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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作每行四音步（外文中以一个重音与一或两个轻音为一“步”），拙
译以四个“顿”（最短促的吐气单位）相应表示。原作押隔行的AB 韵，译文
亦苦苦追随：“天、连、滟”，“苦、舞、庐”。这还仅仅是诗歌形式上的
忠实。原作的每一点意思均需不温不火、恰如其分地传达出来。而且译文整
体上要一气呵成，切不可支离破碎，有了一棵棵树木却形不成一片森林。文
字既要精练讲究，又不能欧化、跳跃得使一般水平的读者看不懂。总之，要
务求使我国今天的读者读后的感受与19 世纪英语读者的印象大致相等。请
问，这与自己提起笔来写六行诗相比，究竟是孰难孰易？
上面说的是格律诗。自由体诗歌亦有其难译之处。译得不好便什么也不
是，反而让读者怀疑外国诗人的水平。我最近译了澳大利亚诗人乔弗·佩奇
的一首《路景》。很短，不妨全文抄录如下：
“演出结束时
穿软鞋的袋鼠
跳了
一步并且鞠了
最后的一个躬，
聚光灯端端正正地
打在他的身上。
那辆霍尔登轿车
却不是来参加演出的，
它扫向前去，
把两撇
小胡子似的光柱
印在柏油路面上。”
可以想象，诗人驾车行走在澳大利亚空旷的大平原上，他见到了一只袋
鼠的一跃，归而把这一饶有情趣的景色写成一首诙谐的小诗。如果译者体会
不到这种情绪而是干巴巴地逐字译出，读者肯定很难透过一重阻隔欣赏原
诗。译诗的人需要很高、很灵敏的感性，这是首要的。有的译者堆砌了许多
华丽、古奥的词汇，却没有“灵魂”，这是最悲惨不过的了。
声音、喧嚣与喧哗
《文汇读书周报》发表过谢德辉先生一篇叫《玩笑、喧哗与假面具》的
文章，内中将福克纳与维特根斯坦合论，使我对福克纳的认识深了一层。文
中提到拙译书名前后不同，此事只有我比较清楚，不得不“跳出来”解释几
句。
福克纳的小说“The Sound and the Fury”，我最初沿袭袁可嘉先生60
年代所写论文中的译法，用的是《喧嚣与骚动》。后来我发现五个字里有三
个是“X”或“S”音打头，念起来沙拉沙拉的，似是含了一口沙子。经查朱
生豪先生所译《麦克白》（典出此剧，但是福克纳加了两个冠词），原来亦
非“喧嚣”，而是“喧哗”。朱先生之所以这样，想必是求平仄上错落有致，
有起有伏。我觉得有道理，所以此后就一直用“喧哗”。
那么，为什么在《大百科·外国文学卷》我写的词条里又用了《声音和
疯狂》呢？那是因为大百科这方面的工作是在杨周翰先生领导下进行的。记
得有一次在北京大学开编委会审定词条，杨先生对《喧哗与骚动》译名提出
意见。他主张翻译宜朴素，切忌花梢。而且他认为在《麦克白》那句“full of
sound and fury”里，后面那个名词其实起的是形容词的作用。这是一种修
辞方式，连起来真正的意思即是“full of furious sound”。但是真的这么
译，又未免离原文太远，成了一种Paraphrase（释义）。因此，他认为还是
老老实实，迳译为“声音和疯狂”好。
杨先生是我素来敬重的前辈，他是莎士比亚专家，又是《大百科》这方
面的负责人，我当然乐于遵从他的意见，所以就照做了。
可是会散后，我与卞之琳先生、董衡巽先生坐外文所的小车回城时，卞
先生沉吟了片刻后说，他倒认为作为书名，还是译成“喧哗与骚动”好。当
时我跌脚道（当然是借喻，小轿车里无法跌脚）：“您怎么不早说！”不过
我想卞先生也准是经过了一番考虑，到这时才作出他的判断的。
因此，在《大百科》里用的是《声音与疯狂》，而在别的地方则是《喧
哗与骚动》。近年来，人们在文章中常常将这两个名词连用，表示一种最疯
狂的状态，似乎已成为一个新成语了。
去年第二期的《中国翻译》上有一篇文章批评拙译，书名仍用《喧嚣与
