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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奖的头篇。
１９８８年１１月５日，沈从文去世。林斤澜和汪曾祺参加遗体告别仪式。没有政府要员，没有文艺官员。每人挑选一枝白色的或紫色的鲜花献在先生的身旁。先生生前喜欢的柴科夫斯基的《悲怆》在舒缓地回响。张兆和先生出奇地冷静。一位亲属抑制不住低声哭泣，张兆和说：“别哭，他是不喜欢人哭的。”是的，这是一位有品格的、有个性的伟人！这令林斤澜想起吴组缃和陈翔鹤共同的一句话：“从文这个人骨子里很硬，他不想做的事，你叫他试试看！”
林斤澜有篇短散文：《两个作家》，是写沈从文和老舍的。
建国之初，老舍出访苏联归来，他是北京文联主席，在霞公府小礼堂做报告。那是个星期天，听众满座。有久居国外的学者，还有携外籍夫人来的，他们不是来听新鲜的。那时候听报告是“进步”，是“靠拢”。若是现在，不少报告要靠放个参考片来招人。
沈从文常自称乡下人，他当时的境遇十分不好：作家当不了，教授当不成。也坦然走来，只是不和人招呼，在讲台正前方五六排地方，默然坐下。老舍一开讲，沈从文就摸出一本软面笔记本，因近视，把本本卷起来托在胸前，右手的水笔竖直，直行记录。那都是拿惯了毛笔的缘故……目不旁视，手不停顿，全座就他一人。
老舍向来妙语连珠，这回目光一落在沈从文身上，口角不禁迟慢。
沈从文这样托本书写，必须直腰，低头，两肘悬空。老舍的目光戚戚，仿佛说：何苦来！何苦来！
报告完毕，听众外涌，老舍好嗓子，低沉又传远，叫道：
“从文，一块儿走。”
沈从文在人流中回身，但站不住脚，也不想站住，说了声什么，微细听不清。尽管那笑容——不好形容，只是叫人想起他常自称的乡下人吧。
《两个作家》所写的会议，汪曾祺没有参加，当林斤澜转述的时候，汪曾祺非常感动，说：“‘从文，一块儿走’，老舍有这一句话，够了！老舍是个人道主义的作家。”
林斤澜是对老舍最熟悉的几个人之一。我问林斤澜老舍对沈从文友好吗？林斤澜说平时友好也谈不上，不友好也谈不上。老舍已经是政治场面上的人，他心里既知道沈从文是个什么样的作家，也明白沈从文是个什么地位的人。
１９９６年，林斤澜夫人谷叶还健在，她对我说：“我们到北京那一阵，斤澜替老舍跑腿儿。”我拿这事问了林斤澜。他说：
他是１９５０年上半年到的北京，在北京人艺创作组。调到北京市文联是１９５１年底的事情。老舍是１９４９年１２月从美国回来的，次年６月当选为北京市文联主席。刚到新中国，热情高涨。老舍曾经站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讲台上，慷慨激昂地表示：“我本是个无党派的人。可是，我今天有了派。什么派呢？‘歌德派’。”他开始写了《方珍珠》、《龙须沟》两个剧本。有影响的是《龙须沟》。老舍说：“我就抓住臭沟不放，要达到对人民政府修沟的歌颂。哪怕自己还不成熟，我也要反映它。”反映它总得有生活，而老舍老寒腿，走路不很方便，右手总是执着手杖。他不能常下去，人艺的领导就派林斤澜的差使，要他下去采访。找来素材，拿给老舍。这种方法叫做“三结合”，即领导出思想，群众出生活，作家出技巧。林斤澜当了群众和作家之间的桥梁。林斤澜到了北京金鱼池附近的贫民区，就闻到一股臭味。低洼，雨水倒灌，脏东西进屋，人要站在炕上。沟还没建好啊！可是素材还是要“找”。
林斤澜说，老舍写出《龙须沟》后，人艺找在北师大任教的焦菊隐当导演。焦是林斤澜的老师，极有艺术天分，他觉得《龙须沟》太单薄，不宜演出。人艺一再努力，焦菊隐最后同意说，那就让导演和演员共同丰富这部戏吧。
