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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再写了，这么做只会让我心情更加憋闷。我袒露了自己的心扉，这么做了。
但心情一点也没有放松。
1871年6月12日
我的生活，我是指表面上的，还像我上次合上日记时那么平淡无奈，没有变化。我现在22岁了。气象室里那件令人震惊的事件和菲茨洛伊那令人恐怖的死亡对我影响至深。我总觉得这事我也难辞其咎，我们的面谈伤了他。为此，我的健康急速下滑，我垮掉了。几个星期来接连不断地痉挛，我食欲全无，瘦弱苍白，连紧身胸衣也不需要了（虽然我并不想出去逛，绝大部分时间都躺在床上）。
我也不再去教堂了，成了个无神论者。这让妈妈甚为苦恼，她不停地催我去参加礼拜，又为我祈祷，希望我能追随“上帝的恩典”。我第一次为拒绝坚信礼而跟她发生争吵时，她气得掉下泪来，她让我说出缘由，而我忘乎所以，大声嚷嚷，说我不相信三位一体，不要洗礼，更不相信上帝的存在。她当时被我吓得哑口无言，急转身回房大哭去了，我想她觉得我们家现在出了两个无神论者，另一个当然就是爸爸了。
我从没向她吐露我向无神论的转变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我对爸爸的感觉。我总怀疑在《乘小猎犬号环球航行》中发生了什么可怕的事情——也许就在大火之夜——这个想法使我坚信他因做了什么错事而内疚，那种感觉使他脾气古怪，也越来越痛苦。当看到爸爸对菲茨洛伊之死的反应时，我的疑虑更加深了；他似乎不觉得伤心，而好像卸下了一副重担似的。葬礼一结束我就看到赫胥黎先生拍了拍他的背，并偷听到赫胥黎说：“好的，整个悲剧告一段落了，我也不用再付薪水给那个气象员了。”我觉得这是我听过的最残忍的一句话。
有一段时间我不愿意说话。查普曼医生说我是“精神疲劳”。于是我被送往欧洲大陆，希望换个环境能有助于我的康复，因为那时我已经病得很重了。自然，就像我以前提到的，我不能说出我病倒的真正原因——那就是，我开始怀疑爸爸并不是我们平常所见的那么一个人。我去了德国，住在巴登—巴登。那里清新的山谷之气和辅以治疗的山泉水使我的心渐渐地恢复了宁静。我在那儿呆了将近3个月，直到乔治来把我接回唐豪斯，大家为我的回家而欢庆，至少表面上是如此（帕斯洛最为感动，几乎流下泪来），我也装作一副享受的样子。在国外的时候，我已经做了一个决定，并且告诉了我的家人：我要重新开始，不再用莉齐这个名字，取而代之的是贝西。他们对此有些困惑，也花了一些时间来适应我的决定。佣人们是最先叫我的新名字的，然后是妈妈和我的兄弟们，最后是艾蒂和爸爸。
1871年6月15日
爸爸的身体还是没有什么起色。他一直在用约翰·查普曼的冰敷疗法；他一天几次把冷水袋扎起来放到脊背下部，冻得牙齿咯吱咯吱响。他看起来那么滑稽可笑，像只大笨熊一样在房子里走来走去，要不就躺在床上哼哼，那疗法也没起什么作用。
爸爸的病情不会成为社会的耻辱。因为近几年来，他不仅不再是社会的弃儿，而且成了大众崇拜的对象。他声名鹊起，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他的自然选择学说（现在叫进化论）已经被人们接受。最明显的变化是来自教会的攻击也逐渐减弱。一年前牛津大学授予他最高荣誉，邮递员每天都给他送来一摞摞来自世界各地的信件。总之，他现在成了富有革新精神的思想家，甚至为那些反对他的人所敬重。也许是因为他已经62岁，德高望重，又或许他和他的圈子为了宣传他的学说进行了有效的活动，反正他已经成了国家的知名人士了。
