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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记忆:中国百年历史的民间读本-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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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听人们说,天津的反胡风运动搞得最“左”,全部“胡风分子”几乎都投入了监狱,连小青年吴继云,都因为查出曾经有过三青团的历史被捕入狱了。余晓和我历史绝对清白,和胡风没有见过面,只是和阿垅有关系,就没有被捕。    
    我没有政治斗争经验,我以为运动过去了,也就没有什么事了,至少对于我来说,那种可怕的日子一去不返了;我也知道还有个最后处理,但我想不是治病救人吗?思想批判从严,组织处理从宽。所以,多多少少,我心里松了一口气。    
    但这时,我已经错过了考学机会,没有工作,我就只在家里读书。为此,我也找过市委宣传部,希望给我一个安排,总不能就这样在家里呆下去呀。虽然家里还有父兄,吃饭不成问题,但我还不到20岁,无论是什么地方总要有个去处呀。而且,我已经是尽人皆知的“胡风分子”了,任何单位也不会收留我,总要给我出路吧。    
    到了1956年春天,情况似是有了一点点好转,一天,天津文联的一位秘书长告诉我说,周扬到天津来了,天津向他请示对于“胡风分子”如何处理,周扬指示说,骨干分子由专政机关处理,一般问题可以解脱,确有才华者,还可以留用工作。听到这个消息,我心里暗自为之庆幸,因为我自知属于一般问题,而且就是在“运动”时期,我也感觉到包括方纪在内对我都没有反感,甚至他们对于我的努力读书,还有所赏识。我想,也许我属于那种有点才华的人,也许还可能被安置工作。当时,我对秘书长表示,我希望自己能有一个新的开始,今后无论做什么工作,我都一定听党的话,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的著作,改造思想,走深入工农兵的道路,做一个革命的新人。    
    50年代初期,不光是我没有政治斗争经验,包括一些领导干部,也不知道政治斗争的残酷性,他们以为反胡风运动真地已经过去了,而清除了“胡风反革命集团”之后,大家就可以安心工作了。1956年4月,秘书长找我说,市里安置你到作协工作,天津要召开作家代表大会,你先到会务组工作,代表大会之后,天津准备办一个文学期刊,那时候你再到编辑部做编辑。听到这样的安置,我当然有点喜出望外,我感觉自己真地得到了从轻处理,而且我已经和“胡风反革命集团”划清界线了,从今之后,我是一个革命干部了。    
    立即,我就搬到文联宿舍住来了,给我安置住在二楼的一个小房间里,楼下,就是我被审查时住的那间大房子,如今已经住进一户人家。开过作家代表大会,正式决定创办《新港》杂志,我成了《新港》杂志的第一个编辑。《新港》杂志的主编方纪,副主编李霁野,鲍昌任编辑部主任,我和余晓做编辑。    
    创办刊物的消息公布之后,立即就收到了许多稿件,也开始有人找到编辑部来谈作品,这时就遇到一个问题,那个已经被全社会公认为是“胡风分子”的侯红鹅,怎么有资格和作家们打交道呢?一位革命作家找到编辑部来,而出来和他谈话的却是一个“胡风分子”,这于情理上有点说不通。一天下午,说是方纪说了,侯红鹅最好换一个名字,这样对工作有利。方纪的想法转告给我,我立即说,那就改名字叫林希吧。我怎么就想改叫这个名字了呢?因为我曾经在开滦煤矿的林西矿工作过,一时也想不出什么好名字,就以地名取名吧,这样,林希两个字,就伴随我过了后来的一生。    
