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泄ㄕ伟浮ㄔ又痉⑿腥说宋停此怠踅淌诘�'异议'掷地有声。刘教授的分析和说理，清晰而细致〃！对比起来，邓维贤和他的刘教授，可真是一对媚日的活宝了！连有心肝的日本人，自己都不甘自媚，在日本国外，竟冒出邓维贤和刘福增来拍马屁，这真太不成体统了！
邓维贤和刘福增都是我的朋友，但我无法坐视他们这样莫名其妙下去，我必须写出我的抨击和警告。我认为：邓给贤犯了这样大错误，实在不配一个人办杂志了，实在该成立一个真的编辑委员会，来集思广益，补救自己的偏枯；刘福增和他的方法学，实在也该有所收敛了：要深刻觉悟到不在广博的知识基础上扎根，只搞方法学是不够的。——两个书呆子论政，论到千万人头落地听不见，反倒自吹文章〃掷地有声〃，这样的笑话，可真不能再闹了！
莎士比亚是特务
李敖
在没有天下太平以前，一个国家为了她的安全，不能没有维持治安的人员。维持治安的人员一般有两种：一种是警察；一种是比警察更“亲爱的”，那就是特务。中国历史上搞特务最成功的统治者，最有名的两个：一个是曹操；一个是雍正皇帝。在外国，能搞特务的皇帝也很多，例如十六世纪的英国伊利莎白女王，就是一个。
伊利莎白女王手下的特务头子叫华兴安（ＦｒａｎｃｉｓＷａｌｓｉｎｇ—ｈａｍ），华兴安有个弟弟，也是特务头目。他们兄弟拉到一个多才的诗人兼剧作家马罗（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Ｍａｒｌｏｗｅ）做同志，一块儿搞情报工作。
当时英国是一个宗教影响政治的国家，触犯国教是犯了大忌，要被活活烧死。在一五九三年，英国的名剧作家汤姆士。凯（Ｔｈｏ—ｍａｓＫｙｄ）犯了这个大忌，牵连到马罗，先后被捕。华兴安急了，赶忙把马罗保出来。
保释的条件是马罗每天向主管单位报到一次，直到审判日期为止。据说华兴安知道马罗早晚难逃一死，并且还会惨死，所以安排下计划，在这一年的三月三十号，在一个小酒店里，传出了马罗被刺的消息。其实死的并不是真正的马罗，而是一个替身。当时行刺的凶手，在一个月后就被特赦，并且又回到华兴安手下当特务。
马罗哪里去呢？据说马罗隐姓埋名，藏在特务头子华兴安的保垒里，专心写作了。写作不可不用一个笔名，这个笔名就是“莎士比亚”（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ｈａｋｅｓｐｅａｒｅ）。而真的莎士比亚，并非一个人的真姓名，至多是一个被假借的名伶的名字。
此后莎士比亚以许多最有名的喜剧、悲剧，和十四行诗名世，但是他本人却简直没有传记可言，他个人的身世，永远是一个谜。
关于马罗是不是莎士比亚的问题，中外人士都有所讨论，如霍夫曼（ＣａｌｖｉｎＨｏｆｆｍａｎ）、如海勃朗纳（ＲｏｂｅｒｔＬ．Ｈｅｉｌｂｒｏｎｅｒ）、如梁实秋、余光中。当然议论纷纷，终归是一个千古疑案。
这个疑案引起我一点小兴趣，就是当时英国特务的素质问题。即使莎士比亚不是特务，但马罗却是特务无疑。
而马罗是有名的诗人兼剧作家，已是文学史中的定说。由此可见，英国的特务真有办法，他们里面，水准真高，真是卧虎藏龙。从英国的特务系统类推，我们可以看到，任何治安良好的国家，都是特务水准提高的国家。即以希特勒而论，他的特务头子，竟是有名的大学教授！你说他们征服世界的思想错误可以，但你不能说他们私德不好、没有原则，他们绝不是那些敲诈勒索的军阀时代“包打听”式的人物。
最近我读了一本科林斯（ＦｒｅｄｅＬ．Ｃｏｌｌｉｎｓ）的《在和平与战争时中的美国联邦调查局》（ＴｈｅＦＢＩｉｎＰｅａｃｅａｎｄＷａｒ），深叹他们特务水准的严格，真令人敬佩。尤其是他们那段特工系统的演变史，使我们深切的感觉到：他们是保障人权的，而不是蹂躏人权的，那些史实，值得我们最大的重视。
新女性与驴
