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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统最后的暗杀名单-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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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这时,“哐”一声门被踢开,跃进两个黑衣青年,手持左轮枪,对准行凶者,喝道:“不许动。”    
    “啊!”外国汉子一惊,但他反应迅速,拉着李任仁一个急转身,使其挡住自己的身子,迅速往窗口那里退。黑衣青年不敢开枪,只能一面吆喝一面逼过去。外国汉子突然把李任仁朝前一推,自己飞快地从窗子跳出去。待黑衣青年扑到窗前时,大汉早已不见影踪。    
    李任仁惊魂稍定,气喘吁吁,眼睛往杨姗姗那个位置看,那漂亮女人早已溜走了。    
    原来,那两个黑衣青年是李任仁离开公馆前秘书特地派来的保镖。当即,他和保镖一起回到了家中。    
    数日前,叶翔之根据掌握的情况,亲自制订了暗杀李任仁的计划;由香港站女特工金名杰冒名杨姗姗去见李任仁,约他外出,然后让临时雇佣的一个英国流氓去行刺。叶翔之对于这个计划十分满意,不料当晚金名杰跑来报告失手情况,叶翔之一听,勃然大怒,把女特工连同在场的香港站负责人一起大骂了一顿,叫他们滚蛋。    
    金名杰等人离去后,叶翔之筋疲力尽地倒在床上。一觉醒来,已是黄昏时候,才觉得神清意爽,怒气全消,遂笑容满面地下楼,和部下共进晚餐。    
    晚餐过程中,他同部下研究下一步该怎么办。研究来研究去,一时仍想不出妥善的办法来。这时,有人送上当天的晚报,那个接报纸的特工眼睛略略一溜,惊叫道:“哎呀,中午山顶公园那事已经上报了!”    
    “哦?”叶翔之把手一伸,“拿来,我看看!”他一看,晚报上果然刊登了这桩案件。报道说李任仁下午时分在山顶公园险遭一外国人谋害,幸亏两位保镖及时解救。    
    叶翔之仔细看罢,松了一口气,报上只字未提案件背景、行刺动机,这说明李任仁自己对此也蒙在鼓里,警方当然也无从猜测。    
    叶翔之眼珠子转了几转,眸子忽然熠熠生辉,重新拿起刀叉,招呼部下,“来来来,我们吃我们的,李任仁一回不死,还有第二回,你们准备一下,我要叫他自投罗网。”    
    众特工一听此言,脸露惑色。他用叉子轻轻叩着瓷盘道:“我想到了一个办法:将计就计,我备上一份厚礼,谎称从武汉来,代表白崇禧马上给李任仁打个电话,说刚到香港,看到报上登着他遇险,想去慰问他,他听我这么一说,肯定说不敢当,反而要马上来拜访我。只要他进来了,那就对不起,回不去啦!我们把手脚做得干净点,事后矢口否认,英国佬也没法弄清是怎么回事!”    
    叶翔之把话说完,几个部下连连称善,他连晚餐都不想吃了,马上去楼上卧室往李任仁家里打电话。    
    电话是打通了,接电话的不是李任仁,是秘书。他只在电话里跟叶翔之寒暄了几句,说实在不敢惊动大驾,非常感谢,李老先生受了点惊吓,去朋友家休息了。说完也不纠缠就把电话挂断了。    
    叶翔之不死心,还想探知确切的消息。不料,电话打过去,却再也无人接听。气得叶翔之将电话狠狠地砸在了地上。    
    骂了一会儿,他叫来行动员孔力三、蒋德生,吩咐道:“你们从明天起,和香港站的人化装成黄包车夫等,在李任仁家那段路上观察,弄清楚他的确切行踪,然后找机会下手。你们今天晚上把发下来的照片好好看看,牢牢记住他的模样,免得盯错了人。”    
    “是!”    
    孔力三、蒋德生等人经过3天秘密跟踪监视,并未发现李任仁,千方百计打探,也没有一点消息。    
    叶翔之闻报后决定狗急跳墙,“选择晚上时间下手,中途伏击。我不信,他不露面!”    
