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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你会问，如果我内心里是一个宇宙主义者，那我为什么写这本书呢？答案是，我不是 100％的宇宙主义者。如果我是个纯粹的宇宙主义者，那么我将会安安静静地从事我的人工大脑制造研究，而不会去向公众敲响人工智能问题的警钟。当我临终之时，我会为我被认为是“人工大脑之父”而自豪，但是如果历史谴责我是“大规模死亡之父”的话，那么这个前景真的让我很害怕。我第二任妻子的母亲仍然对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纳粹生活非常后怕。我清楚大屠杀给人类情感上带来的阴影是会伴随人一辈子的。
我写本书的目的是给出一个警告，我认为在宇宙主义者的工作发展到一定程度前，应该给予人类机会去选择停止他们的工作，如果那是大多数人的选择。我应该停止我的人工大脑研制工作吗？答案是否定的。我认为制造近于人类程度的人工智能机器是非常困难的事情，需要几十年的时间去解决。在未来30～40年内，
机器人的人工智能将发展得足够高，而变得对人类非常有用。机器人将负责大多数的工作，它们会从事很多枯燥、肮脏和危险的工作。人类将会从这些工作中解脱出来，转而去从事更有回报的工作，去做更有趣的事情。
现在停止人工大脑的研究是很不明智的。然而，当人工大脑真正开始变得聪明起来，并且非常迅速地变得非常聪明以至于（在处于一个“拐点”的时候）成为威胁时，人类就应该准备决定是否继续。在这个关系到整个人类生存与否的问题上做出正确的决定是非常重要的，而对人工智能问题的必要讨论则应该越早越好。在人工智能时代来临之前，应该有足够的时间去理解这个问题的复杂程度。
在公开场合，我是地球主义者，我在试着警告大家。私底下，我又是一个宇宙主义者。就像我在本书中提到的，这个问题困扰着我，让我左右为难。当人工智能的辩论真正开始后，数十亿人将会和我有同样的感受。从地球主义者的视角看，作为一个宇宙主义者就像一个“种族怪物”一样（物种杀手），他会接受人类将被消灭的风险。这是这个形式的固有本质。是否要制造这些人工智能机器只有两个答案—— 制造或者不制造。决定制造它们的同时就是接受它们可能会把我们消灭的风险。另一方面，不去制造它们就是决定不去制造“神”，一种弑杀“神”的行为。从宇宙主义者的观点出发，地球主义者是“弑神怪物”。
之前，有些人认为，通过把人类自己变成人工智能机器，可以化解宇宙主义者和地球主义者之间的冲突。我们可以给人类的头脑等加一些成分，使他们成为“半机器人”（半机器生命体，比如，一部分是人，一部分是机器）。我个人觉得这样的看法很幼稚，除非整个人类向人工智能人的转化是一样的快，然而这显然是不可能发生的。
一颗糖粒大小的人工脑潜在的计算能力可能比人类大脑的计算能力要高几十亿倍。对于地球主义者来说，让这样的一个颗粒融入人脑而使之成为半机器人，是“伪装成人类的人工智能机器”。地球主义者会像对待人工智能机器一样仇恨半机器人，并且会把它们两者都消灭掉。有一个人类的外表，并不会让地球主义者觉得半机器人的威胁会减小。
让我试着用一种更形象的方式来解释地球主义者对半机器人的憎恨，可能女性会比男性更有体会。举个例子，一个刚生了孩子的年轻母亲，决定把自己的孩子变成半机器人。她只需把“一颗糖粒”放在孩子的脑子里，就能把孩子变成人形的人工智能机器。“孩子”将只有万亿分之一思想是人的思维方式，其余的脑容量（也就是大脑的99。999 999 999 9％）都是人工智能机器的思想（无论是什么）。结果，这个母亲“杀死”了她的孩子，因为它再也不是人类了。它只是“伪装成人类的人工智能机器”，是和她不同的。
因此对于我来说，选择半机器人不能解决宇宙主义者/地球主义者的冲突。任何轻举妄动，都可能加剧冲突，因为这会让地球主义者因难以区别人类和半机器人而更加偏执和多疑。