《人有病，天知否》（陈徒手）中说，《龙须沟》出来后，行内人并不看好，认为直白，政治化。而周恩来认为这恰恰是党所需要的。政权要在城市里扎下根来，光让人们学习社论不行，需要文艺作品帮忙。周恩来直言《龙须沟》帮了他的大忙，希望周扬出来表扬。周扬想给老舍“人民艺术家”称号，但一些解放区过来的作家、理论家不服气，认为老舍刚刚从美国回来，没有参加革命斗争。彭真表态，那就由北京市发吧，《龙须沟》是写北京的。
林斤澜说，《茶馆》的前身是《一家代表》，或者说《一家代表》催生了《茶馆》。全国首次选举人民代表，搞了个小小的运动，叫普选的宣传运动。说小小，是后面的整人的运动太大了，其实意义是很大的。林斤澜这时候已经和邓友梅到北京市文联了，更是在老舍的直接领导之下了。他下去搜集素材时采访对象有好几家，采访了女明星向梅和舞蹈家武季梅的家庭，那时当然是他们的父母。天津工商业家凌其峻一家是主要采访对象，林斤澜花了很长时间。林斤澜的工作很得到老舍的赞许。林斤澜摇头笑着对我说：
“素材多了，有些就用不上。好几次，作为奖励，把一些用不上的素材还给我，说：‘斤澜哪，这个……你就自己拿去写吧。’”
林斤澜说，《一家代表》交给人艺，小小运动已经过去，别的大运动露出苗头，配合宣传告吹。剧院也曾开排，没劲，收了。
林斤澜又说，老舍是个特别的作家，他主张天天写，写半天，哪怕写五百字，没有可写的也要硬写。因此，他常常改废稿，过段时间再拿出来。《一家代表》他不可能就此扔了，从前茶馆里贴着条子“莫谈国事”，现在让人民参政议政，老舍非常看重这个思想。
林斤澜写过《〈茶馆〉前后》、《〈茶馆〉前后的后话》、《〈茶馆〉后话的后话》。老舍在《一家代表》的基础上，写了一个四幕六场的话剧，交给人艺。人艺看后，觉得第一幕第二场戏极其精彩，可又上下不协调，单摆浮搁，前不沾村，后不着店。人艺产生两种修改方案。一天上午，人艺院长曹禺、总导演焦菊隐来到老舍家里。曹禺谈了第一种方案，将就原稿，提出“最佳修改”的“具体”意见。谈到中间，老舍听出意思来了，打断谈话，表示另写。接着焦菊隐第二方案上场，就以这“单摆浮搁”的一场戏为主，发展成一部多幕剧。还说“所有的事件都在茶馆里进行”，“这个戏的名字，可以就叫茶馆。”老舍对焦菊隐的每一句话都听得非常入神，有时眼睛又不住地移动，好像已在构思另一个新剧本了。焦菊隐的方案，正中老舍下怀，于是，《茶馆》诞生了。
林斤澜说，《茶馆》彩排时节，周恩来看了。说这个戏是按历史时期写下来的，但选择时期不够典型。时期应该是“五四”、二七年大革命、抗战、解放战争。说完又忙着告诉大家，老舍还是他自己去讲，怕一传达倒不清楚了。后来倒是没有机会跟老舍讲了。
林斤澜说，老舍是文艺界配合政治的快手和高手。建国之后为这个运动那个运动写了三十多个剧本，其中发表的就有二十二部，包括话剧十五部、歌剧三部、曲剧一部、翻译剧一部。未出笼的半成品、反复修改的草稿更是无从计算，不为外人所知。
我向林斤澜提出一个问题：老舍究竟知道不知道这种随波逐流、配合政权的东西不是艺术品，终究不能流传？林斤澜说：他当然知道，他的配合已经有年代了，抗战的时候就写过大量快板、相声、鼓词之类的东西。他那时是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总务组长，实际是总头。直接地宣传抗日无可厚非。建国后受到周恩来的器重，刚写了《龙须沟》，便得了“人民艺术家”的高帽，他就不能不起劲地歌颂。但他骨子里毕竟是个作家，他知道什么是艺术品，什么不是。他在三十年代初就写过一本《文学概论讲义》，他认为中国的艺术理论至少是不发达的。不发达的原因是我们的先贤古哲多半把文学当成“载道”、“明理”的奴婢，当成一种改头换面的哲学、政治、伦理、道德等等说教的工具，它固有的规律反倒成了不足道的微末之技。就是在五十年代“歌颂”的间隙，老舍也写过理性文章，用以严肃争鸣，如：《论悲剧》、《勤学苦练，提高作品质量》、《创作的繁荣和提高》等等。他在《自谴》中说道：“文艺不是我的浮桥，而是我的生命。”因此说，作为作家的老舍是切实存在的，对国家如骨如血的眷恋也是存在的（如抗战时），要说客观上老舍很长一段时间成了某种传声筒，也是可以的。
