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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方玉像
王阳明建立心学体系，从根本上言，是要修补封建意识形态的缺漏。但他高扬了人的主体性地位，造成对正宗统治思想的一种反叛，因而成为晚明人文思潮的哲学基础。此后，泯灭人欲，窒息人自然之性的理学禁欲主义，受到了“泰州学派”及后世文人学士的强劲冲击。随着人文主义思潮的出现，文人学士们也涌起同情妇女的倾向，产生了男女平等的思想萌芽。
文人学士的这种平等意识，在青楼文学作品中更有所流露。梅禹金《青泥莲花记》就为历朝200多名妓女立传，这实在是破天荒的事，在该书卷八之末更假女史氏之口云：
凡倡，其初不必淫佚焉。或托根非所，习惯自然；或失足不伦，沦胥及溺。人之无良，一至此耳。间有临中流而海岸遂登，薄虞渊而日车始税，即顿渐不同，要其从道固一也。
充满了对风尘女子的同情、尊重、认同。余怀《板桥杂记》录明末秦淮名妓35人，分“雅游”、“丽品”、“轶事”三卷，对那些操守高洁、临难不苟的风尘妓女表达了由衷的饮敬。公开以“异端”自命，提倡“经子不分”，打破儒家正统之见的傅山，对妓女的看法更为大胆：“名妓失路，与名士落魄，赍志没齿无异也”（李中馥《原李耳载》卷上）。正所谓惺惺相惜。文人学士对名妓的咏赞，为她们辩护，为她们列传，实际上体现了士阶层主体意识的觉醒，以及对名妓的一种品评标准的变化。正是由于思想者的启蒙和影响，才使明末青楼名妓的人性得以舒张，才使明末青楼名妓的文化素养、才情色艺，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
袁枚像
〈2〉文化交融，情趣相投
青楼名妓具备了较高的文化素养后，风情绰约，不同流俗，真正能够欣赏她们才情的，当然不会是官僚，更不会是商贾，而只能是文人学士。文人是名妓的知音。李湘真“爱文人才士”，所交游的文人有余怀、江垓、孙临、张岱等。顾媚交游的文人更多，知名者有张明弼、吕兆龙、刘履丁、冒襄、吴绮、邓汉仪、龚鼎孳等。董小宛交往的文人，有钱谦益、方以智、吴应箕、张岱、侯方域等。卞敏“欣白如玉，风情绰约。亦善画兰鼓琴”，与之交往的文人有申绍芳，许誉卿等。李香交往的文人，有张溥、夏允彝、杨文聪、魏子中、侯方域等。王月“寒淡如孤梅冷月，不喜与俗子交接”，而她与文人孙临、蔡如蘅、张岱等却情趣相投。柳如是才思敏捷，“使事谐对，老宿不如。四方名士，无不接席唱酬”。那些庸夫俗子，虽奉千金而不得如愿以偿。
名妓与文人名士相处，习文人名士之所习，投文人名士之所好，因文人名士之揄扬而斐声遐迩。两者的关系，首先是一种精神的追求和相互影响的文化氛围，其次是异性交往中性内驱力的驱动和情感的契合。明宗室齐王后裔朱承彩在一年中秋节开大社于南京，张献翼等海内名士120人，秦淮名妓马守真以下40多人参加，《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上“齐王孙承彩”条载：“咸相为缉文墨，理弦歌，修容拂试，以须宴集，若举子之望走锁院焉。”李先芳罢官家居后，把亭园建得十分豪华，养了许多歌妓，在林下优游度日，四十多年生活在文酒声妓之中。
