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为蓝本，经商讨后，八月二十二日就获得政府的支持，五个月后就正式成立了“国家长期发展科学委员会”，主席和副主席由中央研究院院长和教育部长兼任，象征着最高学术机构与最高教育机构的合作。从一九五九年度到一九六一年度，只靠着不能算多的台币，非常有限的美金，一个执行秘书，三个专任职员，就把这个计划奠定了事实上的基础，“使这件百年大计在最艰难的环境里有一点微细的开始”，这不是中国现代史上的大事吗？
一九六一年一月二十九日，在“国家长期发展科学委员会”的委员会议上，胡适说了一段很令人深省的话，他说：
……这是一个起点，一个有希望的起点。在这样很困难的情形之下，我们能够有一亿一千万台币用在“长期发展科学与技术的研究”的开山工作上面，我们至少可以说科学已开始得到“重视”，开始得到“资助”了。我们当然不可感到满足，我们至少应该感觉我们的责任之大。我们应该感觉古人说的“任重而道远”五个字的意义。为国家计划发展科学，这个责任“不亦重乎？”我们的任务是“长期发展科学”，“长期”“不亦远乎？”……两年的工作，只做了一点探路的工作、开路的工作。从今天起，我们可以平心静气想想这条“远路”的蓝图了。（《发展科学的重任和远路》，《新时代》，一卷二期）
这才是胡适的真精神！能够抓到这种新精神而加以肯定，我们才能肯定胡适在中国现代史上的真价值和真贡献。我们只消肯定他在文学革命的贡献、新文化运动的贡献、民主宪政的贡献、学术独立和长期发展科学的贡献，我们就可以“论定”他对我们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贡献了，除此而外，一切都是余事！
＊＊＊＊
在上面的一系列的肯定里，我必须抱歉我没有肯定胡适在学术上的地位。在逻辑上，我说这话并非意谓着我在否定他。我只是认为这属于胡适个人的小问题，或者他影响下的那个“新朴学集团”小问题。梁启超说胡适“学问成家数”，至少我个人，我不承认在严格的尺度下，胡适是“哲学家”和“史学家”，我宁愿承认他是一个褪了色的诗人、一个落了伍的外交家、一个最卓越的政论家、一个永不停止的真理追求者。但是他对几个重大问题追求的“纯度”，也许还是有问题的。例如他以一个曾经“很热烈地颂扬西方的近代文明”的人、一个曾经主张“全盘西化”的人，居然花极大部分的时间与精力在东方“学术”的考证上、辨伪上，而美其名曰“打鬼”、曰“解放人心”、曰偷关漏税的思想方法训练，这是不能教人心服的！如果我们说他所以如此，乃是为了满足他个人的一点“历史癖”、“考据癖”，我们反倒会同情，反正他的天才过剩，不浪费一点，他是难受的。
他不在推行“全盘西化”上认真，却在吴稚晖笔下《〈国故〉的臭东西》上认真，认真搞他自己笔下的那种“开倒车的学术”，宁肯牺牲四五十条的“漫游的感想”来换取“白话文学史”的上卷，毫不考虑两部著作对世道人心孰轻孰重，这是他的大懵懂！以他唱重头戏的地位，四十年来，竟把文史学风带到这种迂腐不堪的境地，脱不开乾嘉余孽的把戏，甩不开汉宋两学的对垒，竟还披着“科学方法”的虎皮，领着“长期发展‘科学’委员会”的补助，这是多么不相称的事！
我们现在是文化沙漠，胡适的重要在于他能运用他的远见、声望与“亲和力”，为沙漠打几口井。至于能不能使荒凉已久的沙漠变成绿洲，那还是一个非常显然的未知数！这个关键不在胡适，而在胡适找不到真正认识他的“远景”的人。他们只会顶着胡适的招牌，只会送他蟠龙的大花瓶，只会利用胡适的无为与宽厚，办那些学术与人情分不开的事业，中国过去的教育与学术已经断送在他们手里，如今他们又围来了，我不敢断定胡适之的良法美意不栽在他们的手里！
