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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终于进了球队，但大多数时候都只能坐冷板凳。偶尔会安排他打右外场。他孤零零地站在偌大的草坪上，每次投球前他都要摸一摸他辟邪的兔后脚：上帝，千万别让它往我这边来。如果投过来，如果必须要过来，求你保佑我接住。有一次，他答应帮哥哥送报。但口袋里的报纸太沉了，一骑上去就倒了。他试图把报纸塞在车座下和车轴四周，但仍不管用。球赛就要开始了。他感到很慌，就把车丢在灌木丛里，最后把它忘得一干二净。“感觉怎样？”哥哥问。休一脸惊惶。后来他们摸黑找到了车子。父亲摇着头开车送他们去把报纸投送了。这类的事情已不止一次了——他感到心情糟糕透了。
卫星电话一个劲地响起来，真烦人。他好一阵子才从沉迷的思绪中回过神来，拿起电话。过了好半天，对方才传出一个微弱的声音。“请找贝丝·达尔西默。对不起，这么晚给您打电话，找她有急事。”
他的声音听起来很年轻，是美国口音。
休迅速穿上短裤，拿着移动电话，越过营火，光着脚在石头间往前摸。营火的余烬还在闪烁。他掀开她的帐篷帘子，低头进去。她马上醒了，睡眼惺忪地从睡袋里坐起来，看着他，先是一惊，接着浅浅地一笑，显然是误会了他的意图。他作了解释，把电话递给她，然后走了出去。他能听到她的说话——声音富有情感而紧张——接着听到她哭了起来。奈杰尔从黑暗中冲过来，钻进帐篷问道：“怎么回事？怎么了？”
休点燃油灯，重新生起火，并煮了些咖啡。当他把咖啡给她端去时，她泪水盈盈地抬头望着他，说她妈妈去世了——是心脏病。她喝了咖啡，两颊通红，神情有些恍惚。
“我得走了”，她说，“明天就离开。”
第二天早上，她准备乘坐打电话叫来接她的船离开。奈杰尔也要走。他解释说，在这种时候，他更不能离开她；如果她同意，他还会陪她回明尼阿波利斯去参加葬礼。她在帐篷里给她父亲打电话。休和奈杰尔听见她一边说话一边嘤嘤的哭声。他们面面相觑，不知如何是好。
“真不忍心在这种情况下离开你”，奈杰尔说，“多保重，我敢肯定项目组很快就会派人来接替你的，放心吧。”
“相信肯定会的。”休回答说。但是他关心的根本不是这个事。
早上，虽然奈杰尔忙乎着做了些甜饼，但她吃得很少。她面色苍白，看上去很憔悴。但休却觉得——虽然有种强烈的罪过感，她悲伤时显得越发漂亮了。
10点的时候，船来了。她俯身在休脸上吻了一下，悲伤地笑了笑。他拥抱了她一下，然后帮她把设备沿着小路搬下去。在迎客门毡，他和奈杰尔握手告别。似乎几分钟的工夫，他们就消失了，连头也不曾回。跟着船出去的海鸥飞了回来，又盘旋在小岛四周，寻找鱼虾。
孤身一人，让人觉得怪怪的——既奇怪又熟悉。但他没有恢复往常的工作程序——甚至连捕鸟网也没有架，而是坐在他那块石头上，遥望着大海。独居的安宁被打破了，而且他知道永远打破了。他不可能再若无其事地过下去了。
一个小时后，他用那部卫星电话给项目总部打了个电话，找彼得·西蒙斯。
“急线”，他用研究者的行话说。其中一个要求是：立即撤离——没问为什么，或者至少说提问很少。但西蒙斯的确提了一个问题：你打算做什么？
他心里乱哄哄的，哪里说得清自己到底想做什么呢？或许他能从这次磨练中学到些什么，能弥补过去的损失和摆脱沉重的挫败感。但他听到自己的回答，禁不住也吃了一惊。
“我打算去攻个学位”，他说。“不是野外考察，而是搞研究，也许是达尔文吧。当然得靠你的帮助——如果你愿意的话。”
西蒙斯答应了。
他们很信守诺言，派了一对渴求知识的学生来，一男一女，都才20岁出头。休带着他们看了所有他认为他们有必要知道的东西。起程的早上，他来到小岛北端，在那块岩石架上静静地坐了差不多一个小时，然后草草地打理行装——只有一个帆布口袋，里面基本上装的都是书。两个学生送他走下小路，从门毡把包递给他，挥手与他告别，看上去很高兴能单独留在岛上。