为了传播他的学说，他的做法很聪明。他从来不和对手直接对抗，而是采取迂回战术，自己摆出一副通情达理的姿态先来消除敌意，而后发动同盟团去说服对方。他措辞灵活，比如，他经常打个比方来化解争辩。如果有对手嘲笑他居然认为我们的祖先是猴子，他会坚决否认，说他只不过认为人类和猴子有一个共同的祖先。然后他会解释何为“生命之树”。他是这样描述的，最简单的生物位于最底层，而最复杂的动物位于最高层。物种不断变化，形成不同分支，差异最大的离得最远，就这样，他理论的精华直击问题的要害。
《物种起源》很快就出了第六版，这让约翰·默里着实高兴了一下。这本书差不多已经被译成了欧洲所有的语种。但爸爸对法语版的译文不太满意，他觉得那里面把他和拉马克（法国博物学家，1744…1829）拉得太近了。在过去的两年里，他一直在写他的“人之书”——《人类的起源》。这本书终于在上个月出版了。书中把人与动物间的进化链分析得更清晰，这是他以前不敢做的。艾蒂帮他校订手稿，在页边空白处写上她的建议。像以往一样，她的修改让结论变得含蓄，也删减了不合适的地方，她就像一个老女仆那样工作和思考。
虽然未经允许，我还是读完了手稿。爸爸的“性别选择”理论引起了我的注意：它解释了个性特征的持续性决定了人和动物怎样选择他们的配偶，还讲述了种族之间的差异性以及为什么在欧洲我们是最先进的。他声明男人在智力上要优于女性。有一点令我不安的是：他认为在最文明进步的社会中，是男人选择女人，而不是女人选择男人。我觉得这很令人沮丧——这种观念把女人当成了一种没有意愿，没有思想的被动的容器。我已经听到有许多女人私下里在谈论这一点，想搞清楚这种断言到底有多大说服力。而我在与我的朋友玛丽·安·艾文思聊天的时候，也就此发表了自己的观点。如果爸爸能够读懂我的心，如果他能看到当X走进房间时（当然我早就候在那儿了）我心中那激情澎湃的爱恋之情，他肯定会转变他的观点的。
1871年6月25日
今天下午3∶15过来拜访我们了，从伦敦一路骑马过来的。我们正忙着接待客人（雷维特恩夫人，一个烦人的家伙）时，他留下了一张卡片，放在门厅的桌子上。我偷着跑去瞥了一眼，心怦怦乱跳。让我高兴的是，他揭开了一角，上面标示他是来拜访我们几个女儿的，而不仅仅是妈妈。没见到他我有点难过，但至少为他不用陪雷维特恩夫人苦着脸一直坐着而庆幸。
1871年6月27日
多么令人愉快的一天！我与X一起度过了整个星期天。他为工人大学组织了一次短程旅行，去肯德林屯村周围的郊区呼吸新鲜空气。他邀请我和艾蒂同去。我们度过了最愉快的一个早晨，在小路和山间小路间穿行，中午在一间客栈吃了午饭。在回程的火车上，我们一首接一首地唱歌——X有一副低沉的男中音——这让我们喧闹而又快乐。还有一个人会把手放在嘴边，发出鸟叫的声音，还会吹口哨，这让大家开心极了。
X闯进我的生活已经有一个月了，是艾蒂在韦奇伍德遇上他并把他邀请到唐豪斯来做客的。我与他如此相像，我们对于人的本质和进步政治都持相同观点。像他一样，我支持改革法案，因为我相信扩充选民是维护民主、清除阶级间不平等的惟一途径。我赞成他对一个乌托邦式的未来的远见。我可以一直听他谈论几个小时。虽然我不认识他拥护的所有思想家，比如托马斯·休斯和弗农·卢士顿，但我读了约翰·罗斯金的著作。X跟他很熟。在政治观点上，X比我更激进。不过，我确信我多学点知识也会把自己提升到他那种水平。他对法国正发生的事情表示同情；它承认巴黎公社已经发展到难以控制的地步，最终以“流血周”的悲剧收场，但他说工人们的起义并没有白白付出。我想他真是聪明绝顶，令人钦佩。
1871年6月29日
我不敢说X对我的感情有所回报，但我有时候觉得他是喜欢我的。昨天晚上他来唐豪斯吃晚饭，饭后大家来到客厅，他弹琴，我为他翻琴谱。这时我感觉他正从眼角看着我，接着他朝我笑了笑，这弄得我简直满面通红，耳根发烫。我的心怦怦猛跳着，真怕音乐一停下来他就会听到，那我的心思就败露了。他充满激情地弹奏着——我可以看到他的手指弹压琴键时，那隆起的肌肉。然后他又拉起了手风琴，唱起了牧歌，艾蒂弹着钢琴为他伴奏。
