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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与此同时，工业化开发与利益集团占地的浪潮，正向农民席卷而来，扫荡着他们最后的一点生存空间。与平陆相隔不远，同处在黄河边的风陵渡镇有几个村子的土地，被新的开发区占用。
从1992年就启动的开发区，至今还在尘土飞扬中。10多年过去了，风陵渡的开发区除了让人看见有几栋楼房耸立起来以外，却没有向人们展示新技术在这里神奇地崛起。一个没有什么资源优势，也不可能对外界有强烈吸引的小镇，仅靠优惠政策出让几亩地或修几条路，是不可能催生工业的种子发芽的。
被开发区占了很多土地的西柏村村长说，村里每亩地以700元出租给开发区，占地的农民先分到400元剩下的300元由村里对农民进行再分配。他说，过去村里卖给开发区的地，所得的钱并没有用于帮助农民开拓新的生产，而是原村领导叫农民建新房子，建一个房子要7 万元，村里给补贴1万元，农民哪有这么多的钱建房子。
建房子的农民很快背上了沉重的债务，卖地剩下的钱农民却没有分到，而是被村子原领导不知用到哪里去了。农民要求公开财务，可村民的愿望并没有得到实现。
寻求自己利益保护的村民去上访，又被政府派人拦截了回来。带头上访的村长还判刑一年多，不服的村民上诉到法院也没有结果。他们既承担了土地被占的损失，又为寻求自己权利的保护耗费了钱财，这双重损失对他们来说，实在是太沉重了。
村长说，农民上访遭到打击后，他们感到无处可诉。处于弱势的村民只得无奈、被迫地服从政府征地搞开发区的安排，出租地的价格农民无权与开发区进行公平的谈判。地被征用后，村里人均只有几分地，农民从地上获得的收益更少了。农业时代对农民来说即将结束，可开发区并不能给他们带来财富的增长。
失去土地后他们能被城市吸收吗？能得到最低的生活费吗？这个疑问曾一次次在村长的心中回荡。村长说，开发区给农民每亩700元的租金，是根据农民一年从地上获得的700元收入制定的。
而征用的土地转移到投资商手中，他们获得的将不是几百元的出租费，土地经过工业资本增值带来的收入远远超过了农民拿到的每亩700元租金，这些增值的利润又流进了这些开发商的手中。开发区与投资商都从土地的交易中分享了巨大的利益。
平陆县的对面是三门峡市，它与平陆隔黄河相望。三门峡会兴镇王官村贾建平说，他们村农民的经济收入来源主要是种苹果，他种了一亩苹果树收了4000多斤，可苹果却跌到了每斤0。56元。按这个价格，他只能收入2000多元，除去打药、施肥、套袋开支的500元，实际收入只有1500多元。
我走进他的苹果园，看见他的苹果还堆放在地里，地上已有一些腐烂的苹果。和许多村民一样他正在为找不到市场而发愁，如果不能及时卖出去放在地里的苹果就会腐烂，想到这些，他就心急如焚。
他在黄河边还种了两亩花生共收了400斤，按每斤卖1。2元他能收入400多元，可2003年雨下得太多导致花生长得不够饱满，以至卖不出去而堆在家里。
通往三门峡堤坝的公路将他的地占了2亩，可他得到的只是青苗赔偿费100元，这种赔偿与他以后长期从地里获得的收益是极不相称的，地被占用又得不到合理赔偿，必然使他以后获得收益的机会大大降低，这更不利于他积累财富。
实际上他种了10多年的苹果，一直没有什么资金的积累。一年收入勉强够开支，不够开支时他还得外出务工。
小规模的耕种不利于农民从土地上积累资本，又阻碍了农业生产力的提高。无论农民如何调整产业也难以迅速积累财富，而且在狭小的耕地上，由于自然灾害、日益加重的各种摊派，使得农民承受的风险是愈来愈重。产业的转变必须是伴随着城市的大门向农民开放，使他们的劳动资源向城市配置。
让农民参与整个国民财富的分配，并让他们进入中国的主流文明社会，享受各种权利，是中国目前最迫切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
