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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的经济应该从哪里下手？这个疑问曾不止一次地回荡在张文江的心中。根据宁夏的煤炭资源优越，全区含煤的面积有1万多平方公里，已探明的储量是300亿吨，应着力将煤炭产业做大。为此，必须进行深加工。大规模的深加工往往是资金与技术密集型，张文江认为，宁夏原有四家煤炭公司无一家能实现这样的目标。
组建的宁夏煤业集团总资产达63亿元，拥有贺兰山煤田和宁东煤田。贺兰山煤田面积2500平方公里，宁东煤田面积3500平方公里，是世界上最著名的优质无烟煤田。凭借这种垄断优势，宁夏煤业集团2002年产煤1574万吨，实现销售收入28亿元。
重组之前，四个公司是大而全，远离城市。子女的教育及过剩人员的安置都要自行解决，仅大、中、小学校就有27所，在校学生有27600多人，用于教育的经费达4856万元。
此外，一级以上的医院有8所，他们分散在各矿区，重复占用资源。过去各公司只有从自己有限的利润中挤出一块搞安置性的多种经营，而安置性的多种经营一开始走的就是一条需要公司不断向他们输出资源的道路，他们成为了公司的包袱。
一个500万吨的煤矿，产出的利润不过几百万或一千万。除去工人的工资与经营性开支以外，公司已经没什么钱用于煤矿的安全与设备的更新，造成工人处在安全没有保障的阴影下开采作业，企业要扩大生产更面临着能力不足的矛盾。
行政支配下的分割局面，使四个煤矿公司几乎没有什么交流，它们依赖于各自上级的行政资源，用不着去了解竞争对手的经营与生产规模，它们与陈旧的煤矿一起缓慢地运行，既没有学到现代工业时代的人格与竞争精神，也没有为适应市场竞争开辟道路。
宁夏煤业集团的合并一举打破了由矿务局领导的局面。耐人寻味的是，身为原矿务局局长的张文江是旧制度的破坏者、新机制的设计者。他在任太西煤矿集团董事长时就已深深感到，宁夏只有走发展煤炭工业的道路才能把整个经济启动起来。
不取消陈旧的领导机制，煤炭资源就会在多个公司中各自为政，大项目根本无法实施，而取消矿务局就成了张文江整合宁夏煤炭资源的一个现实选择。
“变革是利益的再分配，权力的再分配。变革意味着要将无效率消耗公司资源的权力收回。对资源重新组合使权力更有效地行使，以矿务局来组建集团虽容易，但随着企业的运转问题会愈来愈多，将原有企业结构打破收回各部门的权力，才能使整个细胞被一种新的制度粘合在一起。”张文江情绪高昂地说。
当然，在这场改革中，张文江面对的矛盾也是非常尖锐的：四个公司有不同的文化、思维和观念，他们曾经覆盖达半个宁夏，设了多少公司，占用了多少资源，有多少经营利润，集团并不清楚。一个部门就意味着一部分权力，各个部门的权力都在分散着公司的资源。四个公司过去都设有接待处，一年下来接待费大约500万元。
这些掌握权力的部门曾经将资金投向证券、农业、医药、地产等，他们能给公司带来多少价值？公司一年的利润是多少都无从评价。
四个公司都挤在宁夏有限的市场上。同一煤种、同一市场、你进我退、我退你进、进退的成本非常高昂。将对方挤出市场的同时，自己应得的利润却拱手送给了用户，企业最终受到了损害。
各自为政的现状迫使张文江对宁煤集团进行整合，必须收回以前各公司享有的权力，置入集团的统一控制之下。如果不以股权为纽带与它们建立联系，集团的权力将会被架空。
真正感受到权力与利益再分配的是四家煤炭公司的高层人员，他们不知道权力取消后自己会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上。服从集团的意志，意味着过去那种不受制约的权力消失了。重新调整职位涉及到37个副厅级的高层人员，他们被安排到集团各事业部。