骚动》，想来文章作者还有不同的看法。
一本书的译名也居然包蕴好些故事。语言语言，真是妙不可言。
做了一件小事
我收到过某地农村一位读者的来信，劝我辞去工作，专事福克纳作品的
翻译。他信里说，若干年后，又有谁知道“你老”（这是原话）是××刊物
的主编呢？
我何尝不想多做些有“长久价值”的工作。但几十年的人事与人情关系
也不是那么容易摆脱的。不过只要可能，我还是尽可能回到“福学”的田地
上来耕耘。去年下半年，我就用了几个月的业余时间，把《喧哗与骚动》译
稿重新校改了一遍。之所以要这样做，是因为美国出版了《喧哗与骚动》原
作的校勘本。校勘者是美国福学专家、南密西西比大学教授诺埃尔·波尔克。
据他为1987 年诺顿版该书所写的《编者札记》里说，他是拿福克纳的亲笔手
写稿、复写纸本打字稿（均藏于弗吉尼亚大学的奥尔德曼图书馆）与1929
年“开普与史密斯”公司的初版本作比较，“殚精竭思使一个与福克纳‘最
终意图’相符的版本得以出现”。但是他承认，这也只是尽可能而为之，因
为当初编辑改动稿子与校改清样的资料均已不存，因此无法得知出版时的改
动哪些是出于福克纳的原意，哪些则是出版社编辑的擅自改动，或者是“手
民”的误植。波尔克说，除非有极具说服力的理由，他一般都以复写纸打字
稿作为依据。波尔克还开列了两个表格，以显示他们作的较重要的“改动”。
我研究了一下他的“改动”（其实应该说是“恢复”），觉得都是很有
道理的。其中大部分看来是原出版社编辑改动的地方都是因为对福克纳创作
意图与艺术手法缺乏理解与尊重。具体例子就不在这里一一列举了。
我做完这件事后，感到十分满意。这样，就不至于把一份“未完成”的
作业交给世人了。至少，这一项工作算是“功德圆满”了。
修改后的译稿已交浙江文艺出版社，估计今年年内，将与《熊》（译稿
也稍有改动）合在一起，作为《外国文学名著精品》丛书第二批中的一本，
与读者见面。
PAYTHAN？
福克纳中篇名作《熊》的第3 章里有一句话，原文是：“Hestood beside
the wagon；in silhouette on the sky； turbaned like a Paythan and taller
than any there； the bottle tilted。”这是写印第安人布恩的。句子简单，
没有什么难解之处。但问题就出在那个“Paythan”上。翻遍各种英语词典你
也不会找到这个词的。
碰到这样的疑点就算是卡了壳，只好干瞪着稿纸发愣，一个字也译不下
去了。也忘了过了多少时候，“扫瞄器”在大脑皮层的某个皱褶里扫到了某
年某月某日落进去的一件“沉货”——不定是从哪本古代史或是历史小说甚
至是讲古罗马故事的破电影里捡到的，荧光屏里显示出信号。Eureka！我找
到了。是“帕提亚人”！接着便以此为楔入点，打开缺口，迅速扩大战斗成
果。对，原文应是“Parthian”，是从“Parthia”派生出来的。
可以想见，福克纳写得正起劲，哪里顾得上去查韦伯斯特词典。他大笔
一挥，以“Y”代“R”，又缺了一个“I”。稿子到责任编辑手里，刚好他大
学里“古代史”只考了60 分，现在家中又出现“第三者”，自己也有了外遇，
钱不够花，上班时还得为“第二职业”的事烦心。福克纳是名家，boss（头
头，上级，老板）关照改动名家的大作可得慎之又慎。因此，这个疏误便一
直存留至今。
这番“鏖战”的结果是出现了这样一句中译：“布恩站在大车旁，背后
的天空衬出了他的轮廓，头上缠着绷带，像一个古代的帕提亚人，他比站在
那边的所有的人都高，因为他把嘴上的酒瓶底朝天托了起来。”对“帕提亚”，
译者又加了一条脚注：“即安息（波斯），古名帕提亚，亦即我国《后汉书》
中的‘番兜’。”为了这条注文，中译者又可以拿到好几毛钱的“外快”。
你算算看：100 字是2 元，这里是足足30 字，因此7 角钱是不成问题能稳拿
