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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也。盖器测影而造，用之日久，不同于祖，故云：‘未几也’。浑器量天而作，乾坤大象，隐见难变，故云‘几乎’。是时，太史令尹咸穷研晷盖，易古周法，雄乃见之，以为难也。自昔周公定影王城，至汉朝，盖器一改焉。浑天覆观，以《灵宪》为文；盖天仰观，以《周髀》为法。覆仰虽殊，大归是一。古之人制者，所表天效玄象。”
唐代僧一行精通历象、阴阳、五行之学。据《旧唐书·方伎传》，一行曾到天台山国清寺访求算法，又研习推步之术，撰有《大衍论》、《摄调伏藏》、《天一太一经》、《太一局遁甲经》特别是他撰写的《开元大衍历经》是研究古代历法学的宝贵资料。
唐人修的《开元占经》极富盛誉，《四库全书提要》评论说：“所言占验之法，大抵术家之异学，本不足存。惟其中卷一百四、一百五全载麟德、九执二历，九执历不载于《唐志》，他书亦不过标撮大旨，此书所载，全法具著，为近世推步家所不及窥。又《玉海》载执历以开元二年二月朔为历首。今考此书，明云今起明庆二年丁巳岁二月一日以为历首，亦足以订《玉海》所传之误。至麟德历虽载《唐志》，而以此书校之，多有异同……是又可订史传之伪，有裨于考证不少矣。”可见，方术文献对于校考古代历法是很有价值的。
占候是根据天象的变化预测吉凶。占候文献与天文文献是有区别的。《四库全书·占候提要》云：“占天本以授时而流为测验灾祥，皆末流迁变，失其本初。故占候之与天文，名一而实则二也。王者无时不敬天，不待示变而致修省。王者修德以迓福，亦不必先期以告符命。后世以占候为天文，盖非圣人之本意。”这就告诉我们，天文文献是用以授时，确定历法；占候文献是用观物，预测吉凶。
先秦时期，梓慎、裨灶都是占候家。《左传·昭公二十年》记载，梓慎望气就知道宋国有乱。汉代时，占候成为一门术数，谢夷吾、杨由、公沙穆、段翳都精通占候。古代专讲占候的书有汉代甘公、古申的《通占大象历星经》，唐代邵谔的《望气经》，清代汪宗沂的《云气占候》。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是《录台秘苑》和《开元占经》。
《灵台秘苑》是北周庾秀才原撰，宋人重修。此书首列步天歌及图，次释星验、分野土圭、风雷云气，多是占验之辞，不足为信。然而，它保存了古代天文及占候资料，有助于科技史研究。
《开元占经》的作者是唐瞿昙悉达，后人有所增补。自一卷天占至一百十卷星图，专述占天象。自一百十一卷八谷占至一百二十卷龙鱼虫蛇占，专述占特异。此书征引古籍极为浩博，保存的天文历法资料极为丰富，是一部很宝贵的方术文献。
二 医学
中国古代巫、医同源。巫术内含有医术，巫术事实上是在探求医术的过程中成长起来的。
巫是最早的医生。原始社会的巫就是专为病人驱疾镇邪之士。卜辞中有“巫”字，巫的身份就是医生。
黄帝开创了医学时代。他重视发明创造，聚集了许多名医，如僦贷季善方脉，岐伯尝草药治百病，俞拊精通外科，马师皇长于兽医，此外还有雷公、桐君、鬼臾区都懂得医道。我国现存最早的、系统的医学理论专著《黄帝内经》就是托名于黄帝，以黄帝与岐伯、雷公讨论的方式撰写。
进入阶级社会后，巫的职守仍然主要从事医术，巫道遍及于民间。《左传·成公十年》记载有个叫桑田的巫预言晋景公很快会病死，医缓前往会诊，也认为景公病入膏肓不可治。桑田与医缓的诊断是一致的。
我国在周代已经开始摆脱巫医时代。医术渐渐从巫术中分离出来。《周礼》把巫祝列于《春官·大宗伯》，把医师列于《天官·冢宰》，这条记载，表明了医、巫分流，医术进入了日益科学的时代。