    到了5月份,又传来了消息,说是鲁藜也被放出来了,被安置在南郊区任农业合作化办公室副主任。一天下午,余晓和我正在编辑部里看稿,突然有电话找余晓,余晓接过电话答应了几声,随后就放下电话了。趁着房里没人,余晓告诉我说,刚才是鲁藜打来的电话,想和我们见见面,我想鲁藜一定是想了解一些原来文联的情况,他被放出来之后,不好到机关来,只好打电话找我们了。余晓说,不能两个人一起去,还是他一个人去的好。过了几天,余晓到南郊去了,回来后情绪颇好,据他说,南郊区对鲁藜还算不错,也是暂时的安置,将来还是要回作协的。    
    令人欣慰的是,到了1956年夏天,中国的政治空气变得稍微宽松一些了,报刊上发表了一些具有独立见解的文章,一些独具艺术个性的作品,也相继出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气氛似是正从酝酿走向成熟。我所在的《新港》编辑部也开始收到一些针贬时弊的文章,经我的手发表了蓝翎署名司马牛的杂文:《半间屋手记》,还发表了天津一些作家的杂文。这些文章的发表,使刊物从一开始创办就具有了一种虎虎生气,很快就在社会上唤起了反响。当然,谁也没有估计到,第二年就开始了又一个更残酷的政治运动,许多人因为在《新港》杂志上发表杂文而被打成右派分子,其中就有蓝翎同志。20年之后,我见到蓝翎同志,向他讲起了这件事,他还对我说:“我知道我那篇文章是经你处理后发表的。”后来我和蓝翎之间的这点缘份儿,也就从那时候开始了。


第三部分九、耸人听闻的反革命事件(4)

    当然,这其中我也处理过一些带有明显政治偏见的文章,其中有武侠小说作家宫白羽先生的一篇文章,宫先生不懂政治,到了1956年,他还要写文章大发议论,对于当时执行的文艺政策说了好多不中听的话。我看到这篇文章后吓坏了,立即送了上去,还签了不能发表的意见。编辑部出于种种考虑,把宫白羽先生的文章扣下了,怕引起麻烦,但是到了1957年,在我被调出编辑部之后,这篇文章作为毒草,还是发表出来了,为此,宫白羽差一点没有被打成右派。    
    这段时间,我又开始学习写作,我写了几首诗,写了一些散文,也写了小说,我以林希的名字开始在报刊上发表作品。主编方纪去南方旅游,回来后到编辑部来,见到我,紧紧地握着我的手说:“你写了不少作品呀!”事后据一位同志告诉我说,方纪对我颇为欣赏,说我是神童,方纪说,侯红鹅今后只要不走弯路,事业上会大有前途的。短暂的平静,使我放松了过于紧张的心情,我以为从此就会有安静的生活了,但我并不知道,就是在我感到轻松的时候,背地里,领导还是把我看做异已,我的一行一动,都经过认真的分析,甚至还把一个人派到我的房间来和我一起住,随时随刻监视我的言行。我轻轻松松地工作、学习,但在我的背后,人们却一点也不轻松,他们注意着我的一切,因为我的问题还没有结案,我有可能从此就和大家一起工作生活,也可能一个决定下来,我就不知被送到什么地方去了。    
    受人监视的日子是不好过的。    
    1956年夏天。河北省遭遇洪水灾害,天津文艺界组成慰问团赴灾区慰问,编辑部决定让我参加慰问团接近工农兵。能够有这样的机会,我十分高兴,甚至于还有点骄傲,因为这是领导对我信任,我可以做为一个革命文艺工作者到灾区参加慰问了。高高兴兴,我随慰问团到了灾区,一路上看到灾区人民和洪水斗争的英雄事迹,很是为之感动,我写了好几首诗,准备回来发表。灾区的生活条件十分艰苦,夜里就睡在船上,没有蚊帐,把厚厚的毛毯裹在身上,蚊子也咬得你苦不堪言。好不容易天亮了,大家醒来的第一句话,就是诉说白洋淀的蚊子厉害,这时我就对一位同行的作家说,蚊子可把我咬苦了。这时,就听见船上一个人向我问着:“你说什么?”当即我就回答说:“我在召开控诉蚊子的诉苦会。”说罢,大家也就随便地笑了。    
    万万没有想到,那个在船上问我做什么的人,原来是一位新华社记者,他在得知我就是那个“胡风分子”侯红鹅的时候,对我格外注意,他听我说在召开控诉蚊子的诉苦会,立即就想到了我的政治背景,一个“胡风分子”到灾区来召开诉苦会,你诉谁的苦?于是一个主题在这位记者的心中成熟了,当即他就写了一篇文章,质问天津来的慰问团,到底是到灾区来慰问、还是到灾区来诉苦?    
