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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文学评介丛书 法国文学简史(下)-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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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崭新的内容形式和昂扬的战斗精神

  巴黎公社文学是巴黎公社革命的产物。1871年3月18日,法国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在巴黎举行反对资产阶级统治的武装起义,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巴黎公社。公社革命中诞生了壮怀激烈的巴黎公社文学,它以崭新的内容、形式和昂扬的战斗姿态出现在十九世纪后期的法国文坛。

  巴黎公社文学包括公社诞生前夕、公社存在期间、公社失败以后主要由公社社员创作的有关文学。它的时间虽不长,但出现相当繁荣的面貌,描绘了无产阶级第一次夺取政权的英雄气概,反映了无产阶级的革命理想和英勇不屈的斗争精神。巴黎公社作家有工人、教师、公社活动家及其他无产者。他们的作品形式丰富多样,有诗歌、散文、小说、政论等。其中诗歌的数量最多,成就也最大。

  巴黎公社文学,特别是巴黎公社诗歌,真实地反映了巴黎公社革命的伟大斗争,紧密地为建立和捍卫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政权服务,全面而深刻地表现了无产阶级革命的重大主题。公社最优秀的诗人在自己的作品中深刻地揭示了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他们大胆地预言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共产主义必然胜利。巴黎公社诗歌具有强烈的宣传鼓动作用,巴黎公社诗人往往用对比的手法,在揭露和讽刺资产阶级罪恶的同时,以激动人心的语言

  表达了对于革命前途的信念,这使他们的诗歌产生了巨大的号召和感染力量。公社诗人一般采用民歌形式来写作,许多诗配上群众所熟悉的曲调,被广为传唱。

  2。巴黎公社文学的代表诗人和作家

  巴黎公社最伟大的诗人是《国际歌》的作者欧仁·鲍狄埃。除鲍狄埃以外,公社还拥有一些较著名的诗人和小说家,如路易丝·米歇尔、茹尔·瓦莱斯和列昂·克拉代尔等。

  女教师路易丝·米歇尔 (1830——1905)是公社的著名诗人,也是公社著名的活动家和女英雄。公社起义一开始,她就投身于斗争的最前线。在72天的战斗期间,她一直在前沿阵地奔忙,曾只身潜入凡尔赛,说服动员一批反动队伍中的士兵弃暗投明。公社失败后,她被捕入狱,在法庭上她严厉谴责资产阶级反动政府,后被判处终身流放。米歇尔是一位热情的富于牺牲精神的战士,但在理论上很不成熟,流放期间曾受到无政府主义思想影响。她在监狱和流放地写了许多诗歌,如《红岩竹花》、《囚徒之歌》、《赠我的兄弟们》等,表达了公社战士坚定不移的信念:“我们要回来的,浩浩荡荡的人群,我们要回来的,在四面八方的路上行走,从阴影中走出来的复仇的幽灵,我们要回来的,手紧握着手!

  米歇尔的散文著作 《公社》和《回忆录》记述了自己在巴黎公社革命的经历,有一定的价值。米歇尔的形象还作为“女英雄”,作为“蒙马特尔红色姑娘,频繁出现在公社诗人的诗歌中,诗人们热情地歌颂她的勇敢和坚贞。

  茹尔·瓦莱斯 (1832——1885)是巴黎公社著名领导人之一,同时也是公社文学优秀的代表作家和 《人民呼声报》的主编。在公社最危急的时刻,他毅然承担重担,主持公社的一切会议。在“浴血的一月”,他是坚强的领导者和无畏的战士。公社失败后,他流亡到国外,继续坚持斗争。他最重要的作品是 《雅克·文特拉》三部曲。第一部《童年》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对儿童的毒害;第二部 《中学毕业生》展示了不愿意做奴隶的人们走向无产阶级革命的历程;第三部《起义者》记述主人公在起义前后的战斗生活,反映了巴黎公社的革命风暴,这是三部曲中最主要的一部。

  列昂·克拉代尔 (1835——1892)是巴黎公社最有才华的小说家。他的作品充满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强烈抗议和对社会革命的坚定信念。他在代表作《雅克·拉塔斯》(1881)中,刻画了革命工人和公社战士的形象,还描写了以拉塔斯为代表的农民走向革命的过程。克拉代尔还写了《独眼》、《复仇者》等著名作品。