到手的。
（此文发表后收到金克木先生来信，提出福克纳所想写的可能是
“Pathan”，亦即“帕坦人”。我觉得金先生的意见有道理，便在译文定稿
中作了相应修改。在此附带向金先生表示感谢。）
金克木先生手迹
译人自语
有位朋友读翻译文学读出味道，爱屋及乌，希望翻译人谈谈翻译的事。
这就是这篇文章产生的缘由。
不少翻译家都自比为演奏家或是演员。就诠解原作而言，这样的类比是
说得过去的。但二者之间也有很大差别。演员生活在聚光灯下喝采声中。而
翻译家除极罕见的例外总是寂寞的。没有人对翻译家的长相感觉兴趣。在街
道上大院里，他或她仅仅是又一个出来取牛奶拿报纸的老头老太太。除了偶
尔有个编辑向他约稿催稿，他不会收到太多来信与电话。再说，他还有不少
“天敌”。原作出版社怀疑他侵犯了版权。原作者不相信他能曲尽其妙地传
达出自己的风格，尤其是那暗自得意的神来之笔。外语系的学生不作兴抱着
译本进教室。老师要责怪，而且也丢份——他得躲在蚊帐里才读译本。其实
老师也看，从他们写的“holier thanthee”（比你高明）的翻译批评文章里
可以看出来。总之，有身份的人大都只读原著不看翻译，倘若只懂一种外语，
那也宁愿通过外语看外国翻译。一位朱诺（古罗马神话中的女主神）般威风
凛凛的女士就曾问我：“老实说，你读翻译作品吗？”我原是在翻译书堆里
混大的，但是对着离我鼻子不远的那根手指，我也只能嗫嚅支吾了。听说作
家中流传着一种说法：你所领略到的某位大师的风格其实仅仅是某个译者的
风格。他们感到自己受了愚弄。这未免抬举了翻译家，他们哪有那么大能耐！
翻译界同行之间应该有共同语言了吧。但是事实上也难以倾心交流。一般情
况下，是你干你的，他干他的。不像医生或律师，有都共同感兴趣的病案或
是罪案可资谈助。这话是诗人W。H。奥登说的。一首诗、一篇散文本身就是一
个世界，别人不译也就是进不去这个世界。倘若他也译了那就是复译，这又
是冤家路窄了。好像是任谁都自我感觉良好。自我欣赏的文章没人要看，自
我欣赏的话连自己的太太都不爱听。向出版社编辑诉苦吧，他们会怀疑你是
想多要几文稿酬。翻译家简直连发泄感情的机会都没有。所以我说，翻译家
是寂寞的。
另外，翻译方面的是是非非也难以说清。文学翻译不是科学，没有数据
可作准绳。直到今天还有人赞赏解放前对好莱坞片名的译法，如《魂归离恨
天》（即《呼啸山庄》），《此情可待》（原文“Right here waiting”本
是直截了当的牛仔腔大白话，与李商隐的“已惘然”情趣相去可谓十万八千
里！）他喜欢有他的自由，你至多也只能说一句“夫复何言”。有人专愿朝
是非圈里钻，横扫一切“非文艺翻译”，那也是萝卜青菜，各有所爱。我也
许因为身体不好，属于胆小一族。如果我订了一份报经常得为收不到而烦恼，
每过几天都得花半小时去侦察寻访，那我干脆下一季度不订，哪怕此报编得
再好。我译福克纳也是出于同样的心理，全然不是为匡世救人。前些年福克
纳的书没有人译，原因我想是译他一千字可以译别人比方说，阿伽莎·克里
斯蒂的三五千字，亦即经济效益太差。当时还无版权问题。挑中他最主要的
还是因为全世界的南方人脾气都有点相通——果然，过后不久，便有人提倡
“南南合作”了。此外我还喜欢福克纳的落落寡合，他的矜持，他孤独礁石
般地不理会潮流。而且，在我看来，写大家庭没落的悲哀也比表现富豪的发
迹或情场得意更具美学价值——哪位理论家说过类似的话，记不清是谁了。
何况，那些世家子弟的反省也远比日本政客挂在口头的要深刻得多。
就这样，先译了一部《喧哗与骚动》。接着译了《我弥留之际》。那是
另一类型的作品，那“盲人在他的命运与他的责任之间摸索着前进”（加缪
语）的命题让我玩味了多时。去年又译完《去吧，摩西》，过去出版的《熊》
是其中的一篇。今年春节后，在客观上的障碍和主观上的有意踟蹰逡巡消除