    从灾区回到天津,还没容我休息,作协就召开全体大会,宣读了新华社记者的那篇文章,揭发我到灾区召开诉苦会的反动言行。    
    这真是跳进黄河洗不清的罪责,就是我再“反动”,我也没有必要到灾区诉苦去呀,刚刚一场政治运动才过去,我就公然对抗,居然跑到灾区去召开诉苦会,如果不是我神经有毛病,那就一定是我反动透顶,不可救药了。    
    新华社记者的文章,惊动了天津文艺界领导,宣传部领导亲自坐阵,大会、小会开了半个月,我要检讨召开诉苦会的问题,其它同行的人要检讨为什么和我一起开这个诉苦会,会议气氛之严肃,批判之尖锐,比刚刚过去的那一场运动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时,我只是恨自己何以如此放肆,自己已经是犯了错误的人了,好不容易有了一个让我下去的机会,我不但不好好利用这个机会改造自己,反而要在船上召开什么诉苦会,好象我这个人就是专门闹事似的,好象我就是故意要把自己放在敌对的立场上,不挨整,我就心里不舒服似的。    
    宣传部把这看作是一桩重大事件,我是罪魁祸首,从动机、效果、思想根源,阶级立场,一起检查到学习马列,接近工农兵,真是又来了一次脱胎换骨。检查会上,宣传部领导板着面孔,参加会议的人如临大敌,我被人们视为是异端,一举手一投足都和革命对立,对于这个社会来说,我已经是不能容忍了。    
    作家协会这个环境太可怕了,作家协会说是一个群众团体,实质上却是意识形态前哨,这里每一个人都带着敌情观念,这里的每一个人都崩紧了神经,一是观察政治动向,二是警觉自己的一言一行。我是一个公开的敌对分子,人们不敢和我接近,人们只在众人在场的情况下,才和我说话,机关一位女编辑,她无论和我说什么话,总是提高着声音,唯恐别人怀疑她和我说私房话。在院里,她会向我喊着问:“你吃饭了吗?”或者是“你这是到哪里去?”等等等等,令人十分讨厌。也是这位女编辑,在一次会议上激动万分地对我说:“林希呀,你总是把我们这些靠拢党的人看做是伪装,你根本就不知道在我们的心里对党是怀着多么真诚的感情呀。”     
    “诉苦会”事件,终于告一段落了,报上公开对我进行点名批评,新华社还在等着天津的态度,如果不对这个召开诉苦会的人公开点名,他们就要点天津的名。    
    在天津作家协会,我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了,秘书长公然对我说:“你不要认为事情已经过去了。”言外之意,说随时都可能对我有所处置。也就是在这时,从外面调进来了一个编辑,秘书长安排他和我住在同一个房间里。单身干部几个人住在一间房里本来是正常事,但是这个人却负有重要使命,秘书长安排他和我住在一起,是为了要监视我的生活。从此,我的一言一行每天都由这个人向秘书长报告,这个人每天都到秘书长办公室去,一谈就是大半天。我在房里读书写作,也没有朋友找我,他们能把我怎么样呢?    
    一天早晨,突然召开全体大全,秘书长非常严肃地向大家宣布,在我们机关里,居然有人说不学马列也能够写出好作品来。大家听了自然认为这是一起严重的政治事件,我听了之后,也感到气愤,马列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革命真理,怎么有人扬言不学马列也能创作呢?随之,人们就开始对这种反对言论进行批判,人们说这种议论的出现,说明一种反动思潮已经开始在作家协会泛滥,这是一个严重的信号,我们一定不能掉以轻心。


第三部分九、耸人听闻的反革命事件(5)

    大家说过之后,我也想对这种反动思潮进行批判,但还没容我说话,秘书长向着我极是严厉地喊了一句:“你不要故作镇静,这句话就是你说的。”    
    一下子,我几乎被打蒙了,这样反动而又恶毒的话,我什么时候说过呢?而且,我也没有这种想法呀!不学马列就想写作,这不是天大的笑话吗?不学马列什么事情也做不成,而写作又是以马列主义的世界观教育人民,作家怎么能不学马列呢?    
