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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往往这并不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情。大部分的写作者，对于语言的执迷，是有瘾的。这也是为什么至今仍然有人在语言方面不断地进行追求的原因。那是因为写作者在写作的同时，也充当了一个阅读者的角色。如此，着迷于营造语言的迷宫，就变成了一件有乐趣的工作，也容易养成习惯。这有点类似于方言的学习，一旦你长时间使用一种语言说话，后来的腔调也就比较难改过来了。
这也全因写作者的不成熟。自觉能力对于摒弃暗喻是重要的，对于脱离语言怪圈，也是重要的，甚至，自觉能力何时都是重要的。写作者必须清醒，和不断成熟起来，如果总是停留在文学青年的阶段，或者干脆就此走上岔路，那只能越走越远。
我想起大概在四年前，我非常沉迷于王家卫的电影，其中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电影里的旁白，觉得很巧妙，很有趣。有一天，一位朋友对我说，王家卫，不就是一个文学青年吗？我呆了一呆，很快同意了他的看法，因为除去电影手法不说，“王家卫式”的电影旁白，确实就是一个文学青年的“强说愁”和玩弄花招。
现在看来，“强说愁”现象也不仅仅是王家卫的事，北村如今也可算得上是一个文学中年了。
第四章批判北村 （6）
为病态文学推波助澜
绝望，是有瘾的。
人性中有很多弱点，几乎是我们不可克服的。比如悲伤、嫉妒、愤怒、贪婪等等。也有很多优点，和缺点一样，不可克服，比如善良和同情弱者的一面。但我们也同样有节制的能力，它可以使我们与自己弱点的距离拉得无限远，但不可能完全脱离。没有节制能力的人，我们把他（她）视为在情绪上不自觉的人。就好比一个经常悲伤的人，看到花落也会掉下眼泪。这在其他人眼中多少有那么一点不可思议，觉得这个人怪怪的。为什么悲伤明明是难受的，还要去悲伤呢？错了，悲伤者正喜欢这么做呢，因为绝望，是有瘾的。
不仅是处于青春期的少年，任何年龄层都会出现这样的情形，人的很多天性与生俱来，不具备自觉能力，就会深陷其中。但同时产生一种奇妙的快感。
社会的发展趋于复杂，这也就意味着，我们与这个世界的关系越来越复杂。而社会与人的关系日益复杂，这些特点就越表现得明显，或者被隐藏得更深。于是，一直有“关注人性”情节的写作者们，很快就有了反应。
病态文学就产生了。这是一群以小说反映现代人孤独、绝望、颓废情绪的写作者所做的事情。他们无疑是有市场的。因为阅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是完全自由的，他们不需要自觉地去阅读，当一篇小说和他“有瘾”的那一面产生共鸣，他自然会喜欢。比如，人们喜欢眼泪、喜欢美好，所以有了言情小说；人们还喜欢惊奇、暴力，所以有了武侠小说。
病态文学正是这样趁虚而入。
所以，从文学诞生开始，它就与“关注人性和精神”扯上了关系；所以，世界名著都那么“深刻”；所以，文学教育总是告诉我们，某某小说反映了某某精神，是某某时代的缩影……等等。只有部分自觉的写作者，没有掉入这个圈子里去，而是从事了小说本身的探索。
北村说：“我们真的需要从这个实利的时代之河中被拯救出来”。所以，多少读者被他深深的感动了啊。甚至有人说，不能看北村，一看他的小说就想哭。他同时又说：“我建议白领都去看一看《鸟》，不是我写得多好，而是问题严重。”可见北村真的是十分关注我们这个社会的，对吧。