如果城市的部门以各种理由阻碍农民，不把机会让给他们，那么农村剩余劳动力向何处转移呢？一家几亩地的耕种能使他们的劳动价值实现吗？
毫无疑问，如果没有一种强有力的制度来保障农民利益的实现，那么中国的经济增长将会失去支撑，社会文明的进步将会停滞。因此，我们不得不在沉重中发出疑问：怎样改变农民的利益分配格局？农民到哪里去实现他们的利益？
第六章来自黄土地的渴望理想主义者的扶贫（1） 一种文明能否持续地释放出扩张力，还在于一种文明的演变能否得到相应能量的补充。黄河流域农民的贫困不仅是一个收入问题，还在于他们抵抗贫困的能力非常脆弱。一旦疾病袭来，家里需要支付高昂的医药费，就有可能使他们因病返贫。而现在急切需要做的，是给农民提供健康、教育、就业等机会，通过这种能量的补充使他们有创造财富的能力。
贫困人口往往连基本的生产资料都没有，一些非政府的扶贫组织已经开始向这种贫困的群体提供能量的补充。中国扶贫基金会实施的小额信贷，主要是通过项目进行扶贫，让农民在项目实施的成功中获得寻求财富的信心与机会，而不是农民缺什么就给什么，更不是简单地把农民看作是救济的对象。
小额信贷不是选择穷人里面最穷的人，而是选择穷人里面有经营能力的人，让他们在掌握一定的技能后，能够以信贷资金去创造财富。在这个创造的过程中，他们认识到了什么是市场经济，如何面对风险，怎样降低成本。
由于小额信贷没有抵押，农民是凭他个人的资信从基金会获得信贷。为了降低风险，扶贫基金会采取了五户联保，即农民只有加入这个联保才能从基金会贷款。5户农民是自愿组织到一起的，他们熟悉各自的生活状况。
一旦联保中的成员不能偿还信贷，其他成员就要代替还款，由此5户人家形成了互相制约。受小额信贷支持的农民，扶贫基金会一般会帮他三年。还款期限采取在贷款两个月后，每半个月还款一次。
仅仅把钱扔给贫困地区的泛扶贫方式，是不会给贫困人口带来多少利益的。扶贫需要的不仅是一个道德和情感的投入，更需要的是智慧与技巧。在找出了贫困的根本原因后，设计相应的项目去消减贫困。因此，扶贫基金会是精细化扶贫而不是泛扶贫。
当然，扶贫基金会还是遇到了地方政府的一些干预，如配套资金不能到位，扶贫资金被挪作它用。一些县政府的领导还向基金会设在地方的服务社派人，这些人到服务社后不执行基金会的扶贫要求，把资金借给与自己有关系的人，偏离基金会的扶贫目标。
截止2002年12月底，中国扶贫基金会总收入达6897。23万元，总支出5225。70万元。其中向27937个农户发放了小额信贷，累计贷款3539万元，还款率达95。6％。地方的人民银行也对扶贫基金会的信贷提出了质疑，认为这是一项金融活动，而不是扶贫，信贷应由金融机构来做。
基金会认为，这主要是因为当前基金会的法律地位还没有得到确定，但扶贫基金会小额信贷项目的成功也使政府对扶贫基金会的信贷活动表示了认可，况且扶贫基金会是以信贷的手段，来培养农民致富的能力并没有吸收存款。信贷的范围也是严格限定在贫困人口中。
以前，政府救灾最大的弱点是反应速度慢，等灾难发生后再去调查组织物资时。受灾者最需要的是急救，等援助到达时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计划救灾项目强调的是速度反应，先筹集物资，然后动态地跟踪国内灾情。
仅仅靠小额信贷还实现不了农民迫不及待摆脱贫困的愿望，疾病随时能将农民推入贫困的深渊。要提高西部贫困人口的生活质量，就必须要让他们拥有健康的身体，而西部医疗资源的缺乏，恰恰使他们难以实现这种愿望。为此，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实施的母亲健康快车，主要是把健康快车直接开到农村，对妇女进行健康的宣传、义诊，使她们的病能得到及时的救治。