  欧仁·鲍狄埃(1816——1887)生于巴黎一个工人家庭,没有进过学校,靠自学掌握了文化。他一生中一直是个穷人和无产者。他在群众歌手和贝朗瑞的影响下开始创作。1830年七月革命时,十四岁的鲍狄埃写出了反映这次革命的诗篇——《自由万岁》。后加入工人运动,亲身参加了1848年的二月革命和六月的巴黎工人起义,并写了《人民》一诗,描绘了英勇斗争的工人形象,表达了他们的“不自由,毋宁死”的决心。在 《消灭痛苦》(1848)和《老屋要拆除》(1848)中,鲍狄埃表现了无产阶级摆脱贫困的愿望和对恶劣的劳动条件的愤怒抗议,号召无产阶级起来拆除资产阶级这座老屋。但鲍狄埃这一时期的诗歌创作如 《自由树》等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资产阶级共和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的影响。

  1851年12月,路易·波拿巴发动反动政变。在政变后的第三天,鲍狄埃写了《谁将为她复仇?》一诗,表达了他对君主制复辟的愤慨。他还领导500多名印花布行业的工人成立工会,加入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第一国际。1870年,当法国在普法战争中战败,普鲁士军队进入法国时,他写了《自卫吧,巴黎》,号召人民起来保卫祖国。巴黎公社成立后,鲍狄埃被当选为公社委员,积极参加公社的领导和组织工作,负责领导工人协会联合会和艺术家联合会。1871年6月,他写出了不朽的《国际歌》。十七年以后,由比利时出生的工人作曲家比尔·狄盖特(1884——1932)谱成歌曲,从此传遍全世界,成为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战歌。

  公社失败后,鲍狄埃先后流亡到英国和美国。在美国,他一方面积极参加工人运动,帮助筹建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一方面研究科学共产主义,总结巴黎公社的经验教训。1876年,他写了三部长诗:《美国工人致法国工人》、《工人党》和《巴黎公社》。这一时期是他创作的繁荣时期。在 《美国工人致法国工人》中,鲍狄埃揭露了美国资本主义剥削的本质和自由的虚伪性,号召各国人民团结起来,为实现巴黎公社的纲领而斗争。在《巴黎公社》一诗中,鲍狄埃进一步总结了巴黎公社的历史经验,他写道:“如果要敌人投降,就必须解除他们的武装”,“对豺狼虎豹仁慈,就等于犯下大罪”。1880年鲍狄埃回到祖国,继续以他的笔作为武器,积极投入斗争,先后出版两卷诗集《谁是疯子》 (1884)和《革命歌曲集》 (1887)。 1887的 11月鲍狄埃病逝于巴黎。

  3。《国际歌》

  《国际歌》的中心思想是号召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团结起来,依靠自己的力量,用革命的暴力,彻底摧毁旧世界,铲除一切剥削制度,实现国际的共产主义崇高理想。

  《国际歌》一开头,就以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号召全世界饥寒交迫的奴隶、全世界受苦的人团结起来斗争。“旧世界已经打得落花流水”,“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国际歌》明确地肯定暴力革命的原则,号召无产阶级走巴黎公社武装斗争的道路。

  《国际歌》明确指出,无产阶级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才能解放自己: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

  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

  这是无产阶级在长期斗争实践中的科学总结,也是巴黎公社血的教训。

  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创造历史?对这个哲学上两条路线斗争的中心问题,《国际歌》斩钉截铁地给以回答:

  是谁创造了人类世界?

  是我们劳动群众

  《国际歌》把几千年来被统治阶级颠倒了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它彻底宣判了唯心史观的破产。

  《国际歌》雄辩地证明,既然是奴隶们创造世界,那末“一切归劳动者所有”是理所当然的,无产阶级起来进行暴力革命“夺回劳动果实”,“做天下的主人”是完全合理的,是正义的,是不可抗拒的社会发展规律。

  谱曲的《国际歌》每段都以这四行诗结尾:

