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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张的道路时，贫困的农民与失业的工人可以选择的就业机会就会变得更少，财富分配对他们来说也就日益不利。
私营企业在陕西处于弱势与陕西省官员的发展意识有直接关系。陕西的官员们热衷于引进大项目，上大企业，似乎只有大企业才能使他们的财政收入有保障。他们没有将资源转移到支持可能给陕西带来更有创造力和更多财富的私营企业。
他们习惯于公务员、科研单位、国有企业的身份，他们压根就闻不到商业文化中包含的冒险、创新、扩张精神。他们宁可在微薄的工资中将自己的一生献给低效率、不能给自己带来财富的国有企业，也不愿去开拓一个新的生活空间。
只有当国企负债停产倒闭将大量的工人赶回家里时，他们才在住了几十年的狭窄平房里默默品味着失业的痛苦，并陷入对未来生活没有保障的担忧中，更低质量的生活还会长期伴随着他们。如果长此下去，未来的好生活对他们来说，仍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及的梦想。
第十一章何时接受资本文明的洗礼文明的现代要有超前的变革（1） 沿着陕北的神木、榆林、绥德、延安等地向南前行，就可以发现这个地区的乡村、城市处在一望无际的被雨水冲刷形成沟壑交织的黄土高原上。计划体制造成的严重城乡分割的经济结构在这一地区显得尤其突出。没有扩张力的县城及以矿产为主的重工业创造的财富辐射面有限，农民难以进入其中分享利益，工人阶层在这种低效率的重工业中，也只是获得勉强够维持一家人生活的收入。
在被干旱的黄土包围的陕北神木县内，一些官员利用当地的矿产优势并发动一系列的经济变革，使人们在荒凉的山谷里看到了这个县城的生机，它也使我们看到黄河流域内的制度变革可以将潜伏在山沟里的县城带出贫困的包围。
如果不是看见神木县两幢气派、壮观的县政府与县委大楼，那么这个小县城仍旧被陕北黄土高原的荒凉笼罩着。坐在这幢大楼里的执政者、神木县县长郭宝成，神情坦然地对我说，建如此漂亮的政府大楼，是因为自己到德国法兰克福考察时发现，法兰克福市银行的大楼特别显眼，高楼都建在该市最繁华的地方。
他的理解是，银行大楼是一个标志，有着巨大的广告效应。而他之所以要把神木县政府大楼建得很壮观，是因为长期以来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都有意无意地将陕北看成是贫困、落后和荒凉的地方，把陕北与农民住的窑洞里联系在一起。他要让人们通过看见神木县政府大楼，改变对陕北的传统认识。县政府大楼与县委大楼分别投资了1500万元和2500万元。
他认为，雄伟的政府大楼，对外也是一种广告效益，不但使市民有一种对城市的强烈聚集力，而且增加了外来投资者对神木的信心。让他们感到神木县财政有实力，不会将投资在神木打了水漂，可以有信心在这里赚到钱。
政府大楼的建立，郭宝成是通过市场化的运作完成的。他将人大、政协等机构都纳入到政府大楼，而将原来政府各机构的办公楼卖掉，节省了修建各机构办公楼的经费。
郭宝成对城市经营的思想是，神木县规划的面积是29平方公里，已经建成的是10平方公里，容纳了10万人，政府投入大约5亿元，这个投入在以后对城市的经营中还能赚回来。
他采取的做法是，将城区内的土地实现一级垄断，所有单位用地必须到政府这里来买。政府再向乡村征地，征收的地对外拍卖，从增值的地中拿出资金用于市政建设。
如一个小区250亩地，区内的道路、绿地已经开发好了，卖给开发商每亩是50万元，政府从中净赚1亿元，政府以这笔钱投入教育、卫生和公路建设。
政府从农民手中征地按地段不同，分为10万元、20万元、30万元不等，政府将征到的地拿到市场拍卖后，其增值将大大超过原来的价值。由于政府是一次性向村集体征地，节省了同每一个农民谈判的交易成本。