林斤澜说，老舍是个比较复杂的人。林斤澜拿同一个机关的赵树理和老舍做了比较。他说赵树理有回从苏联回来作报告，说不愿多住，理由是“屋里屋外没地方吐痰”。说着说着，右手提上左袖口，给大家看一只手表，叹道三头毛驴的价。他还把音乐说成牛叫马叫，一时成了名言。他曾经左右开弓狠打自己的耳光，只为儿子入学的事。他还为严文井的妻子大怒，原因是他输了围棋，而严文井的妻子总要在夜里十一点多的时候把严文井喊回去。他说：“李叔华不把人当人。我和她两个人，总有一个先死。要是我不先死，我每天到她门前去砸碎一颗棋子……”
老舍可完全不是这样简单的人。鲁迅在世的时候说他“油滑”，主要说的是先前的作品。林斤澜认为他是一个有心机的、智慧过人、知人知世的人。他八面玲珑，以“外场”和“交游”闻名，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两面人！
林斤澜谈到早先见老舍的印象：头戴一顶英国呢子礼帽，穿一身剪裁合体、面料考究的绛色西装，戴金丝眼镜，手执文明棍，活脱像个洋绅士。他进会场，右手拄棍，左手托帽，有点措“手”不及。他眼睛往四处瞧了瞧，说：“找不到钉子，帽子还是挂在我的头上吧。”大家都笑，他自己不笑。林斤澜认为，新中国成立后，他的确是激动的，另一方面对周恩来抱有知遇之恩，所以对政治是积极配合的，努力紧跟的。当曹禺和焦菊隐到他家，建议把趋时的《一家代表》改成艺术品《茶馆》时，老舍第一个反应就是：“那就配合不上了！”这句话终于成了新中国“文艺与政治”方面的警句。
林斤澜说，到１９５５年反胡风之前，老舍的心情可说一片蔚蓝。他每年两次把文联的同人叫到他家聚会。一次是菊花开了，赏菊。他有一个大哥，帮他抄写东西，也帮他莳花。还有一次是他的生日。聚会都要喝酒，他家有很多酒，汾酒、竹叶青、伏特加。要喝什么喝什么，要喝多少喝多少。有一次拿出一瓶葡萄酒，说是毛主席送的。老舍自己是好酒量，从来不醉。曹禺有一次大醉，出溜到桌下，可笑他的两只手还在空中乱抓，原来他在找酒瓶。１９５５年之后，这种事就少了，到了１９５９年“反右倾”，林斤澜就没有这方面的记忆了。
林斤澜说，老舍很爱才。这与汪曾祺的回忆一致。汪说老舍“对有才华的青年，常常在各种场合称道，‘平生不解藏人善，到处逢人说项斯’。”老舍就当众说过这样的话：“在北京的作家中，今后有两个人也许可能写出一点东西，一个是汪曾祺，一个是林斤澜。”
林斤澜的《新生》１９６０年１２月号刚发出，老舍立即写了《〈新生〉简评》，发在１９６０年１２月２６日《文艺报》（半月刊）第２４期，对林斤澜予以褒扬。
《北京市文联大事记·１９６２年》写道：“５月、６月间北京市文联连续召开了３次林斤澜作品座谈会，老舍主席始终主持会议。冰心、冯牧以及一些报刊、出版社编辑、高等院校中文系教师出席了会议，他们从不同角度就作品的表现手法、语言、风格各抒己见。大家一致肯定林斤澜是一位勤恳的、在创作上显露才华的青年作家，通过１０年的实践，逐步形成了自己的风格。”“老舍先生指出：‘林斤澜这些年很努力，写了一些受欢迎的作品。不只林斤澜一个人，这几年还有些同志真正下去了，真正有了生活。不管写什么，这是第一件事。像林斤澜的《新生》，山、水、人都写得很像样，没有生活是写不出来的，他的确把那个地方带回来了’。”“当林斤澜谈到有人认为自己的语言‘破碎’时，老舍不以为然，他说：‘听说赵树理的女儿作文，学她父亲，句子写得短，可是老得３分，三四十个字、四五十个字一句，结果得了５分。可见赵树理也不是到处都有市场；要我看呢，还是要那３分算了。’老舍特别指出，讨论一个作家和他的作品，要多交流，不是审判，‘所以林斤澜同志不要老是检讨，也不要老是感谢，人家说你写得不好，你可以说明你是在什么情况下，为什么要那样写。这样说得随便点，才能彼此了解，才能有帮助。”……冰心在座谈会上也发言，说林斤澜是“努力出棱，有心作杰”的等等。