过去的十年里，我一直比较骑墙和中立，一直用“一方面，另一方面”的方式来表达我的观点和解释两种看法，一边支持地球主义者，另一边又青睐宇宙主义者。经过一段时间，我的朋友开始指责我是“伪善者”。“德·加里斯，你指望人类在地球主义者与宇宙主义者之间进行选择，但是你自己都没有这样做。”“很公平，”我想，“那么我就选择吧。”在我内心深处，我是宇宙主义者，我将在讨论宇宙主义者观点的第4章陈述我支持宇宙主义者的感受和论据。在那一章我将说明为什么我和其他宇宙主义者会如此热情地支持制造人工智能机器，我们准备接受人类可能会灭绝的可怕威胁。
在论述地球主义者观点的第5章，我将解释为什么地球主义者会觉得制造人工智能机器是一场灾难。
在本书的第6章，我将展现给大家一个画面，那就是我怎样看待冲突的酝酿和可能产生的后果。
现阶段，你们中的某些人可能很难想象，机器怎么可能比人类更有能力并且聪明几万亿个万亿倍。这看起来简直就像科幻小说，不会被人类认真对待。
这类事情的发生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1933年，一个叫利奥·西拉特的匈牙利裔犹太物理学家，正在伦敦的一个旅馆里读报纸上关于著名新西兰物理学家、原子核发现者卢瑟福爵士演讲的报告。一个参加演讲的新闻记者询问卢瑟福是否相信那一天会到来—— 原子核里释放的不可思议的高能量被用于工业上。卢瑟福的著名回答是“妄想”，也就是“没门”、“不可能”、“废话”。西拉特对此表示怀疑，认为肯定有办法。
当西拉特在伦敦街上漫步的时候，突然产生一个灵感。这年是1933年，发现中子的第二年。他意识到中子是一种非常好的子弹，它不会被原子核的电荷偏转出去，因为根据定义，中子没有电荷，它的名字也是因此而得。
西拉特知道铀是化学元素表里最不稳定的核子。西拉特的办法是用中子轰击铀原子核使它变得不稳定，因此原子核可能会裂变成两个更小的原子核。而原子核越小其包含的中子越少，也就意味着裂变时有些中子会被发散出去从而去轰击其他的铀原子核。
因此，西拉特是世界上第一个想到核链式反应的人。作为一个物理学家和爱因斯坦的同事朋友，他能够计算出，如果发生这样的链式反应大概可以释放多少能量。他知道两个原子核和发散出去的中子的质量之和将会小于原先的铀原子核和中子的质量之和。那么不见的质量跑到哪儿去了？
他知道这些质量将会被转化成巨大的能量释放出去。一个西瓜大小的铀，经过链式反应释放出的能量有多大呢？经过计算，发现这个能量将足以毁掉整座城市。
西拉特是一个犹太人，说德语，他读过希特勒
慕尼黑暴动失败后在监狱里写的书—— Mein Kampf （《我的奋斗》），所以他知道希特勒对犹太人有一个“Endlosung”（“最终解决办法”），那就是，要把犹太人全部消灭。1933年，希特勒掌握了德国的大权。
因此，西拉特不仅是世界上第一个想出核链式反应概念的人，也是第一个害怕希特勒首先“拥有核弹”的人。这个想法使他惊恐万分。德国在20世纪20年代是世界上物理学最先进的国家—— 拥有众多杰出的科学家，如爱因斯坦、普朗克、海森堡，等等。因此，西拉特觉得德国非常有可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拥有核弹的国家。
他跑到美国华盛顿，开始向五角大楼坚持不懈地宣扬自己的观点。五角大楼那些人认为他是疯子。仅仅一颗炸弹就可以摧毁一座城市的概念让他们觉得荒谬之极。在20世纪30年代，威力最大的炸弹仅仅可以炸毁一个大型建筑物。
西拉特志在使美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发明出核弹的国家，但这个目标没有实现，所以他改变了策略。他找到当时住在美国的老朋友爱因斯坦。爱因斯坦马上就明白了这个理论，因为是爱因斯坦发现了这个理论的大部分内容，尤其是那个著名的、西拉特用来计算能量的公式E = mc2 。由于爱因斯坦也是德国籍犹太人，所以他很了解希特勒搞到第一个核弹后可能带来的后果。