  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

  英特耐雄纳尔,就一定要实现。

  它有力地概括了整个《国际歌》的思想内容,它反复出现,强烈地表现了无产阶级对于共产主义必然胜利的坚定信念,使全诗的气势更加磅礴。

  《国际歌》艺术地总结了巴黎公社的主要经验教训,艺术地表达了马克思、恩格斯在 《共产党宣言》中所提出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一口号的伟大意义,它永远鼓舞着无产阶级为实现共产主义而斗争。正如列宁的高度评价:鲍狄埃“是一位最伟大的用歌作为工具的宣传家”,他的《国际歌》把巴黎公社的理想“传遍了全世界”。

  第九章 后期现实主义文学

  十九世纪后期起,法国文坛上打破了从十七世纪初叶到十九世纪中叶一个思潮取代一个思潮,“各领风骚数十年”的局面,而呈现出众多思潮流派争奇斗艳的情势。到二十世纪,更是有增无减,多元并进。在这种局面中,现实主义始终保持了强轫的态势,它的高潮虽已过,后劲却绵长,跨越二十世纪后仍然生命力旺盛。它虽然没有造就出能超越巴尔扎克的大师,但成就仍然令人瞩目。一批跨世纪的老作家和新世纪的后起之秀,如法朗士、罗曼·罗兰、莫里亚克、马尔罗、莫迪亚诺,创作了一批二十世纪法国文坛上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品。在形形色色的现代派新潮中,真正拥有广大读者,能作到雅俗共赏的,还是现实主义文学。

  一、二十世纪现实主义文学的新特征

  二十世纪法国的现实主义文学是与十九世纪现实主义文学一脉相承的,其思想武器仍然是人道主义,其内容与形式仍然十分注重反映时代风貌,注重典型塑造,注重情节与细节的真实性,注重作品的认识价值和对社会的批判意义。但由于社会条件的变化和现代派思潮的影响,它也在十九世纪现实主义文学的基础上表现出一些新的特征。

  第一,从表现对象看,有主观化的趋势。一些作家回避重大社会题材,或者不把再现现实社会作为重点,而是倾向于写精神生活,特别是中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精神生活。十九世纪现实主义作家浓墨重彩、直接描绘的社会生活,在他们那里,有相当一部分是通过人物的主观感受作间接的表现,这就把社会现实生活内向化、精神化了。这样作,一方面固然加强了人物与社会的内在联系,但另一方面,也使作品失去了几分巴尔扎克和左拉式的宏大气魄。

  第二,从人物形象看,有中间化的倾向。十九世纪现实主义文学由于受传统文学和浪漫主义文学的影响,在批判现实,针砭丑恶的同时,也常常有意识地塑造作为丑恶现实的对立面而存在的,带有理想化色彩的正面人物,典型的如巴尔扎克笔下的欧也妮、高老头等。到二十世纪的现实主义文学中,这类人物逐渐消失,而代之以肯定性因素和否定性因素并存的人物。真善美与假丑恶常以自然状态并存于同一人物的身上。因此,人物与人物的差异,更多的是表现在命运上,而不是表现在品性上。

  第三,从艺术表现看,出现了多样化的趋势。由于现代派的流行,很多现实主义作家在现实主义方法的基础上,吸收了现代派文学的一些表现手法,特别是意识流、心理分析、象征主义的手法。以至有些作家既可说是传统的现实主义作家,又可以说是现代派的作家。

  第四,从作家视野看,有“个人化”、“家族化”的倾向。斯丹达尔那种“时代研究”式小说,巴尔扎克那种“社会全景”式小说,左拉那种“自然史加社会史”式的小说,在二十世纪法国现实主义文学中减少,而写个人浮沉和家族盛衰的小说增加。二十世纪的世界,风云际会的中心转移,法国在历史舞台上,不再象十八、十九世纪那样具有主角意义,因而,法国文坛上的现实主义作家也逐渐失去了宏观反映社会的兴趣,而把眼光转向了个人与家庭。

  法国二十世纪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呈马蹄形态势: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是高涨;二战后,以荒诞派戏剧为代表的现代派文学盛行,传统现实主义文学相对低落;到六七十年代,又再次高涨。它的作家可以分为跨世纪的、前半期的和后半期的三代。跨世纪一代的代表是罗曼·罗兰,前半期的代表是莫里亚克,后半期的代表是莫迪亚诺。

