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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孔祥熙将曹家大院买下，一部分拆下来运到太谷建房子，文革中老百姓又拆了一些。解放后有部队住过曹家大院，70年代成为乡办公室，一直到1995年它才对外开放成为一个旅游景点。
曹家以做豆腐起家并向金融业拓展，可今天曹家大院内有农民4300多人，只能在人均只有两亩的干旱地里以原始的耕种维持温饱。村里没有从贫困中走出来像曹家那样的富裕户，20年时间的变革过去了他们离财富的路仍很遥远。
无论怎样耕种也改变不了人均只有几百元收入的现实，他们远比不上当年曹家票号带回滚滚银子的风光，相反，村里还欠下了100多万元的债务，负债长达20多年，不知何时才能还清债务。
曹家大院的曹馆长也是曹家族人。他说，文革时破四旧，曹家大院被指责为是没落、剥削的象征必须要将它清除。没有人给村民输灌文物保护意识，一些人生在那个时代就变成了文盲，村民听到更多的宣传是，曹家大院是一个剥削的象征，只有砸碎这个旧的东西才能建立一个新的世界。
这种做法压抑了村民对商业文化的认识，使商业文化远离了村民。对曹家大院造型精致、极具艺术价值的古建筑的毁坏，使曹家历经几百年创业建立的有形和无形的商业文化在村民的眼前和心中消失了。
今天，曹家大院那个村里的农民，仍然住在祖宗传下来已有几百年历史的老房子里，但他们早已失去其祖先的远大抱负更不用说去超越先辈们的辉煌。20多年的改革似乎没有催生市场竞争的意识，原始的耕种也远离市场，他们依旧生存在自己的天地里。
如果说曹家代表的是一个没落没有与现代工业文明融合的阶层，那么太谷的孔祥熙则向前迈了一大步。孔是到美国接受的教育，使他以后进行的商业活动以现代资本家的形象出现，他理解了西方资本的精神，并将这种精神用到积极推动当地的教育发展中。
孔祥熙对山西商人能成为中国的犹太人很感自豪，当时山西的票号是中国金融的统治者。孔对山西商人的衰落也发出了悲叹，称山西商人墨守成规不求进取，票号掌权人守旧、不事改良，以及股东子弟挥金如土、自以为是、无远大眼光，失败后就回家种田，可山西地处深山无田可种，结果农业与商业都一起衰退。
经过“文革”的冲击，太谷有些晋商留下的老房子被政府收回，另一些人离开了他们祖先住过的房子。这些房子今天看来仍是太谷历史的一部分，尽管外面的青砖已经破损，墙壁已经剥落，但它们精致的雕刻、高大的门楼，仍能显示出它昔日的辉煌与气派。
可是这些历经了沧桑和战乱的老房子，由于产权不清无人修理而正面临毁坏。屋内住的人并不拥有这些房子的产权，他们过去是被政府安置到这里居住只交少量的租金，还有一些做生意的人也住在里面。他们是这个城市的低收入阶层，过去一家人住显得很宽敞的房子，现在房里挤着4家、8家，甚至10多家。
由于拥挤，他们不得不在院内又搭起平房，以作厨房用，这样一来，整个院内和谐的布局被破坏。随着各种废物的堆积，院内变得更加拥挤和脏乱，一个极具艺术气息的老建筑就这样被掩盖了。
更可悲的是，这些老房子的产权由于不能落实到个人，使里面的居民既没有保护这些古建筑的意识，又对破损的房屋麻木不仁、漠不关心，而政府只是收取几个租金也没有动力拿出资金来维修。
可怜见，这些经历了几百年的古建筑在风雨的吹打中，有些精巧的门楼不是倒塌就是破损，那些坚实支撑着屋子的柱子已裂开了缝，甚至有些屋顶长出了野草。不仅这些老建筑没有人维修，而且老房子的外面到处是垃圾。无数人踏过的石板路上随处可见撒下的炭灰、脏水，这与老祖宗造型独特的建筑极不协调。文明就是在这种没有产权界定，缺乏文物保护的环境中无可奈何地走向没落。