调查结果显示，贫困地区存在着巨大摆脱疾病的需求，贫困妇女的身体健康大多数不容乐观。贫困的母亲不用说一年能检查一次身体，有的妇女一辈子也没有机会去检查自己的身体，尤其是一些医疗水平落后的地区，她们随时面临着疾病的威胁。
分析了贫困地区落后的医疗状况后，妇女发展基金会决定先在贵州、陕西各推出100辆母亲健康快车。在母亲健康快车启动之前，妇女发展基金会在重庆市政府、妇联、解放军第三军医大学所属西南医院的支持下，先在重庆开始了母亲健康快车的试点，对这一地区数千名贫困母亲进行了义诊与医疗宣传。
为实施这个项目，妇基会首先与民航局搞了一个蓝天爱心计划，在62个机场建了200多个捐款箱。事实上，这个项目取得了很大的成功，机场募集的资金成为了母亲健康快车资金来源的一个重要渠道。
健康快车实施后，妇女基金会要求一辆健康快车一年要完成6000名贫困母亲的身体检查，每个贫困母亲的身体一年至少能得到一次健康快车的检查，同时对她们进行医疗卫生方面的宣传和培训。
妇女发展基金会如此积极推动母亲健康快车项目，还受到她们在西部实施母亲水窖工程成功后在社会产生巨大反响带来的激励。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副秘书长秦国英说，基金会在对西部考察后发现，严重的缺水已给当地农民的生活带来了极端不利的影响。
到甘肃天水县农村调查时，秦国英发现，一些妇女、孩子正从很远的地方挑水回来吃。挑水的地方就在从山上石头缝里滴下水来的地方，村民们在滴水的地方挖上一个坑，挑水的妇女和孩子，就排队站在这坑前等着石头缝里滴下来的水积满。
为挑到水，村民们往往是天不亮走三个多小时的路程去挑水。从孩子们挑的水桶里，秦国英看见，水桶里的水混浊不清，问起原因，孩子们告诉她，由于去晚了人家已把清澈的水挑完了，只能挑泥面上混浊的水。
长期的缺水使村民们脸上呈现出皮肤粗糙、眼光暗淡、神情恍惚、长得矮小，达不到正常人的身高标准。而含有氟、砷等有害元素的水又造成当地人得了一种奇怪的大骨节病，使他们弯腰驼背。这一切显示出来的是，贫困仍像大山一样沉重地压在他们身上。而在西部地区，大约有2000多万人在承受着严重缺水的漫长痛苦。
看到这幅惨淡的景象，秦国英的内心受到了很大的震动，也由此激发出她的一个疑问：靠什么能够帮助她们解决缺水的危机？
调查了这些地区的缺水现象后，妇女发展基金会采取的第一个行动是，筹集资金为西部缺水的农民修建水窖。通过发动社会各种力量，妇女基金会第一次就筹集到了1。16亿元，她们将这笔资金专门用于母亲水窖工程。
到2002年底，分三期实施的母亲水窖工程已投入资金9818。7万元，大约在西部一些省市的农村兴建了8万座水窖，解决了78万多人的饮水问题。
第六章来自黄土地的渴望理想主义者的扶贫（2） 解决了缺水困难的农民，脸上显出了一种对生活自信的笑容。他们开始利用水窖种植一些农产品，从来没有吃上蔬菜的农民终于能够吃上自己种的蔬菜，他们不良的卫生习惯随着水的到来也发生了改变。
“尽管为解决西部农民吃水的问题，我们做了很多的努力，但仅仅靠我们的力量还远远改变不了西部庞大人口缺水的现实。主要渠道还要靠政府，我们只是通过一种成功的实践，创造一种良好的模式并把它推行到当地。鼓励当地政府与农民来共同解决，让他们在参与当中认识到，经过努力是可以改变自己的生存条件的，我们还想在当地实施饮水安全与综合服务项目。”秦国英感慨地说。
与妇女发展基金推出母亲水窖工程、母亲健康快车，具有同样重要意义的是中国扶贫基金会正在实施的母婴平安120行动项目，这个行动是以预防为主，救援为辅，通过对贫困孕妇的监控与快速救助，使她们以最低的成本脱离危险。
基金会的人到西部的医院作了大量的调查，调查发现，贫困地区的医疗卫生状况之差，超出了基金会的想像。大多数孕妇在家里生孩子并用传统的接生方式，使孕妇与婴儿的死亡率非常高。一些贫困地区的孕妇与婴儿的死亡率，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5 倍。
