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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权力。“差遣”，指受到指派，某人可以行使何种职权，这就是具有了实际权力，可以“治内外之事”。如中书令、侍中都是“官”，只有带有上级的“差遣令”，方能担任宰相或行使其他实际权力。“差遣”的变动性很大，一个官员要随时听从“差遣”，接受新职。宋太祖就是通过这样的手段，来削弱宰相的权力的。
宋太祖在剥夺了中央几位重要军事将领的兵权之后，又运用赵普“削夺其权”、“制其钱谷”的策略，解决地方的藩镇遗患。
宋太祖逐步改由文臣代替军人执掌一州行政。文臣代替武将执掌一州政务，宋太祖也并不是很放心。因此，他任命的知州，前面往往加上“权知”二字，以使他们明白“名若不正，任若不久”，以扼制他们专权的野心和地方势力的抬头。与此同时，在“知州”之外，另增置“通判”一职，这是赵匡胤在经过精心考虑后采取的一个重要措施，是他在削弱相权时采用的手段在地方政权中的继续应用。通判一职在本州中地位相当高，权力也很大，有权过问州中的一切政务，并可同知州分庭抗礼，直接传达中央。但有的通判往往以“监州”自居，说：“我是朝廷派来监视你的”，以示权重知州。后来有人告诉宋太祖，通判权力太重，不利于知州行使地方职权。太祖才又下令，没有知州与通判联名签署的政令，不能实行，这就使二者互相牵制，听命于中央。
县级机构，五代时期多由军人把持。虽然军人任县令的不多，但由于节度使委派“镇将”，这些“镇将”往往干涉地方政务，县令任免官吏，也往往要征求他们意见。他们每年利用征集军粮名义，在一县之中横征暴敛。“镇将”们利用掌管盗贼、斗殴之权，肆意欺压百姓，以至形成了“事权旁落，县官失职”的局面。为了扭转这种局面，宋太祖令吏部选派强干官吏，分到各县担任县令，抑制地方军人的跋扈势力。同时又在每县设置“县尉”一职，专门负责一县之内盗贼、斗殴等事宜，“镇将”不得再行插手。从此，县令才真正成为一县之长，总管县境的民政，平决狱讼、催收租税、劝课农桑。军人干预地方政务的现象得到有效的控制。
宋太祖这一套用官原则，对于巩固中央集权来说，是一种有效的政治措施。
《图说…开国大帝》 宋太祖赵匡胤巡缉窥伺 宽仁为治
为了更好地巩固统治，赵匡胤密派亲信分赴各地，巡缉窥伺各地官吏，制治于未乱之时。赵匡胤是依靠阴谋手段夺取后周政权的，因此，他十分惧怕反对势力也像他一样，秘密积蓄力量，推翻他的统治。其实，当时确实有一些军人实力派，蠢蠢欲动，阴谋颠覆赵宋。为了防患于未然，宋太祖从登基之初，就大量派遣亲信军校，分赴全国各地，窥探有关各地官吏的情报。这种特务活动，曾使得众多官吏胆战心惊。例如驻真定（今河北正定）的节度使郭崇，听说赵匡胤做了皇帝，非常愤懑，以至悲伤痛哭，被察探窥知，立即报于太祖。太祖立即派人前去查处，使郭崇未敢轻举妄动。驻在蒲州的杨承信，暗中准备武装暴动，太祖以送生日礼品的名义，派密使前去侦察。杨承信惧怕暴露，未敢起事。
对于居住京城的官吏，宋太祖防范更严。大街小巷，到处都布满密探，他们随时随地监视各级京官。除了派密探侦察各级官吏外，对位居重职的官员，宋太祖还经常亲自外出，改扮普通人装束，暗中巡察。他私访的对象，大多是旧勋功臣，看他们有无谋反之心。由于宋太祖实行这一套严密的特务系统，使他对各级文武官员的举动，了如指掌，有力地巩固了皇帝集权。
宋太祖控制大臣，在制度上规定甚为严谨，但他为人宽宥，从不滥施刑罚，暴杀大臣。即使有人犯罪很严重，也不忍心诛杀。如对待周室旧臣、藩镇降王，一律实行宽大政策。