林斤澜说，老舍一直是他的领导，但老舍是那种作家个性的领导。他一般给人的印象是随和的，善应酬，善言谈。他讲话有特点，不是官话，有外交辞令可也不是那种含糊其词的、温吞吞的话。他的话有时是过甚其词、不留余地的，刻薄的，甚至是不给面子的。
林斤澜回忆道：“大跃进”时，西城摆开赛诗擂台，请老舍坐主席团，还请老舍讲话。老舍讲话时，遵循政治第一艺术第二的精神，他先歌颂“大跃进”，末后落到打擂台的诗上，说：“要说诗，这不是诗。”三年困难时期，政协食堂对民主人士有“特供”，据说老舍家人也常去买饭吃。林斤澜以为老舍当是那里的常客，问了老舍。老舍断然回答：“不去。”林斤澜一愣，老舍正色补充：“不爱去。”林斤澜还是疑惑，因为那是饿死人的年代。老舍再作补充，字正腔圆：“标新立异。”谁“标新立异”啊？民主人士？还是上头？老舍不给主语。林斤澜叹服这位语言大师，“标新立异”用得好，看出他的态度。
林斤澜回忆道：就在“小阳春”的时候，１９６１年，也就是在北京新侨饭店，中宣部和中国文联召开的那个会议上，茅盾发言，大致说老舍以幽默见长，但近作幽默渐渐减少了，他表示遗憾。不料老舍毫不客气，简直是针锋相对，他严肃（平时说话，常是谈笑风生），又加重喉音（他有浑厚的男中音嗓子，平常放松舒畅），他说茅盾指出的，恰恰是他的进步，以前的幽默是轻飘，现在才郑重起来。当时这样说话，情形反常，五百来人鸦默雀静。
老舍接着批评青年作家，太拘谨，放不开。接着说到北京，说：
“北京有个林斤澜，你要是还放不开，那你青年时候就是个痞子！”
林斤澜对我说这件事情的时候，两眼和嘴巴呈三个圆圈，好像还在吃惊。他说：
“许多人回头看我，那真是当头棒喝。不料，老舍拿起曲波的《林海雪原》——《林海雪原》是部四十万字的长篇小说，当时是畅销书，行内评价也很高，差不多是有口皆碑。当时还没有‘样板戏’，《林海雪原》就相当于里程碑了。老舍说：‘这部书叫我写，我一个字也写不出来，因为我没有那样的生活。如果我有那样的生活，我写的话，十万字就可以了吧。’老天爷，那就是说，要抹掉四分之三！——据说，曲波当时也在场。”
“你怎么说老舍是个两面人呢？”我问林斤澜。他答道：
“他有滋有味地‘紧跟’，但又暗暗写他的《正红旗下》。他不是称赞我深入生活吗？我有时从农村回来，向他这个文联主席汇报工作，嗳，他很不耐烦。他不是经常称赞我勤奋吗？一天我把刚出的新书《山里红》给他时，他看也不看，把它放在一边，淡淡地说了一句：‘你又出书啦。’
“邓友梅被打成右派，老舍著文批判，发表在《人民日报》。邓友梅改造期间，突见老舍，想要回避，老舍主动叫住邓友梅，说：‘好好干吧，你还年轻呢不是？来日方长嘛。’后来邓友梅去了辽宁省鞍山市文联。鞍山一个剧团演出了老舍的剧本《女店员》，派人送演出税给老舍。老舍见了介绍信，就问起邓友梅，对来人说：‘回去告诉他，我问他好。叫他好好干。’过了一年，送演出税的这个人找邓友梅，说：‘老邓，你得帮我个忙，不然我就没法活了。’他说剧团里有人告他贪污，他不承认，剧团便派人到北京老舍家查证。不料，老舍家记的账与他交给老舍的不符。那人哭着说：‘老舍先生肯定记错了，他不给我作证，我这辈子就毁了。我到北京去，怕他不见我，求你写个信请他见我一见……’邓友梅便写了信。那人几天后回来，向邓友梅道谢，并出示老舍所写证明的抄件。上面写道：‘该同志送来的演出税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