在《首都日报》上，看到一则无邪写的“比大小”的笑话，很逗。笑话是：“清朝末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奸淫烧杀，无所不为。终于罪有应得，各国士兵都得了性病。他们都急于求诊，但却不得其道，因为北京只有中药铺，各国士兵都不知道如何看中医。后来，日本兵终于想出解决方法：直接把要治疗的‘部位’‘放’在药铺柜台上，并且在旁边放了一叠钱。美、法、英、意、奥、德各国兵陆续到来，也都如法炮制，便在药铺柜台上排成一列。最后，俄国兵来了。他原来看不懂大家在干什么，后来终于有所‘领悟’，便也如法炮制，然后很得意地把柜台上所有的钱收起来，并且对大家说：‘你们看，我赢了，我的最大。’”这个笑话，使我想起驴的种种。
驴做为家畜，已经五千多年了。早在公元前三千年，它就成为北非和伊朗的家畜。
中国也不例外，并且还用它而生出许多轶闻和掌故。
驴的尾巴似牛、形状似马，速度比马慢，但是吃苦耐劳、脚步稳健，尤能在山区和不平路面行走。公驴和母马交配，生骡，骡没有生殖能力，但是体大力强；母驴和公马交配，生駃騠。公驴的生殖器很大，所以不论中外，驴字都与下体有关，许多黄色笑话，也因之而来。
最有趣的一个黄色笑话是：一家旅馆主人，最喜欢他的驴，并引以为傲。有一天，他在旅馆贴出海报，悬赏说：“谁能使这头驴笑，我送他一千元。”大家面面相觑，没有办法。独有某君说他可以。于是，把驴带到中庭，大家围观，某君走上前去，在驴耳旁边，低声说了一句话，驴听了，果然面露笑意。旅馆主人无法，只好照付一千元。过了几天，旅馆主人又贴出海报，悬赏说：“谁能使我这头驴哭，我送他一千元。”大家面面相觑，也没办法。这时候某君又出现了，他说他可以，但是这次要在墙脚边对驴说话，才有效果，旅馆主人同意了。于是某君牵驴于墙脚，解开裤子，让驴看看，果然该驴掉头就走，泪流满面而归。旅馆主人无法，只好又照付一千元。
旅馆主人前后付了两千元，心有未甘，坚请某君透露他有何种本领，能令吾驴啼笑随之。某君说，我可以透露，没有关系。我上次跟它说的话，只有一句，就是：“我的比你的大。”驴一听，果然笑了，它以为我在乱盖。这次呢？我把它带到墙脚，脱裤子给它看，一看之下，千真万确，真的比它的大！
俗话说：“三个女人没好话，三个男人比（上尸下吊）大”。一般无聊男子，比（上尸下吊）都是人与人来比的，可是某君却敢与驴来比，其气势不凡，远胜俄国兵矣！
正因为驴的（上尸下吊）大，所以在新女性眼中，就有了特殊感觉。新女性年轻貌美时代，纵之在色；及其老也，又戒之在得，不但自己作怪，甚至怪及动物。报载法国女星碧姬芭杜（BrigitteBardot），美人迟暮，已息影十六年，独居以外，独以爱护动物自居。最近她的邻居外出，以家中公驴一头，托她照顾。不料这位过气的新女性为防公驴打她家中母驴的主意，竟快刀阉之。保护动物保护得如此断绝驴道，除了新女性，又有谁干得出来？
碧姬芭杜养了四十只猫、十条狗、若干山羊和一匹母驴，虽然百兽为伴，但自谓“每当夜晚降临，我就有快要发疯的感觉，做一个独居的女人实在不容易。”古代贞节烈妇，入夜暗中数铜钱以遣悲怀；今之百战红颜，晚来公然割驴（上尸下吊）以正天下。断兽道，淋人道；绝兽伦，敦人伦，呜呼，其驴也夫！
李清照再嫁了吗？
《中央日报》五十二年四月十三号朴人先生的“李易安的再嫁”一篇文章，重新给一段错误的历史记载加以传布，这是大可不必的事。
李易安（清照）的没有再嫁，在历史上可以成为定说了，这是稍懂基本考证的人都知道的。李易安有文采、有学问，但是因为是女人，又才气太露（晏殊、欧阳修、晏几道。柳永、苏拭，秦观，黄庭坚、贺铸等名家都被她批评过），所以被当时许多人嫉忌，硬给她造谣言，说她在大夫赵明诚死后改嫁张汝舟了；改嫁后又所遇非人，告到官里去，又判决离婚了。
其实这些都是谎话。