后，终于开始译最艰深的那本《押沙龙，押沙龙！》。法国有位名叫莫理斯·库
安德罗的翻译家，他译过多种福克纳作品，法国掀起的“福克纳热”与他不
无关系。我听美国的一位福克纳研究者说，库安德罗曾表示，他平生最后悔
的就是没有把《押沙龙，押沙龙！》译出来。说这话时，库安德罗已译不动
这部书了。故事中那种迟暮的悲哀打动了我。
译此书是件苦事。每天仅得数百言。二三个小时过后，那剪不断理还乱
的长句便让人掷笔兴叹。那天剩下的时间只能去做轻松些的事，如买买菜，
听听CD，翻翻画册。现在天气渐热，可以游泳了。于是每天下午在汩汩的水
声中松弛神经。好在还无需为生计奔波，父母前些年先后去世。刚出道的孩
子收入已赶上他母亲和我了。况且还有些稿费收入。偶尔在书摊上发现某篇
旧译给收入集子，写信去乞讨，多少能蒙赏给几文。武汉有家出版社需出具
身份证复印件并呈交机关证明后钞票才敢松手。湖北人果然不凡。
再说几个月前又获得一种“中美文学交流奖”。钱不算多，但也不是象
征性的。我深知这是文学界对我赏脸——此话是从钟书先生处学得的。那年
他主持中外文学比较研讨会，在京西宾馆，见我去他说了句：“谢谢赏脸”。
那天他穿一套素净的中山服。穿制服能显得如此儒雅这倒是我想像不到的。
我所知道的。。
说“所知道”，有的是通过直接接触，有的则是通过文字交往甚至是书
本探访。画鬼容易画人难。我所能写的仅仅是个人所见的一个侧面，一个剪
影，一个短暂的镜头。
本辑最后刊登了两位作家、艺术家的手迹。默多克是英国当代女小说家。
在一次座谈会上，她应提问人之请开列了一份书单，是她心目中自己最重要
的作品。这张书单最后落到了我这个有收藏癖的人的手里。钱君匋先生是有
名的书法家、篆刻家——更早的时候也是设计家、诗人。他是我中学时代的
老师。关于他的事见我另一集子《妇女画廊》中的一篇文章。
雅罗斯拉夫·哈谢克速写像
我所知道的萧乾
——A Parody1
病中百无聊赖，只能斜靠在紫竹院公园长凳上翻看旧报。在周围一对对
恋人的热吻咂咂声中，无意间读到老上级邹荻帆写的一篇回忆另一老上级萧
乾的文章，想起自己的文债也还未清呢。但我平日除写写一本正经的论文与
油腔滑调的小品，交待事情始末缘由的回忆文章倒真的还没有写过——“文
革”中的那种“外调材料”，记忆中也只被勒令写过一篇，短短的不到五百
字，太不过瘾。由于缺乏锻炼，这篇处女作只能干巴巴地交待50 年代初我所
知道的萧乾（这是英语作文里惯用的题目：The×××I Know），文采与风格
是全然谈不上的。
1953 年我调到在草厂胡同的《译文》编辑部（现已翻修为高耸入云的“国
际饭店”）参加筹备出刊时，萧乾已经在那里了。对于他，我自然是慕名已
久。印象中最深的是在上海报上读到他一手挽洋夫人纤腰，一手牵大洋犬在
国权路上散步的逸闻——多半是油头滑脑的小报记者在咖啡馆里杜撰出来
的。他的名作《人生采访》确实是促使我报考复旦新闻系的一个主要因素。
入学口试时，面对陈望道系主任的“interview”，我也是这样说的。不过，
等到我自己能在复旦旁边那条煤渣铺就的国权路上散步（当然是独自一人）
时，“昔人已乘黄鹤去”，“烟波江上使人愁”。等造化安排使我在编辑部
（只有一个租来的房间，而且是朝北的，四合院的正房、东西厢房是人民文
学出版社的鲁迅著作编辑室）里见到萧乾时，我的“兴奋高潮”早已过去，
连久仰久仰之类的客套话也说不出一句了。萧乾听说我是复旦新闻系出身，
倒是“一见如故”，拍了拍我的肩膀，含糊地（想必是学了伦敦的cockney）
说了句“好好干”之类的话。这三个字肯定不是原话，因为这不是萧乾惯用
的语言。
小报上总说萧乾如何如何一身的“英国绅士风度”，可是我除了他嘴上
老叨着一管咝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