村级机构是政府权力的延伸，为迎合政府开发城市的意图，村级官员有时不可能考虑到农民的最大化利益，他们不得不顺从上级政府的意愿。
郭宝成的城市化经营还表现在对神木县体育馆的运作上，他用别的国有土地置换拟建体育馆处农民的土地，让农民迁到政府划给的土地上。体育馆的投资是1700万元，馆的北面建了一排商业楼，大约投资了700万元。
他将建好的商业楼向社会公开拍卖，结果收回了2000万元，这样算下来建体育馆的投资实际上花了400万元，他认为以后通过搞各种展览、体育活动，这400万元也能很快收回。
这种城市经营取得的业绩与郭宝成执政时对私营经济的支持有密切的联系。他任县长期间，出台了私营企业发展的规定，使神木的龙华集团、亚华集团、恒源集团、北园集团等四大私营企业集团迅速崛起，这四大集团用当地的煤炭向发电、化工行业开拓。
郭宝成的设想是，让私营集团尽快做大做强，他们越强大，对神木经济的贡献也就越多，同时给财政提供更多的收入。不仅税收增加，还为神木带来4000多人的就业机会，政府为失业人员承担的压力也能减少。
他认为，政府应放手发展私营经济，他们赚钱政府收税，倒闭了与政府也没有关系。推进城市化进程，私营企业也能起到巨大的作用，农民在他们的企业里就业，使他们融入到城市中。在这种认识下，他将全县国有企业全部改制，国有企业垄断的时代在他管辖的县里已经消失。
“按市场竞争来办，一定要让私营经济发展起来，为私有经济打通更开放的道路。我感受到的是，私营经济是一个好东西，不但不危害国计民生，还能增强国力，保障社会的平衡前进。政府要提供一种公平竞争的环境，保障私有财产的合法权利，这样，资源才更有利于生产力与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有利于人们寻找更多的发展机会。”郭宝成富有激情地说。
他去欧洲考察时，很欣赏欧共体的一体化，只要有一个护照开着一辆轿车就能走遍这些国家。回来后，他更坚信了私营经济是支撑神木不可缺少的支柱，他认为，一个在街头摆水果摊、开小杂货店的人对政府都有贡献。
“开一个杂货店，他就有可能雇两个人，这两个人的就业政府就不用操心了，他还给国家交了工商费，既然这样，我们为什么要歧视他们。他财富增加了，甚至会捐款搞社会公益事业，现在应该是谁交的税多谁就是英雄。”郭宝成说。
与其他地方官员不同的是，郭宝成并没有将所有的政治资源用在表现个人政绩上，教育兴县是他的一个执政策略。多年执政使他得到一个感受，经济发展是大文化推动的结果，而经济发展反过来又为文化进步提供了基础。
因此，神木经济真正的腾飞必然是全县人素质的提高。他想起，日本曾经没有什么资源，可日本的经济却能在世界上称雄，这与日本对教育的高投入，推动全体国民素质提高有很大的关系。
对教育的重视，使神木自1998年起累计投资了5亿元，仅一个高中就投资了7000万元。2004年又投资4000万元，建一个能容纳3000多名学生的高中。
郭宝成认为，在西部地区，学生上高中比上大学还要难。榆林市上高中的比例是32％，而神木县却达到了85％，能满足想上高中的学生的愿望，2003年有3000多名学生考了大学。他把这种投资看作是一种智力移民，如果一年考上3000个大学生，他们出去上学后，真正回神木的人会很少。
出去的学生到经济发达的地区工作，他获得的收入比神木要好。如果这些孩子上不了大学，他们可能与祖辈一样只能守着这片赤贫的黄土地，也许他们一辈子也走不出贫困的包围，政府还得给他们找事干，甚至还要给贫困的人提供救济。
由此郭宝成相信，10年就是3万个智力移民从神木走出去，这些人不仅在中国创业，还有可能去国外开创新生活，他们当中会出现很多的成功者。也许20年以后，成功走出去的智力移民，会将他们的项目与资金、技术带回神木投资，他们的投资对神木又是一个财富的补偿。
第十一章何时接受资本文明的洗礼文明的现代要有超前的变革（2） 郭宝成更长远的考虑是，只要有资金就要建最好的学校，让孩子们在条件最好的学校读书，甚至请外国教师给学生上课。