在调整中仍具有一定的妥协，没有降职使用，也没有竞争上岗。同时，这些原高层人员仍享有相应的权力，这样做，能减少煤炭集团重组的阻力。
虽然宁夏有丰富的煤炭资源，但周边的陕西、山西、河南、山东也是产煤大省，竞争的压力随时会出现在它的面前。
仅靠宁夏当地市场，巨大的煤炭资源是难以消化的。宁煤外运遇到了周围省市煤炭的竞争，价格是由市场决定的，运输成本高使宁夏的煤炭很难打入东南沿海城市。山东、安徽的煤炭已占领了沿海煤炭市场，宁煤的市场只能是在西部。
合并不仅是几家公司融到一起，而且还体现了当地官员的意志。煤炭是宁夏的主要资源，把煤炭集中到一家集团发挥规模优势，并依托煤炭资源实现更多的财政收入，也是宁夏政府官员将整个宁夏的煤炭资源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实现经济调整的一个愿望。
很显然，张文江实施煤业重组，权力收回集团的战略，与政府官员的愿望达成了某种契约。借助政策的支持他开始迅速地整合煤炭资源。
如果仅靠政府的推动，进展会非常缓慢，会遇到内部利益集团的阻碍。这时，就需要有一个来自内部的管理者和设计者，对旧制度采取毫不留情的做法。在这方面，张文江毫不掩饰他是制度的设计者与参与者。 22年的煤炭从业经验使他充分认识到这种体制的危机，并为克服这种危机做了高度的准备。
对合并后的煤业集团，张文江实施的战略是北部挖潜，南部发展。由于北部多是老矿区，而宁夏大部分煤矿资源在南部；北部的石嘴山老矿区经过技术改造使它的产量提高，南部则力图建立新的矿区。南部是煤业集团增长的下一个地区，资本、技术和人力都将向南部转移。
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一些不能给公司带来利润的行业从集团分离了出去。能在市场上生存的改为股份公司，那些没有希望或者没有盈利能力的公司都将被淘汰掉，第四章垄断造就的虚弱工业谁在背后抵挡衰退（1） 受地理条件制约，黄河流域大部分城市和工业的兴起都依赖于矿产资源。黄河流域工业的衰退和失业的增加，表明以矿产资源为主的工业增长并没有给工人阶层带来多少利益。
更重要的是，黄河流域没有产生出一个极富创造力的企业家群体，将矿产资源的能量最有效地释放出来变为财富。当地的官员仍然陶醉在资源的优势中，有多少资源就用多少，失去了制度创新的机会。
资源的优越性，造成黄河流域的官员和企业家们被动地接受资源的支配，使他们远离冒险和创新，占有资源的优越性成为了他们获取部门利益的优越性。制度创新的缺乏使资源被大量消耗却没有创造出巨大的财富，资源的垄断使财富集中在少数利益集团手中，结果，黄河流域的一些城市依然在萧条和贫困的笼罩中。
而那些资源越短缺的城市，领导者与企业家的危机意识与寻求资源的内在动力，就被刺激得越强烈，这反过来使那些没有资源优势的城市，更有竞争力超过资源丰富的城市。
三面被陡峭的大山包围的西宁，只要一阵风吹来它的身上就会被蒙上一层厚厚的灰尘，而在这层灰尘的下面，人们看到的是这个城市憔悴、疲倦、没有活力的表情，就像它面前流淌的湟水河，显得是那样的混浊与暗淡。
历史没有让西宁的土壤里成长出一种工业文化，它只是被作为军事要地来抵挡外部力量对中原的入侵。上个世纪50年代从内地移入了一批移民，移民的使命是建设兵工厂，扮演着备战备荒的角色。他们不可能为西宁培养一种成熟的工业文化。
一批机床、汽车、钢铁企业在行政命令中，从中国其他地方迁入西宁。一个门类齐全的工业似乎在西宁形成了，但青海本地的资源优势是矿产，这些迁入的行业与这里的优势并不融合。
当市场竞争的时代到来时，这些产业政治上的使命就结束了，原来为应付战争建立的企业已失去存在的意义。这些产业不但政治上不再需要，市场也无情地将它们抛弃。他们靠“三无”起家，即材料无来源，产品无市场，企业无竞争力，只靠政策的支持不需要支付任何代价，就能从中国各地获取大量资源。
