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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甘肃的官员也认识到，被单一股权笼罩的国有企业要走出自身的虚弱，产权必须朝着多元化方向变革。然而，那些以股份制面孔出现的上市公司仍是一股独大，将资本的权利置入自己的控制之下，强烈地排斥外部资本来改造它们的集权主义。
目前，甘肃608个工业类别中，国有企业涉及604个，有限的国有资本几乎遍及所有的工商业领域，不仅制约了经济规模的扩张，而且使国有企业的竞争力被严重削弱。国企在许多行业的坚守或继续居于垄断地位，为政府权力的渗透提供了基础，进一步阻碍了市场竞争与民营企业的成长，使有活力私人资本找不到释放竞争的空间。
股权多元化面临的是多方利益的冲突，原有的工人群体为企业的成长付出了他们的青春时光，虽然没有积累多少财富，他们也不想离开一天天看着长大每天冒出烟雾的工厂；而新的资本所有者需要清除过剩的人力。
现实中，股权的多元化找不到理想的实现者。政府担心国有企业被新的资本所有者收购、兼并、控股后，后者并不是真正想在当地把产业做大，而是利用企业现有的资源实现自己利益的最大化。最后，政府接手的是一个被资本玩弄得破落的企业与大批需要救济的失业人员。
因此，甘肃官员在放弃对国有企业的控制、让外来资本收购兼并时，仍然犹豫不决，以至在10多年的企业改制过程中，他们一方面感到政企不分导致国企的所有者缺位，没有人真正关心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这是国企走不出亏损的根源；另一方面，改制既然触及到了产权的核心，国企里面的既得利益者不甘心放弃自己的控制权。
第四章垄断造就的虚弱工业转变充满巨大的阵痛（2） 改制还遭遇国企沉重的历史包袱，特别是银行的巨额负债。企业已是资不抵债，扭亏无望，决策者不得不采取先改制、先重组、先安置、后破产的谨慎分离改制。即把一部分资产用于偿还债务，另一部分用于安置失业人员，不至于因企业破产把工人推上绝路给社会带来震荡。
背负沉重债务又扭亏无望的企业，竭力争取银行对它们的呆坏账进行核销。政府为了扔掉这个影响他们政绩的包袱，也希望银行能给予信贷上的支持。甘肃100多家陷入危困必须破产重组的工业企业，需要核消的呆坏账大约120亿元。一笔笔巨额的不良贷款就这样在所谓的支持、维持社会稳定的诉求中被削减、核销。
不良贷款的核销看起来充当了化解双方矛盾的调和剂，政府、企业、员工仿佛是从重重大山中走出，获得了飘飘欲仙的解脱。一笔笔巨额贷款的核销，意味着大量资源的无效配置与金融风险的增加。
需要破产的企业还在排队等候，这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投入并设计出能冲破重重矛盾、经过多方利益讨价还价的方案。有限的资金被这些破产企业占有，意味着计划经济形成的产业还在消耗着今天改革的成果。
构成甘肃经济增长的那些城市，如兰州、天水、白银、金昌、嘉峪关，基本上都是在能源、原材料、重工业上寻找增长。这些行业被国有企业垄断，与中小企业及其他产业几乎没有关联，辐射力很弱。留给甘肃的是经济增长与财富分配的渠道都非常狭窄。
国有企业的没落，私营经济又没有成长起来，使甘肃的一些城市能量衰减。如武威2002年全市销售收入过亿元的企业只有3家，全市工业利润一年只有5000多万元，这比不上东部一家私营企业的利润。
甘肃的基础设施建设，大多借助于国债资金。5年下来，投入基础建设的资金大约有100亿元，其中国债资金占了三分之一。
基础设施建设的巨额投资与经济规模狭小，使处于产业衰退、城市设施需求巨大的甘肃，将面临着长期公共资源供给不足的压力与矛盾，争取国债资金就成为了当地官员执政的一个重要目标。