北村大多小说的情节上，有这么一个套路：小说里一定有一个纯洁得不得了的人，一般情况下是个诗人；如果没有这个纯洁的人，一定有一个神经质的人，这个神经质的人最后死了；诗人和这个社会发生了矛盾，要么最后变得平庸，要么最后也死了；神经质的人一开始没被人看出神经质，后来慢慢地爆发出来，自以为与这个社会格格不入，就死了；反正一定有死人；80％是爱情题材，而且一定要凄美，还有背叛；一定有个“脸色苍白”的男主角和女主角；总是使用多个角色的第一人称叙述；小说出场人物死亡方式多是自杀。
再说下去，我都感觉自己不那么厚道了，呵呵。但这就是我读完北村所有的小说之后得到的感觉，而且是以一个纯读者的角度去读的。相信任何一个普通读者，读完以后也会留下这样的印象。北村的小说是被眼泪和神经质的大喊大叫所浸泡的，似乎只有这样才可以显得像爱情小说？啊，比如我们的琼瑶阿姨。
在《鸟》里动不动就哭的“好人康生”可以算是一个典型。这个只生活在自己世界里的不食人间烟火的抒情诗人，按照我们上面的总结出来的北村逻辑，当然是自杀了。而且自杀三次才成了功。
这样类似言情小说情节，且在叙述策略上毫无探索的小说，为何在评论界的地位却如此之高？在网上看到一篇评论是这样说的：“北村确实将理想中的爱情与现实之间的冲突推到了极致，使我们得以有机会在本质和根源上，对爱情做一种清理和终极追问。其所达到的深度，以及切入角度的新颖和尖锐，在中国当代小说中都是罕见的。”
清理这句话，你会发现它说了这样几点：1、北村是写爱情的；2、北村的小说是有深度的；3、正是因为有深度，所以才罕见。
可是：1、琼瑶也是写爱情的。2、如果说写一场纯洁的爱情如何被其他事物破坏，主人公因此自杀或者意外死亡，给读者带来的感觉是有深度的话，那我觉得，琼瑶也可算是有深度的了。3、有深度的罕见吗？目之所及，在新华书店里摆放的畅销书，哪一本没有点“人性刻画”的深度？
第四章批判北村 （7）
至少勿庸置疑的是，2000年后的北村，越来越成为了一个合格的爱情代言人了。在《鸟》的开篇，就来了这么一段：“我想，爱应该是对一种对象的重要价值的确认。这种确认到一个程度，就称为爱。而且这种价值有惟一性，所以爱是专一的。因此爱是真理。
爱有不同的深度，那么爱到最深的才是爱，要爱到那么深，只有舍己，别无他途。因此，爱是信仰。
爱肯定是不求回报的，但爱真的有回应。如果没有回应，不是我们给出的爱并不是爱，就是爱得不够深切，那人（耶稣）爱拉撒路爱得何等深切，拉撒路就要活过来。因此爱是复活。
爱得真，不但对方得到安慰，自己也得安慰，真是奇妙的事。一个深爱着的人是大无畏的。看来人类的主要职业应该是爱，要一刻不停地爱，哪一刻停下来了，那种神圣地同在就要消失，爱里没有惧怕。因此爱是永生。”
不知道是不是书商为了使这本书更像一本“爱情圣经”而特地如此安排，将这段话放在开篇。不严肃的说，这几句排比让我鸡皮疙瘩掉了一地。严肃的么，这正是我先前所说，是留在小说里的诸多可以出卖他所谓之“先锋”的证据。中国那么些成天苦着脸大喊着“文学关注生存”的苦行者中间，终于又多了一个成员了。
同时，病态文学，或者称为青春期文学，也多了一个支持者。啊，在这个新时代，如果要感人，没有一个纯洁的神经质人物，又怎么行呢？这个人物如果不死，也还是失败的啊。只有死掉，效果才更明显嘛。
在网上有一个网站叫“病孩子”，站如其名，那儿就是聚集这一群“病孩子”的地方。据说注册人数甚众，还出版过一本他们自己的书。在网上的摇滚青年、文学青年、艺术青年们没有一个不知道它的。可见病态文化是多么的有市场啊。
在21世纪，青春如果不显得残酷一点，似乎就觉得有什么缺憾。与北村《鸟》的主人公康生相似，病孩子们一方面感到对这个世界的绝望，另一方面又显得十分单纯和善良。他们强调“美好”与“绝望”的同体性，生活在自我感动的世界中，不可自拔，觉得是因为自己太善良，这个世界太丑恶，所以生活不下去。自杀和悲观也就在所难免。
