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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不能老这样下去。”吴曼曼说，“其实你有个好办法的。”
“什么？”
“爬楼，”吴曼曼的眼睛亮晶晶的，“他们不是最怕你爬楼吗？你不是最喜欢爬楼吗？你欠我的事情不也是爬楼吗？我要你好好地爬—次楼，当着你爸的面。”
“好。”柳斯说。
“一切东西我给你准备。”
“好。”
那天晚上，柳斯和吴曼曼进了东区宾馆。他们的房间在五楼。东区宾馆是一家老牌子宾馆，处在原来的市中心。后来市区整体西移，这里便很寥落了。夜里，别的宾馆都灯火通明，这里整栋楼也亮不起星星点点的几盏。
房间是父亲订的，他有一个朋友在这里当经理。他亲自把柳斯送了过来。柳斯告诉他，他和吴曼曼今天要在这里商定最后的结果。
看着他们走进去，看着五楼又有一个房间的灯亮了起来，父亲坐在楼外的木椅上，心情居然有些甜蜜。
吴曼曼带的行头果然不错。衣，鞋，绳，都全白。运动衣是“李宁”的，运动鞋是“美瑞来”的，香烟是“中华”的，绳子是“兄弟连”的专业登山绳。这样的登山绳安全系数木，轻便，防虫蛀。
一切妥当，吴曼曼又帮助柳斯把绳子一一系好，系保险绳的时候，他叮嘱吴曼曼系得短一点。吴曼曼说她知道。
然后，柳斯出现在窗口。
他看见父亲慢慢地站起来。父亲的身影很小很小。
柳斯开始往下下。一层，一层。下到三楼和二楼之间的时候，他发现身上的保险绳已经蹬直了。
吴曼曼给他系的保险绳太短了。他离地面足足还有六米。
这个吴曼曼啊。
他抬起头，看见吴曼曼苍白的脸。
“你等等！你等等！”吴曼曼说，“我给你解！”
柳斯想说自己把腰间的绳子解开也是一样的，反正六米多高，没有保险也无所谓。他一点儿也不害怕。可吴曼曼的头在窗口一晃就不见了。柳斯一手抓住攀爬绳，一手慢慢地把腰间的绳子解开。保险绳悠荡飘散开来。
他往下看了看。父亲仍然站着。一动不动。
他忽然想起了耳朵上的烟，这也是他计划的一部分呢。他取下来，叼上，拿出火机，点着了香烟。香烟抽到一半时，他又往下看了看父亲。父亲站得很直，像一尊雕像。父亲的头发已经谢顶得很厉害了。在夜的光中，显出一点儿隐隐的白。
忽然，柳斯觉得很难过。
忽然，柳斯又感觉自己变得很轻，很轻。
他直直地坠落下来。
吴曼曼解错了绳子。
吴曼曼把柳斯抱起来的时候，柳斯笑着说：“曼曼，干得不错。”
两周之后，吴曼曼来到了医院。她远远地看见，柳斯穿着一身病号服，白底儿蓝条，坐在一棵柳树下。有风吹来，病号服紧紧地附在柳斯的身上，清晰地衬出柳斯身体的轮廓。那些白底儿蓝涤，像是一根裉柔软的钢筋。
我的文学自传
■ 乔 叶
2001年2月，我被调进了河南省文学院当专业作家。不仅作家，而且专业——这个称谓让我在很长时间里都有些惶惶不安。国家体制替我把我作家的身份确定了下来，让别人可以由此将我名正言顺地归类，可我自己始终是怀疑的。作，家，这两个字过于煞有介事，响亮得似乎有些无耻。与此相比，我更愿意称自己为作者。作，者，者的音节是那么轻微，说出来舒服多了。如果说作家这个词是西装革履的白领，作者这个词就是穿着休闲服的街头散人，我更喜欢这样。
履历表上的时段显示，我的写作应该是从1993年开始。因为那一年开始发表作品。其实或许更早，因为在这之前的阅读和练笔都是引桥，可以称之为潜性创作。当然或许更晚——即使开始发表作品，也离真正的创作还有很长一段距离。但无论如何，1993年是值得记忆的。当时我在乡下教书，生活宁静，黯淡，没有合适的男人可以谈恋爱，只有大把的时间等待打发。于是就像无数的文学青年一样，开始写诗和散文。全都是有些自恋又强装理性的那种，外老里嫩，半生不熟。那一年，诗歌在《诗刊》上发表，散文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散文的反响比较强烈。读者来信和编辑约稿纷至沓来。1994年，我在几十种社会期刊上发表了大量散文，其中很多篇什被《读者》和《青年文摘》这些发行量数百万的文摘杂志频频转载。还被时尚杂志《女友》评为“十佳青春美文作家”，《文学报》也进行了相关的报道。再接着就是开专栏，出书……忙忙碌碌，兴兴头头，虽然是野路子出来，却也颇有些少年得志。直至2001年，我共出版了七本散文集。靠着散文，我成为了所谓的专业作家，并且获得了首届河南省文学奖。