最早编造或传布这些谎话的是胡仔、赵彦卫。李心传等人。他们虽然与李易安同是宋朝人，时代接近，但是纪录的手法却大有问题，胡仔的《苔溪渔隐丛话》一书，成于南宋高宗绍兴十八年戊辰（一一四八）三月，这时李易安大概已经死了很久了。（李易安的死年不可考，周密《浩然斋雅谈》记她曾在绍兴十三年癸亥（一一四三）端午进“帖子词”，那时她六十一岁，以后再也没下文了。）晚一点的是赵彦卫的《云麓漫钞》，这书成于宁宗开禧二年丙寅（一二0六），已经到第十三世纪了。再晚是李心传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这书最早的版本是理宗宝祐年间的扬州刊本，在一二五三年以后。上面三书的成书年代都可证明一件事－李易安当时并没看到这类诽谤她的记载，而这类记载的形成，不过是根据一些鄙恶小说的绘影绘形，正如清人俞正燮在《癸巳类稿》所说的：
“其时无学者，不甚易安讥询，改易安与綦学士启，以张飞卿为张汝舟，以玉壶为玉台，谓官文书使易安嫁汝舟，后结讼，又诏离之，有文案（详赵彦卫云麓漫钞、胡仔苕溪渔隐丛话。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宋方扰离，不纠言妖也。”
这段文字说明了两点：
一、李易安再嫁的传说，是小人们编造的；
二、这种编造，因为南宋的偏安扰离，竟没有澄清。
为了证实这些传说的错误，俞正曼在《癸巳类稿》中又批评这些早期的史料：
“读云麓漫钞所载谢秦崇礼启，文笔劣下，中杂有佳语，定是篡改本。……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采鄙恶小说，比其事为文案，尤恶之。后读齐东野语，论韩忠缕事，云李心传在蜀，去天万里，轻信记载，疏衅固宜。又谢材得集亦言，系年要录为辛弃疾造韩侘胄寿词，则所言易安文案谢启事可知。”
这段文字已指出这些史料的不可靠。不可靠的原因依我看来，乃是李易安的词，已“版行于世”，但她的丈，却“少有见者”，这种情形，在《云麓漫钞》中说得很明白。《云麓漫钞》记这种情形时，距李易安的死不过才六十年，文章的流传已如此之少，篡改本或膺品自然是极可能的事。
这种史料方面的不可靠，足以成为李易安没再嫁的第一个证据。
李易安的丈夫赵明诚，死在高宗建炎三年已西（一一二九），那时候李易安已经四十七岁了；四年以后，在高宗绍兴三年癸丑（一一三三），她写《上枢密韩公工部尚书胡公并序，其中有“间阎嫠妇”“嫠家父祖”的活，那时她已经五十一岁了，还在守寡；第二年，绍兴四年甲寅（一一三四），她写《金石录后序》，已经五十二岁了。（这序的
末尾署“绍兴二年”，是后人转抄抄错的，应该是“绍兴四年”，洪迈曾在王厚之（顺伯）那里看过这序的原稿，遂在《容斋四笔》里记为四年，也就是清人吴衡照《莲子居词话》所说的“绍兴甲寅”。序中说“至遇莲竣知非之两岁”，莲瑷（伯玉）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可证李易安当时是五十二岁。）在序中李易安历数她从丈夫葬后，“无所之”的苫况，由于想投奔她丈夫的妹婿到投奔她的弟弟李迹迒，受尽了病困苦恼，这样一个可怜的老太婆，那里还改什么嫁？无怪乎吴卫衡照要在《莲子居词话》里说：
“岂有就木这龄已过，隳城之泪方深，顾为此不得已之为，如汉文姬故事？意必当时嫉（哲宗）元桔君子者攻之不已，而及其后（人）；而文叔之女（敖按：李易安的父亲李格非字文叔）多才，尤适供谣诼之喙，致使世家帷薄，百世而下，蒙垢抱诬，可概也已！”
这些文件，可以成为她没有再嫁的第二个证据。
从李易安寡居后的作品中（如“感怀”诗、“晓梦”诗、“武陵春”词等），我们看不到她改嫁的原手史料。再从宋人朱烹、洪迈等的片语或著作品中，也看不到有关她再嫁
的微辞或记载。（寡妇再嫁在朱嘉眼中是何等严重的事！可是《词综》记朱嘉提到李易安，却只称赞她是“本朝妇人”中的“能文者”。我怀疑李易安若改嫁了，朱老夫子会