《鸟》中康生的一段话是这样说的：“有谁能救我？他说，有谁能涂抹我的过错？有谁能将我的罪孽除尽？现在我在深渊，我在地狱的边上等死，谁能救我并解除我的罪？我本是清洁的人，现在污秽不堪！我在黑暗的深处流泪，无人安慰。”
这一段话比较有代表性。而像康生这样的人物，明显是北村所偏爱的。《鸟》里有，《周渔的叫喊》里有，《玛卓的爱情》里面也有。对比之下，小说中其他的正常人都似乎显得愚蠢可笑。这是自然的，一个在“病”中进行思考的作家，自然觉得这个世界有“病”。
在图书市场上，畅销书大都有同一个特点：选材上一定要有一个与这个社会形成反差的人物，不管这个人物是否真实可靠。然而读者却“出戏”了，没有人会觉得这样的人物是真实的，尽管北村很想使他们显得真实，所以总是在小说开头告诉我们：“好人康生的故事已经在我的腹中孕育了两年……一个月前我居然在一家《诗歌报》上看见康生死前写的最后一首诗……”，但如今的读者已经不如很多年前那样好骗了。我们都知道康生并非真实的，连为北村写评论的评论者也隐约中透出这个意思，在他们看来，康生就是一个用以表达北村思想的工具。
确实，他们说得对。北村写小说，从来不是为了写小说，而是为了“心灵”嘛。
借用一篇小说的名字来说——人民到底需不需要病态？青春期是需要的。或者说，青春期是必然多少有些病态的，因为他们在成长，感到了对这个世界的紧张。而我们的文学呢？中国病态文学的流行，不管怎么看，都显得有些可笑。似乎是出版商、部分作家以及大众一起合谋的自淫行为，大众需要了，作家也写了，出版商于是就出版了。利益是可想见的，作家赚钱也是无可厚非的。但将丝毫没有贡献的病态文学推到一定的高度，怎么看着都觉得可笑。
出版商要赚钱，这并不奇怪，也不可能去责怪别人。但要注意的是，他为什么会接二连三出版这样的畅销书？因为这已形成了一种文化现象。在这种文化现象中，首先起作用的是作家本人。因为他在写作过程中没有自觉的能力，他太去关注大众的“需要”了。
一个作家如果不谨小慎微地对待自己写出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而去关注他的思想是否被接受、在文字上仅仅做一些简单的修饰就可以出炉了，那么他的作品一定是不成功的作品。作家必须要对自己的作品负责，因为这个世界并非只有他一人，他有读者，有受众，他就必须成为一个有责任心的人。
中国会出现病态文学畅销的情况，也跟中国文学的现状和历史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从第一个开始写作的中国人开始，“文学关注社会与人性”的情况就开始了。连部分评论家在看一部作品时，也会从这个角度出发。所以后来，当韩东的“断裂文从”出现时，好多评论家就懵了，也费解了——该怎么从人性和社会的角度去解释呢？于是部分人干脆心虚地跳过去，当作没看见。而一些有“深度”的作品，对于这些评论家，对于我们长期饱受“文学教育”的读者来说，显然是好解释的，好读的，于是想将这样的作品吹捧到什么程度都可以，都是简单和容易的。
作家总是分为两种：一是作家对阅读者有影响，指的是作家的作品改变了一个读者的阅读习惯，让他看到了新的东西，甚至使他走上写作的道路；二是作家对作家有影响，是说一部作品让一个作家看到了另一种可能，原来小说还可以这样或者那样去写。
北村的作品虽然看似多么能感动人，但是对读者的影响却不见得多么有震撼力。我上中学时，经常看港台的言情小说看得泪流满面，过了两三年，我读到了《玛卓的爱情》，同样看得泪流满面。现在看来，这两种泪流满面，并没有什么不同。我被故事感动了，被人物感动了，和看电影电视一样，有什么区别呢？它并没有使我看到一种新鲜的可能。