西拉特让爱因斯坦在他起草的给美国富兰克林·D。 罗斯福总统的信上签了名，总统批准了在几年内制造出核弹的“曼哈顿”工程。从西拉特最早产生的核链式反应的想法到后来的广岛大爆炸只有短短12年。
我非常钦佩西拉特。我认为历史低估了他的作用。在我的眼里，他是20世纪没有被歌颂的最伟大的英雄之一，他应该获得更高的历史声誉。
在我看来，西拉特开始是孤独的。当他试图说服其他物理学家时，他预言未来核物理学能够制造出一枚足以荡平整座城市的炸弹。他的先见之明是正确的。他知道自己是对的，他懂得这个理论，并且坚持劝说那时候的掌权者采取行动。
类似的事情再次发生。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和教授们预见到这样的未来，那就是：很可能在21世纪，科技会制造出神一样无所不能的超级智能机器。这些人已经掌握了原理。
他们预见到即将发生的一切，并且为之忧虑。我也是其中的一员。本书试图针对这个问题向人类敲响警钟。如果人类有技术来制造人工智能机器，人类该怎么做？
如果你觉得人工智能这个概念太具科幻色彩的话，那么，请想想20世纪30年代西拉特所作的预言。它们之间有很强的可比性。想象一下，一个炸弹可以摧毁整座城市，这个观念在20世纪30年代是多么疯狂，然而，它成为了现实。假如现在制造比人类聪明几万亿个万亿倍的机器的观念对你来说是荒谬的话，就请记住西拉特和他的预言吧！
我希望本书可以引发您去思考，让您意识到这个问题将会主导21世纪的世界政治，“物种主导”这个问题会标识和定义这个时代。“人类是否应该制造人工智能机器？”我相信，在21世纪，这个问题将会比20世纪的“谁将拥有资本”更明显地把人类划分成更加对立的两大阵营。 “谁将是地球上的支配物种，人工智能机器还是人类？”将会决定21世纪的全球政治。
我用一个小口号来结束此章，以更简洁地表达人工智能辩论的精髓。
“我们是在制造上帝，还是在制造我们潜在的终结者？”
自传
谁是德·加里斯？一位提出大胆构想的人—— 在21世纪末，人工智能机器将会比人类聪明万亿个万亿倍，而且关于物种支配这个问题会引发一场重大的战争，并导致几十亿人的死亡。他是疯子吗？还是一个科幻小说家？他的话值得我们去听吗？人类能够承担忽视他的后果吗？
为了使作者及其观点更为可信，本章将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简单地介绍作者生平，第二部分简要介绍他现在的工作，然后在第三部分陈述他未来的工作目标和理想。
我于1947年出生于澳大利亚悉尼，在开始写这本书时，我已经是个中年人了。我离过婚，和我的第一任妻子有两个孩子。由于我第二任妻子的离世使我寡居了很长一段时间。我的性格热情而理性。我有一个私人
图书馆，有6 000多本藏书。我是一个科学家、研究型教授、社会活动分子、作家和社会评论家，也有人说我是思想家。
我的少年时期是在澳大利亚度过的。我觉得我热情而理性的价值观和澳大利亚的冷漠、非理性、粗犷的社会文化格格不入。在悉尼奥运会期间，一位BBC的记者曾经说过，澳大利亚人对赢得一枚金牌的渴望胜过赢得诺贝尔奖。当我23岁完成应用数学和理论物理的本科学位后，我决定离开这个国家。
当我踏上伦敦的第一天，就被一种感觉所笼罩—— 被一种更加包容更加博大精深的文化所包围。那天晚上我在电视上看到BBC的一个辩论节目，我被它的理性所吸引。我如释重负，找到了自己的家—— 这里有一种可以衡量我个人价值的文化。
在伦敦居住了一年，由于20世纪70年代，伦敦空气污染严重，我患了黏膜炎，决定搬到充满学术氛围而又美丽的剑桥。我成了一个辅导数学的自由职业者，辅导对象是六七个剑桥大学本科学生。学生们三三两两来到我的公寓里，让我帮助他们解决教师布置的数学难题。