宋太祖不仅对自己的部将宽仁，对降王也同样宽仁。除了从制度上限制有功之臣的权限之外，多以金钱美女、田地宅院予以安抚。“杯酒释兵权”就是例子。还有一次，太祖在后苑挟弓弹雀，忽有大臣急事求见。宋太祖赶忙跑去，接过奏章一看，原来是件很普通的小事，便责怪大臣说：“这桩事情，怎么能说是急事？”大臣反驳道：“这同弹雀相比，当然是急事。”太祖大怒，拿起弓朝大臣嘴上捅去，把其门牙打下两颗。大臣一声不吭，捡起牙齿，放在怀里。太祖问：“你岂要告我不成？”那人说：“不敢控告，自然有史官会记载的。”一个宦官劝太祖杀了这个敢顶撞皇上的大臣。太祖没有听，而是沉思片刻，不但不杀，反而赐给大臣一些金帛，给予慰劳。
宋太祖作为一个封建帝王，“宽仁”总是有限度的，那就是无论是旧臣、部属，其行为不能危及皇权，如果触及了皇权统治，决无“宽仁”可言。如对反抗宋政权的后周残余势力李筠、李重进，都予以诛杀。宋太祖控制朝臣，手中拿着两个武器：一是金钱、地位，二是屠刀，这都是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最能说明问题的是王全斌事件。王全斌因平蜀有功，受到太祖嘉奖。后来，他又因贪污钱财引起了西川兵变，被判死罪。后来被赦，宋太祖又恢复了他的节度使职。宋太祖还向他道歉说：“朕因江左未平，怕南征众将不遵守纪律，委屈你几年，为朕立法，现已攻克金陵，还给你的节度使。”宋太祖深知“攻心为上”的政治策略，这比起那些只以屠刀治理天下的暴君来说，确实高明得多。
《图说…开国大帝》 宋太祖赵匡胤平定割据 治国安民
五代时期，连年战乱不止。老百姓饱受战争割据之苦，十分渴望国家统一，社会安定。在周世宗在位时，其他割据势力范围内的百姓就纷纷逃入周境。周世宗每平息一个藩镇，当地的老百姓就携带酒、肉，前来欢迎。有不少地方的百姓，因愤恨军阀的苛政，多次向周世宗求救。赵匡胤当年跟随周世宗南征北战，亲眼看到了老百姓要求国家统一的热切心情。因此，他即位以后，决心把周世宗未完成的事业进行下去，把统一天下、稳定社会、发展经济作为自己治国安民的基本之策。
宋王朝建立之初，周围存在着几个由外族所建立的敌对国家和许多由汉族所建立的割据政权。在北方有契丹族建立的辽国，在西北有党项族的强大势力，夹在二者之间的则是割据山西一带的北汉。北汉受到契丹的支持，与以前的后周和刚建立的宋王朝一直处于公开敌对的状态。在江淮以南，则存在着南唐、吴越、后蜀、荆南、湖南、南汉、南平、漳泉等8个割据政权。虽然这些割据政权处于物产丰富的地区，但由于其各自疆域狭小，又互不联合，因而大多国力不盛，软弱怯懦，不得不向以前的后周和刚刚建立的宋王朝表示名义上的臣服或通好。
在这种形势下，摆在赵匡胤面前有两条路：一是乘南方诸国名义上表示臣服的时机，继续周世宗的政策，进行北伐，收复为辽所占领的燕云16州领土，割断辽与北汉的联系，进而消灭北汉这一公开的敌对势力，然后统一南方诸国；另一条道路则是南征，在完全征服了南方8个割据势力以后，再伐北汉，攻取燕云16州，将契丹赶回长城以北。经过君臣之间的反复争论，宋太祖集思广益，最后终于在公元962年确立了“先南后北”的统一方针。
自公元962年9月首次对外用兵起，至公元965年正月，短短不到3年的时间，宋太祖就平定了南平、荆南、湖南、后蜀4个割据政权，统一了南方大片领土。公元970年9月，宋太祖决定攻取南汉，继续实施“先南后北”的统一方略。
南汉以广州为中心，割据岭南两广地区达60年之久。北宋平定后蜀后，潘美等宋将就曾攻取了南汉的郴州，形成了良好的进攻态势。这一年，潘美等接到宋太祖灭亡南汉的指示后，很快就攻陷了贺州，随之连克昭、杜、连、韶4州，大败南汉军10余万于莲花峰下。至次年2月，即攻克广州，南汉灭亡。
南汉灭亡之后，南方剩下的最后3个割据政权个个自危，震恐异常。势力最强大的南唐皇帝李煜这时也不得不主动要求取消国号，放弃皇帝的称号，改称“江南国主”。另外两个割据政权吴越和漳泉早就上表称臣，接受宋朝的官职。
经过3年的准备，公元974年10月，宋太祖令曹彬为统帅、潘美为都监，率水、步、骑兵在采石一线强行渡江，进围金陵；同时令吴越国主钱俶统率吴越军5万，由宋将丁德裕监军，从东面攻取长州，然后会师金陵；令王明为西路军，向武昌方向进击，牵制屯驻在江西的南唐军队，使其无法东下援救金陵。