    他如此决定的原因是因为毛人凤在广州那边催得急,李任仁公馆所在地都是热闹地段,白天刺客行动后不易逃循,倒不如晚上动手妥当,李任仁是老人,不足为虑。    
    之后,他们又仔细研究了行动的具体方案。    
    当晚八点多钟,孔力三、蒋德生,邬柏益3人身穿西装,外罩风衣,一律戴鸭舌帽,脸罩大口罩,怀揣手枪,腰藏短棍,潜至查理大街李任仁公馆附近的一条小巷。预先他们已侦察过地形,看准了那里一家白俄开的小酒馆,坐在里面不但可以观察查理大街,而且还可以窥见李公馆的一举一动。夜间行人稀少,如果李任仁出来散步路过,一眼就能看清,3人在小酒馆里要了些酒菜,慢斟浅饮,嘴里说着话,眼睛盯着巷口,10点钟敲过,一个小特务忽然站起来,“老板,结账!”    
    孔力三、蒋德生会意,看看手表,冲小特务点点头,“兄弟,你会钞,我们先走了!”    
    两人走出小巷,见一位老人从李公馆慢慢地走了出来,他身穿黑呢大衣,头戴黑色礼帽,一手挟公文包,一手拿一支乌漆手杖,奇怪的是,这天晚上李任仁竟是独自出来散步。    
    孔力三、蒋德生两人忙跟了上去,此时,马路上只有个别行人在匆匆行路,四周一片寂静,走了大约两三分钟,孔力三对蒋德生附耳悄言道:“我上去下手,你留意四周动静。”    
    孔力三紧走几步,看看离李任仁仅四五公尺距离了,紧握短棍,低喝一声:“李任仁!”    
    那人一惊,急速转身,说时迟那时快,孔力三攥紧短棍迎头击去,对方“哎哟”一声,低头急躲,孔力三受过专门训练,精通暗杀窍门,在半空当中一转手腕,棍子挟着一股风猛砸在那人后脑勺了,一声闷响,俯身栽倒,那顶礼帽飞出去,像车轮似地骨碌碌滚出老远。    
    十几公尺开外有一对情侣在走路,见状大骇目瞪口呆,站在那里动弹不得,孔力三看都没看他们,把那人翻了个身,用手指一试鼻孔已停止呼吸了,忙拉上蒋德生,两人夺路狂奔而去。    
    5分钟后,静谧的夜空中响起一阵尖厉的警报声,几辆红色轿车急急驶抵现场,从车上跳下十几名英国警察,把死者团团围住,照相机的镁光灯闪出一道道耀人眼目的白光,那对情侣报警之后,没敢离开现场,这会儿被两名警官请入一辆轿车,提供目击情况,他们一致肯定地说,凶手在下手前的一瞬间叫了声“李任仁”。


第三部分 香港大抢运第15节 一位不速之客

    两个警官互相对视一眼,显然他们已经从前日的报上知道了李任仁的身份。    
    这时,一个警察走到轿车旁边,从车窗里递进一个名片盒,“这是从死者身上发现的,初步判断,死者名叫李任书。这里有他的身份证。”    
    “哦?”警官接过一看,忙问道,“这是怎么回事?”他们一时也给搞懵了,立刻叫李公馆火速派人来辨认,确证死者果然是李任书,他是李任仁的堂弟,在香港已经居住多年,今夜特来李公馆拜访大哥,结果没有见着人,遂告辞而去。    
    警方根据上述情况连夜开会分析案情,得出结论:凶手是准备杀李任仁的,却认错了人,把外形、身材、年龄、衣着都跟李任仁酷似的堂弟杀害了。    
    却说孔力三几人回到铜锣湾临时大本营,叶翔之正和另外几个特工在客厅里坐等消息,见他们回来,迫不及待地问道:“事情办成啦?”    
    蒋德生兴奋地说:“处长,完成了!李任仁那老东西已去阎王爷那里报到啦!”    