政策上虽然鼓励私营企业参与兰州的公共设施建设，但来自垄断的力量仍把开放的大门紧紧关闭。城市基础设施投资的巨大，使兰州资本积累还比较弱小的私营企业仍只能望而却步。
资本的意志总是追求着利润，没有利润或者短期难以实现利润的项目，是不会吸引私营企业的，能够有实力进入的私营企业，在甘肃还没有出现。
现实中甘肃的私营企业成长的环境很不理想。嘉峪关一家私营企业申请安装锅炉，质监部门内部的两个科之间互相争夺，整整等了5个月不给验收，致使企业整个项目处于停顿，一些材料报废。类似的事情也出现在张掖，质监部门验收的费用却要企业来承担。
即使出台了对私营企业的优惠政策，但权力部门化、利益化使优惠政策大打折扣。要求地方进行减免而上级不动，将包袱扔给最困难的基层，优惠政策的效应到了私营企业手中已近乎于零。
国有企业形成的庞大垄断，使甘肃即使经过了20多年的变革，私营企业的资本超过亿元的大约只有20多家，500多万元的也只有100多家。在国有企业破产将工人抛向社会时，私营企业却提供了400多万个就业机会，给处于失业压力大的甘肃带来了一线希望。
省政府曾多次发出通知，要最大限度地支持私营企业的成长，但掌握着权力的部门又如何肯放弃他们的利益，靠什么打开资源垄断的大门让私营资本自由公平竞争？
那些在宏观上缺乏具体操作性的文件，除了在口号上能给私营企业支持以外，它难以给私营企业行使权利打开方面之门。相反，却给掌握权力的部门提供了继续垄断的借口，它们往往以不好执行、情况复杂为由拖延或者拒绝实施。
结果，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经过反复讨论形成的文件最后形同虚设得不到有效的执行。行政成本仍在无限地支出，实际产生的效益却因各部门之间传递的迟钝、麻木和阻隔而被一次又一次地分解、融化和消耗掉。
私营企业一再地失去市场竞争的时机，它们的成本因僵化的行政管理被无限地提高，其竞争力也就越来越低，这就是为什么甘肃产生不了有影响力的私营企业的根本原因。
当他们将30多年或者更长的时光奉献给了仅有微薄收入的国有企业时，等待他们的竟是企业的破产和生活没有保障的困境。他们的内心发出了这样的呼声：改制不应该忽视我们工人阶层弱势群体的利益，体制上应给予我们这些弱势群体一些利益上的倾斜和补偿。
由于行政权力对资源的高度垄断，使失业的工人既不是资本的所有者，又没有权力决定破产企业财产的分配，甚至连法院已判决给他们的破产资产也拿不到手。为维护自己的权益，工人不得不与资方及官员展开谈判。
第五章告别国有身份的时代只能无奈地接受资方的条件（1） “这标语我们已经守了半年，可你一来就拿下，这是什么意思？现在员工已经拿不到工资，生活非常危困，你必须给我们一个交待。”这是宁夏亚麻印染厂工人对刚上任的石厂长发出的质问。
前任厂长将企业的小礼堂出卖给私人做房产生意，遭到了员工的强烈抵制，他们围在工地上阻止工程队施工并打出了不许贪官卖地等标语。
上任第二天，石厂长就叫人把标语拿掉。这一下，激怒了那些拿不到退休费及工资的员工，他们满脸怒气地冲到石厂长的办公室。厂长请他们坐下来商谈，可他们坚持不坐并向厂长发出严厉的责问。
从1994年就开始走下坡路的宁夏亚麻印染厂，2002年不得不停产，此时它负债达1亿多元，1000多名员工每月只拿政府发给的失业救济金195元。前几任厂长不但没有给工人带来实惠，而且使企业进一步资不抵债。拿不到退休费和取暖费，忍受着寒冷的员工对新来的石厂长自然充满了敌意。
当石厂长到来时发现企业账户上几乎没有资金，仓库里也没有原料。最多时有100多名工人找他。他清楚地意识到，要重建员工与企业之间的信任就必须要给员工以利益。