****
别看他笑得那么好，我总觉得胡适之是一个寂寞的人，其实这年头儿，凡是有点真“人”味儿的，没有不寂寞的，何况是有个性的人呢？在人生大节上，胡适有他自己的新“儒行篇”，他自始至今不信权威、不信教条、不信圣人之言、不信“旧道德的死尸”、不信两千年前空洞的旧经典能解决二十世纪复杂的新问题。在这生化转变的大世界里，日新月异的新时代里，胡适始终在变化的环境里维持他的人格、观点和气焰。他有不少intellectualarrogance，有人骂他是“学阀”，至少我是赞同的，我不觉得这词儿有什么讥贬的意味。相反的，对这些只会浮议、毫无风骨的穷酸文人，阀又何妨？四十年来，胡适被穷酸文人的浮议骂惯了，他才不在乎这些，有的甚至写洋洒千言的专书骂他，他只觉得好玩。他最喜欢的一句话是：“Youcan‘tbeatsomethingwithnothing”。他说：“只要我们有东西，不怕人家拿‘没有东西’来打我们。”我要给他补一句：“只要我们负责任，不怕人家拿‘不负责任’来骂我们。”补全了，才是他“个人主义”的真精神。
现在一些人攻击胡适的个人主义，凭良心说，这一冷箭实在放错了。胡适所提倡的乃是“健全的个人主义”，英文是individuality，可译作个性主义，这主义的特性有两种：
一种是独立思想，不肯把别人的耳朵当耳朵、不肯把别人的眼睛当眼睛、不肯把别人的脑力当自己的脑力；二是个人对于自己思想信仰的结果要负完全责任，不怕权威、不怕监禁杀身，只认得真理，不认得个人利害。（《非个人主义的新生活》）细读这段文字，才会知道什么是胡适之的个人主义，才会知道独立的与负责的个人主义实在不是什么不得了的洪水猛兽，乃是一个极普通的大丈夫所应具有的一点最起码的人生态度。“不教别人牵着鼻子走”，这不是大丈夫的独立精神吗？“好汉做事好汉当”，这不是大丈夫的负责气概吗？做大丈夫不是每个男子汉起码的要求吗？这样的个人主义还有什么可非议的吗？
知道胡适这种基本态度，才会明白为什么他主张“用负责的态度，说平实的话”；为什么他“不说专为大家拍手叫好的话”；为什么他不在外国说、租界说，却一定要跑回国内来说话；为什么朋友被抓起来，他不说“抓破脸”的话；在他眼中，为舆论坐坐牢，算不了什么，并没什么不像话。
胡适就是这么一个大而化之的人，如果我们盼他热情多于理智、傻劲近于侠义，那我们一定会失望的。这种情形，对一国众望所系的胡适说来，当然是美中不足的，但也是无可奈何的事，他并不想逞快，打翻了一锅粥，这种委曲求全的微意，都充分显示了他是一个自由主义的右派，一个保守的自由主义者，在急进者的眼中，太不够火辣辣了。
但在许多方面，胡适也绝非冷冰冰的人：他怀念周作人，不止一次到监狱看他；喜欢南港的小学生，为国民学校捐巨款；赞助北平的助学运动，也破例卖字；听说一个年轻朋友的裤子进了当铺，立刻寄去一千元，……从这些小故事上，我们可以看到胡适为人热情的一面。但他的热情绝不过度，热情的上限是中国士大夫，下限是英国绅士。他在讲课时，天冷了，看到女学生坐在窗边，他会走下讲台亲自为女弟子关窗户，这是他的体贴处，但当女学生疯狂地追他的时候，他绝不动心，他只在给张慰慈的扇子上写着：“爱情的代价是痛苦，爱情的方法是要忍住痛苦。”在这点上，也许那写MarriageandMorals的风流哲人会笑他，不过在保守的中国，他在这方面是白璧无瑕的。
没有疑问的，胡适之是咱们这时代里的一个好人，他有所不为、他洁身自爱。按说以他的英年盛名，风云际会，四十年来，高官驷马，何求而不可得？何至于在车声震耳的纽约寓楼，以望七之年，亲自买菜作饭煮茶叶蛋吃？试看今日国中，能有几人？无怪乎蔡尔德（M。W。Childs）说他是SageofModernChina了。
显然的，以胡适今天所处的地位来看，他还不是一个过时的人。过时的人社会早把他遗弃，至少不再重视他。可是从报章上、谈天上、“名满天下，谤亦随之”的流言上，我们知道他还是一个毁誉交加的新闻人物，可笑的是乱骂胡适之的人和乱捧他的人一样，统统抓不到痒处！一个稍有现代化头脑的人，一看就知道胡适思想只不过是一个“开放社会”（opensociety）所应具有的最基本的必要条件。说他叛道离经则可，说他洪水猛兽则未必。基本在某几点上，我们还嫌他太保守、太旧式，想不到这些平淡无奇的起码言论居然还不为人所容，这真是中国社会的大悲哀！