不到三十岁，出了七本散文集，有多少真实的东西可写呢？很多都是虚构的故事，别人间起，就堂而皇之地说是艺术的真实。社会期刊的容量有限。故事很短，最长的也不过三千宇。写着写着，就觉得散文已经不能满足了，可又不知道该怎么把散文盛放不下的东西给倾倒出来。1997年夏季的一个下午，刚刚下过雨，我突然特别想不限篇幅地写个故事。很快就写完了，心想这飞是小说吧？于是两眼一抹黑，自由投稿给了《十月》。两个月后，收到编辑的回信，说用了。那个短篇发表在《十月》1998年第1期，名字叫《一个下午的延伸》。
小说的种子从此就种了下来，但人没有在小说面前停住，仍旧被散文推着往前走。亦知道再往前走也不过如此，可热络的编作关系，边角料的时间，轻车熟路的生产流程……都磁养着我的惯性。直至2001年进入河南省文学院。专业作家不用坐班，以下岗的状态拿着上岗的薪水。一霎时，我自由得都有些手足无措。
同事们见面的主要由头就是开作品研讨会。每有新著出来，大家都要聚在一起拳打脚踢一番，为之活血按摩。决不客气，决不走过场。所有的研讨会里，小说的研讨会最多。张一弓，李佩甫，张宇，杨东明，李洱，墨白……都是河南小说的中坚力量。听得多了，时间也有了，我终于决定开始正式写小说。2001年5月到12月，我写了第一部长篇《守口如瓶》。写的是妓女。刚写时雄心万丈，写完了就后怕，半年后才拿出来给人看。2002年10月接到《中国作家》的电话，才算松了一口气。之后就是修改，等发排，再然后是2003年的”非典”。等见到杂志，已经是2003年10月了。接着就是长江文艺出版的单行本。其实我很喜欢《守口如瓶》这个名字，但编辑说图书不同于刊物，要向读者打开。于是就按人家说的，打开，打开后的名字就变成了《我是真的热爱你》。现在看来，对我这种没有任何小说技术训练的人来说，这部长篇就是一种冒险。踉踉跄跄，冒冒失失，虽然安全着陆，但必定会因为无知而留下致命的遗憾。不过，对于这种冒险，我不后悔。一，后悔无用；二，这部长篇的创作经历让我从另一个角度触摸到了小说。明白了小说原来是这样，原来是那样，原来可以这样，也可以那样。
2004年上半年，我在北京鲁迅文学院第三届高级研讨班学习。诗歌组散文组都很亲，但我报的是小说组，导师是青年评论家李敬泽。在一次小课里，他和我们探讨了一个主题：小说的可能性。谈到现在小说写作的一些问题的时候，他有几句话，大意说是要破执著，破幻觉，要面对本心，白心，和素心。破挡住我们眼前的东西，要真正地站在泥潭里，去感受问题，、提出问题，要扎扎实实地面对心灵的疑难，一刀一斧地去面对。也许这些话并不新鲜，但我突然感觉到，这正是我的真病。那次小课之后，我写了一个中篇，名字叫《紫蔷薇影楼》。写的还是妓女，是一个妓女洗手回乡之后和以前的嫖客邂逅的事情。我知道有人写过这种题材，但我也知道自己不会同他们写的一样。这次，我真切地找到了她的软，她的痛，她回归正常生活之后的坚定和清晰，暧昧和恍惚。我能够更贴近她这个人本身，而不是一个妓女的概念。我以我的本心感受她的本心，误差较少地传染到了她的温度。这篇小说发表在《人民文学》2004年11期，被几家刊物选载。
散文是漫天生长的草。草坪，草地，草原……草毕竟还是草。好小说是打进大地心脏的利器，能掘出一个个洞来。功力有多深，就能掘多深。我渴望自己能写出的好小说，就是这样。最好能深到看见百米千米地层下的河流，矿藏’和岩浆。