读者与作家之间，作家与作家之间，有时的联系是神秘的。现在回头再去想，我是如何走上文学道路的？感觉十分奇妙。改变是一瞬间的，并不需要什么从小培养起来的文学爱好。所以我是多么感谢那些伟大的文学作品，它们可以在一瞬间改变一个人。建立这样的神秘联系，只有真正伟大的作家才可以做到。
北村的小说没有改变我，也不会改变其他的阅读者。它只会使他们更加多愁善感，而不会使他们的眼界放宽，不会使他们感到文学的世界充满无限可能，不会带给他们惊喜。或许，它只擅长于被改写成“艺术电影”的剧本吧。
第四章批判北村 （8）
精神教化与布道
1992年3月10日，北村皈依基督。1994年，《孙权的故事》出版，作为“心灵写作”派，孙权这个小说人物，我认为是最带有强烈的北村布道意识的人物，他从一个堕落的杀人犯，到最后被主拯救，这样的过程，带有明显的宗教意味。在《孙权的故事》小说接近尾声的地方，有这样一段文字：
“读完这段圣经时，我已经泪流满面。我几乎清清楚楚地看见主向我走过来。他就是那真光、真爱。他是惟一有权柄定我罪的人，他是惟一圣洁的那一位，但他却对我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
那道强光的来临，使我不能抵挡，他的话语带着能力和权柄，把我的罪赦免。我仿佛在刹那间全身被清洗，脱一身缠羁，进入真安息。以前我苦苦寻找的，但我又摸不着的那一位，现在清清楚楚地进入我心里。我哭泣起来，眼泪收也收不住，如同小时候三天和父亲闹别扭，终于有一天与他和好，当我呼求他时，泪如泉涌。
主呵！我说。
刘弟兄醒来了，他看着我。我不知说什么好，就说，刘弟兄，你说的那个神，我知道了。
主呵！他说，赞美你！
我不怕死了，我对他说，我觉得无所谓了。
刘弟兄微笑地看着我：死是外邦人的，基督徒的家乡在那边，那边有多少弟兄姐妹像云彩一样围绕着我们，我们的主被钉后三日在阴间，散散步就上来了，轻松地越过了死亡和绝望。
今天，他把这样的生命给了我们，他说，这就是永恒的生命。
以上是对我得救经历的真实记录。”
同时近期在网上也看到一篇关于北村的访谈，在其中北村说：“我亲眼看到了罪恶在我心中发动，甚至从罪性发展到罪行，这个罪不一定是法律意义上的。我觉得是神的怜悯让我从一个无神论的作家成为了神的信徒。我也有机会真正来实践信仰，在这些日子中我有幸看到信仰的各种见证”、“在我内心当中，还有巨大的软弱性，这软弱的部分和我的信心部分一直有一种关系。文学可以记录这个过程，就是说如果文学还有价值的话，这种文学稍微才有价值，因为它至少与神圣有关。”
看来北村已经完全将写作视为对心灵的一种记录和拯救了。在前面我们摘除了北村“先锋”的帽子，现在看来又要给他戴上一顶——“精神布道者”。
我无意去诋毁他人的精神信仰。我在很多时候甚至是一个绝对的信仰者。我尊重每一个有信仰的人，不管他信仰的是什么。只要有信仰存在，他就还是一个真实并且充实的人。这信仰的内涵是广义的，比如我认为信仰写作和信仰基督、神佛，在本质上相同。真正优秀的作家，都是文学的信仰者。
然而利用文学写作去进行精神的布道，就好比缘木求鱼一样不可为。文学从来也不是为了寻求答案而存在的。是人们对于文体的误解与迷惑造成了一些现状。以为小说就是为了反映这个时代，就是为了反映作家的思考，就是为了传达什么，实在是大大的谬误。这是中国文学的传统么？上学时老师就这样分析：“这篇文章的中心思想是……”，而且还要背得滚瓜烂熟。
背得滚瓜烂熟不要紧，人的看法是会变的。但糟就糟在，“中心思想”的思维模式在很多人的脑子里变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