如西宁钢铁公司，他当时的使命是制造大炮。本地几乎没有矿石，但西钢能够不计成本地占有其他地方的矿石。当它的特殊使命结束后，其原料与市场都在外地，突然间它的优势就不复存在，不堪重负的债务向它袭来。同样，不产棉花、烟叶的青海，却办起了纺织厂和卷烟厂。
青海奶牛产的奶只在当地消费，没有产生像蒙牛、伊利那样一个庞大的乳制品产业。一个能够整合当地资源在商业上创新，并引导当地资源进行优化配置的企业家阶层在青海并不存在，以至于青海高原上有无数头奶牛却不能出现一个奶制品产业。
解放前就有的上海康尔素乳制品公司，迁到青海是因为这里有丰富的乳业资源，但设备老化与技术落后使它在步履艰难中陷入倒闭。
同等条件下，青海生产一吨乳品，可能在上海就会产出二吨，更何况乳制品在青海的销售空间根本就没有上海那样宽广，可见，占有多少资源从来不是一个城市与企业有竞争力的表现。
旅游产业似乎是在西宁没落的国有企业中升起的一个亮点，但它在整个西宁国民生产总值中还占不到5％的份额，更何况旅游景点单一带来的高旅游成本，仍不能大规模地吸引游客。
事实上，市场的浪潮无情地击溃了他们“三无”的梦想，他们被掩盖起来的虚弱驱体开始以倒闭、破产出现，有些被新的资本所有者收购。机械、汽车、纺织等行业除了关上破旧的大门外，还将大量的无产者抛向社会。
那些在计划经济中为显示官员政绩和意志，不断追求门类齐全的西宁工业体系，不仅耗费了大量的稀缺资源，还使青海本身的特色工业难以崛起。结果，西宁不管是有原料还是无原料的企业，受多种因素的制约都走向了没落，它们看似旺盛的时候实际上危机已经渗透到它们的灵魂中。
没有产业优势，陷入传统产业衰落中的西宁，像其他城市一样充满幻想地搞起了经济技术开始区，缺乏技术创新与人才优势的西宁，开发区能吸引到什么样的产业？昆山、东莞本地没有出现新技术产业的群体，但外来企业家带来的资本、技术、人才，成为当地科技产业的主体，而西宁高新技术产业的主体又是谁呢？
资本、技术、人才是跟着有财富创造能力的企业家走的，西宁在国有企业衰退，私营企业家又没有成为一个庞大的阶层时，资本与技术能跟着谁走呢？
因此，落户于西宁经济技术开发区的仍是本地的企业。寥若晨星还没有形成一定产业规模、技术上又不是最具有竞争优势的企业，显然不足以支撑一个园区高科技产业的形成。
三面被大山阻挡的西宁由于地理上的封闭，使他形成不了对周围县、市的辐射力，相反，机会选择的缺乏，使低收入、低消费，无业可就成为这一地区的常态，走在西宁的街上，我发现一些行人无精打采，面色憔悴。那紧皱的眉头，仿佛是一座大山时刻压在他们的头上。这种表情向我传递的信息只能是，产业衰退后，大批工人从倒闭、破产的工厂走向了社会，他们的家庭正在承受着一场由失业带来的生活、医疗、教育等没有保障的危机。
这些人汇集到了拉三轮车、开摩托车、服装店、小吃店等行业，他们在艰难地挣扎。我站在街头同一个开摩托车的人交谈起来，他从前在建筑工地干临时工，不稳定的工作使他的收入没有保障，后来他花了4000元买了一辆摩托车拉人，已经开了5年。运气好的时候他每天赚30元，除掉油钱每月还剩下600元，可他家里有4口人，两个儿子没有找到工作闲在家里，老伴一身病也不敢上医院治病。他每月赚的600元就有300元要拿出来维持一家人的生活，平均一个人每月只有70多元。
我采访他时已是上午10点多钟，从早上出来到现在他只挣到2元钱。马路上扬起的灰尘扑在他黝黑的脸上，站在炎炎烈日下他焦虑地望着街头过往的行人，希望能再拉几位客人。我看出他的失落与无奈，仿佛他再也没有力量去改变艰难的现实。
站在他旁边的同样是一位开摩托车拉人的司机，他曾在青海一家国有建筑公司干了30多年，公司破产后他拿到了买断工龄的2万元，除了买一套房子以外，他还买了一辆摩托车拉人。一家人的生活与孩子上学，每月要交的100元养老金，全部负担都压在他一人身上。
