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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人躺在床上，看见的天花板中间平整，两边斜斜的，像是覆下的船底，随时都会塌下来那样，感觉并不舒服。说句悄悄话——这便是我不想入住大屋的主要原因。每次来探访老柏，我都住在不属于主建筑的一座两层高的小楼里，完全没有留意顶楼房间的住客是否轻松愉快。
老柏知道我在废物堆里发现了这幅画，眼睛都不眨，就把画送给了我。并说他从来没有见过这幅画，画的主人……不会是他的父母，更不会是他的祖父母。他笑：因为他们只爱马。嗯，养马骑马赛马遛马，转眼就是一辈子。
我再继续问多一点，他们可能去过巴黎或欧洲某些个国家？
老柏耸耸肩，用肯定的语气说：他们绝对没有去过东方诸国！
说完，他转脸看看我，语气急转温柔，笑道：这堆垃圾至少牵涉到三个人。
三个人？把他们的名单写在纸上。排在前面的是女管家。
女管家是上上个世纪的人，她大约生活在十九世纪末，属老柏祖父的年代，距今已有一百多年。在世时，她住在南楼第二层主人房的隔壁。这是位得宠有势的女管家，很得主人家宠爱，亡故之后，她的房间大门一直紧闭，据说一直没有打开过。
另一位是已故的厨娘。顶楼有四个大房间，厨娘住在蜘蛛隔壁，她是老柏的父亲雇用的长工，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病故，似是出生在十九世纪末。老柏说，记忆中，这位值得尊敬的女士一生人都留在Lemanoir，很少去外地（包括巴黎）旅行。
至于蜘蛛，我没问老柏他是几时入住的，想来应该比阿蓝更早。记得老柏说过，这是个有钱的傻仔，脑袋瓜里有病，他的老爹身故前已预立遗嘱，把他交给一家律师所——蜘蛛一生人所有的开销都由指定的律师支付。我在树林里散步时远距离地见过他，因为不是擦肩而过，猜不出他的年龄；只看见他瘦瘦高高，好像戴着眼镜。直到知道他头一次出门就死在安哥拉以后，随口问了问老柏，才晓得他已有五十多岁了，在Lemanoir住了近四十年，同女管家、厨娘一样，往昔不曾离开过Lemanoir。
关于蜘蛛的死，我写成了一篇小说。不过，当时还没有发现这幅画。
正因为蜘蛛死了，顶楼没有了住客，老柏才计划重新装修，希望我是新住客，住得满意，索性把女管家、厨娘她俩门锁生锈的房间一并清理。法国人做事，要么不干，干起来头脑清晰、有条有理；惟夏天到了，工人们把手上的东西放下来，逍遥度假去，就算爷娘老子中了暑，也不关己事；真真个是“孜孜、游游”。所以，要装修一年也算蛮快的。
往下推想，顶楼房间的住客蜘蛛并没有离开过Lemanoir。这一点很重要。
这次，我可不是写小说了，一笔一划地在“蜘蛛”两个字的后面写道：他住进Lemanoir之后，就没有离开过。一个连巴黎也没有去过的精神病人，与中国民间版画应该划不上等号；剩下的只有女管家和厨娘了。这关乎版画西行的年代。
携画返回我在城里的住所，高高挂起。
先欣赏一番（啊啊真好，我的画！）再量全幅尺寸。六十一乘一百四十三公分，可算作“中堂”。
量画蕊。画蕊边上有徒手画上去的线框，五十四乘一百一十九厘米。用稍粗的厚纸托裱。上面系了根细细的绳供挂画用，底部以直径逾寸的竹管为轴。上下无题无款也无任何识记。天位十四点五厘米，地位九点五厘米。左右不一，分别是三和四厘米。制作工艺粗糙，显然是中国人做给中国人用的廉价商品，过年前在街头摆卖的那种；但画面清丽精致，生动得像工笔画。
像工笔画，当然绝无可能是工笔画！画版事先刻好印下的版线并没有完全遮去，许多地方并不按线版的指示落笔，如马蹄、马尾、红缨子，浅黑色的墨线历历在目。
