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巷口的小吃店老板与人杂交，并一边听着帕格尼尼。与他杂交的人是医学院里的两个女学生，我见过的，学习医事检验的，干干净净的。
每到下午五点，他就会打开店门，和气地微笑，有时弯身在闷热的、蒸汽氤氲的厨房里料理食物。说实在的他是个挺体面的中年男人，没有赘肉以及秃头，鼻梁线条笔挺，眼神诚恳得伤人。
那两个学医事检验的学生，是他店里的工读生，像一般女孩子一样普通，有一个可以稍微算得上是漂亮点，但也只是平庸并且抽象地漂亮，很难说出有什么特别吸引人之处。
《在海德堡坠入情网》小说（中）第二音节（3）
我不确定记得，但仿佛从窗口看到过医学院的女孩裸身，挺坐并起伏。不确定这样的记忆是否真实存在。有时我又觉得我看到的是其中一个帮老板口交，另一个则面无表情，半裸地坐在稍远处。不过记忆的时间标笺都遗失掉了，以至于无法去追索相关的前后脉络，对此加以佐证。所以，记忆可能只是幻觉。
巷口小吃店老板其实并没有与人杂交，我想。
所以这是第二个幻觉。
像休谟说的那样，一切只是习惯的阴影。包括太阳打从东边出来这件事。我们永远不知道，哪天太阳会从西边出来。
惟一的，也许透过其他人对我的证言，才能让我的存在更客观一点，当然那也只是相对的。这些事我没有跟谁谈过，慢慢地存在感就更薄弱了，因为没有了语言的反馈，所以记忆的登录也是愈来愈可疑。
语言的交流之中，证成自我的存在。
忘了哪本书读到的，扣除掉卖弄格调的文字以外，还算是相当中肯的一句话。
关于音节的问题，以及种种的幻觉，某种程度上构成了我的困扰。当然还有色情性质的妄想，焦躁得令我坐立难安。
我执拗地觉得自己的问题并不是属于精神方面的。我很讨厌人随便地觉得自己有精神疾病，诸如忧郁症之类的；我一直觉得那是文艺青年讨人厌的毛病。所以我只好归结于器质性的原因，告诉自己说其实是大脑在种种情形下受到了莫名的损害。
我终于到医院里，挂了号，看神经内科，且挂的是我的教授的那间门诊。
“很久没看到你了。”他说。
我想对他说点什么，但是找不到适当的话，于是只有含笑地点点头。
我慢慢地向他陈述问题：阙漏的音节则切分开来以单字读出，再不行的就干脆改用书写。这样折腾了一会儿，大致上他理解我的问题了。
其实在这之前，我已经带给他足够的烦恼了，因为我在上课以及研究工作上都称不上勤勉，而又具有太多无意义的主观意识，所幸他还算得上是一个好好先生，我们才能相安无事。现在他发现我可能还是个神经病，而且是患有焦虑病症的神经病，情况就更糟了。
但无论如何，在他的诊间里，他还是恰当地扮演他医事工作者的角色。他还是做了详尽的看诊，帮我安排了相关的检验，并且没有说多余的话。
“或许要做CT之类的检查，这样大概可以知道些什么。”他含糊地说。
现在，我们从骨相学又推进了一步，朝向了脑部造影技术，从CT、MR到PET及fMRI，从结构的观察推进到功能的研究。
“骨相学在第三帝国的亚利安优越论下极度地发展。”
我有好几本教科书的开头都是从嘲笑骨相学开始的。这样的嘲笑或许有道德上的意义，但是从知识论的观点来讲却毫无推进，因为在那之后，他们又开发了从脑皱褶来评断人类智慧高低的方法，后来也被丢进了垃圾筒。
脑的考古学迷人之处就在这个地方，意志／主义／善的知识／绝对精神／纯粹理性……当然还有“科学”，这一类的抽象概念，都可以这么简单素朴的形式，被供奉起来。阅读跟剖开头盖骨、瞻仰大脑比起来，就显得太隔靴搔痒了。