第十四章晋商为何没落日进千金也免不了倒闭 明朝崛起的晋商是中国民族商业的一个重要力量，它使资本主义的种子在帝王的重农轻商压抑中萌芽开花，并给这个民族被小农意识包围的灵魂注入了新的活力，使人们认识到商业经营带来的财富是原始落后的农业不能比拟的。
作为一个商人阶层，晋商的经营活动曾渗透到中国各地，他们寻求财富的过程必然要与当时的政治、文化、生产发生融合。
晋商是在商业交易中形成了他们的文化，体现的是当时山西人吃苦、耐劳、讲诚信、艰苦奋斗、顽强进取的精神。晋商的这种文化影响到了当时的社会，他们修建的大院就影响到当地的建筑风格。
“轻重权衡千金日利，中西汇兑一纸风行”，这幅挂在平遥县日升昌中厅廊柱上的对联，透露出来的自豪仍让人们能感到当年他们纵横海内外，富甲一方的胆略与气魄。
1823年成立的日升昌是平遥票号中最具有影响的一家，它的诞生结束了中国靠镖局押运银子的落后金融局面，为加速商业与货币流通开辟了新的道路。在其经营的黄金时期，年汇兑额高达3800万两白银，可谓是“日进千金”。
票号产生的100多年间正是中华民族面临西方文明征服，内部充满战乱，国民处于极度贫困的时代。统治中国的清王朝不但没有打开国门向先进的西方文明学习，反而在内部僵化、无能机制的消耗中一天天走向衰退。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山西票号日升昌又靠什么在这个充满动荡、没有经过工业文明与法治洗礼的中国开拓它的金融市场？
日升昌的经营理念是投资者不经营，经营者不投资。掌柜的雷履秦由财东凭信义出资聘请，在号内享有一定的权力，按照自己的经营理念决定商业经营、员工聘用和分号设置等，为制约财东便于掌柜的行使权力，号内还定有严格的规定。
如财东平时不能在号内借钱，不能命令员工为自己办事，不得干涉票号的用人，也不能随便到外面开设新的分号。拥有所有权的财东只能在年终结账时根据掌柜的经营业绩，行使任免掌柜的权利。
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避免了财东对票号滥用权力，使掌柜享有最大的自主权与决策权，并能够根据市场变化迅速、充分地调动人、财、物力，使票号的盈利达到最高的水平。
为防止风险，雷履秦的管理方式是工作期间职员不能回家，他自己也带头遵守。不收别人的礼，他知道别人送他一只鸡就要从他这里得到一头牛。
雷履秦每年要向东家汇报经营情况，日升昌分号的经理由总号派人担任。随着业务的扩大日升昌的分号开到了中国43个城市，南方是他们扩张的一个重要市场。
进入票号的人要经过层层选拔。进来以后从学徒开始，要精通业务，要头脑灵活、品德端正，有突出作为的人才能被财东聘任为掌柜。
晋商主要是做贸易、出租、贷款，日用品经营。他们掌握了大量的金融资本但他们大部分是从农民中产生的，始终不能彻底摆脱小农意识。他们的兴起得益于自己创造的管理办法。在西方强大的金融资本进入中国以后，晋商对外国银行没有兴趣。他们固守着自己积累财富的办法，没有认识到资本主义的经营将会迅速击溃自己的票号。无论日升昌的票号开到了什么地方，有什么样的经营风格，曾经如何在中国金融市场称雄称霸，却不能像西方一样产生强大的摩根财团推动工业文明的兴起，最终免不了灰飞烟灭的命运。
第十四章晋商为何没落资本增加却没有推动工业进步 晋商虽以他们掌握的金融资本成为中国当时一支强大的经济力量，却没有成为推动中国工业文明兴起的力量。他们给清朝捐献了大笔银子，可没落的清政府没有为他们挡住外部力量的冲击，相反，清政府统治时期始终没有让私人企业家在中国崛起，政治力量从来没有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力量。
清朝统治时期，晋商给政府捐款是为了向清政府示好，清朝并未扶持他们成长为一个独立创新的阶层。缺乏战略眼光的晋商没有将他们的经济主张和改革愿望通过资本实力影响到清政府的政治变革，改变清政府对商人的看法，使之认识到商业繁荣更能使国家稳定。晋商捐款只是为了求得满清政府更多的保护。