春秋战国时期，巫、医出现对立。扁鹊提出病有六不治，凡信巫不信医的不治。巫、医分开后，从事医术的称为方士。当然，方士还包括其他职业。史书中多有“方士”一词。如《素问·至真要大论》：“余赐以方士，而方士用之尚未能十全。”《史记·秦始皇纪》：“悉召文学方术甚众，欲以兴太平，方士欲练以求奇药。”大多数方士是精通医道之人。汉代，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仍然称著名医家为方士：“方技者，皆生生之具，王官之一守也。太古有岐伯、俞拊，中世有扁鹊、秦和……汉兴有仓公。”
方术文献中最多的是医籍，上古的医术是从巫术中分化出来的，从事医术的多是方士，所以，把医术列入方术是不足为怪的。
《黄帝内经》是我国中医的奠基性的专著，至今还是权威性的典籍，《汉书·艺文志》把它载录到《方技略》。
《汉书·艺文志》中的方技类有医经七家，二百一十六卷；经方十一家，二百七十四卷。班固说：“医经者，原人血脉经络骨髓阴阳表里，以起百病之本，死生之分，而用度箴古汤火所施，调百药齐和之所宜。”
经方有《汤液经法》、《神农黄帝食禁》等，班固说：“经方者，本草古之寒温，量疾病之浅深，假药味之滋，因气感之宜，辨五苦六辛，致水火之齐，以通闭解结，反之平平。”
古代的方术家与医家没有绝然分开，扁鹊、华佗、葛宏、孙思邈等人既是著名医家，也是方士。孙思邈撰写了《千金方》三十卷，又撰《福禄论》三卷、《摄生真录》和《枕中书》各一卷。
宋代有不少医学书籍是民间方士撰写。《宋史·方技传》记载刘翰诣阙进献《经用方书》三十卷，周世宗任命他为翰林医官。入宋后，又参与修订医籍。宠安时精研《灵枢》、《太素》、《甲己》诸秘书，作《本草补遗》。
方术文献以五行学说为理论，医籍中的五行原理缺乏严密的科学性。《宋史·方技传》记载名医钱乙“始以《颅方》著名，至京师视长公主女疾，授翰林医学。皇子病，乙进黄土汤而愈。神宗召问黄土所愈疾状，对曰：‘以土胜水，水得其平，则风自止。’”这种“以土治水”的解释，对于现代人看来是很荒唐的。
直到清代，还有不少医家偏好巫卜。《清史稿·艺术传》记载江苏人王维德著《外科全生集》，又著《永宁通书》、《卜筮正宗》。
方术文献中以医学书籍的实用价值最大。清人从《永乐大典》中辑出20多种医书。如元人邹铉的《寿亲养老新书》就是一部有利于民众健康的书籍，它载录了食治之方、医药之法、摄养之道，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85年出版了点校注释本。书目有补养药法、种植、保养、服药、贮药、集方、食治方等。书中讲究食疗，介绍了萝卜，百合等物品的药效，简单易行。这些方法，实际上是劳动人民养生经验的总结，有待于我们认真总结和推广。
三 健身
气功术是一门古老的人体科学。
气功是养生修炼术，它运用意识、调节内气，使身体处于优化状态，达到强身健体的目的。
气功按内容分为静功和动功。
静功包括静坐功、放松功、意守功、内丹功等，方式有入静、坐忘、心斋、定观、存思、内视、守一、守窍、炼神、吐纳、行气、食气、炼气、胎息。这些功法有重复性。
静功俗称内功，要求身心保持宁静，形体位置基本不动，着重于体内的怡养。《古今图书集成》有“静功部”，载录有历代静功流派。
动功包括导引、按摩、太极拳，发声功、硬气功等。
动功与静功不能绝然分开。动中有静，静中有动，动静结合，先动后静，先静后动。
气功是先民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认真总结经验的结果。
人们发现，只要在疲倦或烦恼时，安静地闭目养神，放松身体，调整气息，吐出二氧化碳，吸进新鲜氧气，就会感到舒服。这，就是人通过本能而产生的静功。
人们还发现，模仿动物也是一种养生的功法。《庄子·刻意》记载：“吹习呼吸，吐故纳新，熊经鸟伸，此导引之士，养形之人，彭祖寿考者之所好也。”