名妓与文人名士，濡沐词章翰墨，吟赏山水烟霞，这种男女之情与诗友之谊，经过文化交融，最终产生爱情，并进而结成婚姻并不奇怪。晚明时期，名妓与文人名士的婚姻成功率、婚姻产生的影响力、婚后双方的感情关系、婚后的文化氛围和生活质量，都是前代望尘莫及的，即使是开放的唐代。葛嫩嫁孙克咸，顾媚嫁龚鼎孳，马娇嫁杨文聪，王微嫁许誉卿，卞敏嫁申维久，相知相爱的婚姻生活，堪称佳话；至于钱谦益编订《列朝诗集》时，托柳如是勘定《香奁》（闺秀）一集，与伴侣唱和相随；冒辟疆编汇《全唐诗》，亦视董小宛为其得力助手，“夫妇而寄以朋友之义”；类似举动都逾越了传统礼教的范围，对改变女性的文化环境、提高女性的文化地位具有重要意义。
青楼名妓与文学艺术的关系青楼名妓与明代艺术（5）
〈3〉操守高洁，临难不苟
清人常说，“明季多奇女子”。明末众多的奇女子，相当一部分便是技高绝伦的女侠，此亦影响到清人笔下的女侠特别多。明人邹之麟《女侠传》，将前代女侠传闻加以搜集，分为豪侠、义侠、节侠、任侠、游侠、剑侠六类，以弘扬女侠的精神传统。由于有广阔的民俗背景，加上名妓人在江湖的境遇所造就的自由纵放的情趣、较高的文化素养和文人名士气节才华的濡染，因此江淮名妓多侠气。
寇湄，字门白，秦淮名妓。娟娟静美，跌宕风流。18岁时，保国公重金买她去，金屋藏娇，爱如掌上明珠。甲申之变，保国公降了李自成，她以千金赎身，匹马短衣，携一婢逃回江南。“归为女侠，筑园亭，结宾客，日与文人骚客相往还。酒酣耳热，或歌或哭，亦自叹美人之迟暮，嗟红豆之飘零也”（《虞初新志》卷二十）。寇湄死后，令不少风流才子叹惜。钱谦益专写诗哀悼云：
丛残红粉念君恩，女侠谁知寇白门？
黄土盖棺心未死，香风一缕是芳魂。
杨宛，金陵名妓，能诗有丽句，行楷特工，能于瘦硬中逞姿媚。16岁时，嫁于有匡世之志、诗文才气蜂涌的武将茅元仪。茅元仪随孙承宗经略蓟辽。后因得罪权臣，郁闷酗酒而亡。茅去世后，杨宛又归国戚田弘遇。田氏以老婢子徒之，使其教女儿琴书之艺，甲申之变时，田氏已死，杨宛携田氏女藏身于金陵附近一山村。时有盗寇进村骚扰，见田氏女，欲行非礼。杨宛不畏强暴，竭力护卫，不幸被强盗杀害。
李善兰像
王微，字修微，广陵妓，自号草衣道人。她自幼有洁癖、书癖和山水癖，经常乘小舟逍遥于吴山越水之间，曾经与谭元春、陈继儒等文人名士相游。后嫁给许誉卿。许誉卿，字公实，华亭（今上海淞江）人。万历四十四年（1616）进士。天启中，征拜吏科给事中。其间上疏弹劾宦官魏忠贤，被罢职。崇祯初年，起兵科给事中，历工科都给事中，又因触犯温体仁、谢升，被排挤回乡。《列朝诗集小传》载：王微归于许誉卿后，“颖川在谏垣，当政乱国危之日，多所建白，抗节罢免，修微有助焉。乱后，相依兵刃间，间关播迁，誓死相殉，居三载而卒。”临难不苟，实属难得。王微曾在《樾馆诗自叙》中有过这样的感慨：“生非丈夫，不能扫除天下，犹事一室！”又曾在《宛在篇自叙》中有过这样的叹息：“嗟乎！我所感存亡生死之变多矣！造化七尺相拘，而不能捐笔焚砚，忏除绮语之业，犹沾沾向蝉鸣蚓窃中作生活耶？秋水浩淼，风露已盈，苟复有情，谁能遣此？”字里行间，充满了忧国忧民的怀抱和性别的苦恼。
李因，字今是，号是庵，浙江会稽（今绍兴）人，青楼名妓，与柳如是、王微鼎足其名。资性聪明，喜爱读书，耻事铅华，著有《竹笑轩吟稿》、《竹笑轩诗余》。海昌葛征奇阅其《早梅》诗句“一枝留待晚春开”，心有所会，于是娶为侧室。1645年，葛征奇抗清殉国，李因资画为生，以“未亡人”身份，四十年痴情不改，长夜佛灯，“亡国之音与喜吹之曲共留天壤”。她写的《南乡子·闻雁感怀》凄咽而清疏，表达了她对亡夫的思念心绪和那一捻“乡愁”：
嘹呖过南楼，字字横空引起愁。欲作家书何处寄，谁投？目送孤鸿泪暗流。忆昔共追游，荻岸渔汀系小舟。又是那年时候也，休休！开到黄花知几秋？