明显的四川民间版画印染方式——先在纸面涂上一层粉，再敷上泥黄底色，之后才印上底版线条；这是第一道基本工序。其后才正式上色。常用明艳的大红、鹦哥绿、钴蓝、明黄、茄紫等色，颜料富质感，人物描绘相当精细，眉眼胡须衣褶纹理，直是一根根一笔笔精描细染而成。十一年前，画家彦斌带我去探访年已九十四岁的邱婆，她使用的颜料和上色方法，至今记忆深刻。
但是，仅用现有的绵竹年画资料，去印证这幅画是否绵竹出品，路径就比较崎岖；光是采用整出戏曲故事为题材刻下的画版这一点，就难以比较。不管是与否，还是用心看画吧！或许正是四川人都熟悉的三国故事，除了士兵手持的盾牌上面有个“力”字，画面上竟没再写任何文字。
您瞧，光按上面所说的这些，就推断画的产地是四川，这是有点笼统。四川，四川什么地方？绵竹？夹江？梁平？画面也让人甚为犹疑——绵竹年画以斗方为多，即使是戏曲年画，也是剪一幅情节为画面；如《连环计》《破镜重圆》《白象山》等故事中的一个场景。而整出故事集中在一幅画面上的，似有之字形排列的非戏曲故事《老鼠嫁女》，其他……几乎都记不起有何个例了。
《在海德堡坠入情网》散文（中）重组这幅画的故事（3）
继续细看画面，似可分割为三截，成气韵流畅的之字形排列。手摇羽扇的诸葛亮，带领大队人马藏身山中，观望下面的兵将厮杀；身穿红、绿、紫色短襦，系紧腰带的十二名士兵，分成两派，追方六兵手持刀执“力”字盾牌，斗志昂扬；退方六卒有的用盾牌挡头，有的斜拿着刀，有的拖盾曳旗，眼睛回望着追兵作逃走状。追方三将、退方两将，同样穿着红绿紫袍，分骑红白栗色战马；两人在以剑斧鏖战，另一人作刺回马枪状抵挡两名分持宝刀、长枪的骑将。画面上共有二十位人物，各有各的眼神和面部表情，生动而鲜活……很像戏曲故事《天水关》。粉白色脸面无毛无须的那员大将，应是赵云，他和有八字翘胡子加嘴下小髭加兜腮虬须的马岱和魏延，追打兜腮虬须加嘴下小髭加八字翘胡的马遵和姜维；人物都没有画面谱和扎靠。左手捋髯的诸葛亮（画得好似知道今次赚头不小的商家佬），微微带笑，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
还有，画面人物的装束——尤其是士兵，头戴缀有红缨的盔帽，脚穿粉底靴，与明代士兵装束相似。至于五名武将和诸葛亮旁边、手持上面插了黑白花翎毛的门枪旗的中军所戴的帽子，也极是别致；兵将们的盔帽，有缀了红绒球的硬扎盔，也有没红绒球的尉迟敬德式四轮扎巾、秦琼式云冠扎巾等。
非常有兴趣、有耐心地推测这幅画可能归属过的主人、讲叙的画面，还原或组合有关的故事，我的意思是说，今时能找到的绵竹年画资料里，并没有这么一幅画；而且，它出现在法国远离红尘的Lemanoir黑屋里，至少也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事。或许，事情就是这么简单吧。
就这么简单地去猜测、构想出来的故事是（乘机带入我自己的某次经历）：在洋人可以进出中国的十九世纪，圆明园还没有被火烧，老柏家的Lemanoir第十五抑或十六任堡主的管家或厨娘——的某位亲友，辗转去了东方，到了中国，步进了四川盆地。适逢腊月岁前的农闲时节，售卖年货的墟场挤满赶集的人，其中也包括这位“亲友”。他走进了书画长廊，（就像二十世纪末，我去到四川成都，走在锦江宾馆外面的人行道上，那里已经是著名的画市）专注地仰高下巴，在随风飘摇的彩画花纸中（我发现了一个手绘“梁山好汉一百○八将”长卷），他发现了这幅没有上下题款的年画（我爱的那幅“一百○八将”也没有任何文字），经过指点比划的艰辛过程，他成了这幅画的主人（我快乐地成为“一百○八将”的主人）。卷好包好带回法国，变成了礼物，（我却舍不得送给人，总是心思思地兀自盘算：几时去骚扰我那位幽居在西贡的书法家朋友，请他为好汉们逐一正名）来到老柏家的Lemanoir……