写完本期《十月》的几个小说之后，我发现我写的几乎都是人与人单独相对的状态。我确实也恐惧写人多的大场面。总觉得一个人和另一个人在单独相对的背景下才有更多的东西好说。此时的话语和心情也才具有相对浓厚的质量。而这时的两颗心无论是靠拢还是疏远，都更能听到最微妙的声音。这时的心，也更容易疯狂。我深信：在我身边滚滚而过的人流里，暗暗蕴藏着太多这样的疯狂。无论这疯狂是曲折温婉，还是尖锐残酷。
不知道会写到什么时候，也不知道还会写些什么。我知道的只是，只要有可能，总还要写下去的。总还是要写小说的。从1997年夏季那个雨后下午开始，小说就融在生命里和我一起延伸，再延伸。
印象．感觉乔叶
■ 郑彦英
第一次知道乔叶这个名字，是一九九八年春节前夕。那时候我独身一人在遥远的豫西山区工作，许多空闲时间都打发到阅读报刊杂志上，我就是在一个寒冷的夜晚读到乔叶发表在在基层工作，总觉得自己若井底之蛙，需要不断地充实。于是，拜访先生就成了我每到省城的必修课。
先生家里很暖和，我们的谈话就在暖暖的屋子里纵横于海内外，后来我们谈到了河南省目前的创作状态，谈到了老人的新作品和新人的新作品。就说到了乔叶。
“乔叶是河南人？”我脱口问道，“从写作情绪和情感写作经验上看，传达出一个江浙女子的柔雅和细腻。”
“但她就是土生土长的河南人。”
“年龄……”
“还没有见到人，只知道人在新乡。”
过完年我就去豫西上班了，在整理枕边书刊的时候又想到了乔叶，甚至停下手来，拿起《十月》又翻了翻。心里就琢磨着乔叶，眼前自然而然地就出现了乔叶的形象：生气勃勃、时髦新潮，目光利锐，甚至还抽烟。
后来听先生说，乔叶被调到省文学院任专业作家。我心里吭腾一声，我想专业作家虽然说是一个职务，但同时是对一个作家创作成就的肯定，二十多年以来，河南省文学院调进的每一个专业作家，都是慎之又慎的，起码的一个标准，就是在写作上有一定的成就，在全国范围内有较高的知名度。那么，她的年龄……
先生笑了：“你猜。”
既然叫我猜，肯定和文章中所表达出来的乔叶年龄是不一样的，而且……应该是比印象年龄……小！对，肯定是小！于是我说：“三四十岁吧。”
先生又笑了：“二十多岁。”
我大吃一惊，“二十多岁的小女子，作文如此老道，看来我真是想象贫乏了，应该与时俱进！”
没想到几年以后，组织部门用一张带红头的纸把我和乔叶团结到一个单位。我从豫西山区调回郑州，到省文学院就职。而且在就职的第二天，我就见到了乔叶。
那是在文学院全体大会上，新老院长进行例行公事的交接。上级领导将我介绍给文学院全体职工，职工中有专业作家、编辑和行政工作人员。其实这些人员我大都熟悉，因为去豫西工作以前，我就在文学院任专业作家。所以仅有的几个不熟悉的面孔中，肯定有乔叶。
那就是乔叶吗？肯定是，因为从年龄上看，只有她是。但和我对她的想象差别太大了，她根本没有利锐的目光，她的眼睛看着面前的会议桌，很安静，重要的是她没有年轻人的那种浮躁，她悄’没声息地坐在后排，梳着平平常常的头，穿着平平常常的衣服，手放桌子上，静静地放着。
我也有过二十多岁的时光，那时候我很爱表现，很喜欢做出与众不同的样子，完全没有她的成熟和安静，这就很让我感动。我就想，这个人，在那里安静着，应该是在歇着，攒着劲儿，她可能在许多和她关系不大又必须参加的，活动中都歇着，把攒下来的劲儿都用在写作上。她也有张扬自己的地方，那地方就是她的作品。
这之后我们，见面的机会就很多，乔叶给我的印象是清纯、安静、深邃。有这样一个有实力而又不事张扬的女性，我这个文学院长也变得很有信心。
乔叶的长篇小说《守口如瓶》发表以后，文学界好评如潮，我也很喜欢这部小说。专门找了一个天气很好的日子和先生一起讨论这部小说和乔叶的创作。讨论的结果是：乔叶，一个具有敏锐观察力、丰富想象力、能够娴熟地运用小说、散文等多种文学品种表达自己心中的世界，能够充分利用汉语言的魅力感染读者的年轻女性。