古人谓：“侠女不让须眉”，在明末社会动荡和文化变迁的特殊时期，名妓毫不逊于名士。名妓与文人名士结合后，大多富有情感，忠于爱情，患难时益见其芳贞。名妓的才智、气度在陵谷巨变中更加焕发出来，并往往表现出胜过男子的识见和义烈，而那些党社名流沉醉歌舞、醉心声色的积习却严重地销蚀了他们的意志气节，乃至生死关头，多有委顿苟且，一似秦淮名妓柳如是之与钱谦益。明朝灭亡后，柳如是劝钱以死殉国，钱佯应之。“于是载酒尚湖，编语亲知，谓将效屈子沉渊之高节。及日暮，旁皇凝睇西山风景，探手水中曰：‘冷极奈何’，遂不死”（《蘼芜纪闻》引《扫轨闲谈》）。柳如是愤而投湖自尽，后被救起。清朝诗人有《题柳如是画像》说：“一朝九庙烟尘起，手握刀绳劝公死。百年此际盍归乎？万论从今都定矣。可惜尚书寿正长，丹青让与柳枝娘。”清兵渡江后，一时胜流中，晚节不保、屈节仕清的“贰臣”大有人在，江左诗文三大家的吴伟业、龚鼎孳、钱谦益皆其类，等而下之者更不胜枚举。士无特操，不再注重于忠义、名节，为了满足自己的贪欲和私利而蝇菅狗苟，实在令人不齿。国之命运，系于此辈，不亦悲夫！难怪张煌言在《柳梢青·锦样山河》中发出直问：“锦样山河，何人坏了？”沉痛悲愤，字字滴血，令这位慷慨就义的抗清名士死不瞑目。这种思索，在明末清初的有识之士中是相当普遍的现象。
青楼名妓与文学艺术的关系青楼名妓与明代艺术（6）
徐渭像
（三）“写妓女”文学观念上的新突破
中国之有“写妓女”当自《霍小玉传》始。唐代小说中写妓女的作品甚多，以蒋防的《霍小玉传》、白行简的《李娃传》、杜光庭的《虬髯客传》思想性、艺术性最高。及至宋、元时期，写妓女的话本《钱舍人题诗燕子楼》、《苏长公章台柳传》、《柳耆卿诗酒玩江楼记》等更以通俗文学的形式出现，在市民和普通百姓中流传了。明代中晚期，随着城市经济的繁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萌芽的出现，以及宋元话本、元杂剧等“俗文学”的向前推演，出现了市民文学勃兴的局面。因而明代写妓女的文学，在观念上有了新突破。
〈1〉冯梦龙塑造的风尘女子形象
冯梦龙（1574—1646），字犹龙，又字子犹、耳犹，长洲（今江苏吴县）人。别号有绿天馆主人、茂苑野史、可一居士、墨憨斋主人、顾曲散人、香月居主人、詹詹外史，等等。其兄梦桂，字若木，善画；其弟梦照，字非熊，善诗。冯氏三兄弟皆有文名，时称“吴下三冯”。冯梦龙是李贽的倾慕者，孙自昌《樗斋漫录》说他“酷嗜李氏之学，奉为蓍蔡”，因而被称为狂士，目为畸人。他高扬情感自由和个性解放的旗帜，自号“情痴”，希冀以情度人以情化人。他强调小说“为情发愤”，戏曲要“善达性情”。他编纂《情史》以旌表“情事之美者”，以“使人知情之可久”。他编纂的短篇小说集“三言”（《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更是以描写爱情和友情为重点，宣扬以平等思想和自由意识为标准的情爱观和婚姻观。
“三言”所反映的社会面是广阔的，在它的人物画廊里，上至帝王将相，下至市井游民、歹徒、无赖、妓女、鸨母、媒婆、嫖客，几乎无所不包，尤其是新兴的手工工场主、形形色色的商贩以其不同于旧人物的姿态粉墨登场。
冯梦龙笔下的风尘女子形象，大多数是有美好的爱情追求，善良的心地和高尚的情操，表现了出污泥而不染的可贵品质。