    叶翔之喜得眼睛放光,来回搓着手兴奋地表扬道:“好!这事干得好!回台湾以后,我要嘉奖、晋升你们。”    
    当夜,叶翔之几人按捺不住心中的喜悦,胡吃海喝了一顿,倒头呼呼大睡起来。次日上午,日头高照,几人才睡眼惺忪的起了床。叶翔之得意洋洋地哼着小调,一边喝着咖啡,一边翻看当天的报纸。    
    突然,一行醒目的标题映入了他的眼帘:“李代桃僵,凶手夜半枉杀‘替死鬼’,代兄蒙难,香港市民李任书命丧黄泉。”    
    他再往下一看,不看犹可,一看不由得暴跳如雷。报上详细登载了昨晚他们暗杀失手的情况。叶翔之当即跳起来,将咖啡杯狠狠掷在地上,然后冲上前对孔力三等劈头盖脸地打了过去。他边打边骂道:“两个笨蛋,人都没搞清楚就动手了。你们看清了吗?那是李任仁,不是,是他弟弟白白做了替死鬼。”    
    两个特务捂住脸顿时傻了眼。    
    原来,李任仁已被中共的华克之转移到安全的地方,数日后他和黄绍竑一道乘船安全离开了香港。    
    周恩来得知情况后,当即指示香港中共地下党负责人乔冠华,“一定要确保郭沫若的安全,保证万无一失送至北平。”然而,就在这一切安排就绪后,一位不速之客来到了香港……    
    军统特务们在香港展开了全力的追杀,却收效甚微。与此同时,共产党也在抢运这批爱国志士。除去上述的名人外,军统这份包括了宋庆龄、李宗仁在内的暗杀名单上,国共两党分外瞩目的郭沫若也赫然在列。    
    周恩来得知情况后,当即指示香港中共地下党负责人乔冠华,“一定要确保郭沫若的安全,保证万无一失送至北平。”乔冠华巧妙地安排好郭沫若的住处,并打算通过海上或由苏俄护送郭沫若进京。    
    然而,就在这一切安排就绪后,一位不速之客来到了香港,郭沫若由此羁留了一些时日。    
    那是1948年冬,郭沫若的日籍夫人郭安娜带着其子和夫、志鸿和女儿淑禹一道抵达香港。早在1946年,郭安娜就收到了郭沫若带去日本的一封信及数百美元,在战败后的日本,当时是一笔可观的款子。郭安娜虽缓解了一定程度上的经济窘困,但却伤心欲绝。她从来人口中得知了郭沫若已另行组建家庭并育有4个子女的详情。    
    郭安娜作为一个女人的悲哀可想而知。盼星星、盼月亮,盼到结束,却意想不到打算相聚的一家人并未迎来苦尽甘来的结局。她明白,自己与郭沫若20年的婚姻,已然坍塌。郭安娜痛定思痛,决定到战胜后的中国去寻找已琵琶别抱的丈夫,至少,两人之间应有个了断。    
    于是,她请她的二妹和妹夫在台湾为长子郭和夫、三子郭复夫找到了工作,然后全家商定,将已娶妻成家的次子郭博留在日本。安娜变卖了家产,特地将郭沫若流亡日本期间用毛笔抄写出的甲骨文和金文著作的原稿、一些书信,亲手交给了一家书店,请他们代为妥善保管,并特别说明,不经她的同意,任何人不得私自拿走手稿。    
    1948年5月,郭安娜带着女儿和幼子郭志鸿离开日本去了台湾省。他们一行离开时,日本的报纸、港台的报刊都作了显著报道。    
    这年冬天,郭安娜带3个儿女正式抵达香港。    
    郭沫若闻知安娜母子来到了香港,他明白,自己的“历史遗留问题”该是处理的时候了。可是要想做到令各方满意,却又绝非易事。他只得仰天长叹道,“我只好对不住安娜母子了。”    
    过了一段时间,郭安娜带着子女找上门来。于立群表现得相当大度,她亲自安排安娜母子住到了家中。待到郭沫若与安娜正式见面时,气氛却令人窒息和尴尬。    
    一贯坚强的郭安娜只是一个劲地流泪,郭沫若心都碎了。良久,他开口劝道:“你放心,这么多年,你吃的苦,遭的罪,我心里明白。我会对你们母子负责任的。”    
    安娜这才止住哭声,不悦地说道:“我们之间的问题总要说清楚吧!”    
    郭沫若叹了口气,轻轻答道:“还有什么需要说清楚的。事情都已这样了,木已成舟,木已成舟哟!”    