如此惨淡的景象给扶贫基金会的人以巨大的震动，一个救助贫困孕妇的母婴平安行动在他们心中产生了。他们的设想是依靠当地县、镇、村三级医院的网络，设立一个救护中心，配备一辆救护车，中心大约由5个人组成，并对他们进行培训。同时选定协助抢救的村民进行技术指导，使他们能够掌握整个救护过程中的必要知识。
当紧急情况发生后，村里的保健员解决不了便转向镇卫生院，镇卫生院无力抢救时，向县救护中心发出求救信息，接到报告后县救护中心开着救护车直奔乡村。
如果车开不到村里，那么就由村里组织的担架队将病人抬到救护车停靠的地方，每个抬担架的人每次由扶贫基金会补贴10元。
贫困的孕妇由乡村保健员检查三次，村保健员必须在三个月内发现孕妇，了解她家庭的基本情况，并在一周内上报到乡中心，中心再上报到县救援中心。
每检查一次填一张表，每填写一张表基金会给保健员补贴一元，这样能鼓励保健员尽最大努力去检查每一个贫困的孕妇。如果检查有问题，需要送到县医院救治的贫困孕妇，由扶贫基金会根据孕妇的情况，给予200元、400元、600元或800元的支持。
贫困地区的人口得不到良好的医疗服务，与当地医疗水平落后有极大的联系。
一些院长对医院一年有多少就诊量，药房每天要消耗多少药品，需要多少成本，能收入多少等问题几乎不知道。等问题出现时医院已是亏损累累，其结果是西部的一些医院陷入缺钱、条件差、更缺钱、条件更差的恶性循环中。
很多西部医院的院长除了专业知识以外，医院如何管理，对他们来说是一片空白。为此，基金会在西部启动了一个天使工程，主要是对县一级医院的院长副院长，进行现代医院如何管理，成本如何控制等培训。
基金会认为，如果提高医院领导人的管理素质，促使他们以最低的成本，合理地配置医疗资源，那么将会有更多贫困人口能够走进医院治病。
虽然民间的一些扶贫组织，没有像中国扶贫基金会那样有政府背景，但他们在一种理想主义的召唤下，义无反顾地踏上了扶贫之路，拥有优越的生活环境已经是73岁的经济学家茅于轼，就是在理想的召唤中踏上了对农民的扶贫之路。
当有关部门对农民的扶贫和就业问题，还没有找到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法时，他与亚洲开发银行驻中国代表处首席经济学家汤敏等人，在北京通州一个名为富平的简陋学校里，开始营造这样一个理想：让贫困地区的孩子通过接受技能培训摆脱贫困，以此去开拓新的生活。
“我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想把社会改造成一个理想的社会。这个梦其实很简单，就是古今中外哲学家所赞成的，人与人之间要保持友好的人际关系。不光是对你自己、朋友还是对敌人，都要有这个精神。我把这个精神从经济学理论中推广到社会层面中来，希望对所有的人都有所帮助。当然这个社会很复杂，你做好事有人并不理解。”茅于轼说他的内心被一种理想主义在推动。
茅于轼的这个理想，来自他在山西临县龙水头村搞扶贫时得到的启示。那时他与汤敏在山西临县龙水头村成立了一个扶贫基金，他们在这里已经投入8年的时间与精力，目的是向农民提供小额信贷资金支持，唤起这里的人去勇敢地改变贫困的命运。
8年以来，这个基金已发展到20多万元。从1998年开始茅于轼采用了新办法，从别人那里贷款再贷给农民。茅于轼不认为这是一种变相贷款，因为他从利息的收入中交了个人所得税，这对个人和政府都有益。
基金现在共有20万元借给老百姓看病、上学、生产等，帮助当地农民在资本的支持下能寻找到一些致富的新资源，而且还消灭了高利贷。已经做了8年，还款率是100％。在决定是否借款的问题上，茅于轼说由三个人商量决定借给谁。这三个人是当地比较可靠的人，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