11月中旬，宋军依照樊若冰的图示在采石用预先造好的战舰架设浮桥获得成功，其主力部队通过浮桥，顺利跨过了长江天险，大败南唐水陆兵10余万于秦淮，直逼金陵城下。与此同时，钱俶率兵攻克了长州、江阴、润州，形成了对金陵的外线包围，金陵成了一座孤城。11月27日，在李煜仍不投降的情况下，宋军发起总攻，金陵城破，李煜做了俘虏。
灭南唐是宋太祖统一南方的最后一仗，也是当时最大的一次江河作战。这次战争中的“浮桥渡江”、“围城打援”，是宋太祖战略部署中的得意之举，也是古代战争史上的创举。
公元976年，宋太祖死去。宋太宗赵光义按照宋太祖的既定方针，继续对吴越和漳泉施加压力，终于不动一兵一卒，迫使钱俶和陈洪纳表献土，以两浙和福建地区的15州1军100县归降北宋。南方至此完全统一。在此基础上，宋太宗一鼓作气，灭掉了北汉，延续了数十年之久的分裂割据局面终于结束了。除了辽所控制的燕云16州外，汉族所聚居的中原地区和南方的广大区域重新获得了统一。这时，离宋太祖逝世仅3年。
《图说…开国大帝》 宋太祖赵匡胤减轻徭役 奖励农耕
建国之初，由于战争需要，宋太祖曾大力征役人民，百姓负担很重。当政局逐渐稳定之后，宋太祖实行了宽减徭役的政策，以便农民休养生息，发展生产。
公元961年，他明令免除各道州府征用平民充当急递铺递夫的劳役，改用军卒担任。第二年，又免除征民搬运戍军衣物的劳役。若州县不遵令行，百姓可以检举。宋太祖减轻徭役，主要是指那些官吏可以从中私取其利的劳役，还有些是兵役，如他一再减少各县的弓手名额。政府征用的劳役，主要是用来发展生产，特别是修河。宋太祖自己说：“朕即位以来，平常没有别的差役，只有春初修河征用劳役，那也是为人民防患。”在平息藩镇、统一南方的战争中，宋太祖每攻下一个地方，除收编一部分精兵外，其余军士一律遣散返乡，派人帮他们修盖房屋，发给耕牛、种子、粮食，鼓励他们积极生产、认真耕作。这样，大批的人力从繁重的徭役中解放出来，进行农业生产，对于宋初社会经济的恢复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
五代时期，连年战乱，田地荒芜比较严重。为了刺激农民垦荒，宋太祖下令，凡是新垦土地一律不征税，凡是垦荒成绩突出的州县官吏给予奖励，管辖区内田畴荒芜面积超过一定亩数的，要给予处罚。
桑、枣、榆等树是古代主要的经济作物，桑对蚕丝业的发展关系密切，枣、榆可帮助人们度过凶荒之年。因此，宋太祖明令严禁砍伐：凡剥三工以上，为首者处死，从犯流三千里，不满三工，为首者减死配役，从犯徙三年。”（宋时412尺为一“工”，如毁树长度共达412尺，即为一工。）可见政府对滥伐树木者惩治之严。
除此之外，太祖还鼓励农民种植桑枣，曾发布种树令：每县将农民定为五等，第一等种杂树100棵，第二等种80棵，依次递减。如果是种植桑枣，只要达到半数，即可完成任务。由于鼓励种植桑树，使蚕丝业发展较快。北宋时的纺织业中仍以丝织业最为发达，工艺水平也达到相当的高度，如定州刻丝用各色丝线，织出鲜艳美丽的花草鸟兽，堪称丝织珍品。
在宋初实行的农业政策中，水利建设被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因为水利除了灌溉、运输之外，对于防止洪害、稳定社会的意义也非常重大。出于使皇权长治久安的需要，宋太祖对有关国计民生有重要影响的黄河下了很大的力量治理。黄河的问题主要是水患，五代时期，黄河决堤、改道，淹没村庄农田，宋初也不断有水灾出现。太祖在公元962年，令黄河沿岸修堤筑坝，并大量种树，以做防洪时用。如建隆三年（公元965年）太祖诏曰：“沿黄、汴河州县长吏，每岁首令地分兵种榆柳，以壮堤防。”每年的正月、二月、三月，为黄河堤坝例修期，宋太祖下令严格巡察，防患于未然。因此，素以黄害著称的黄河在太祖在位的17年中，只有十几次溃决的记载，并且都没出现严重的灾害。除了黄河之外，宋太祖对运河、汴河、蔡河等主要河流，也做了不少修整。这对于农业经济的稳定、商业经济的流通，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图说…开国大帝》 宋太祖赵匡胤重振儒学 文化统治