当然这样的想像是文学性的，对于记忆，我们现在的知识是分散性的，在各突触中间的连结产生了记忆。再进一步想，或许记忆是突触间的传导物交换（的过程），而不是固化成脑的哪一部分的物质形态。
所以，在死亡的那一刻，就好像是《平家物语》里的那句话：“祈园寺的钟响雷同万事成空。”
就像是文学上难以找到什么边疆性的问题一样，科学在某些部位也当然有一样的瓶颈，不过当然是好得太多了。现在的神经科学都退缩到从细胞生物学的层面去寻找新的发现，他们仍然在那边日新月异，在蛋白质与核酸中间，他们不停地找到幽微的曙光。我听到我的研究同仁所属的team上个月又分离出了新的prion分子，对于MCD的研究有重大的推进。
但在结构以及功能的层面上，我们不再会有切割胼胝体就发现左右脑分立的美好时代，语言障碍的研究亦然。当初神经医学开疆拓土的时候，就在失语症的战场上打过了美好的战役。神经语言学中最基本的大脑语言区块，所谓的Broca以及Wernicke区，就是在失语症的脑伤研究中定义出来的，可是后来种种的脑伤的研究，都被质疑病灶跟病症之间的关联，研究已经难以更精确。
另一方面，postmortem的解剖研究，也已经无法满足贪婪的科学界，故脑部造影在相当程度上替我们打开了一扇门，Peterson与St．LouisGroup用PET做了一联串神经语言学研究，成为相关领域最后的大型典范，在那以后，我们也没有什么太精彩的进展。是有不少人，特别是在中文的领域里，进行具有文化独特性的研究，在某一个阶段上取得一些成就，不过也快开发完了。更严重的问题是，我们并没有钱支持那样的计划，那是属于富有的院所及学阀的天地。
所以当初我选择神经语言学，这让我的教授感到莫大的困扰。我的教授做了一些让步，他选择了一些认知生理学的东西让我来研究，不过还是限于大开大阖的本能性的研究，对于细致的认知历程的相关研究，他完全不鼓励我去做。
他所指定阅读的paper，都是透过fMRI的研究，来讨论依核跟酬赏机制的关系，但我还是想做语言的东西。“如果你坚持，你应该去念认知心理学，而不是留在医学院里。连行为生理学的研究也没办法满足你的要求，大家都在搞基底核或边缘系统。”他半威胁半诱惑地要我就范。
直到我的脑断层图以及初步的检验报告出来以后，他才有所改变。
“你左脑在Brodmann分区四十五、四十六一带有一颗微小而奇特的肿瘤，我们尚不能界定它的性质。而很特别的是，目前好像对你没有什么很严重的伤害。”我的教授说，好像发音障碍及妄想并不算什么严重的事。“不过我们会再进一步做更仔细的研究。”他很高兴，倒不是因为我可能快要死于脑瘤，而是我的病症如果是真的，对他而言将是一个极有发表价值的case。
不过他又说了：“关于你带有色情性质妄想的部分，却又不是传统上该脑区脑伤的病症。这一部分可能会使我们的研究价值打折扣。”
《在海德堡坠入情网》小说（中）第二音节（4）
其实性的认知机能也是极幽微的，我们除了粗浅地知道下视丘与荷尔蒙分泌及性本能的关系以外，我们并不知道些什么。像我这样繁复的色情妄想，应该是某些高阶的功能的异变。
我想说：“或（许）我看到事物隐而不显的本质。”可是显然这样讲太具有神秘主义色彩。
“无论能不能做出有意义的病理推论，你的病灶都很干净而集中，我们至少可以当作一种新病来发表。”
这表示他可以申请一笔科学或是厚生部门的高额研究预算，我原本一直想争取的经费也有着落了。首先就取决于一个以fMRI进行大量研究的构想。
作为研究者，我没有经费申请fMRI做研究，但沦为受试对象以后，则有机会亲炙，不能不说是个人历史上一个重大的讽刺。教授对我说，只要能处理同时作为受试与研究者的伦理问题，就不但可以成为我的毕业论文，且在期刊发表时我也可以挂名第二研究者，而基于对我身为病患的体谅，相关的研究工作则可大量地移交研究室的后辈及以薪资雇用而来的助理，简言之，我奇异的疾病替我换得了不劳而获的成就。