清政府只想利用晋商的银子维持它的统治，使它的权力扩张更有资源支持，清政府并不想利用晋商的钱去推动国家财富的增长与生产力的提高。
票号先是为山西商人经营丝绸、盐，提供方便安全的金融支付，后来与清政府的军饷支付联在一起并开始为政府提供金融服务。晋商向政府无息放贷，目的是换取政府的银子向外放贷赚取更多的利润。
给清政府放贷他们不得与官员打交道，这为他们获得更多的政府业务打开了通道。为提高自己与官员交往的地位，晋商还捐资买一个虚官，以虚官的身份与政府打交道他们觉得更加方便。晋商的骨子里存有深厚的官本位思想。
晋商的票号与清政府联在了一起，一旦清政府出现财政危机，他们就会损失惨重。为了结交官员，晋商不得不向清政府的官员放贷，拿到银子的官员能买到更大的官，以官赚到更多的钱，这样，晋商放给官员的贷款也能收回，以官员的资本赚取更多的利润。
由此，晋商票号的主要业务维系在清政府身上。清政府从道光1823年就走向衰落，从清政府的衰退到民国1932年，这100多年是晋商在中国金融业最辉煌的时代，他们的放贷对象主要是工商富户，以及有钱的老百姓。
将资本与王权连接并从特权中获取更多超额利润，这看似山西商人的经营之道，结果他们成了清政府利用的工具，清政府的灭亡就是他们衰退的开始。
利润的迅速上升使山西商人的资本大量增加，平遥22家票号的分号出现在中国60个城市。由于当时没有国家银行，山西票号为国内的商业贸易打开了通道。
人多地少的山西农民人均不到一亩地，现实逼迫晋商走上了商业开拓之路。在帝王的权力还没有渗透商业中时，晋商通过他们的经验创造了适应金融发展的规则，使商人在帝王的权力之外成为一个独立的阶层。
随着鸦片战争、义和团运动及辛亥革命的爆发，社会处于极度不稳定之中，有钱的商人更需要票号来降低他们的金融风险。
清政府的灭亡使山西票号的放贷大部分没有收回，辛亥革命后他们的损失更加惨重，有些票号只能勉强维持，有些票号为了应付挤兑，不得不将自己的家财变卖以维持自己的信誉并图东山再起。
到民国时期，民国政府建立了自己的银行，西方的大部分银行也急速涌进银行业还处于空白状况的中国，外国金融扩张及金融势力已经影响到民国政府的对外政策。晋商失去了清政府的支持后又没有与新政府建立联系，而民国政府也不需要他们已经处于没落不适应现代金融的票号。
对山西票号更为不利的是，民国政府发行了自己的纸币，银子不再流通使票号失去了它生存的市场，这给了山西票号致命的一击，独占中国金融市场的山西票号开始结束它的使命。
打开中国金融大门的外国银行使经济转向了沿海，山西作为一个内地省份更加失去了它的优势。饱受损失又不能与新的金融市场融合的山西票号商人，不得不带着对过去辉煌的回忆与失落回到老家。
靠继承祖宗传下的经营理念而一成不变的山西商人，自以为是地进行着他们的票号放贷，却没有主动地去与资本主义的金融对接，他们深处偏僻贫困的乡村，从内心里排斥海洋文明。清政府的灭亡与民国政府的成立，起因于海洋文明对中国发起的挑战，山西商人被动地去应对挑战，甚至放弃接受挑战的机会。
奇怪的是，山西商人的票号开到了全中国及世界一些国家，遍布各地分号应该能传递中国发生巨大变革的信息，他们精明的头脑不会不被这种信息刺激，但现实是，经营分号的人并不掌握票号的决定权，他们被动地听从总号传来的命令。
由于票号的大本营处在封闭、保守的乡村，掌握票号权力的东家长期生活在原始耕种的农村，他们接触不到外国银行是如何以不可阻挡之势席卷中国金融市场，甚至对这些洋人开的银行不屑一顾，认为洋人的经营是无稽之谈。东家们仍用顽固的封建硬壳坚守并企图抵挡外部力量对他们的挤压，以维持他们已过时的经营。