音乐停止后，他和爸爸讨论起了性别选择说。X的话让爸爸非常兴奋——他说他经常思索动物何以会以歌声来追求异性。可以看得出爸爸把这些都默默记在心里以备日后之用。X还说他觉得人类也是如此。他这么说时，我总觉得他在朝我看着。
要离开时，他在门厅里轻轻地碰了碰我。我不知道这是他故意的还是只是一个巧合。他的手碰了碰我的胳膊内侧，一股触电的感觉顿时传遍我的全身。我确信他注意到我那时有多么慌张。我的脸颊一下子变得通红。他吻我和艾蒂的手时说他会再来的，我看到妈妈站在他背后露出会意的微笑。
之后，我和艾蒂都有点神魂颠倒。我们谈起他，她说喜欢他那棕色的大胡子，她微笑着说他在很多方面都使她想起爸爸，不仅仅因为他对工作的热忱和他的理想。我不敢谈论他太久，因为怕我颤抖的声音会出卖自己。
晚上我失眠了，在床上辗转反侧，难以安睡。有时我觉得从花园里吹进的暖风让我大汗淋漓，那风里带着金银花的香味。我不想承认，我有一些奇怪的想法，还做了一些特别精彩的梦。最近我总是在睡觉前读《妖精市场》。这使我升起一种难以言喻的情绪。那个长相丑陋的小妖精所反复吟唱的“来买我们的果子，来买，来买”总是萦绕在我的梦中。梦里还有熟透了的柑橘、草莓和梨子，全都滴着果汁。
我惟一可以袒露心事的人是玛丽·安·艾文思。但是，唉，我已经好几个月没见她人了。并且，即使是对她，我也不会说出他的身份。
1871年8月2日
尽管我发誓不再这么做了，但我还是没有完全放弃弄清楚《乘小猎犬号环球航行》发生的事，还有让爸爸痛苦的潜在原因。我没有特意去寻找答案，但一旦它们进入我的视野，我会马上抓住它们展开调查。我想生活就是这样的：当一个人准备放弃努力的时候，他往往就会实现一个目标，我的侦察就是这样。
几年前，我听说赫胥黎先生创办了一个秘密俱乐部，叫“X俱乐部”（之后，一听到这个名字，我就想起我的X先生）。俱乐部有几个著名的科学家和社会活动家，比如胡克，斯宾塞，卢伯克，布什先生。就我所知，他们的主要目的是深入到皇室和科学界的当权派里，为爸爸的思想传播建立一个滩头阵地。昨天，4位俱乐部成员来唐豪斯过周末。听他们饭后的商谈时，我吃惊地发现，他们来的一个原因是为可怜的阿尔弗雷德·鲁塞尔·华莱士先生筹钱，他时常陷入财务困境。我知道他们正在向政府施压，希望能让华莱士先生得到200英镑的抚恤金，现在看起来华莱士先生正在索要这笔钱。
“他的做法很显而易见，”赫胥黎先生说，“直截了当地说吧，如果得不到这笔钱，他就要说出一切。”
我立刻想起另外一番关于华莱士先生的对话，那也是几年前偷听来的。他知道些什么呢？——居然威胁说要抖出来——重要到要用钱来堵住他的嘴？
最后俱乐部成员达成了一致意见。爸爸自己说他要跟华莱士先生谈一谈，措辞小心地告诉他无论如何不能“谋杀了我们的婴儿”。
后来我查了他的账本，在“家庭杂用开支”一栏中他记下了当月的总数，以前他总是讨厌使用这一栏的。
1871年8月6日
多么巧啊！仅仅是两天前我还写到线索总是在不经意间到来，今天下午我就发现了一条最为重要的线索。
爸爸正准备写个自传，让我帮他准备，于是在他的允许下，我看了他的研究中的一叠稿纸。爸爸坐在房间另一侧的皮椅中，想想看，当一张素描自《乘小猎犬号环球航行》的资料中掉出来时，我是多么的惊讶吧！那是康拉德·马顿斯画的，他是船上的画家。看着画，我立刻被画面上的一个错误给惊呆了——刹那间，这幅素描揭穿了爸爸所说的关于那次致命的《乘小猎犬号环球航行》的一切都是个谎言。
我的手开始颤抖。我瞅准机会瞧了一眼爸爸，他并没有注意到我的焦灼之态——他正在给他的书做关于人与动物的面部描述的笔记。我又看了一眼爸爸的素描像，还有另外一个人站在一棵树边。那个人是麦考密克先生。现在我已经抓住了此画的重要意义所在了——若是他能在审讯中作为呈堂证供的话，它会推翻被告当时不在场的托词，从而为其定罪。