优越的教育、卫生等条件是一个城市文明的标志，让人们有一个优越的教育与卫生环境，使人们感受到城市文明的进步，而这种文明的背后无疑要付出很多的代价。郭宝成认为，神木需要去支付这种代价。
对教育投资如此关注，还在于有一段不能忘怀的执政经验影响了郭宝成。1992年，35岁的郭宝成在民意推荐中，从陕西定边县政府办公室任主任的职务，一跃登上陕西佳县副县长的位置，执政的大门幸运地向他打开了，他开始在政治上施展他的抱负。
到佳县后，郭宝成是主管教育的副县长。佳县是一个非常贫困的县，县政府拿不出一分钱投入教育。他当副县长时全年的县财政收入才700万元，而现在他执政的神木达到10亿元时，佳县才突破1000万元。
资源有限的佳县使郭宝成感到要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面对的却是稀少的政治资源。怎么才能改变这种不利的局面呢？对这个问题他进行了苦苦的思索，现实的压力使他在佳县提出了“一红一白”的发展战略，以此给处于贫困的佳县寻找出路。
一白就是发展佳县白云山的旅游，它是西部五省的道教圣地，带来的经济效益会达到亿元以上；一红就是开拓当地的红枣，佳县农民赖以生存的就是红枣，通过扩大种植红枣面积，增加农民的收入。
他把这个观点发表在榆林报上，可当时他提出的这个战略没有得到县主要领导的支持。仅靠他一个副县长难以使这个战略付诸实施，直到他离开佳县以后，当地官员才感受到这个发展战略的价值。
缺少资金使佳县的教育面临困境，这对郭宝成的执政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他到佳县木头峪镇调查时，吃惊地发现一所学校的房子，是1935年红军长征解放木头峪镇时没收地主的几间房子。
从远处看他觉得这个学校像个破窑洞，风雨已把它吹打得破败不堪，似乎是一个垂危的病人，已经没有力气再支撑下去。走进去再看，他抬头能看见外面的天空，墙壁裂开几道缝，有的墙已经出现了大窟隆，这个破落的学校使他感到雨露星辰都能进来。
一种无言的悲凉与沉重涌上郭宝成的心头，他的内心受到了一种巨大的震撼，为什么这些学生只能在这种环境里勾画他们的求学梦想？他们何时才能从这里走出去？
翻开历史，他发现这个看来很贫困的镇，在清朝时代出过很多文人，而现在为什么他们的教育已经走向了极度的衰退？他们的出路在哪里？
贫困的地区需要财政开支的很多，没有一定的财政支持，政治抱负有时难以实现，郭宝成清楚地认识到，实现执政目标需要相应的资源来支持。
他到佳县任副县长主管教育时，佳县教师的工资很难按时发放，他急切地呼吁教育要先行，可财政紧张的佳县连官员的工资都拖欠着，哪有资金去实现他的教育先行？
看来教育先行的梦想在佳县是难以实现了。郭宝成感到，他不但改变不了佳县教育落后的状况，而且也无法实现自己的执政目标。他任副县长的工资有时也发不下来，直到去神木任副书记一年多以后，佳县才把拖欠他的工资给他寄来。
他感到自己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要尽一切力量把木头峪破败不堪的学校扫进历史的垃圾堆。通过关系他找到了北京一位退休的女官员，原来她也是木头峪镇人，郭宝成忧虑地向她讲述了家乡教育面临的困境，希望她能给予支持。
这位女官员被他描绘的情况所感动，她联系到了一个台商，捐了40多万元。郭宝成还通过其他渠道，使一家美国公司给木头峪捐款建学校。通过向外界寻求援助，他为木头峪镇建了80多个学校。
他向美国人寻求捐款成功建学校的事，被他的上司当时正在中央党校学习的榆林地委一位专员知道，他称赞郭宝成办学精神可佳，并约他一起吃饭。这个专员又从他的办公经费中拿出了20多万元，要郭宝成再建一所学校。
专员赏识他的执政才能，后来该专员任榆林地委书记时，将郭宝成提拔为神木县主管官员的副书记。