石厂长只好寻求合作，他将一大部分车间租给了私人经营，一年收取70万元的租赁费。私人资本的投入重新启动了停止运转的机器，生产效率之高是原亚麻厂从来没有见过的。通过拍卖，厂里的土地卖给了私人开发房产，亚麻印染厂获得了1000多万元的资金。
但在把车间租给私人经营的问题上，员工们表示了强烈的反对。他们认为这样做等于把自己赶出了工厂，让私人抢占了他们的财产。石厂长给他们的陈述是，眼下厂里已经没有资金启动生产，只有通过私人资本恢复生产，才能给失业员工以收入。
紧张的对话后，石厂长答应解决他们面临的困难。被停止开发的房地产继续开发，收回的租金和卖地的收入给员工报销医疗费，发放退休费和工资。交了四年房改钱没有拿到产权证的员工也拿到了房产证。
石厂长通过资源的重新配置让员工拿到了他们期待已久的医疗费、退休费等，同时还提高了工人们渴望已久的工资。随着这些困难的解决，对石厂长的信任危机也开始消失，他们甚至感激地说，石厂长来得太晚了。
新厂长为什么这样做？他又得到了什么？石厂长说，他的收入远在高收入者之下，与拿着微薄工资或拿不到退休费的工人相比他又要好一些。他感到自责与忏悔的是，那些干了几十年的工人，最终仅靠几百元的收入勉强地维持一家人的生活。令他有些伤感的是，自己在国有体制中干了30多年没有什么成就。
租赁亚麻厂经营的私人公司，给现在聘用的员工发计件工资。这些员工过去在国企工作，享受法定休息日，现在已无休假日可言。
企业倒闭后，没有其他就业机会的员工明显地感到自己在被资方的聘用中几乎没有什么谈判的优势，只能无奈地接受资方的用工条件。而亚麻厂领导者在企业陷入困境，需要通过私营资本投入来发放员工退休费的情况下，也难以为工人主持公正。
我去亚麻厂采访时，正是星期日，可女工们还是在轰鸣的纺织机前不停地工作着，干一天她们得16。5元。她们还不能适应私人资本对她们劳动的要求，感到国有企业比现在要好。
她们抱怨说，给私人资本家打工一旦休息就没有工资。收入的低下，没有法定休息日，劳动强度的加大使她们感到为私人企业打工不划算，还不如回家拿失业救济金。
她们曾是纺织厂的主力军，为工厂奉献了她们的青春。当企业倒闭她们以失业的身份离开企业时，既没有青春的资本来开拓新生活，又没有什么技术打开新的就业之门，留给她们的是额头上的皱纹与失业的沉重与悲伤。
一位女车间主任说，尽管工资微薄，但她们已经在亚麻厂干了20多年，现在已是40多岁，青春已经被纺织机器吞吃了，一旦离开了国有企业她们还能在哪里找到生存的机会。
年复一年，她在一个狭窄的车间里活动，在纺织机前来回走动。与几个熟悉的纺织女工交往，又不是企业的高层决策者，也没有更多的压力要她去思考国有企业走向何处这样的生存问题。因此，她对国有企业的危机看得并不清楚，她更多的是服从上级下达的生产任务。每月能按时发工资，亚麻厂能维持到她退休这是她目前最现实的梦想。
现实的困境，使她们寄托于有一个好的领导能把企业维持下去，能够给她们一个最低限度的生存空间。纺织业曾经创造的辉煌使她们感到自豪，但这种辉煌如同夕阳西下，远远地离去了。
她们念念不忘在计划经济时代亚麻厂给国家创造了多少税收。而进入市场竞争时代后，她们仿佛感到自己被抛弃，获得的回报愈来愈少，甚至已经供不起孩子上学或者让自己过上一种有尊严的生活。
干了30多年已是宁夏亚麻厂企业管理科长的杨先生，收入一直没有超过1000元，目前每月只有700多元的收入。他明显地感到自己的收入并没有随着变革上升，而随时有可能下降。他靠着过去“工人是国有企业主人”的传统理念来支撑着实现的落差，或者沉浸在对过去国有企业美好的回忆中，来忘却低收入带给他的现实困境。
他的收入只够一家三口人维持生计，孩子上大学的学费，家里的装修，生活水平的提高等压力，使他的内心时刻涌动增加收入的强烈渴望。但身处一个亏损的企业，他不得不把这种欲望压抑在心中。