    安娜却陡地提高声音,“按你们中国人的做法,你应该明白,我们之间哪些是该说清楚的,总该给我有个交代吧。”    
    郭沫若见安娜情绪颇为激动,只得让中共地下党员冯乃超出来解围,然后他托辞避别而去。    
    安娜向冯乃超提出了三条:(1)郭沫若要尽到做父亲的责任,负责女儿郭淑禹和幼子郭志鸿上完大学。(2)郭沫若要付给她相当数额的赡养费。(3)在上述两条得到圆满解决后,双方登报声明脱离夫妻关系。    
    三个条件不算高,并不苛刻,尽在情理之中。中共香港地下党组织经过商定后,决定由冯乃超继续出面做好工作。    
    冯乃超的解释颇为得体。他劝郭安娜说,造成郭沫若与她分离,另行组建家庭是迫不得已的,是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的野蛮侵略造成的。他们之间这种局面只是许多的中日不幸家庭的一个缩影。郭沫若对此感到特别痛心和内疚,也充分理解安娜和孩子们精神上的痛苦和心灵上的创伤,并希望得到他们的理解和原谅。    
    冯乃超又劝道,目前国共两党是在军事上、政治上斗争最为激烈的关键时期,我们共产党有信心很快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因此,希望他们能理解郭沫若本人和组织上的困难,处理此事顾及对国内外的影响。最后,冯乃超很是诚恳和遗憾地说:“供养两个孩子是不成问题的,但后两条限于目前条件,确实无法做到。”    
    郭安娜最初接受不了这样的事实。她经过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同志们反复做工作,郭沫若又答应将自己的部分著作版权归安娜所有,安娜才勉强接受了这一临时解决的办法。对五个孩子则这样安排:长子和三子暂回台湾,和夫继续工作,志鸿在台湾上大学,女儿淑禹留下来,过上一段时间,送往解放区。    
    据知情者回忆,郭安娜对这次会面及讨个说法的最终解决,并不觉得满意。安娜与孩子们来时,便有情绪,见面后还是表现得理智和顾全大局,除了一些情绪不满外,基本上还能协商合作,总算对两个未成年孩子有个交代,在她本人的后半生供养问题上也达成了意向性协议。    
    但这却苦了于立群。她带着五个孩子随郭沫若潜居香港,国民党军统又伺机对郭沫若下毒手,她既要担心郭沫若的安全,又要照顾一家大小。安娜一家住进来后,毕竟有些不愉快。不过,她想方设法,保证了大家的食宿。只是多年后,她回忆起这一段经历,心里还是很感伤。    
    这些当然算不了什么,军统特务的魔爪已经悄然伸了过来。无孔不入的香港媒体不知道从哪里得到了消息,猛炒郭沫若的家事。    
    负责谋刺郭沫若的叶翔之读罢报上的新闻,兴奋得大叫:“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我们削尖脑袋也找不来的地址,这帮记者给我们找到了。”    
    几名特务忙将报纸抢过去,一看,那上面不仅详细登载了郭沫若的家事纷争,而且还将他们现时的住址也写了出来。几人顿时兴奋不已。    
    叶翔之奸笑着说:“那个老风流鬼欠下了风流债,这回我们可以来个趁火打劫。事不宜迟,我们马上就动手。”    
    他提出,用老办法,事先由金名杰装扮成一个记者,以采访为名,先去探听虚实,然后,根据情况再具体部署行动方案。


第三部分 香港大抢运第16节 望“人”兴叹

    金名杰遂赶往香港郭沫若的寓所,没料到,对方一见是记者,就关上了门。吃了闭门羹,回到驻地,叶翔之摩拳擦掌,他对手下的特务布置道:“虽然没有见到郭沫若本人,但我们已经获知他的确切地址。这一次,新账旧账给这个风流鬼全算了啦。我们分成两组,一组在他家门口化妆成小贩观察动静,只等他人一露脸,就动手,另一组则在附近接应。”    
    次日,郭家附近的小街上立即就冒出了几个探头探脑的小贩,那是叶翔之手下的几名军统特务装扮的。    
    这一情况立刻引起了乔冠华的注意,他找来负责抢运工作的华克之指示道:“郭沫若的行踪已经暴露,务必尽快将他安全送走。”    
    华克之领命后,当机立断,不管他家事处理得如何,先将郭沫若一人送出香港。    
    1949年2月的一天,郭沫若在中共地下党的安排下,摘下眼镜,化装成一个送糕点的小贩,悄然由后门而出,然后直奔九龙码头,登上了开往天津的客轮。    
    那几名昼夜监视的特务,直到三天后,才发觉情况有变。等他们反应过来,哪还有郭沫若的影子。毛人凤得报后,止不住仰天长叹,“放跑了郭沫若,我们有什么面目去见总裁!”    
    郭沫若离开了香港,到了解放后的沈阳。不久,安娜在中共地下党同志的说服与保证下,也离开了郭家。其女儿郭淑禹不久由地下党安排,化装成一位哑姑,乘海轮北上天津,经北平去了解放区。    
    安娜带着子女到了台湾后,过得并不如意。小儿子志鸿因语言不通,从一所中学辍学后,便不告而别独自一人到香港找自己的父亲。郭沫若此时已离港北上,地下党负责人夏衍接待了他,先安排他到于立群家暂住。大约一个月后,夏衍把他找去,请他写信给母亲和大哥、三哥。让他们一并来香港。随后,郭志鸿便被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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