  二、“法国的托尔斯泰”——罗曼·罗兰

  1886年秋天,法国最负盛名的学府——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录取了一位两度报考都名落孙山的青年。他入的是史学系,然而他梦魂牵绕的却是文学与艺术。他的誓言式座右铭是:“不创作,毋宁死!”他心目中无限景仰的三尊偶相是莎士比亚、贝多芬和当时仍然健在的俄国大文豪托尔斯泰。他急于得到大师指点,冒冒失失向托尔斯泰写信请教。

  信投出去了,他又以为自己得不到理会。然而不久,当时已誉满全欧的文坛泰斗却向这位不知名的异国青年写了一封长达28页的回信,亲切地称他为兄弟,热心地解答了他提出的问题,殷切地教导他“爱艺术,首先必须爱人类”。这位有幸得到泰斗的悉心指导并因此更加对文学识而不舍的年轻大学生,就是罗曼·罗兰。二十多年后,他也成为誉满全欧的大师,因为创作了《约翰——克利斯杂夫》而获得1915年的诺贝尔文学奖。他被高尔基称为“法国的托尔斯泰”。

  1。文学家、音乐史家、社会活动家三位一体

  罗曼·罗兰(1866——1944)生于法国中部一个小镇上的公证人家庭,属于小康之家。他母亲笃信宗教,酷爱音乐,无微不至地关心体弱多病的独生子罗兰的教育和成长,对罗兰的爱好、才能和性格的发展有深刻影响。罗兰从小博览群书,哲学、文学、艺术、地理、历史、植物,什么都读。文学作品中,他最喜欢读莎士比亚和托尔斯泰的。他说自己读莎士比亚作品是“我把他整个儿吞下去了,或者不如说他把我整个儿吞下去了”;读托尔斯泰作品的感受是“在热爱与兴奋的激情中,连气都喘不过来”。阅读兴趣的广泛和与文学巨匠的强烈共鸣使他后来的创作,尤其是 《约翰——克利斯朵夫》具有博大精深、汪洋恣肆的气派和风格。读书之外,罗兰十分爱好音乐,弹得一手非常出色的钢琴,深入研究过贝多芬,写过关于意大利歌剧的博士论文,在大学里主讲过音乐艺术史。这对他的创作也有深刻的影响。世界大作家中,象他那样的有高深音乐造诣者是非常罕见的。

  罗兰还是著名的社会活动家。他在十九世纪末震惊法国的“德雷福斯冤案”中投身于社会政治活动。此后他的思想随着时代不断前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他著文呼吁停止战争恢复和平;苏联十月革命后,他为之欢欣,写了《向俄国革命致敬》等一系列文章;二十年代末,他参与组织了“国际反法西斯同盟”,并任名誉主席;他与同时代的许多国际文化名人,如高尔基、泰戈尔、爱因斯坦、甘地等,都有亲密的交往和友谊。他的一生也是为世界的和平、人类的进步而奔走呼吁的一生。

  他是人道主义和民主主义进步知识分子在二十世纪西方世界的代表。

  罗曼·罗兰的文学创作涉及戏剧、传记、小说三个领域。

  2。“人民戏剧”、“伟人三传”与《欣悦的灵魂》

  罗曼·罗兰早期的文学活动集中在戏剧创作上。他针对十九世纪末法国剧坛商业化倾向日益严重,和普法战争以后法国因为失败而民族情绪低落的状态,提出了“人民戏剧”的思想。其核心内容是:反对颓废的、脱离现实的娱乐性戏剧,要用戏剧反映人民的生活,以重塑健康向上的国民精神。用他自己的话说是“用真正而强有力的人民生活和能使民族复兴的艺术来对抗巴黎的那些寻求娱乐的商人”。

  在“人民戏剧”思想的指导下,他写了二十多部戏剧,发表了十五个,结集出版十二个,这十二部戏剧分属两组。一组他称为“革命戏剧”,包括《群狼》(1895)、《丹东》(1900)、《七月十四日》(1902)

  等八个戏剧,都是以法国大革命为题材的历史剧。他写这些历史剧的具体意图,一是重新评价和肯定大革命,二是想用十八世纪昂扬奋发的法兰西精神来影响“世纪末”情绪浓重的国人。另一组是“信仰悲剧”,包括《圣路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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