明代中叶以后，随着资本主义萌芽的滋生和市民阶层的扩大，商人的地位开始飚升，因而文学作品中表现他们音容笑貌、喜怒哀乐、理想追求、价值观念的不在少数。“三言”、“二拍”中，描写了形形色色的商贩：“卖油郎”秦重，经商发迹的徽商程宰，弃学经商的杨八老，弃官经商的刘东山，“转运”冒险发大财的文若虚，收丝放债的小业主吴山，济贫扶困的酒店掌柜刘德，心狠手辣的当铺老板卫朝奉。在元杂剧中，商人与文人士子争夺爱情，往往被刻画成恃钱逞凶的奸商、村拗呆傻的丑角，而冯梦龙的“三言”中却颠倒了过来。《卖油郎独占花魁》中富家公子穷凶极恶假风流，而卖油郎秦重却重情志诚，勤劳善良，因而最终获得了花魁娘子的爱。花魁娘莘瑶琴对秦重说得好：“豪华之辈，酒色之徒，但知买笑追欢的乐意，那有怜香惜玉的真心。看来看去，只有你是个志诚君子，况闻你尚未娶亲，若不嫌我烟花贱质，情愿举案齐眉，白头奉侍。”在花魁娘的心目中，商人的位置高过文人士子的位置，这在写妓女的文学中还是第一次。在《喻世明言》卷二十八《李秀卿义结黄贞女》中，冯梦龙写了一个与梁山伯、祝英台类似的故事，主人公黄善聪（女，化名张胜）和李秀卿（男）都是贩线香商人，“七年兄弟意殷勤，今日重逢局面新，欲表从前清白操，故甘薄倖拒姻亲”，两人的这段传奇世人皆知，后在守备太监李公的出面安排下，才结为美满姻缘，“节操恩情两得全”。作品本身在主题和情节上较之梁祝故事没有什么变化和突破，但以商人取代文人士子作为主人公特别引人注目，其背后隐藏的社会意义值得探究。
〈2〉兰陵笑笑生笔下的妓女形象
大约在十六世纪中叶以降，明隆庆至万历二十年之间，《金瓶梅》以传抄本的形式出世了。东吴弄珠客《金瓶梅序》云：
借西门庆以描画世之大净，应伯爵以描画世之小丑，诸淫妇以描画世之丑婆净婆，令人读之汗下！
袁宏道慧眼独具，在《新刻金瓶梅词话·跋》中指出此书“曲尽人间丑恶”。此后，张竹坡将这个观点发挥到极致，他在《第一奇书·卷首·金瓶梅读法》中更指出一部书中几乎没有好人：
西门是混帐恶人，吴月娘是奸险好人，玉楼是乖人，金莲不是人，瓶儿是痴人，春梅是狂人，敬济是浮浪士人，娇儿是死人，雪娥是蠢人，宋蕙莲是不识高低的人，如意儿是顶缺之人。若王六儿与林太太等，直与李桂姐辈一流，总是不得叫做人。而伯爵、希大辈是没良心的人。兼之蔡太师、蔡状元、宋御史皆是枉为人也。
《金瓶梅》冷静透视社会生活的丑陋、龌龊与肮脏，把历史和人生的种种罪恶一一悬挂出来，暴晒在阳光之下，使之显露其本质。写丑、审丑、否定丑，正是其在选材表现方法上独具面貌的地方，表现出作者出奇的审美眼光。
兰陵笑笑生在揭露和鞭挞社会上一切黑暗与丑恶的同时，也在以异样的眼光审视着女性。西门庆是全书的中心人物，许许多多、各式各样的女性围绕着他争风吃酣，波澜迭起。西门庆的结发妻子陈氏早逝，遗有一个十多岁的女儿。此后，西门庆又娶了七个妻妾；大娘吴月娘乃千户之女，说得上是大家闺秀，填房过来，既是妻子，又是母亲；二娘李娇儿，本是勾栏妓女，嘲风弄月，迎宾卖俏，自是行家里手；三娘卓丢儿，西门庆与李娇儿打得火热之时，“南街子又占着窠子卓二姐”，包了些时，也娶到家里嫖风戏月。卓丢儿死了，才娶孟玉楼。孟玉楼是带着杨家的动产嫁过来的；四娘孙雪娥，原是陈氏的丫头，做的是厨娘工作；五娘潘金莲，算个穷人；六娘李瓶儿，更是带着无价的珠宝以及花家的房屋嫁给西门庆的。西门庆在女人身上，绝少会花大把银，连妓家女算上。他勾引上潘金莲，也只在王婆身上花去三十几两银子。家中的丫头仆妇，只要西门庆看上，没有谁会拒绝。妓院的粉头，更是一个个心甘情愿的去伺候西门老爷。《金瓶梅》全面而深刻地揭示了被金钱利欲扭曲的妓女性格，无论是为生计所迫而供唱卖淫的金儿、赛儿等下等娼妓，还是呼奴使婢、舞裙歌板的李桂姐、吴银儿、郑爱月、韩金钏等名妓，与冯梦龙笔下的风尘女子形象迥然有异。
青楼名妓与文学艺术的关系青楼名妓与清代弹词（1）
五青楼名妓与清代弹词
弹词是我国传统的民间说唱文艺中的一个重要品种。从文字来说，它是一种以韵文为主，韵散结合的叙事文体，可以用作书场演出的底本，也可以单独作为案头小说来读；从表演上来说，它是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