    这时,那个和我同住在一间房里的编辑站起来指着我说道:“这句话,就是昨天晚上你对我说的。”    
    这真是天大的冤枉,我什么时候对他说过这句话呢?这明明是栽赃,就是我思想再反动,我也不敢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下说这种公开暴露自己的反动话呀!我可能反动,但我还不至于愚蠢呀!    
    但是,任何人对我的捏造,都被认为就是事实,房里只有他和我两个人,他可以举报我说反动话,我却不能为自己申辩,于是一场政治批判又开始了。而且不是要我检查,而是要我交代是怀着一种什么动机说的这句话。    
    这个举报我进行反动宣传的人,后来暴露是一个品德极坏的人,他本来是一个中学政治干事,因为和女学生有纠葛,受到学校的处分。他在学校呆不下去了,便找到作家协会来,说他有文学才华,想到作家协会来工作,秘书长正感到作家协会的革命力量太弱,编辑都是知识分子,正应该调进几个政治上强的人做中坚力量。于是很快就把这个人调进来了。这个人根本不读书,有很多朋友,每天晚上他都要出去跳舞喝酒,向人们炫耀他的“作家”身份,他还结交了一大批女孩子,利用女孩子对作家的信任,和这些女孩子们纠缠。我对这个人印象极坏,虽然我和他住在一起,但我很少和他说话。    
    昨天夜里,这个人跳舞回来的时候,已经是夜半12点多了,我还没有睡觉,正在看一本书,这个人一面哼着曲儿一面问我,读的是什么书,我回答他说,是一部小说。当时,这个人就拉着长声对我说道:“你应该多读些马列主义的著作呀。”我没有理睬他,只是无心地对他说着:“也不能光读马列呀。”说过,就睡觉了。    
    谁料,第二天早晨,这句话,就被这个人报告上去了,而且被视为是重大事件,在作家协会全体编辑、作家大会上公布,点名批判,而这个散布反对观点的人,就是原来的“胡风分子”林希。    
    在会上,没有我的发言权,我只能听人们对我的批判,那时候不知道什么叫做上纲,但人们的发言,也带有极强烈的火药味,从革命还是反革命的高度对我的反动观点进行批判。我已经是完全灰心了。这明明要置我于死地,我的一言一行都受人们监视,人们要在我的言行中嗅出反革命的味道,机关的政治空气,也靠对我的批判活跃,我成了一个活靶子,人们要想得到领导赏识,就必须在我身上发现敌情,然后再靠批判我得到重用。    
    就是这个以监视我为使命的人,后来干了许多坏事,他在机关里诱奸女青年,他抄袭他人的作品在报纸上“发表”,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他又成了天津一个造反组织的头目,干尽了打砸抢的坏事。就是那个重用他的秘书长,也没有逃过他的手,他一次一次地毒打秘书长,还很是抢到手不少东西,他抢了一部小汽车,身后有8名保镖,把天津作家协会大院,变成了他的私人公馆。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他很快又变成了受害者,因为他后来被投进了监狱,于是他有了受迫害的资本,一变又和我们一起要求平反了。从监狱里把他放出来之后,他跑到深圳,写了几本黄色小说,一时之间还成了思想解放的先锋,后来他因为坑骗印刷厂而要再次入狱,偏这时他得了癌症,不久就病死了。这就是以监视我为使命的一个人的结局。    
    天津作家协会里有许多好人,这许多日子他们没有向秘书长报告过关于我的一个字,绝对不是这些人包庇我,是我本来老老实实地工作读书,实在没有什么“言行”,这些人都没有得到重用,因为他们的政治嗅觉不灵敏。    
    这样的环境,无法让人生活,我只想离开这个地方,我想去靠出卖劳动力养活自己,我为什么要留在这里给别人做活靶子呢?我想去开荒,我想去做工,只要离开这里,什么地方都一定比这儿好。    
    但是,看看上面似是还没有调我出去的意思,鲍昌为此还受到了“上面”的批评,编辑部虽然相继调来了好几个编辑,但我的工作能力却比他们强,经我处理的稿子,发表出去反响都不错,经我处理的稿子文字上都没有出现过问题。至少我还是一部小小的活字典,无论是谁,想找个什么资料,一时想不起来出于什么地方,只要一问到我,大多数情况下,我都能告诉他在哪部书里,而且还能告诉你是第几章。有一次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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