，立即将雷允恭下狱严查。
王曾得了这个机会，想要连丁谓也一起拨去。于是向刘娥揭发说丁谓对雷允恭有意护庇，是因为这个擅移皇陵的主意出自于丁谓，他想要坏了皇家风水、图谋不轨。“包藏祸心，故令允恭擅移皇堂于绝地”。
刘娥其实很清楚丁谓和雷允恭在此事上并没有如此大过、也很清楚王曾的用心，不过王曾此举正中她的下怀，因此她将计就计，对王曾所言信之不疑。
丁谓听到这个消息，大惊失色，连忙跑到帘子前面为自己辩白，正在说得唾沫横飞、指天誓日的时候，内侍却卷起了帘子，问他：“相公在和谁说话呢？太后早就走了。”——这是政治事件而非刑事案件，在这方面，刘娥在事发之前便已做了选择，又怎么会愿意听取什么呈堂证供呢！
当年六月，雷允恭被诛，丁谓罢相贬谪。此时，距他企图杀害寇准李迪未遂的时间还不到半年。
丁谓被贬出京之后，刘娥采纳了王曾的建议，开始和仁宗赵桢一起听政决事，正式垂帘。
九月，真宗灵柩入葬永定陵。——在下葬之时，刘娥再一次采纳了王曾、吕夷简的正确主张，将“天书”做为随葬品一起埋入永定陵，总算终结了虚耗大宋国力十余年的“天书奇谈”，还了政治与社会环境一个清静。
天圣元年开始，皇太后刘娥成了大宋王朝真正的统治者。虽然如此，刘娥也知道，自己出身卑微，大宋王朝又是士大夫为尊的大环境，因此她需要大力抬高母家的地位。
刘娥首先一而再地为自己的祖宗追加封赠——加到最后，曾祖父刘维岳成了天平军节度使兼侍中兼中书令兼尚书令，曾祖母宋氏最后封到安国太夫人；祖父刘延庆成了彰化军节度使兼中书令兼许国公，祖母元氏封齐国太夫人；父亲刘通成了开府仪同三司魏王，母亲庞氏封晋国太夫人。
饶是如此，她仍然觉得底气不足，早在真宗大中祥符年间的时候就曾经想跟右谏议大夫刘综攀亲戚，刘综硬邦邦地回答：“我家没人在宫里。”刘娥只得罢休。如今刘娥当了皇太后，想要为家族攀高的想法又再一次冒了出来。她派人将满朝刘姓官员的家世都逐一调查，最后发现龙图阁直学士刘烨家的族谱不但齐全而且家世显赫，整整十二代祖宗都是出仕为官的。刘娥立即召见刘烨，主动向他套关系，说：“咱们都姓刘，把你的家谱给我看看，说不定我跟你还是亲戚呢！”
刘烨是谁呀？他可是“宋朝的士大夫”，清高得很，根本没有和当朝太后拉关系的兴趣，连连摇头，不愿把家谱拿出来。谁知刘娥一心想攀亲，根本不觉得面子上有什么下不来的，一个劲地凑上去问。刘烨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应对了，心急之下只得假装突发急病，当场晕倒，这才在手忙脚乱中被抬着逃出了宫，事后坚决要求出京当地方官，刘娥只得由他去，再不提认亲一事。
认亲不成，刘娥便专心栽培“哥哥”刘美的子侄亲友。
刘美本人早在真宗宗大中祥符五年就已经去世了，真宗对他的死非常伤心，废朝三日，并追赠他为太尉、昭德军节度使，他早死的前妻宋氏为河内郡夫人。刘美的长子刘从德当时年仅十四岁，升为供备库副使，次子刘从广才刚出世也封了个内殿崇班。
真宗去世之后，刘娥待刘美的儿子女婿也如同待自己的亲生孩子，百般照顾。
刘美的女婿马季良，原本是个茶商，靠岳父的荫庇在真宗时入仕为官。这倒也罢了，偏偏刘娥敢想敢干，非要让他当史官。这可是个非才子不能入的地方，是一定要经过考试的。刘娥当然知道女婿的才学有几升，马季良才入考场，她就派内侍去赐食。太后有所赐，那是得要立即拜领开吃的，否则大不敬。几位考官没得办法，商量之下只好让马季良去大吃特吃，哥几个自认倒霉，分头帮这位考生答卷子。考官们答出来的卷子，水平哪有不高的道理！于是马季良才名远扬，不但进了史馆，还一直干到了龙图阁直学士。
刘从德则历任地方官，虽然能力有限，但是刘娥很善于发现他的“闪光点”。比如他在卫州知州任上，有一个叫李熙辅的县吏很会拍他马屁，他便向朝廷推荐其“才”。刘娥立即将这员小吏提拨做了京官，还喜上眉梢地表扬刘从德：“儿能荐士，知所以为政矣。”
偏偏刘从德福浅，正在前途似锦的时候，却在一次返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