为了排除非器质性的妄想等可能性，我终于也被送到了精神科去。我的教授含混地交代他不同科别的同仁，对于我要做详细的考查，而同时又要隐匿我的身份。
做完衡鉴后，我觉得心情很不好。
走出了精神科，我走在医院五楼的走道上。
我又看到了跟巷口小吃店老板杂交的医事检验女孩，比较漂亮的那一个。其实我并不太认得她，不过无论如何，我追了上去。她走进脑电室，应该是在里面进行某种见习的课程。我也曾经在那里做过研究助理，所以我没有受到阻碍地跟了进去。
她进去后，就帮助别人将病人头上的电极一个个拆去，再用纸巾替病人揩抹掉头上残余的黏液，而我跟行政助理点头打过招呼以后，就借用他的桌椅跟便条纸，把想问她的事情写下来，避免用语言跟她沟通，那样在时间上太不经济了，而且关于色情的词项太多，在她听懂以前可能已经没有耐心听完。
我只是要问她说，我看到你还有你朋友某某跟巷口小吃店的老板发生关系，我想知道那是不是我的妄想，请你告诉我，拜托。随后再在有限的时间内拉拉杂杂地写了一些，以让我的意思更加完整。
她完成了她的工作，转身要走出去。而我也写完了我的便条。
“喂。”我说。因为是只有一个音节的句子，所以清楚地叫住了她。
她回身，我把手里的字条给她。她看了以后，脸红了起来。
“我并不会排斥跟你做同样的事，如果你要的是这个。”她说，说完后咬了一下嘴唇。
我错愕了一下。
“跟谁都可以。”她说。
然后我带她回我的公寓，我跟她睡了。她的身体跟想像中的一样棒，而关于小吃店老板的种种影像更刺激了我，于是除了做爱以外我没有余暇再跟她说什么其他的。
完事后我们假寐了一会儿，在J回来前我打发她走。
“我走了。”有气无力而干脆地说，她背起提包把门关上。
她到最后还是没跟我说她到底有没有跟小吃店的老板杂交，我也忘了再问。
或许这是第四个幻觉。
经过严格的实验设计，可以证明我在第二音节的发音问题上是有强制性的，而不是某种主观意志玩弄的伎俩，也不是什么精神疾患的结果，所以我的教授兴奋了起来。
“你的身体没问题吧？”会议结束的时候，他对我说。
我断断续续地讲了一些，简单地整理一下，就是称不上有什么异状，看起来还可以活到平均寿命，也没有其他功能的减损。
“我已经把你的病情做了初步的整理，下个月在巴黎有一场研讨会，我想让你跟我一起去。不错吧？”他含蓄地说完，没有告诉我是作为研究者或是一只人体白老鼠。他想办法让这件事听起来是一件值得我高兴的事：在不劳而获的研究之外，加送一场不知是光荣还是困窘的旅途。
然后我们沿着医学院的长廊一同走着，在门厅的地方分别。
这一晚J又是很晚回来，我替她做了蒸蛋布丁，她在餐桌前满足地吃掉了，然后我们在饭厅激烈地做爱，从饭厅做到客厅，再到她房间的大床上。这过程中间我们甜蜜得难分难舍。
做完爱之后，我跟她说了要去巴黎的事。
“会去多久呢？”
“不确_，我想大_是_两个礼_吧。”我不确定她能不能很清楚地听明白我说的是多久，但她似乎也没有很在意。
“或许你从巴黎回来就找不到我了。”
“嗯？”
“我可能也只是你的幻觉呀，脑瘤带给你的幻觉，记住。”
“什_？”
“没有，我随便说的。”然后她就陷入了睡眠。
我把她抱得更紧了一点，不过这样好像也不能替我自己更确定些什么。在黑暗之中，我想办法让眼睛追索各式的微光，就像在记忆与语言皆受到质疑的生命里，找到任何一种形式对于存在的确证。
算了，一切从巴黎回来以后再做思考吧，最后我想。
而彼时我所见的巴黎铁塔或许也只是一场关于金属的奇异幻觉。