“终于受不了啦，啊？”拉乌尔提高嗓门压过发动机的轰鸣声说。
“有点吧。”
“你离开这里，高兴吗？”
“我想到其他地方去。”
“去哪儿？”
“英格兰。”
“回到文明社会前，要修胡子吗？”
“很可能。”
“老兄，气色不错呢。”
听到这话，他吃了一惊。他也惊讶地感到自己心中升起了一丝希望。在岛上的日子还不算白费，也没什么感到耻辱的——不管怎么说，当其他人都放弃了的时候，他却坚持了下来，是他让这个研究项目保持了下来。
当船轰鸣着远去的时候，他回头看着辛农布雷岛。海鸟在它上空盘旋，它们的翅膀在阳光下闪耀，像银色和灰色的小点在阳光下旋转。他意识到，自己虽然在岛上生活了这么一段时间，对上面的每一块石头和每一个岩缝的形状都了如指掌，但却并不清楚小岛的模样。现在他才注意到它是那么对称——两侧坡度均匀，他觉得很像一个蚁丘。
从远处望去，它显得很小，颜色暗黑，像一个燃尽了的火山独自坐在大海中央。
《达尔文的阴谋》作者：＇美＇ 约翰·丹顿
（本书资料收集于网上，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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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查理想，人生就像是一个21点牌戏。在极度失望的第三天，他又来到白厅海军部一间木格镶板的办公室。毡面的办公桌上摆满了船上用的时钟和航海天文钟——全是罗伯特·菲茨洛伊船长的。他拿不准为什么叫他到这里来，但心里的兴奋和激动告诉自己，他还有希望参加这次航海考察。他开始怀疑那个所谓的朋友不过是一个幌子，坐在他对面的这个捉摸不定而又迷人的人只是想藉此给自己一条退路——倘若查理不合格。实际上，他觉得自己好像是在参加一场考试。他竭力装出一副轻松的样子，因为船长明显地是在品评他——那双黑洞洞的眼睛毫不掩饰地不时打量着他，而且对他的鼻子好像特别在意。
菲茨洛伊26岁，比查理大4岁。他阅历丰富，显得很自信。他身材瘦削，黑头发，鹰钩鼻，蓄着长连鬓胡，与人说话习惯了大声嚷嚷，手中的权力与他的年龄很不相称。但他同时也非常有朝气，想像力丰富。而且在查理看来，最重要的是，他还是一个醉心于自然科学的人。亨斯洛向他简单介绍过菲茨洛伊的情况。他曾在海军里工作过不长一段时间。这无疑是得益于他的贵族关系网——他把自己家族与查理二世和芭芭拉·维利尔斯扯上了关系。另外，他的发迹还得益于海军部措辞微妙的“死亡空缺”，即英国海军舰艇小猎犬号前任船长在火地岛偏僻的海岸用一把手柄镶珠的手枪把自己的脑袋崩开了花的事件。死之前，他在航海日志中写道：“人的灵魂已死。”
“菲茨洛伊受命负责轮船回航”，亨斯洛说。“他把每项工作都打理得井井有条，尤其在当时船员们都坚信已故船长的灵魂还在船上的情况下，更是难得。”亨斯洛想了想又说：“说到自杀，你会想起十余年前卡斯尔雷勋爵抹喉自殒、落得一个不光彩结局的事。他是菲茨洛伊的舅舅。可怜的小伙子当时才15岁。自毁似乎成了他人生的主题。如果把这看作是他在海上需要一个伙伴的原因，我想也一点不足为怪。他几乎没法和手下交谈，不是吗？”
但在这个人身上似乎没有抑郁症的影子。他眼睛忽闪忽闪的，睫毛很长，有点女性化。他向他描绘目前正在普利茅斯改装的小猎犬号是如何的漂亮，以及大海上那让人难以忍受的没有拘束的感觉。他的声音很温和。此次出航为期两年——但也难说，可能会延至3年，甚或4年。他说首要的目的是绘制南美洲的海岸图，其次是通过环绕地球的时序记录，修正对经度的测算。
“为什么选择南美？”查理插嘴问道。他兴奋得有些喘不过气来。