现实的困境使他转向外界寻求教育资源，并发动农民义务建校。他主动地突破了佳县教育的困境，在外界资源的支持下，给孩子们一个接受教育实现他们梦想的机会。
郭宝成尽一切力量，一扫佳县破落不堪的学校面目，让贫困的农村孩子进入了环境好的学校读书，使佳县的教育得到了迅猛的发展。他在当地老百姓的心中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老百姓希望他留下来当县长，他离开时仍能让佳县老百姓念念不忘。
上级领导也想提拔他当县长，可有些官员认为他当县长资格还不够，上级将他调到神木县当副书记，佳县老百姓对他的调任很不情愿。
任佳县副县长使他的执政才能已经显现，但他感到当了5年副县长时间太长，使他的有些执政愿望不能尽快实施。执政目标只有通过实施才能体现它的价值，如果不能实施也只是一种想法而已。
副县长任期内他也有很多体会。一个副职要尽最大的努力把事做好，而且只能揽过不能揽功。出现问题要主动承担一些责任，有功劳也要先让给主要领导，遇到得民心让上级欢喜的事，自己不要主动去争取，要让给一把手。
难干的事，棘手的事，群众上访的事，自己不能推却要主动承担，不要把麻烦推给主要领导。当局部利益与全局利益发生冲突时，局部利益必须服从全局。
五年佳县的执政，一些执政的理念与价值已经在他心中形成了，更坚定了他到一个新的地方执政时，如何游刃有余地配置政治资源。他到比佳县要富裕的神木当官时，没有像有些官员那样挥霍浪费，因为佳县那些上不起学的学生，家庭还很贫困，这在他的心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我个人以为，中国社会四级行政以下无政治可言。我们县级官员最直接地面对广大老百姓，不允许他们玩政治手腕，只能实实在在地为老百姓做事。我们的政治头脑是要看到中国与世界发展的潮流，跟上国家改革的步伐，甚至还要有超前的变革。”郭宝成说。
第十一章何时接受资本文明的洗礼让农民分享工业增长的财富 任神木县委副书记时，郭宝成主管官员的考核、选拔和任用，他制订的措施让卖官的人没有卖官的机会，让买官的人无处可买。
需要提升职位的人，先过民意测验这一关，然后考试。考试合格后向社会公示，最后试用，过了这些关才能到新岗位任职。
1984年建立这个制度时他只有26岁，在陕西省党校学习时他就开始思考这个问题。他不平静的心中涌动着，如何设计一套廉洁的执政体系。他一个星期要读6本书，不仅对中国帝王的用人之道进行分析，还对西方的政治制度作了一些研究。
到神木任县委副书记后，他将在党校思考治理官员的办法全用上了。他感到事业的成败在于用人才的成败。不论到哪个地方当官，首先要做的是，经济要繁荣，执政要清明，社会安定，给人们安居乐业的环境。神木官员的任用与淘汰，与他的积极设计新的体系、推动他的执政价值是分不开的。
一般官员的选用数量很大，他们哪个不想从一个办事员升到科长，再从科长升到更高的职位？想提升的人不仅找主管的官员，还找上级官员施加压力，他们把升官的网络渗透到各个部门。而郭宝成的执政措施是，通过建立用官机制，从源头上制止卖官买官的现象，当卖官卖不出去时，他就失去了卖官的市场。
那些买官的人是因为他们当官后有预期的收益，他们才积极地去施展种种影响以达到他们的目标，而卖官的道路切断后，他们就找不到买官的市场了。
“制度实施后，没有人找我要提升职务，想升官的人减轻了升官的压力与成本，他们不担心有人通过钱就能升官。只要有能力升官不需要付出金钱，不需要出钱就能通过竞争上升，哪谁还去花钱买官呢？”郭宝成说。
任神木县委副书记的三年间，他调动了400多名官员，没有遇到什么强大力量的阻碍，也没有人告他的状。大家认同这种制度，觉得有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取代了个人操纵，凭能力就能上升。他推行的制度被榆林地区称为管官员最成功的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