爱人买断工龄获得的3万元，他只能存在银行里当做全家人的活命钱，上大学的孩子一年就得14000元开销。他是在过去孩子还没有长大时节衣缩食积蓄了一点钱，一旦他失业，整个家庭将会陷入一种巨大的恐慌中。
受计划经济培养的杨科长，强调自己过去为国有企业的成长作出了牺牲，他的业绩印在了与他相伴了几十年的机器上。他坦诚地表示，要让他现在认可搞私有化，要把他干了30多年为国有企业积累的资产推向私有化，他很难接受。
生是国有企业的人，死是国有企业的鬼的观念深深地扎根在他的心中，他认为自己这一代人已经做了国有企业改制的试验品，而有些人利用政策变革出现的空档，在国有企业的基础上搞个人的私营化，他表示坚决反对。
第五章告别国有身份的时代只能无奈地接受资方的条件（2） “我们的能力并不比私营老板差，只是我们受到一种体制的束缚，这种体制根本没有给我们去施展才能的机遇，要把我们创造的企业财富，通过国有资产流失的方式流到私营企业手中，这是对我们劳动成果的剥削与掠夺。对此，我们不能赞同，但我们对靠自己拼出来的私营企业表示赞赏。”杨科长情绪高昂，表达了把国有资产转到个人手里的不满。
他指出，改制不应该忽视我们工人阶层弱势群体的利益，体制上应给予我们这些弱势群体一些利益上的倾斜和补偿。过去在国有企业的体制中，他没有感到受着剥削。现在改制把他们几十年，整整一代人创造的国有企业，以廉价或以假破产的方式让私营企业来占有，他感到这种剥削的力量，已经愈来愈快地向他们这些弱势的工人阶层逼近了。
他还有一点不理解的是，公务员未必比工人作出的贡献大，可现在公务员的工资是他们的好几倍，这对工人是很不公平的。
过去，他们已经多年默默地承受了低收入带来的损失，从没有过分地表达过不满。但是，如果现在还要让他们继续承受变革带来的损失，他们将不愿意为此再作出牺牲。
老伴和儿子都从亚麻厂失业以后，王师傅突然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压力打破了他一家人的生活秩序。他本人在亚麻厂干了27年，三个人每月加起来的收入不过800元，一家4口人每月的生活最低得700元维持。
生活的压力把他推向街头摆起了地摊，所获收入勉强维持着一家人的生活。家里有病的母亲如果不是几个兄弟分担，靠他一个人几乎是力不能支。
在王师傅家里我发现，虽然改革已经20多年了，可家具还都是他结婚时购置的，一台旧彩电是岳母去世时分给他的遗产。陈旧的房子多年没有装修，使人感到这个家没有一点时代色彩。厨房里那个烧得发黑，换了三次底的水壶已经用了15年。这把壶聚集了他几十年的俭朴节约精神，同时也告诉我，计划经济给他的微薄收入，使他除了维持一家人的生活以外几乎没有什么资金用于消费。
挤在50多平方米的家里拿着可怜的失业金，王师傅感到过去曾让他为之欢呼、寄托着他作为一个工人阶层的梦想、无限光荣的国有企业，已经在他心中化作了一种长长的伤感。几十年了，国有企业在他心中已成为不能割舍的情感。
当他们把30多年的时光或者更长的岁月交给亚麻厂后，等待他们的是失业。回想进厂时每月只拿30多元，直到退休前他还只是300元的工资。现实的困境，使他们有时用一种无意识来麻木自己的失落，即别人与我一样没有积累到更多的财富，我为什么要去悲哀呢？
与周围人巨大的经济差距，使王师傅怀念起过去国有企业带给他的好处。那时，大家贫富差距没有拉大，工人与官员都是一样拿工资吃饭，心中没有什么不平衡。而现在有一个疑问在心中总是挥之不去。为什么我们为国有企业作出了巨大的奉献，现在却生活在最底层？改革还能给我们带来好处吗？退休有保障吗？谁来弥补我们的损失？
最低的愿望就是在退休后生活有保障。生活有保障就很满足了，如果这一点愿望也不能实现，那就是对我们30多年付出的贡献的一个巨大否定。因此，他们最大的希望是维持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