“这条航线凶险莫测，潮流急，风向多变。海军部需要最新的航海图，越详细越好，包括每一个小海湾和每一条海岸线。”他放低声音，一副密谋的样子。“贸易在不断增长，你知道，特别是和巴西。西班牙的日子完蛋了。我们必须亮出自己的旗帜，让那些港口一直向我们的船只开放。我们拥有福克兰群岛。阿根廷陷入持续内乱。美国人在到处瞄。我们已经派了一个海军分遣队去里约热内卢。”
查理觉得话题的转换是个好兆头。但没一会儿，菲茨洛伊突然俯身没头没脑地提出一个问题，问他是否真的是著名的内科医生、哲学家和“自由思想者”伊拉兹马斯·达尔文的孙子。菲茨洛伊特别强调了自由二字。查理承认说是。
“我不喜欢哲学”，船长的语调让人不容争辩。“动物生理学也学不下去。所有那些对自然规律和物种变异的强调——也就是雅各宾提出的，都简直近乎是异端邪说。你不觉得它是对普遍认同、毋庸置疑的智慧，对认为每一只虫子、每一片树叶和云彩都是上帝的杰作的信仰的挑衅吗？”
“我当然不是无神论者，先生，如果那是您想问的问题的话。”查理语气坚定地说。“我不认为一个物种会变异成另一种东西，无论它们有多接近。我信仰神圣的立法者。而且我认为，像您所描绘的这次航海考察必定会为《圣经》的教诫提供可靠的证据，虽然我还得补充一点的是，最近我趋向于这样的观点，即我们继承下来的地球已历经了许多连续的发展阶段，而每一个阶段都有它特定的植物群和动物群。”
“哈！”菲茨洛伊一掌拍在桌子上叫道，“我就觉得嘛，你不会赞同培利先生的钟表构造理论。”
“相反，尊敬的阁下，我曾三次读过《自然神学》。我的确相信钟表构造理论。只是其中的钟表新构性观点，我觉得还可以继续探讨。您知道，我对时间纵向变迁所带来的影响非常感兴趣。”
菲茨洛伊噌地一下站起来，在办公室踱来踱去。
“不管世界多么古老，”他说。“就算是创始于公元前4004年10月24号，我们依然能找到那次大洪水的证据。”
“毫无疑问。”
“好吧”，菲茨洛伊突然说，“你是我最信任的人。坚持你的观点，但同时也要忠实于《圣经》的教导——好吗？在我们的房舱里，我们还有很多要讨论的。一个辉格党，一个托利党，关在茫茫大海中作智力较量。哈哈！”
事情就这样定了。
送他出门时，菲茨洛伊问查理，听亨斯洛说有一次他把一只甲虫放在嘴里，不知是否真有其事。查理给他讲起还是学生时的这件事情。他搬开一块石头，发现两只奇特的甲虫，于是一手捧一只。这时又钻出一只，因此他只好把一只咬在嘴里，腾出手来去逮另外那只。结果嘴巴痛得不行——原来这种讨厌的虫子体内藏有一种酸液。
“老天！我几天都吃不得饭”，他说。菲茨洛伊听了大笑起来，笑声在屋里回荡。
“哈！”船长说。“你可不要把热带的虫子往嘴里放，不然它们会把你放到它们嘴里的。”
被这种友好气氛所感染，查理也反问了一个问题。
“请您告诉我，我有个印象——或许是我自己多心——您好像特别在意我的鼻子。是这样吗？”
“当然啦”，他回答说。“我是颅像学家呢，知道吗？我特别注重人的长相特征。这就是为什么我对你的长鼻子感兴趣的原因。说实话——对你不是什么好话，我花了好一阵工夫才意识到它的误导性——其实你很值得信赖嘛。”
第二天，他们再次见面，在位于蓓尔美尔街的菲茨洛伊的俱乐部共进午餐。船长又一次给查理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有时他们俩的角色似乎倒置了过来——现在倒是菲茨洛伊害怕他会退出了。在炉火旁啜饮着白兰地，他俯身过来碰碰他的手臂说：“也许你的朋友会告诉你，海船船长是世界上最伟大的野兽。我不知道该怎样向你证明这一点，除了希望你能让我尝试一下。”
“试一下！哦，一千次都可以”。查理急切地说。
“让我们祝愿那样的尝试永远不必要吧。”
菲茨洛伊阴郁地沉思了一会儿，然后又说道：“当我想一个人呆着的时候，我想独自在房舱进餐，你不会介意吧？”