国家的统一、社会的稳定，除了需要在军事、政治、经济等方面采取一定的措施之外，思想文化方面的统治，也是非常重要的内容。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魏孝文帝的倡导佛教、唐玄宗的尊崇“老子之术”……无一不是为了加强思想文化方面的统治。宋太祖赵匡胤吸取先代的统治经验，也采取了相应的措施统治百姓。
宋太祖登基之后下令制止符命迷信，反对元象图谶。因为这一类的胡谈，可能会教唆出一些图谋不轨的野心家来，赵匡胤自己就是这样发迹的。他曾流浪于市井，赌博斗殴，无所事事。一次赵匡胤进了一个庙宇，碰见香案上有占卜吉凶命运的竹茭，他一边祷告，一边抛掷竹茭，第一次问的是可否当个小校，可连问几次，终是不吉；又问可否当个节度使，仍是不吉；他有些气愤，壮着胆子问能否当个天子，不料竹茭一下现出吉兆。从此，他在心中立下了要当皇帝的宏愿，现在他果真当了皇帝，心想天下难保不会有像他当年一样的人。因此，宋太祖在即位之后，严令禁止谶书、符命之谈。他颁布诏令：“禁元象器物、天文图谶、七曜历、太一、雷公、六壬、遁甲等。不得藏私于家，有者并送官。”如有违者，处以极刑。曾做过通事舍人的宋惟忠，就因“私习天文，妖言利害”被杀了头。为了制止这一类东西在民间流行，宋太祖命人大量收购旧的图谶，组织一帮人将内容故意删乱颠倒，胡乱掺杂，抄写了约100本伪本，流放于民间，因此引起民间伪本流行，难辨真假，从而达到破坏人们信仰的目的。
宋太祖的另一文化统治策略是重振儒学，恢复纲常名教。五代时期天下混乱，君臣之道破废，父子之道不讲。因此，在统一天下的过程中，宋太祖又开始极力提倡儒学，用等级名分的封建纲常来统治臣民。他命人在国子监和祠宇内，修饰“先贤十哲”，绘画“先贤”、“先儒”肖像，让学子后人顶礼膜拜，他还亲自为孔子、颜回做像赞。他教育大臣说：“今之武臣，亦当使其读书，欲其知为治之道也。”意思就是要武将克服骄悍之气，学会以文雅治天下。同时，由于佛教可以使百姓忍受现实生活中的痛苦，以求死后进入“极乐世界”享受幸福，宋太祖一改周世宗反佛的政策，开始提倡佛教。他亲自到京城中的佛寺，如大相国寺、开宝寺中礼佛，以示尊崇。于是，天下信佛者日渐繁盛，僧尼人数大大增多。
宋太祖赵匡胤是一位十分高明的封建帝王。他结束了从唐中叶就已开始的200多年的分裂局面，稳定了大宋王朝的政局。他所创造的许多政治策略，对大宋王朝的昌盛与发展，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特别是他从制度上防止天下混乱，促进华夏民族的统一，扭转武臣乱政，提倡安民为本，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帝王史册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一页。
但是，他的这些策略也有很大的弊端，他的一系列集权的军政措施，加强了皇权，削弱了军队；政府官僚化，导致了北宋积贫积弱；兵权过于集中，将不知兵，兵不认将，削弱了军队的战斗力；官僚机构重叠，互相牵制，办事效率极低。他的后人只会效仿而不懂得变通，最终导致国破家亡，徽、钦二帝被掳做了亡国奴。
《图说…开国大帝》 元太祖成吉思汗摇统一蒙古 横扫中亚
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崛起于蒙古大漠，建立起地跨欧亚大陆的大帝国，他率领蒙古帝国的铁骑，征西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