我飞快地把素描夹在两张空白纸中间，再把他们偷偷夹到一本书里。然后我告诉爸爸我想休息一会儿——这个借口他总是会很快答应的——接着我离开了去研究这个重要线索。我回到卧室，把书放在床下，那不是个藏东西的好地方，女仆肯定会发现的。
我知道我该做些什么。就像藏我的日记一样，我用了同样的手法——藏在最普通的地方。这在我童年时玩的捉迷藏游戏中被证明是非常有效的。我要把它藏在房子的中心部位。那儿有块松散的木板，没人知道的，是个藏东西的好地方。
1871年8月8日
素描画又一次激发了我的好奇心，促使我再一次展开调查。我策划了一个大胆的计划，这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一定要把这个秘密彻底地挖掘出来。真是不可思议，事情好像正在朝我设计的方向发展，我坚信命运之神站在我这一边——也许天神们最终决定要把40年前的那个黑幕揭开。
我们全家决定要去湖区待一段时间，那儿已准备好了一套村舍。我以帮霍普·韦奇伍德收拾村舍为由，提前5天到了那儿。只有我们俩，再加上几个佣人，那么，我早上溜出去跑到北边去拜访R。M。一家就是轻而易举的事了。我知道R。M。是揭开整件事的关键所在。我是上星期听到他的名字和华莱士先生的名字被一起提及的（就在听到华莱士敲诈案的同一场对话中）。我在爸爸的旧纸堆里找到了这家人的地址，在去之前给他们先写了封信，当然没有说出拜访的真正目的。我请他们把回信寄到格拉斯米尔的村舍里而不是家里。我记得爸爸曾批评我是个“间谍”，不过他还不了解我干这个是多么在行。
明天一早我将带着霍普一起出发。
1871年8月10日
我成功了！但为什么我不为此而欣喜，反而觉得内心很空虚呢？答案不难猜：现在我已经弄清楚了那臭名昭著的“大火之夜”发生了什么了——爸爸是一个冒名顶替的伪君子。他伪装的本事可比我强多了。真可耻！我现在可以了解这些年来严重损害他健康的那种负罪感了。
为什么在证实了自己的怀疑后，我感到如此地伤心呢？我知道在一定程度上我希望自己的猜疑都是错的。在我内心深处，我多么希望爸爸就是世人所公认的那样，是一个伟人，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是一个把自己的名誉建立在流沙之上的骗子。呸！我真不知道我该怎样看着他而不流露出厌恶的情绪——用这个词来形容我现在对他的感受一点儿也不过分。
秘密其实并不难揭示。R。M。一家回信说欢迎我光临。虽然他们表示对我此行的动机很好奇。在肯德尔转了一次火车，只用了两小时多一点我就到了他们家。他们住在镇子中心的一座小房子里。女主人两年前去世了，享年75岁。R。M。在国外未归，房子就被两个远房亲戚接管了。虽然他们都是同一个姓，但他们之间以及和R。M。的关系我一直没搞明白。他们热情地接待了我，还给我端上茶和点心。我表明了自己的来意——我是奔着他们的亲戚来的，想问问他是不是给他们留下了什么文件或纪念品之类的东西——他们对我的要求很是热心，一个到阁楼上去翻了半个小时，回来时拿着一叠用黄丝带扎起的泛黄的信件。他说R。M。一家一直保存着他从国外寄回的信。几十年了，他很高兴能找出来供我细读。这对表亲看起来对R。M。的小猎犬冒险之旅极不感兴趣。我发现他们从没读过这些信，而且他们实际上并不了解和关心他。他们也不了解我父亲的研究，因为他们没有问我任何关于他的问题。在当今的社会背景下，这是很不正常的。他们当然也不知道其中有封信包含着至关重要的信息。我自然不会告诉他们，也没有在读到它时表露出任何吃惊的表情，就像看了一张白纸一样，把信还回去，然后看着那个表亲又把它塞回信札里系好。
回程车上，我神思恍惚。现在该怎么办？在我发现了父亲的劣迹后，我还能面对他吗？
1871年8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