说真的，在另一方面，我真希望胡适之是过了时的人了。胡适之不过时证明了我们四十年来没进步。学术与时代的进步对个人来得快才好；学术与时代赶过胡适之总比还让胡适之卖老命来得好。胡适之是一个豪迈的人，他若能看到学术与时代跑到他前面，他又何吝于自己是个落伍者？
邱吉尔最爱引用的一句老话是希腊史家布鲁达克所说的：“对他们伟大领袖无情，是强大民族的特征。”胡适之是我们思想界的伟大领袖，他对我们国家现代化的贡献是石破天惊的、不可磨灭的。虽然这样，我仍希望我们的进步能向他们投掷我们的无情，只有这样，才能证明我们是一个知道长进的强大民族。
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胡适是个〃寂寞的人〃/李敖
胡适先生死在一九六二年二月二十四日。在他死的那天晚上三点钟，我写下了这几段文字：〃别看他笑得那样好，我总觉得胡适之是一个寂寞的人。〃
在《播种者胡适》里我写过这么两句话。今天傍晚，这个〃寂寞的人〃到底走向永恒的寂寞：他看不到捧他的脸孔，也听不到骂他的声音。在天路的历程中，他转入了苦难的炼狱他是一个战斗的人，那才是他战斗的地方！
我想到去年十月九号给他的信。有一段说：〃我觉得你有点老惫，虚荣心与派系观念好像多了一点，生龙活虎的劲儿不如当年了，对权威的攻击也不像以前那样犀利了。〃
在我这封信前两天，他写信约我去南港〃玩玩〃；在我这封信后二十天里，他先托姚从吾先生带了一本小说送我，不久又转给我一封信。可是他没收到我的复信，也没见到我去〃玩玩〃，他就倒下了！
两年十个月来，我一直没见到他，当然再也不会见到他一个最能播种的人儿，如今再也不能播他的种子了！
这几段文字写好后，我并不打算发表，所以我改写了一篇《胡适先生走进了地狱》，发表在三月一日的（文星）杂志里。
胡适先生走进〃地狱〃后，眼看就快两年了。两年来，真可说是一个既〃冷漠〃又〃吵闹〃的局面。
何以说〃冷漠〃呢？这是专指胡适生前围绕在他周围的人说的。他们这批人，在胡适生前俨然是他的畏友、良朋、门生、干女婿，是〃幡龙大花瓶〃的赠送者，是生日酒会的拜寿者，是〃胡适合会〃的〃标会〃者……可是在胡适倒下以后，几乎在〃尸骨未寒〃的当儿，他们就变成了〃不认得耶稣〃的〃彼得〃。《新约》路加第二十二章里，有这样的故事：
他们拿往耶稣，把他带到大祭司的宅里。彼得远远地跟着。
他们在院子里生了火，一同坐着，彼得也坐在他们中间。
有一个使女看见彼得坐在火光里，就定睛看他说：〃这个人素来也是同（耶稣）那人一伙的。〃彼得却不承认，说：〃女子！我不认得他！〃
过了不多的时候，又有一个人看见他，说：〃你也是他们一党的。〃彼得说：〃你这个人！我不是！〃
约过了一小时，又有一个人极力说：〃他实在是同那人一伙的，因为他也是加利利人。〃彼得说：〃你这个人！我不晓得你说的是什么！〃
正说话之间，鸡就叫了。主（耶稣）转过身来看彼得。彼得便想起主对他所说的话〃今日鸡叫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他就出去痛哭。
这真是一个含义深长的故事！这个故事在耶稣死后一千九百年，居然在台湾来了一出全新拷贝胡适的亲爱的〃彼得〃们，纷纷露出了他们的嘴脸，他们和当年彼得不同的一点是：彼得还会羞惭痛哭，还会在日后做个传布耶稣思想的使徒，可是他们呢？他们都不会，他们只会在胡适的生日忌日里来一番〃告朔饩羊〃，对遗照三鞠躬以后，一哄而散，坐车回家。
蒋介石的蒙古症/李敖1985。08。24
从断送到保送
国民党的牛屄学，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不要脸的牛屄学。例如它吹牛说抗战胜利收回了台湾，但它却不说它丢了外蒙古。台湾在中国东南，面积一万三千平方英里；外蒙古在中国正北，面积五十八万平方英里，比台湾大四十四倍。吹牛只吹东南不吹正北、只吹一万三千不吹五十八万，这算什幺英雄？