气功是古代哲学观念的发挥和应用。先民认为，上天创造了人，天人一体，天人合一。人应当尊尚天道，效法自然。人只要像天地运行那样进行人体呼吸，就可以与天地同寿。
（一）气功可以强身健体
气功的主要效应是防病治病。先哲已有论述，朱熹在《朱文公文集》卷46《答潘叔昌》一文中谈其练功体会说：“中年以后，气血精神能有几何？不是记故事时节。熹以目错，不敢著力读书。闲中静从，收敛身心，颇觉得力。”
临床证明，气功对神经衰弱、偏瘫、坐骨神经痛、面部神经痛、支气管炎、肺结核、胃病、腹泻、便秘、直肠脱垂、肝炎、高血压、冠心病，近视眼、咽炎、糖尿病、肥胖症都有一定疗效。
为什么气功有临床疗效呢？初步的研究认为：气功可以缓解肌肉紧张和神经兴奋，培益真气、疏通经络，调和血气。经络是沟通全身的通道，经络通则血气通。通则不痛，痛则不通。《灵枢·百病始生篇》云：“正气内存，邪不可干。”
血气畅通，血中的吞噬细胞就可以顺利到达病灶，战胜疾病，提高了免疫能力，生命力旺盛。
气功还在心理上帮助患者，稳定情绪，排除杂念和胡思乱想，减少烦恼。
气功认为天人一理。为庄稼松土，土壤就可以很好吸收空气、水分和阳光。人体放松，就可消除疲劳，充分吸收氧气和营养食物，人就能够体质健康。
（二）气功可以开发智力
身体健康是开发智力的首要前提。没有健康的身体，就不能正常发挥智力。气功可以健身，健身可以提高记忆、观察、想象、思考、判断能力，以充沛的精力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
人们练功的过程，也就是调神、调形、调气的过程。人与外界环境协调，人体内部各机能协调，协调有利于自控和记忆力，有利于适应外部条件，有利于降低能量消耗和调动脑细胞，有利于充分的发挥潜能，以超人的能力从事脑力劳动。
人们练功之后，烦恼的情绪抛到九霄云外，心胸坦荡，情操高雅，超凡脱俗，境界一新。练功似乎耽误了时间，但是，“磨刀不误砍柴功”，练功者的工作效率一般高于非练功者。
（三）气功可以发挥潜在的才智
人体是生物遗传的精华。在人体细胞中，有先辈（父辈、祖父辈、曾祖父辈乃至血缘的无数辈）才智的积淀。后辈人可以发挥潜在的才智。试想，既然人体的外貌（哪怕一个痣、一块斑、一种肤色）都可以遗传，为什么人体的智力不可以遗传呢？如果某人父辈特别擅长逻辑思维，头脑灵活，那么，某人就可能具有父辈的这种潜在能力。当然，父辈的这些能力必须是在孩子出生之前就已存在，才可能遗传下来。孩子只有通过练功，才有可能开发出潜在的能力。
四 化学（1）
古代炼丹术对化学和药物学积累了经验。
炼丹的过程就是化学实验的过程，炼丹的文献就是化学的原始资料，炼丹术是近代化学的先驱。
欧洲人在13世纪炼出金属砷，14世纪炼出彩金（二硫化锡），比我国迟六百年。如果不
是炼丹术，我们的先贤就不会在化学领域取得巨大的成就。
以汞为例，现代工业常用铅汞剂给铜镜抛光，用金银汞镀器物。我国在一千多年前就能将汞（水银）从丹砂（硫代汞）中分离出来，又能将汞和硫还原为硫化汞。《抱朴子·金丹》记载丹砂烧之成水银，积变又还成丹砂。方士们又炼出红升丹（氧化汞）、甘汞（氯化亚汞）、白降丹（氯化高汞）。可是，方士们对“汞”起了许多奇妙的名称：河上姹女、铅精、琉珠、玄珠，如《参同契》：“河上姹女，灵而最神，得火则飞，不见埃尘。”这说的是汞容易挥发。“河上姹女”代称汞。这样一些奇妙的名称，不利于炼丹术的规范化。
炼丹又称为黄白术。它可以伪造贱金属为贵金属，炼出含锌的貌似黄金的黄铜，以及含镍的类似白银的白铜。方士把铜铁等物熔于一炉，炼成黑色合金，再加上水银，使之变为白色，又加少许黄金作为酵母，使白色合金变成黄金。
这种方法叫作点金术。阿拉伯语AL－KIMIYA意为点石成金的液体，此词源于我国的“金液”一词。阿拉伯语演变为英语AL－CHEMY（炼金术），此词成为“化学”一词的词源。