个人的信用体系随着战争的摧毁使他们这层看似坚硬的外壳不攻自破，旧价值体系的崩溃要求金融市场建立新的信用制度。军阀混战导致个人与国家都未能建立新的信任关系，山西商人的票号就是在这种信用的危机中，变得不堪一击，他们对西方银行的到来没有做好足够的准备。
随着旧王朝的灭亡与新政府的建立，晋商没有将经营战略转移到沿海地区。封闭的乡村与小农意识阻碍他们打破他们旧有的经营模式。而历史呈现给人们这样一幅景象，山西商人衰退时，正是江浙商人崛起之时。
晋商衰落的另一个原因是，他们在民国政府里没有自己的政治利益代言人，没有通过财富影响到政府的决策。到了阎锡山统治山西时期，他将私人资本一步步地吞并，私人资本在他庞大的官僚资本面前，不是节节败退就是被他吃掉。
把经商致富看作是一种维持自下而上生存手段的山西商人，继续着养家结婚生孩子并在老家继续繁殖后代的理念，这种小农观念使他们将分号赚取的银子运回老家，盖房子，买地及家庭消费，在乡村炫耀自己的财富，而不是将银子投入到新的产业中，以获取更大规模的利润。
运回到老家的银子在家族中进行分配，财富被一次次分割缩小。不像西方的商人将资金以股份的形式合在一起经营，以寻求财富的扩大，晋商将银子层层地分到自己的儿子、孙子手中。财富分流到每一个人手中后，他们每一个人掌握的资金都很有限，不可能进行大规模的投资。分到财富的后代们是在小范围内过着安稳的生活，他们已经没前辈们那种冒险创业的动力，除了坐享其成以外他们的整个灵魂也日益腐朽。
山西商人将他们从外地赚回的银子运回老家，只是建了几所气派的房子，买了几亩地，供自己的家庭消费，没有将自己的资金投入到乡村的公共建设，如教育、医疗、技术等，更没有推动中国的工业文明和社会进步，晋商的没落似乎已经注定，而此时进入中国的外国资本家却在国内市场上掀起了扩张浪潮。
第十四章晋商为何没落从不平等的贸易中败下来 时代没有让山西商人了解到西方资本家是如何以他们的资本推动机器工业革命的到来的。如果说西方每一次生产力的提高与工业文明的进步，都伴随着资本的投入和利润的增加，那么山西商人只是单纯的放贷积累资本，而资本又是在简单的手工业领域循环，没有向新技术转移更没有对中国的工业进步产生实质的影响。
他们的公益活动是捐资建寺院和祠堂，这些是传统道德的集中体现并和没落的封建统治紧密地联在一起。结果，他们的资本没有为培养一个中产阶层，追求法治、民主，推动技术创新的群体的出现作出贡献，相反，他们的后代继续封闭在没落的传统道德中无法吸收科学与民主的营养。
时代似乎就给了晋商这些机会，他们的财富不能用到帮助村民摆脱无知和贫困走向新现代文明，当他们的资本用来修建寺院、祠堂时，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帝王统治下的黄河流域佛教与封建道德有巨大的市场？为什么洋人的大炮能轰开这个沉睡民族的国门？为什么统治者要利用商人的资本更好地为其服务，而老百姓却不能从晋商的资本中分享到更多利益？
没有成为推动工业文明进步力量的山西商人资本，反而成为了帝王实施封建统治的工具，阻碍了生产力的提高。一个小小的平遥县出现了22家票号，规模宏大遍布全国，汇兑了千万两白银，不可谓不辉煌，而它不可避免地衰败，沉重的悲哀又说明了什么？
沉重的反思使我们看到，经历了启蒙运动，产业变革的西方资本家，将他们的资本输入中国，对中国的矿产资源进行开采并在贸易上主导中国市场。他们的资本及现代机器生产的产品源源不断地占领中国市场，而国内的手工产品不但成本高而且质量也无法保障，获取利润的速度也就无法同洋人飞速运转的机器相比。
如贩运茶叶的山西商人利用的交通工具是木船、牛车、骆驼等极为原始的工具，而俄国商人利用的是机动船和铁路，俄国人用现代交通工具迅速抢占了山西商人的市场。
这种差距还可以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