断送外蒙古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国民党和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条约中大卖其国，同意外蒙古独立，为的换取苏联对国民党政权的支持。可是签约后，事实上换得的却是苏联全盘的违约背信，换得的却是苏联军队在在东北强奸
、轮奸中国女人，换得的却是八十亿美金的劫掠与失！……
国民党这一上当事件，第一负责人当然是蒋介石自己。一九五二年十月十三日，蒋介石石在中国国民党第七次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发表《对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有过这样的秘密谈话：
……战后情势的发展，竟不出我们预想之外。我们中央处于这样的内忧外
患交相煎迫，而国内社会、经济、在长期抗战之后，更是百孔千疮，随时可以发
生危险的局势；在这种局势之下，自然要求一时之安定，以从事复员建设。当时
我个人的决策，就是要求战后确保胜利战果，奠定国家独立，民族复兴的基础，
必须求得二十年休养生息，和平建设；只要能够争取这一个建设机会，那就是任
何牺牲，亦是值得的。于是我们政府对俄帝，乃决定忍辱谈判，不惜承认外蒙独
立，做此最大牺牲，来忍痛签订和约和附件。无如墨迹未干，竟被俄帝一手毁弃
，这是万万所不料的。我亦永不相信，这样一个中国，就会被俄帝囫囵的永远吞
下去；而且我深信，只要我们中华民国今后能够自立自强，统一独立的时候，那
我们固有的领土外蒙古，必会归还到其祖国怀抱里来。这是我对外蒙古问题最后
解决的信心，是始终一贯，而没有动摇过的。至于承认外蒙独立的决策，虽然是
中央正式通过，一致赞成的，但是我个人仍愿负其全责。当时我决心的根据有三
点：
第一、
我对于民族平等、自由的思想，向来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事，只要其民族有
独立自主的能力，我们应该予以独立自主的。
第二、
外蒙所谓〃蒙古人民共和国〃，自民国十年设立以来，事实上为俄帝所控制
，我们政府对于外蒙领土，实已名存实亡了。
第三、
只要我们国家能够自立自强起来，外蒙这些民族，终久必会归到其祖国怀
抱里来的，与其此时为虚名而蹈实祸，不如忍痛割弃一时，而换得国家二十年休
养生息的机会。那是值得的；因为割弃外蒙寒冻不毛之地，不是我们建国的致命
伤，如果我们因为保存这一个外蒙的虚名，而使内外更加不安，则国家更无各平
建设之望了。
我主张放弃外蒙的的决心，实基于此。这在现在看起来，实在是一个幼稚
的幻想，决非谋国之道；但我在当时，对外蒙问题惟有如此决策，或有确保战果
，争取建国的机会。这是我的责任，亦是我的罪愆，所以我不能不向大会报告的
。
这段话里行间，蒋介石明确的归属了责任所在。他说签约是〃我个人的决策〃、〃是我的责任，亦是我的罪愆〃、〃负其全责〃。他在签约七年后，自己承认当年签约放弃外蒙古，〃实在是一个幼稚的幻想，决非谋国之道〃。在这《对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开始，蒋介石就表示他〃对总理，对革命，对国家和人民应该引咎自责〃。可见这段秘密谈话，开宗明义，就在承认国民党〃谋国之道〃的错误。这一承认，因为出自蒋介石本人之口，最值得我们的重视。
〃为顾虑美国关系，迟未采取行动〃
国民党上当四年后，自己流亡到台湾。到了一九五三年二月二十五日，美国艾森豪威尔总统对国会正式否认雅尔塔秘密协定的存在，国民党文学待从之臣邵毓麟，当天上午即请见蒋介石。他对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