重组故事是虚构，这样虚构也没有什么不好；法国人酷爱中国文化，由来已久。我有位住在巴黎的朋友，有空就逛跳蚤市场，成了习惯，顺手买下的“中国文物”不计其数，仅是年画，像“唐伯虎与五美”“二十四节令图”等，都不见经传……忽然想起一位懂行的朋友说过的话：别提一百○四年前的八国联军效仿成吉思汗军攻陷城池即任由士兵抢掠三天的“北京惨痛史”，仅一八六○年火烧圆明园时，已是中国文物流落欧洲最无忌的日子。
呵呵中国文物。
在法国人的古老大屋里，发现了来自东方文明古国的民间老画，想来并没有什么了不起；说辽阔一点，不过是万流归了大海罢。
《在海德堡坠入情网》散文（中）蒲公英（1）
张让（美国）
我站在窗口，院中新抽的细草中两株蒲公英。
1
月历上记三月二十日开春，但是春天并没有来。依旧是冷，冬迟迟不肯退去。过了一个月，近四月底，春风不送暖，多雨。有时阳光高照，射进屋里来。然而窗户紧闭，因为那风带着刀气——春寒翦翦。在树木抽芽，草色绿遍之前，野地上蒲公英已经开了花。簇簇金黄，仿佛阳光猛然从地里冒出来。像喇叭水仙，蒲公英是春天的第一个颜色。在视野仍然枯寂的时候，鸟在枝头鸣叫，地上，金黄一片洒开，蒲公英也叫得响亮。
2
路边野地上一片蒲公英。耀眼夺目，是自然无心的创造，不需刻意去追求。也许因为如此，蒲公英的身分低微，近乎卑贱。美国人家在草坪上洒了药，专为了杀蒲公英，追求草地上不舍一丝杂质的纯粹。一片绿得彻底的草坪，因此暗示了某种宗教的严厉。
然而一片新整翠绿的草坪再乏味不过，是死去的风景。像将树木如棋盘一列列种得笔直，我看不出那美。美是秩序，但秩序未必是美。中国人说“错落有致”，那其中有无心的规律，和谐，是看来不费一丝力气的美。像山与水的交错，花与木的间杂。像草原上各色各样的野花。我总在西方的草坪中看见人强硬的意志，那意志必得诛杀蒲公英，将任何一丝黄色铲除，直到那草色划一地回答：“我服从！”
A
我和阿妮可各自用一把小刀，从土里掘出带根的蒲公英。才是初春，出土不久的蒲公英草叶细瘦，有的已结小而硬实的花苞，仍未开花。最好不要已结花苞的，阿妮可告诉我。我从未采过蒲公英做菜。
我们在草坡上找寻，弯着腰，看见了便蹲下身，用水果刀切进土里。大约五点前后，光斜斜从身后照来。一匹马在坡下吃草，不时摇晃尾巴。我们边掘边谈，装满了一桶便上坡向屋子走去。收拾好这半天来在屋内屋外散置的东西，重新开车回半小时以外的小城，巴尚松。
在阿妮可和史高特家里，我和阿妮可将蒲公英捡洗干净，阿妮可在里面加了白煮蛋和炸香的火腿、面包，拌上佐料做成沙拉。微涩微苦，细叶嚼在口中如草。这是我第一次吃到蒲公英。
B
阿妮可和史高特是我和B多年前在安那堡认识的朋友。后来他们去了法国，我们接连搬家，便几乎失去了联络。去年我们回安那堡，在那里过了整个暑假。我先回东岸一阵，在那期间，一晚B从书店出来，竟遇上正回国访亲的史高特和阿妮可，就此又联络上。今年三月，借B到法国开会的机会，我们顺便度假旅行，到巴尚松探访他们。
我们已事先写信通知，也得到回信。但是只有地址而无电话号码，又未讲定那天几点到，我们并无把握能找得到他们。我们到巴尚松时已是晚上九点以后。本来应该在狄将换火车，却因为差错到了里昂。重新买票上车，延迟了一个多小时才到。从火车站我们搭计程车到他们住的巴通街。计程车驶过蜿蜒狭窄的路，不久停在一条窄街上的一扇黑色铁门前。门上，正是我们寻找的住址。
铁门看来陈旧森严，在并不明亮的黄色路灯下，似乎不像有人住。我们想也许到错了地方。B推开门，里面漆黑如洞。他伸手摸到开关，打开灯，一条“甬道”通向里面，我们提起行李往前走去。左边墙上有一排信箱，我们找到他们的。信箱门上贴着一张纸条，告诉我们往前走，推开尽头右边的门，穿过小院子，台阶上的门右边那家即是。我们重新往前走，因为确知能见到他们而喜悦微笑。若B在安那堡的匆匆一面不算，我们应有五年未见面了。