在剑桥呆了一些年后，我看了曾经给第一任妻子买的世界地图册。我的第一任妻子是澳大利亚人，我们邂逅在从澳大利亚到英格兰的“5周”邮轮上。我想我应该到国际化的都市，例如布鲁塞尔去居住，可以从其深邃的文化中汲取营养。我所需要做的就是学几种语言然后搬到那里。
尽管国际大城市的生活很诱人，但我还是很喜欢在剑桥的四年生活。喜欢它的绿色、它的美丽、它的学术传统，特别是它的智慧。那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一段日子。但最终我还是不得不离开，因为我在那里找不到长期的工作机会。
我搬到了布鲁塞尔，学会说流利的法语、德语和荷兰语，正如计划的一样，我开始汲取这些文化，并将其融入我的个性。我变成一个更加丰富的人，一个“多元化”（多种语言、多种文化的人）的人而不是“单元化”。作为一个“多元化”的人，我发现和其他“多元化”的人一起，比和“单元化”的人在一起更让人有灵感。
我很喜欢在布鲁塞尔的新生活。很不幸，我的澳大利亚妻子不是这样。她很想回到她的故乡澳大利亚，因为那里有她熟悉的澳大利亚本国文化和语言根源。她极度想念那里。兴趣上的不同最终让我们分手了。她带着孩子回到了澳大利亚。
离婚以后，我和一个说法语的比利时人生活在一起，后来结婚了。无须惊讶，我的法语水平进步飞快。
我在一家很大的荷兰电子/计算机公司得到了一份工作，但很快就感到非常厌烦和沮丧。我很怀念剑桥的理性生活和学术氛围。在计算机界工作了几年后，我在布鲁塞尔大学开始攻读人工智能和人工生命的博士学位，成为一名研究员。
早在1992年，我的第二任妻子和我就离开了欧洲来到日本生活。我获得在筑波“科学城”从事人工智能的博士后奖学金。我那时相信，2000年之前，日本会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经济最发达的国家。这个没有成为事实。我在日本住了8年，致力于制造世界上第一个人工大脑。
我在布鲁塞尔的一个研究实验室获得了一个从事同样工作的机会。我一个人回去了，因为我的第二任妻子已经死于肺癌。她在认识我之前烟瘾一直很重，虽然在我的坚持下戒了烟，但是危害早已形成。
布鲁塞尔的私立实验室购买了我的一个人工大脑制造机器（世界上仅有的4个机器中的一个，售价50万美元）。这个实验室创建于信息泡沫时代（dot boom），当时我决定把我在日本攒的10万美元投资于此，希望成为一个百万富翁。
我的人工大脑制造工作和我的机器吸引了世界媒体的关注—— 一个星期内有两家国际媒体联系我。法国的主流报纸Le Monde写了大约10余篇关于人工智能的文章，由于媒体的大量关注以至于引起了一次国会听证会。法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在政治上讨论宇宙主义的国家（巴黎， 2001年7月）。
看起来我的生活似乎非常顺利，直到灾难的到来。信息泡沫变成了信息灾难。投资者不再向高科技有风险的研究室投资。实验室破产后，我损失了10万美元，也丢掉了工作。
我的下一份工作是在美国当计算机科学教授。难以置信的巧合是，我到美国工作的第一天正好是2001年9月11号。我的系主任那天早上在大学旅馆里碰见我，说：“嗨！德·加里斯。你看到这个了吗？”他指向电视机。“奇怪的行为”，我想。但是顺着他的指向看去，我看到了一幢着火的大楼，并且认出它是纽约世贸中心，我呆若木鸡。过一会儿，当我在大学餐厅用早餐时，听到一个学生尖叫，“他们撞了另一幢大楼！” “美国一直是这样吗？”我心里琢磨着。
作为一名教授，现在我必须去适应美国的个人主义和放任主义的态度，去适应教书的需要。我忙得发疯，去争取研究资金并努力适应我到的第6个国家。这些都需要很多精力，所以我没有在媒体上宣传我的宇宙主义观念。
几年前，我给一些退休人员作关于人工智能辩论的讲座。结束后，一个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