《在海德堡坠入情网》小说（中）黯红（1）
李维怡（香港）
每逢这样下毛毛寒雨的秋冬夜晚我就想抱着阿逾。不知是漫天寒凉潮湿，是街灯黄黄漾漾，是衣物沾水沉沉地贴在身上还是什么。
还是，让我想起不断飞扬的暗红窗帘在让雨粉飘入。
话筒传来一个陌生女子声音，“打错”，再拨一次电话，女子连“打错”也不讲，直接便收了线。肩上负着沉甸甸的摄影机站在旺角闹市街头，手臂隐隐作痛——是今天去拍一个示威集会时碰撞的后果，也不知是示威者是行家还是警察，也管不了——刚好面前有个示威者挡住我镜头，便被我粗口问候了娘亲还称呼他为搞屎棍。那好像是个学生，乳臭未干，被人骂了就马上泪眼汪汪，对我大义淋头，大声斥喝我身为记者怎样可以这样不客观，又说我们记者总是只拍冲突镜头，还站在警察一边说他们搞屎棍。我只觉好笑，索性便接招：“你不知道摄记都是要靠拍冲突来交货？你都知道我们也只能这样，你们就自己搞搞新意思啦！我们都是打工而已。”还有一句，见行家都在就没有开口说出来：“你出来搞运动你不知道记者从来都不会有客观？”
电话响，不知怎的就固执地认为是阿逾，急急接听，却传来阿妈责问的声音：“你几时舍得回来吃餐饭？”我后悔听了电话，唯唯诺诺地答应着，心里也知是月尾了，是缴薪水的时候。阿妈又总是这样想：孩子在外就一定是不吃饭不睡觉的，于是我每一次都要向她解释我不是不吃饭不睡觉的铁打超人。
挂了线有点失落，独自在夜雨的街头漫步，耳朵里塞满了香港某前卫导演的电影配乐声，享受着廉价的MTV式孤独男子幽蓝色浪漫，想着阿逾脸上一闪一闪的蓝绿光。中五的某个冬日，阿逾和我逃学。天黑黑下着阴阴冷雨，绵绵密密，我用校服套在两人的头上，我才第一次触碰到她的身体，有意无意的，手臂手背肩膊还是哪儿，都有她的气息。
到了机铺，打机打机，车子要转急弯，刺耳的声音在跟耳膜磨擦，忽然她转过脸来和我说：“陈子文我不会同你拍拖的，你是坏人，但我可以同你做朋友。”车子便在荧幕上轰的撞了墙，蓝的绿的光在她脸上一闪一闪，闪着的光在她瞳孔里映照着我的脸。
好像鬼。
那天我在戏院的晦暗中抱过她。那时我已抱过很多女孩子，但那天我抱过她。
好不容易平静一点，电话又响，心里只想到：阿逾！一按钮却是爱美丽的声音，心里一坠，就无端凶了一下：“什么事！”
爱美丽被我吓到了，倒问我出了什么事，又问我明天晚上有没有空和她的朋友一起吃饭，就是那个美美要吃生日饭。美美我记得，从影相佬的角度来看，如果不化那些流行妆我想她会漂亮一些。我便说没有空要工作，明晚约了人做访问，我要去拍照。爱美丽便哦了一声，又问我是不是真的无事。
“无事。”我没好气。
忽觉满天落下的是星不是雨，街上的动态像慢了半拍，脸上热呼呼的，我知我感冒了。
挂了线便想，阿逾此刻若在我身边，定会睨着我说：“又是你追人家的，又不好好待人家，又要黏着人家，想怎样呀？！”
阿逾是个十分执著某些原则的人，我总想不通她怎会如此。她男朋友有了别的情人，又对情人不好，阿逾知道了第一个骂他无良心：“怎可以如此对待人家，要与人家认真就认真，不认真就要讲清楚大家同意了才可以。”
“那么若然他跟人家认真你不是又要骂他对你无良心了？”我笑问。
“那是另外一个问题，如果他要同人家认真又不觉得可以同时对两个人认真，那他就应该好好选择一下，然后老实同我们讲。这样鬼祟鬼祟的，他把人家当做什么，作贱别人的痛苦是很贱格的你知道吗？”最后这句话，不论语气眼神都分明冲着我而来，我也不示弱：“你知不知道那些人为什么都离你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