不揭她的疮疤！）又从《宋史》李格非的传中，更看不到她的女儿改嫁再适的证据。又如帮过李易安大忙的綦崇礼学士，他的女婿谢伋，在高宗绍兴十一年辛酉。（一一四一）写《四六谈尘》的自序时，李易安已五十九岁，谢伋还称她为“赵令人李”，她若再嫁张汝舟、怎么能有这种称呼呢？所以俞正燮认为：”若（綦）崇礼为处张汝舟婚事，伋（为）其亲婿，不容不知。”俞正燮又提到百年后、理宗淳祐元年，一二四一）张端义《贵耳集》中称“易安居士，赵明诚妻”的话，同样可证“易安为嫠行迹，章章可据”，因为张端义也是宋朝人，《贵耳集》也是不算太晚的史料，至少比《建灸以来系年要录》还早）。这些文证，可以成为李易安没有再嫁的第三个证据。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中说：
“右承奉郎监诸军审计司张汝舟属吏，以汝舟妻李氏讼其妄增举数入官也。其后有司当汝舟私罪徒，诏除名，柳州编管（十月己酉行遣）。李氏，格非女，能为歌词，自号易安居士。”
清人李慈铭在《越缦堂日记》里细味这段话，怀疑“汝舟妻李氏”可能不是李易安，也许是李易安的本家，也许是一种讹传或牵合。李慈铭又说“讼其妄增举数”一事，《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记明发生在绍兴二年癸子（一一三二）的九月朔，但《金石录后序》却明明还记着绍兴二年十月朔“易安室”的字样，“岂有三十日内，忽在赵氏为嫠妇，忽在张氏讼其夫”？其实这是李慈铭自己的错，他不知道《金石录后序》中的绍兴二年该是绍兴四年，所以这种反证，虽然在替李易安辩护，却不能驳倒李心传。驳倒李心传的办法，除了前面俞正燮举出的李心传有作伪行迹外，还可从社会史的观点来看这件事：原来赵明诚死的日子是建炎己酉三年（一一二九）八月十八日，李心传指出的李易安与后夫涉讼则在绍兴二年癸子（一一三二）九月朔，前后不到三年。李易安死了丈夫，必得守“三年之丧”，她若不先守丧三年，改嫁不但要判“徒三年”的罪，而且婚姻是无效的，这种规定，“宋刑统”中著有明文，读书知礼世门望族的李易安绝不敢不守这种礼法，也不可能不守这种礼法。即使三年之丧按照二十六个月来算，则她为亡夫守
丧完毕时已在绍兴元年（一一三一）十一月十八号了。从这天朝下算，直算到李心传所谓的与后夫涉讼公庭为止，前后不到十个月，在这不到十个月的日子里，若照诽谤她的
人所描写的，她必须又要脱下丧服，又要疗养重病，又要找到新欢，又要听新欢“如簧之说”“似锦之言”，又要再婚燕尔，又要双双闹翻，又要整天挨打”，又要上达皇帝，又要“被桎梏而置对”，又要“同凶丑以陈词”，又要“友凶横者十旬”，又要“居囹圄者九日”，……不到十个月的日子，要接二连三发生或凑足这么多的事件，实在不能不说有点牵强，实在令人难以置信。这些推断，可以成为李易安没有再嫁的第四个证据。朴人先生说：“张汝舟的身世无可考，读上面一段文字，知是易安嫁他，甚为勉强，是受了他的哄编和勒逼。所谓持官文书来辄信’，大约仍牵涉到诬明诚馈璧北廷一案，汝
舟的伪造文书，欺骗易安姊弟，因夫罪而为官方命令再嫁的。”据我所知，朴人先生这种结论是有问题的。因为按照当时宋朝的法律，“官方”不但不会”命令”寡妇改嫁，甚至明文禁止主婚人以外的任何人来干涉寡妇再嫁与否的问题：“宋刑统”中硬件规定“诸夫丧服除而欲守志，非女之祖父母，父母而强嫁之这，徒一年，周亲嫁者减二等，各离之。女追归前家娶者不坐。”即使寡妇被“祖父母、父母”强迫改嫁，她若不肯，长辈们也无法可施，在宋人文集如毕仲游《两台集》、洪迈《夷坚乙志》，王安石《临川先生文集》，乃至《宋史》列女传中，都叫以找到佐证。因此李易安“因夫罪而为官方命令再嫁（张汝舟）”的说法，是站不住的。这是李易安没有再嫁的五个证据。再从常理判断，堂堂一个南渡偏安的朝廷，整天为女真人的侵略闹头疼，那里还有工夫来研究一对男女之间的隐私，研究这