干了30多年已是50多岁的他，万万没有料想到自己也被卷入失业的激流中，并在无法捉摸的市场风险中苦苦挣扎。他感到生活的艰难就像黑夜一样漫长，而他似乎已感到没有多少时间能走出这漫长的黑夜。像他这样焦虑地伫立在街头开摩托车拉人赚钱的司机，在西宁大约有4000多人，他们大部分都是无可奈何地被失业的浪潮冲到这里的。
第四章垄断造就的虚弱工业谁在背后抵挡衰退（2） 我沿着马路向前走，来到了西宁滨江小商品市场，同样看见了被失业推向市场感到焦虑的人群。他们从破产的企业往往只拿到1至2万元的补偿，用这笔钱他们开一家农副产品店、副食店、小百货店。这些店利润微薄，有时批进来的货又按批发价卖出去，一箱火柴有1000盒，批发出去只能赚2元钱。
开一个店每月房租大约600元，加上税费一个月下来开支大约1000多元，生意惨淡、成本增加、利润低下，使这些从破产的工厂出来开店的创业人员，仍面临着不可预测的生存压力。
这条街上开着100多家店，但利润太低有一大半的店已经关闭。被失业驱逐到这条街上的人们，严峻的现实使他们寻求财富的梦想，在这条冷清的街上并没有被重新点燃。
滨江小商品市场另一头是服装市场，只有很少的几个顾客走进来，100多家服装店前显得冷冷清清。守着摊位的老板在太阳下低着头，那舒展不开的眉头分明显示的是生意难做。
被失业浪潮推向市场的人们，大部分来自国有企业，没有受过市场经济的洗礼，适应市场竞争的能力也很微弱。虽然处在快速变革的商业社会中，但他们的内心存有一种抗拒的心理。他们大部分40岁以上，正遇上了房改，面对的是高昂的房价，不断上涨的医药费和子女的教育费。多年的微薄工资没有积累足够的资本来支付这些费用。面对严峻的现实，他们感到自己被抛向不可预测难以应付的风险中，仿佛眼前是一片黑暗和迷茫。
需求不旺造成的经济萧条，在西宁其他的商业区同样可以见到。我在西宁的一个古玩城采访时，一位姓喇的先生对我说，6至8月旺季，能给古董的销售带来一些突破，每月能卖1000至2000元。可这个季节过去后，有时一个星期甚至一个月也卖不出一件货，一直要苦苦地熬到春节过后才能看到一线希望。他投资2万元开业一年多的古董店，不但本钱没有赚回而且生意每况愈下，他只能勉强地维持。这个古玩城有40多家店，有些店只是在开业之初朋友捧场买了一点货，以后几个月一件货也卖不出去。
我在古玩城里转了一个多小时，也没有看见顾客进来。一个60多岁的老人在古玩城门前摆起了地摊，到中午时分，他一件货也没有卖出去。午饭是从家里带来的一个馒头和一杯茶。
中午强烈的阳光照在他布满皱纹的脸上，可他依然没有离开摊位，只是用毛巾不停地擦着额头上的汗水，那无言的执着就是为了等到一个顾客。
与古玩城那些古色古香的物品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建古玩城时留下的沙子、砖块等杂物至今还堆在里面。风一吹，整个古玩城就被笼罩在灰尘中。这脏乱不堪的环境又怎么能吸引顾客？
那些铁路、电信、银行和电力部门建起的大楼成为西宁最壮观的景象。这些行业仍垄断着这个城市主要的财富，但私人资本正从它们周围发起了冲锋。他们通过经营商场、酒店、五金店、副食店、服装店、小百货店等，试图突破垄断部门对财富的封锁。
这些看起来不起眼的店面，显得有些陈旧不洁，屋顶上甚至长出了杂草。但正是这些小商小店将大量的失业人员吸收进来，使他们获得的收入能够维持一家人体面的生活，供孩子上学，并避免了由失业带给社会的不稳定。
晚上，当西宁的官员、公务员、国有企事业单位的人员，下班回到家里坐在沙发上悠闲地看着电视，或者若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