汉代以前就有了冶炼黄金的书，《汉书·艺文志·方技略》载有《泰壹杂子黄冶》三十一卷，唐颜师古在《汉书·郊祀志》注“黄冶”：“黄者，铸黄金也。道家言冶丹沙令变化，可铸作黄金也。”
《淮南子·万毕术》记“曾青得铁则化铜”这种方法是把曾青（硫化铜）涂铁，使铜离子附着在铁的表面，使铁成伪金。实际上，早在西汉初年就有了伪金，汉景帝中元六年十二月颁布“伪黄金弃市律”。说明存在伪造黄金的现象。
《抱朴子》有《黄白》，专讲炼制黄金，说：“金楼先生所从青林子受作黄金法”，又说“角里先生从稷丘子所授化黄金法；先以矾水石二分，内铁器中，加炭令沸，乃内汞多少自在，搅令相得，六七沸……则成上色紫磨金也。”
《太平广记》卷四引宋戴群孚《广异记》：“隋末有道者居太白山炼丹砂，合成大还丹，化赤铜为黄金。有成弼者给待之，持白刃杀道者，而得其丹。唐太宗召成弼，授以五品官，敕令以铜造金，凡数万金。所谓‘大唐金’也。百炼益精，至今外国传‘成弼金’，以为宝货。”这是一次大规模的制造伪金。
宋何芜《春渚纪闻·序丹灶》记载丹阳产铜，道士们点银为金，以救饥人。
先贤也认识到金矿产生金。李时珍《本草纲目·金石》引宋寇宗《衍义》：“颗块金，即穴山至百十尺，见伴金石，定见金也。其石褐色，一头如火烧黑之状，其金色深赤黄。麸金，即在江沙水中淘汰而得，其色浅黄。皆是生金，得之皆当铸炼。”金有真假，《铅汞甲庚至宝集成》：“金二十种论：雄黄金、雌黄金、曾青金、硫黄金、汞中金、生铁金、石金、砂子金、土碌砂子金、金母砂子金、白锡金、黑铅金、朱砂金、熟铁金、生铜金、已上二十件。唯只有还丹金、水中金、瓜子金、青麸金、草砂金等五件是真，余外并皆是假。”
火药是我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之一。炼丹师在冶炼时，“有意栽花花不发”，没有炼出仙丹，无意中却发现了火药。托名于三国人郑思远撰的《真元妙道要略》记载：“有以硫黄、雄黄合硝石，并蜜烧之，焰超，烧手面及屋宇者。”不同的矿物在一起冶炼，引起了爆炸，竟然烧伤了人，从这些教训中，人们总结经验，归纳出火药的配合比例，发明了可以燃烧爆炸的火药。
在相当长一段时间，人们认为火药是唐代孙思邈发明的，依据是《道藏·众术类·诸家神品丹法》记载了“孙（思邈）真人丹经内伏硫黄法”，其文：“硫黄硝石各二两令研。右用销银锅或沙罐子入上件药在内。掘一地坑，放锅子在坑内与地平，四面却以土填实。将皂角子不蛀者三个烧令存性，以钤逐个入之。候出尽焰，即就口上着生熟炭三斤，簇煅之。候炭消三分之一，即去余火有用，冷取之，即伏火矣。”对这段文字，有人提出质疑认为是唐肃宗时托名于孙思邈。何况“内伏硫黄法”未必就是制造火药的方法。
学术界现在公认最早的火药配方出自《铅汞甲庚至宝集成》，这是唐宪宗元和三年（808年）清虚子所撰的炼丹著作，内有“伏火矾法”，其文：“硫二两，硝二两，马兜铃三钱半。为末拌匀，掘坑入药于罐内与地平。将热炎一块弹子大，下放里面，烟渐起，以湿纸四五重盖，用方砖两片捺，以土冢之，候冷取出。”这是世界上迄今为止最早的火药实验记录。这是写在书本上的“火药”，而炼丹师在实践中发现的火药一定比这个记载要早。
火药在唐末已经用于战争，有火药箭、霹雳炮、蔟藜火球，唐昭宗天佑元年（904），郑王番攻打豫章（今江西南昌市），曾“发机飞火烧龙沙门”。至宋代，火药运用得就更加广泛了，11世纪编的《武经总要》一书记载了三种不同用途的火药配方。火药在13世纪传到阿拉伯，后来传到欧洲。火药在人类文明的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应当感谢古代的炼丹术，没有炼丹术，我国就不可能至迟在唐代就发明了火药。
四 化学（2）
我国古代的一些炼丹家又是医学家，葛洪、陶弘景、孙思邈就是最突出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