以上关于乔叶的这么多话，我和乔叶数次见面也没有说过这么多，有私房话的味道。看来与一个优秀女性，特别是一个年轻的优秀女性交流，最好是相距遥远，以笔谈为佳。
他这一辈子
■ 王充闾
一
这里说的是大名鼎鼎的李鸿章。
关于这位“李二先生”，我已经琢磨多少年了。起始，还停留在一些概念上，形象影影绰绰，模模糊糊；后来，逐渐逐渐地变得鲜亮，清晰了，一个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人物，挺立在我的眼前，最后，竟然依次显现出四种形象。
首先，他是个“不倒翁”。一生中，他始终处于各种矛盾的中心，经常在夹缝里讨生活。上面坐着阴险的老太后、怯懦的小皇帝，身旁围绕着数不清的王爷、太监、串辅、权臣，一个个勾心斗角，狗扯羊皮，像掐架的乌眼鸡似的；而他居然能够斡旋其间，纵横捭闽，游刃有余，如同他自己所说的，“少年科第，壮年戎马，中年封疆，晚年洋务，一路扶摇”。在他当政的几十年间，可以说，朝廷的每一件大事都和他挂连着。咱们不妨扳；着指头算一算，晚清时期那几个丧权辱国的条约，哪一个不是经他手签订的！他真的成了“签约专业户”。这样，就难免遭来连番的痛骂。可是，骂灿骂，他却照样官运亨通，而且官越做越大。单就这一点来说，当时的满朝文武，从他的老师曾国藩算起，包括光绪皇帝的教师爷翁同龢，号称“变色龙”的张之洞，还有后来的阴谋家袁世凯，大概没有谁能比得过他。
这当然得力于他的宦术高明，手腕圆活。他有一套善于腾挪、招架的过硬本领，他是一个出色的“太极拳师”。
他还有一种形象，就是“撞钟的和尚”。“我能活几年？当一日和尚撞一日钟，钟不鸣了，和尚亦死了。”这是他的夫子自道。当时掣肘、下绊者多多，处境十分艰难，话里夹带着哀怨，透露出几分牢骚。那时候，社会上流行着两首《一剪梅》词：“仕途钻刺要精工，京信常通，炭敬常丰。莫谈时事逞英雄，一味圆通，一味谦恭。大臣经济要从容，莫显奇功，莫说精忠。万般人事要从容，议也毋庸，驳也毋庸。”“八方无事岁年丰，国运方隆，官运方通。大家赞襄要和衷，好也弥缝，歹也弥缝。无灾无难到三公，妻受荣封，子荫郎中。流芳百世更无穷，不谥文忠，便谥文恭。”形象地概括了晚清官场中的流弊。不过，李鸿章的勤政是出了名的，他既做官又做事，不是那种“多磕头少说话”，敷衍塞责，坐啸画诺的混混儿。七十四岁那年，他还奉旨出访俄国，尔后水陆兼程，遍游欧美，历时二百天，奔波九万里。对于大清王朝，他称得上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楷模。
当然，最具哲学意味的还是“裱糊匠”的形象。李鸿章曾把清王朝比作一间破纸屋，自已是个裱糊匠。他说：“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千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一净室，虽明知为纸片糊裱，然究竟决不定里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小风雨，打成几个窟窿，随时补葺亦可支吾对付。”正所谓：屋不成屋还是屋，糊无可糊偏要糊。他所扮演的正是这种角色。
他这一辈子，虽然没有大起大落，却是大红大绿伴随着大青大紫：一方面活得有头有脸儿，风光无限，生荣死哀，名闻四海；另一方面，又是受够了苦，遭足了罪，活得憋憋屈屈，窝窝囊囊，像一个饱遭老拳的伤号，浑身青一块紫一块的。北宋那个“奉旨填词”的柳三变，是“忍把浮名，换得浅斟低唱”；“李二先生”倒是；忍把功名，换得骂名远扬。
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李鸿章的出现不是偶然的。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