C
我在札记上写：
上次我见到阿妮可，她正怀着第一个女儿，大约四五年前。现在她是两个孩子的母亲，身体和心理上都不一样了。生养两个小孩显然使她苍老了。她的脸看来有疲惫之色，眼角也生出细纹。可是心理上她变得十分坚强，像一个必须付出供给和保护的母亲。我感觉到在她里面有什么东西硬如铁石，也许每个母亲都有这品质。这种“硬”不同于男人的硬。男人硬在表面，女人（尤其身为母亲的女人）硬在里面，尽管外表上显得柔弱。也许这种品质来自于为别人而活，尤其当那“别人”是你的血肉。由理性导出的仁善之心是否能给人同样的强度？似平凡是出自理性思考的善和出自本能的爱一比便苍白失色。
《在海德堡坠入情网》散文（中）蒲公英（2）
我发现这种来自身为母亲的特殊力量有些可怕。它像一股盲目的力，强大到足以创造，也足以毁灭。所以一个亲爱的母亲很容易便成为暴君、怪物。为了不成为暴君，一个母亲必须忍受绝顶的痛苦去学习放手。这不是容易的事。做母亲是同时在天堂，也在地狱。
在我看来，一个母亲就像原野中的兽，没有思考可言，只有本能。如果说凡是出于自然的便是美，身为母亲这件事就是美的。否则，正如自然是既丑恶又美丽，为人母亲也是。
阿妮可谈到做女人的特权。身为女人给予女人做母亲的门票，男人便没有这机会。在自己的身体里面创造生命是件神奇的事。一个女人觉得自己很大，像宇宙。同时也变得比较肯定，倾向于生而不倾向于死。
所有的女人都这样觉得吗？是不是所有女人在成为母亲时，突然都觉得比男人优越？这种权力之感维持多久？女人能够以自己的生育能力为武器来反对男人，轻视男人吗？这是谈及女性主义时必得深入的关键问题。
D
我们在巴尚松两天三夜，之后启程往巴黎。在那短暂的几天里，我们花许多时间散步、聊天和吃，每一件都愉快令人回味。我记得我们的谈话，尤其是阿妮可谈她成长的心路历程。
每个女人都有她成长的心路历程，正如每个男人都有自身的经历。不同的是，男人必须学习如何扩张自己，然后了解自己的极限，而女人必须学习限缩自己，克制扩张的欲望，至少，在女权运动取得任何成果以前如此。现在男女有中性化的倾向，一个理想的人不是传统定义下的男人或女人，而就某个程度而言，是两者中和、均衡的人。然而这仍是我们在搜索肯定的典型，实际上，男女走不同的道路，最后对彼此达到不同的理解与期待。
在巴尚松时，我们的谈话不免涉及男人与女人。我们各有观点，坚持自己的立场，对异性进行剖析、批判。女人比较喜欢控制别人，对大小事情斤斤计较。男人比较散漫；没有组织能力，又粗心大意，凡事只从自己的利益出发。女人如何，男人如何。两方各自振振有辞，觉得自己观察入微，体会深刻。说服对方几不可能，因为我们既不是很有系统又很精密地在谈，最后只能停留在表面，一些浮泛的印象和言辞，像大部分的争辩。然而可确定的一点是，除了生理差异，男女的思想、感觉和行为也不一样，只是我们不清楚这差异是来自先天，还是后天。
E
阿妮可说：
我年轻一些的时候很厌憎做女人。我抽烟，打扮得像男的，一点也不要和女人沾上边。我很愤怒，一心要反抗。到我怀孕以后，整个都变了。我变得非常女性化，回过头来追求女人味的东西。我把头发剪了，整个人觉得清爽许多。以前我喜欢晦暗的颜色，现在我喜欢各色各样的颜色。我以前要做男人，现在我要做很女人的女人。从一个极端跑到另一个极端。我变得高兴了，充满希望，觉得许多事都可能。有一个生命在你身体里，那是奇迹。你觉得自己变得很大，无所不能。没错，怀孕是很辛苦的事，你行动不便，腿上生静脉瘤。生产会痛，不容易。但是事后，你有一个小孩。那种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