查理连忙说请他放心。
“完全没问题”，他说。
“如果我们这样相互理解，我希望我们就能彼此适应。否则，我们就很可能会交恶的。”
菲茨洛伊并不隐瞒航行中的种种艰苦——乱糟糟的居住舱，淡而无味的食物，风急浪高的大海，合恩角周围凶险的风暴，以及在南美大陆考察的种种危险。菲茨洛伊似乎觉察到，他越是强调路上的各种凶险，查理就越发坚信小猎犬号船就是他必然的选择。
有一次，船长放低声音悄悄告诉他说，他曾在考察中亲自冒了一次险。前次航海到火地岛，他买了3个野人——因为一条尖尾长艇被偷了，他把他们扣为人质——现在他要把他们送回到风暴肆虐的原住海岸，以在那里建立起一个基督文明的桥头堡。
“你没听说过这件事吗？”
“老实说，先生，我听说过。”查理回答说——事实上他不可能不知道，有好几个月，这几个印第安人都是伦敦街谈巷议的话题。他们甚至还被带到皇宫去过。女王对他们特别感兴趣。
“我从心底表示赞同。建立一个传教基地肯定也能救助海难船员。”
“就是嘛！”菲茨洛伊一拍大腿打断了他的话。
他们确定了查理的开销——一年30英镑的膳食费——并列了一个他需要的物品的清单，其中包括12件棉质衬衣，6条粗布马裤，3件外套，靴子，便鞋，西班牙语书，一本动物标本剥制术简介，两架显微镜，一个地质罗盘，网，罐子，酒精以及各式各样捕捉和处理标本的工具。
接着，他们转出去买了两只火器。伦敦到处都是成群结队的来参加翌日威廉四世和阿德莱德皇后加冕典礼的人们。窗户上挂满了旗帜，燃气灯彩亮得耀眼，到处都张贴着印有王冠和锚的装饰品和欢迎新国王的标语。然而更加让查理兴奋的却是他买的那两把崭新的明火式手枪和一支步枪。他叫人把它们送到宾馆，还忍不住告诉店员这些枪是到南美的蛮荒之地使用的。后来他写信给姐姐苏姗，请她派人到什鲁斯伯里的造枪匠那里去买了些击铁、发条和枪栓等零部件。
菲茨洛伊离开后，查理忍不住心中的兴奋劲，在加冕游行线路上买了一个座位。第二天，他坐在圣詹姆斯公园对面的美尔大街的位置上，看着身穿朱红色制服、身上挂着金灿灿的黄金饰品的浩浩荡荡的加冕队伍，心中充满了无限敬畏。当皇家马车驶过时，他看到了国王，还觉得君主向他微微点了点头。他的心中充满了帝国的自豪感。作为一个英国国民是多么地幸运啊。但接着大街对面的人群骚动起来，他们相互推搡，挤过警戒线想看得更清楚。高大的骑兵侍卫冲过去维持秩序，马直往后退，后蹄乱蹬。有一个人受了伤，平卧在水沟边了，直到一辆马车过来才把他送走。两个警官像扔一袋土豆一样把他扔上了车。
那天晚上，查理随着人流，在威斯敏斯特堤坝上散步。他看着鞭炮在泰晤士河上空炸响，迸裂的红色、蓝色和白色的火星照亮了议会大厦，从一座座壮丽的桥的上空飘下，跌落在冰冷漆黑的河水中。雾突然起来了。有节奏的马蹄声变得模糊起来，人群也在雾中时隐时现。查理有一种莫名的感觉，好像这一切都是应他而设的舞台，在他明天启程的时候音乐就要奏响。他感到轻飘飘的。他拥抱着这种令人振奋而奇妙的孤独的感觉——因为他与周围的人们都不一样。他兴奋地意识到，这种感觉缘于那非同寻常的意识：转瞬之间，他的整个人生，甚至可能他本人，都将永远改变。
时间是1831年9月8日。
《达尔文的阴谋》作者：＇美＇ 约翰·丹顿
（本书资料收集于网上，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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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剑桥大学图书馆手稿室的管理员在整理资料，他叫休等着。等他终于抬起头来，休问道：“你们有达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